人物傳記中的“評傳”特重于研究與評論，非同于一般性的人物傳記。它強調(diào)評傳寫作者掌握傳主生平材料的全面性和嚴謹性，尤其是建立在傳主生平事跡基礎(chǔ)上所具備的獨到眼光和卓越見識。因此也可以說，評傳是一般性傳記的升級版，不是功力深厚的一般性寫作者，是不敢選擇“評傳”這種題材的。 杜甫及其詩歌研究，當然值得“評傳”。但詳考20世紀以來學術(shù)界的杜甫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以“杜甫評傳”為題的著作、或者重于杜甫研究與評論的著作早已經(jīng)珠玉在前了，如陳貽焮的《杜甫評傳》、金啟華的《杜甫評傳》、莫礪鋒的《杜甫評傳》，此外，朱東潤的《杜甫敘論》、韓成武的《杜甫新論》雖不以“評傳”標題，但仍是“評傳”的寫法，理應(yīng)歸入杜甫生平及詩學研究中的“評傳”體系。

在強手如林、前著充棟的背景下，“新人”要繼續(xù)以“評傳”為目標，寫一部杜甫生平及詩學研究的“評傳”作品，所面臨的難度和挑戰(zhàn)是非常大的。但我更看重“新人”在面對一試身手、一較高下這種誘惑時的勇氣：從學術(shù)研究貢獻的角度，這種“詩意”的誘惑，往往意味著新成果的誕生。四川大學教授、詩人向以鮮的《盛世的側(cè)影——杜甫評傳》（四川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作為新世紀以來學術(shù)界又一部重要的“杜甫評傳”作品，如何在前賢道盡的闡釋空間里，發(fā)現(xiàn)別樣的杜甫？如何跨越千載之上，以當代詩人之心體悟中古詩人之魂？如何跳出學術(shù)爭論的深坑，慧眼洞見一個特別的人物的一生及其所處的時代？

在我看來，這部評傳作品充分顯示了向以鮮在集部之學上深厚的考據(jù)與義理功夫，以及超越江湖和常識認識上的古典詩學鑒賞力，尤其是其舉重若輕、托微見顯、援今入古、以外通內(nèi)、似諧實莊的“杜甫評傳”寫作理路和心態(tài)，顯示了向以鮮在“評傳”寫作上極強的文體開拓能力。僅就這部著作在本世紀以來的“杜甫生平及其詩學”研究上頗開新面的成就來看，這部評傳不僅能與上述“杜甫評傳”作品并列之而毫不遜色，還以其在認識杜甫及其詩學方面的諸多開題價值而必將傳之后來。

作為一部成熟的“評傳”作品，《盛世的側(cè)影——杜甫評傳》中幾乎處處埋伏著向以鮮充滿妙趣、睿智而深刻的評論。對這樣的評論再生發(fā)評論，不僅多余，還顯得極不明智。所以，我就將對這部著作的評論取向，定于幫助更多讀者認知其妙趣和深刻之處的“鉤玄提要”，所用材料和語言，也多以作者的原文為主，著重關(guān)注這部著作中的杜甫形象新見、杜甫詩學新論和杜甫心靈新感三個部分內(nèi)容。

杜甫形象新見：十六個不同的側(cè)影

在詩圣、詩史這些相沿而下的標簽之外，要給杜甫形象重新定義，不僅建立在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之上，也建立在細膩而體貼的同理心之上，更建立在對杜甫全集精讀并抉剔出前人習焉不察的感會之上。向以鮮雖然是杜甫研究的新人，但并非古典詩學鑒賞、甚至是古典文學研究的素人。作為20世紀以來最為杰出的杜甫研究大家之一的聞一多先生的再傳弟子，他對杜甫研究的興趣和學術(shù)積累，泰半源出于這個特別的師門饋贈，剩下一小部分，是他個人經(jīng)歷與成都的機緣。鑒于文學和史學這種須臾不離的關(guān)系，杜甫的研究其實也是中唐及其晚唐史研究的一部分。轉(zhuǎn)換一下角度，中唐及其晚唐史研究，一部分也要高度依賴于杜甫的詩史價值。但無論是詩圣還是詩史，這兩個維度觀察下的杜甫確乎都有一點老生常談、難翻新境了。也因此，跳出詩圣和詩史這兩個特定的標簽，重新發(fā)現(xiàn)和定義新的杜甫形象，便成為新世紀以來杜甫研究的嶄新方向。

就這一點而言，《盛世的側(cè)影——杜甫評傳》有著顯而易見的貢獻。我簡單梳理了一下，發(fā)現(xiàn)這部著作里，至少呈現(xiàn)了杜甫十六個不同的側(cè)影，它們站在網(wǎng)絡(luò)調(diào)侃的“杜甫很忙”之上，用嚴謹?shù)膶W術(shù)研究、詩人同理心和當代價值，給我們指向了十六個認識杜甫的嶄新維度：

1.孤獨的黃牛。見杜甫《百憂集行》：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在向以鮮看來，杜甫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包括青年時代前期，總的來說是孤單的，像一頭走在洛陽古道上的孤單黃犢。和僮仆們相處得像朋友一樣的牛羊們，在杜甫一生的經(jīng)歷中，承擔著以牛自況的使命。除了終生勞碌奔走的苦難，還有難與人言的孤獨。讀這部著作，看到作者抓取黃犢這個動物來曲盡其妙地闡釋杜甫的孤獨，真有切腹之感。

2.浪蕩兒。見杜甫吳越漫游諸作，其中《壯游》一詩中有“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的壯游自況。向以鮮考證了杜甫家世、尤其是父親杜閑對其壯游的資助后說：看來，杜閑的長子杜甫，有足夠的資本去齊趙之間游蕩，衣輕裘，騎肥馬。后來，時常落魄的杜甫，對那些“衣馬自輕肥”的五陵少年同學們既羨慕又不屑，完全忘了自己當年就是這樣一位放蕩的主兒。作者不盲目崇拜，也不輕易厚誣，而是客觀中立地給青壯年時期的杜甫貼了個“浪蕩兒”的標簽，正是我上面提到的似諧實莊的筆法所在。當然，更進一步說，杜甫青少年時期的浪蕩，其實是為中年以后的厚積薄發(fā)作準備。司馬遷在寫作《史記》以前，也有一段相當長的壯游時期。因此，這里的“浪蕩兒”不是貶義，更多是青春放縱的褒義。

3.賭徒。見杜甫《今夕行》：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作者考證杜甫參與的賭博是一種類似于今天的擲骰子定輸贏。杜甫在詩里活靈活現(xiàn)地描繪了一個賭徒的形象：大呼小叫，神情亢奮，袒胸赤足，旁若無人。我理解這個偶爾是賭徒的杜甫，他可能是偶然的迷戀，更多是一種調(diào)劑式的歡娛。就我的經(jīng)驗而言，每個人內(nèi)心里其實都住著一個賭徒，只是，真正的賭徒?jīng)]有駕馭住自己的賭性。每年春節(jié)，我都會和家人玩一種賭金花的賭博，那種大呼小叫，神情亢奮的經(jīng)歷，讓我樂在其中。從這個角度，我深刻地理解了賭徒杜甫，并高度認同向以鮮教授的慧眼勾勒。

4.畫家。見杜甫《飲中八仙歌》。盡管今天我們很難找出證據(jù)證明杜甫擅長丹青，但從《飲中八仙歌》中，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這是一個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畫家的“畫家”，是畫家中的畫家。向以鮮說：杜甫的這八幅人物速寫，以寫意、點染或白描手法，抓住每一個人的性格及行為特征，僅用十四個字、二十一個字或二十八個字，就使各位酒中大神躍然于紙上，就將每一個人最富有表現(xiàn)力的某一個瞬間、某一個表情、某一個姿態(tài)，定格在歷史的巨幕之上……有學者認為杜甫的這種人物肖像詩作可能受到唐代佛經(jīng)變相的影響，或有一定的道理，藝術(shù)之間是相通的。在《戲韋偃為雙松圖歌》一詩中，更能找到杜甫作為一個畫家的充足證據(jù)。杜甫結(jié)合他之前對韋偃所畫古松的印象，再加上自己對于古松圖的理解與想象，率先為韋偃構(gòu)想和勾勒出一幅雙松圖：它們的樹皮必須是慘裂的，上面布滿了深青色的苔蘚；它們的枝干必須是枯瘦有力回旋錯折的，像金鐵又像龍虎的枯骨，斑駁陸離黑白相間。對了，松樹的根部必須出現(xiàn)人物，有人有才有靈氣，最好能畫一個帶有西域風格的僧人，他的眉毛和頭發(fā)要足夠的蒼白足夠的修長，他的姿態(tài)要足夠的隨性，右肩偏袒著，雙腳也要赤裸著（穿上鞋子就沒有感覺了），他的胸前或懷中還要畫上一兩粒從空中針葉之間墜落的松果。向以鮮認為，杜甫對繪畫有一種發(fā)自骨子里的喜歡，自古詩畫相通，他總能從各種藝術(shù)中汲取精華和力量。他在成都遇見了著名大畫家，曹操的后人曹霸，并寫下兩首名作：《丹青引贈曹霸將軍》《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也是他作為一個畫家之上的畫家的最好證明。

5.吼貨商人。杜甫在長安有過賣藥的經(jīng)歷，這已經(jīng)是前賢研究和考證后成為共識的問題。這一點，向以鮮顯然是站在前人的肩上，但又不限于此，他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有更深入的分析。長安的藥行主要設(shè)置于西市，要在西市開個藥行，得花很多錢不說，還得很專業(yè)，杜甫畢竟只是粗通藥理而已。那么，杜甫去什么地方賣藥呢？如果真賣過，杜甫只能違法跑到西市大門外去賣點“吼貨”。賣吼貨的杜甫，或者吼貨商杜甫，這是向以鮮在賣藥的杜甫研究上，更進一層的似諧實莊，其中有他對詩人的理解、同情和悲憫。

6.投機分子。見杜甫《進封西岳賦表》：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元弼當然指楊國忠，他贊美楊國忠，意在求進，是迫于現(xiàn)實的違心之舉。杜甫很快就為自己的這種行為深感愧悔，此中心跡可以從《白絲行》中“香汗輕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中看出。偶然一投機，白絲便污染。杜甫的警醒自覺，和從此之后的堅定自守，讓我更認同這種白璧微瑕的真實人格。歷來論杜者，多從神的高度仰視，而缺少人性的平行視角。向以鮮拈出此點，真不愧是詩人手眼。

7.情圣。見杜甫《月夜》：香霧云鬢濕，清輝玉臂寒。關(guān)于杜甫為“情圣”的說法，最早見于梁啟超1922年在清華大學題為“情圣杜甫”的演講，此從略。向以鮮在這部著作里，將杜甫為情圣的“情”，從對妻子兒子的深情，升華到對亂離之世的蒼生的深情。他認為杜甫確實當?shù)昧恕扒槭ァ倍?，他是中國詩史上最為深情的圣人。遞進之解，真可以是梁啟超的異代知音。

8.粗人。見杜甫《羌村三首》其三。說杜甫是粗人，相信大多數(shù)人不會認同。從詩歌藝術(shù)尤其是遣詞造句角度去理解杜甫的粗糲，就不難理解了，這當然也是向以鮮在這部著作中的獨特之見。他認為，杜甫是唐代挑戰(zhàn)腐朽語言的超一流大師，常常在情感充沛之際省去全部的詩歌修辭，而將一顆滾燙的詩心以近乎粗糲的方式直接敞開給世間。很多人將粗糲與粗糙混為一談，對于一個雕刻大師來說，光滑與粗糲都是他十分珍貴的語言，也是構(gòu)成其作品的重要品質(zhì)和手段。粗糲是一種內(nèi)在，十分考究，表象顯得樸素甚至荒蕪，但有觸之疼痛、撫之刺痛的品質(zhì)。理解了這點，也就理解了“粗人”杜甫的這個定義。此點既可以作為詩人形象解，也可以作為詩人詩學解。

9.詩歌園藝學家。見杜甫成都杜甫草堂和瀼西草堂諸詩作。向以鮮認為，杜甫到了成都之后，才變身為一個頗具規(guī)劃師風范的詩歌園藝學家，他對于居住環(huán)境和各種植物的熱愛與研究，在歷史上除了蘇東坡之外，再難找到第二個人與之媲美。杜甫以詩索物，既出于一個詩歌園藝學家的本色需要，更出于構(gòu)建一個比較有實力的朋友圈。

10.戀物癖。一個把詩歌寫到極致的人，一定是一個講究生活細節(jié)之美的人。而在我看來，即便在最艱難困頓的生活環(huán)境里，都保持著精致細膩的生活熱情的人，他的詩歌一定很感人。杜甫在成都生活期間，記錄了很多他戀物的細節(jié)，如《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中的成都白瓷，如《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之五中的烏皮幾：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幾在還思歸。這個烏皮幾，后面還將不斷出現(xiàn)在杜甫的詩中，直到隨他漂泊終老。這樣的戀物癖，與其說是詩人的物質(zhì)化態(tài)度，不如說是詩人通過戀物表達對故友的感情，以及對過往歲月的懷念。這樣的戀物癖，讓人心動，也讓人心痛。一個烏皮幾的發(fā)掘，正是向以鮮托微見顯的筆法魅力所在。

11.懶漢。向以鮮敏感地注意到杜甫住進成都草堂后，很快就進入一種被詩人稱為“疏懶”的生活狀態(tài)。到了成都后，詩人“疏懶”的神經(jīng)才被喚醒，他所喜歡的種藥與賣藥的生活自由而逍遙，部分滋長了他的“疏懶”。詩人到底有多疏懶呢，最夸張的時候可以一個月不梳頭，似乎在刻意模仿像韓康那樣的隱士行跡。但懶漢杜甫的定義僅是第一義，向以鮮認為詩人的這種疏懶，在于于疏懶中存真與求真，這個“真”更接近道家所講究的自然的天性或生命的天真。這種懶與真的生活態(tài)度，也帶來了杜甫詩學觀念的轉(zhuǎn)變，更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成都這座城市若合符契。

12.撒嬌老。老人撒嬌如兒童，最是被理解。在懶與真的基礎(chǔ)上，向以鮮更進一步認為，它們的極致就是無所忌憚地撒嬌，這體現(xiàn)在杜甫的“狂”。撒嬌是一件包裹各種情緒的衣裳，也是一種緩和堅硬碰撞的潤滑劑，讓呆板而苦楚的生活變得更富有生命力，更有回環(huán)的空間。說得再直白一點，撒嬌就是一種對抗嚴酷時代的生存智慧。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杜甫詩中的那些狂，那些撒嬌、撒潑甚至撒野。這是托微見顯的又一例。13.吃貨。到了成都后，杜甫美食的味蕾完全綻放開來。向以鮮推斷，杜甫所患糖尿病或與他好吃甜性事務(wù)有關(guān)，比如杜甫就特別愛吃蜂蜜。此外，在他的很多詩作中，還可以發(fā)現(xiàn)他作為吃貨的憑證：喜吃甘蔗汁、甜瓜、冰水浸藕絲，喜歡飲郫筒酒和青城乳酒。在夔州期間，還喜歡吃一種類似于添加了槐葉汁的涼面，錦江魚當然也是杜甫的最愛。說杜甫是一個標準的吃貨，應(yīng)該沒有人有異議。他的舌尖敏感、準確而多情，品過世間的美味，也嘗過人間的酸辛，美食，賦予了他雙倍的價值。這樣的吃貨，不僅可愛，而且可敬。

14.口語大師。見杜甫成都及夔州諸作。向以鮮認為，口語詩的本質(zhì)，在于不斷向豐富苦難的生活汲取原生的力量，在于永遠扎根于大地的深處獲取鮮活的養(yǎng)分，在于始終秉持一種既解放又獨立的民間寫作立場。杜甫是當之無愧的唐代口語大師，也是唐代以口語方言寫作的積極倡導者和踐行者。無形中，又是成都這個城市給予了他豐富的口語滋養(yǎng)。

15.養(yǎng)雞專業(yè)戶。見杜甫在夔州的詩作《催宗文樹雞柵》。杜甫早年曾想回到偃師像洛陽人祝雞翁那樣當個養(yǎng)雞專業(yè)戶，買一百只雞來養(yǎng)，一年左右就可以變成上千只。給每只雞取一個好聽的名字，喊到哪只雞的名字哪只雞就過來和主人一起玩。在夔州后，這個養(yǎng)雞專業(yè)戶的理想終于實現(xiàn)了。

16.艷情詩人。郭沫若曾經(jīng)說：杜甫并不總是道貌岸然?？雌饋硎桥u，我覺得其實是援今入古的一種理解和認同。將心比心，杜甫為什么不可以喜歡美女，為什么不可以和伎女交往，為什么不可以寫艷情詩？在《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中，他直言：愿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真是深得艷情詩的直白之法。喜歡就喜歡，愿帶幾個紅顏就帶幾個紅顏，總是來得光明磊落。在《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中，杜甫又說：座從歌妓密，樂從主人為?？磥硭透杓俗眠€十分緊密。不過這都是應(yīng)酬場面上的事，這樣偶爾的艷情寫作，并不妨礙他是一個持身莊重的圣人。另外，杜甫在《獨坐二首》其一中說：暖老思燕玉，充饑憶楚萍。燕玉是什么？歷來杜詩研究者在此聚訟紛紜，有專家認為杜甫想吃道家的玉屑。向以鮮沖破不敢談杜甫的私生活禁區(qū)，堅持認為，只有燕地的女子才符合杜甫寫詩頓挫變化的風格，因為下句是寫食物，上句不可能也寫食物。在夔州期間，杜甫有娶妾的愿望，在《負薪行》中，他陳述了夔州女子老大難嫁的情況，出于同情和救濟的目的而納妾，便沒有什么可以值得大驚小怪的。盡管他可能最終沒有納妾，但于中可以看出杜甫真實的人性。天性及人性，向以鮮將今天的我們，帶到杜甫歡宴和艷情詩的現(xiàn)場，目的其實就是幫助我們從人性的角度，更加深刻地理解詩人在對待藝伎或妓女的欣賞和熱愛之外，與她們同悲共感的深情。

杜甫詩學新論：以詩人之心解詩人之魂

向以鮮是當代杜甫研究陣營中，少有詩人身份的代表。這個詩人身份的好處在于，他可以以詩人之心解詩人之魂，方法論上，就是上面提及的援今入古。這部著作中，有很多向以鮮關(guān)于杜詩的新論。以我的淺見，大略舉要如下：

一是用當代詩闡釋杜詩。此點，可移讀他的《唐詩彌撒曲》。這種相互闡釋的方法，在《盛世的側(cè)影——杜甫評傳》中隨處可見。這種方法的好處，在于方便喜歡新詩的讀者，通過新詩去理解杜甫的古詩。

二是高度提煉杜詩的情境和關(guān)鍵字。情境也是心境，孔子的“農(nóng)山心境”，錢鍾書先生論之甚詳。向以鮮在這部著作中，論及杜甫的“月夜心境”，以及“安得”句法，還有上文論及的粗糲之美，都是他的慧眼提純。杜詩談藝，在這里不是枯燥單調(diào)刻板的，而是鮮活生動的。他在詩歌談藝上的舉重若輕和抓住情境和關(guān)鍵字以及他對杜詩中鷹與鳳凰意象的解讀，正是作為詩人的一種潛在功力的體現(xiàn)。

三是發(fā)現(xiàn)杜詩中的口語之美。在這里，便見出了當代詩人特別的鑒賞力和評傳中評論的緊要之處。他認為，一首詩的品質(zhì)或者一個詩人的內(nèi)核，與他是使用口語寫作還是書面寫作沒有任何必然關(guān)聯(lián)，起決定性作用的永遠是詩人的識見、情懷、天賦和風骨。他當雅則雅、當俗則俗，這才是以詩人之心解詩人之魂的最好證明。

四是高度禮贊杜詩的批判精神。作者認為，在唐代詩人中，沒有比杜甫更具批判精神的史詩詩人。這樣的定位無疑是準確而深刻的。杜甫的詩歌就像一面光鑒纖毫、朗映萬象的神奇鏡子，使千載之下的世人，得以窺見一個風云時代的側(cè)影：光芒的、灰暗的；繁華的、凋零的；歡樂的、悲傷的；歷史的，詩歌的。這種對批判精神的禮贊，對當代新詩而言，無異于一記棒喝：任何一個喪失了批判精神的當代詩人，是不足以成為偉大的詩人的。

五是肯定杜甫對拓展母語的寬度和深度做出的貢獻。此點，非詩人而不能有此自省和自覺。他批評現(xiàn)代漢語詩還沒有為豐富和提升漢語的表達做出太多的貢獻，這體現(xiàn)為向以鮮通過這部著作表達出來的強烈的問題意識。如何從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文化”詞語中吸取生力，并且迅速契入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工業(yè)文化的核心，仍然是擺在當代漢語詩人面前的難題和重任。

最后是將杜詩中的苦難定義為“士大夫的責任性苦難”的精警。他認為，杜甫是享受過歡樂和榮耀的人，他的推己及人，將自己的小苦和人民的大苦進行的語言疊加，與士大夫的責任性苦難疊加成一種巨大的、始終無法排遣的生命苦難，從而形成一種更具社會學意義的苦難景觀。我同意他對杜詩苦難的這個定義，并認為這種士大夫責任，在今天異常稀缺。

杜甫心靈新感：以外通內(nèi)的心理和鳴

《盛世的側(cè)影——杜甫評傳》中還有一個典型的評傳筆法，即通感。這個通感，不僅僅是錢鍾書先生所謂的文學通感，更是中西比較文學和比較詩學乃至比較心理學的通感，即以外國文學、詩學和心理學等學科或者著作，通向理解杜甫及其杜詩的心靈和感官世界。這部著作中，引用了數(shù)十位西方詩人、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心理學論述，以此達到一個中西相通的心理和鳴之效。

如上文論及的“月夜情境”，他引海德格爾致里爾克中的書信中的句子以達到某種西方的啟示，這種月夜情境，在中西、古今詩人心理，都是相通的；在談到杜甫“感時花濺淚”中的“花濺淚”時，他引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迦的《啞孩子》：孩子在找尋他的聲音/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尋他的聲音；如杜甫名作《旅夜書懷》中體現(xiàn)出來的那種徹底的孤獨感，在法國詩人蘭波的《醉舟》中也有同感：“當我順著無情河水只有流淌，我感到纖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這和杜甫“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真可以互文。

再一處，他注意到杜甫詩中寫鐘聲，能夠以聽覺可感知的方式，將連續(xù)的時間處理成片段性的瞬間，因此會對詩人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德國哲學家尼采五歲于復活節(jié)時聽到的鐘聲，可以回蕩在他一生的旅程中。想必杜詩中的那些鐘聲，也對杜甫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無形中，杜甫和尼采，乃至和德國詩人特拉克爾，都成為了鐘聲的擁躉。

對杜詩《閣夜》的闡釋，向以鮮搬來了法國象征主義詩人瓦雷里講過的一個詩歌故事。杜甫和瓦雷里之間，既可能隔著一道鴻溝，也可能相濡以沫。對這樣的闡釋而言，向以鮮顯然相信，他們通過詩歌達成的心理和鳴效果，顯然是相濡以沫更為貼切。

關(guān)于詩歌中的苦難，向以鮮引用了詩人柏樺的一個發(fā)現(xiàn)：柏樺認為杜甫和波德萊爾一樣，有一種極樂的自我虐待傾向。這個發(fā)現(xiàn)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杜甫的不同于傳統(tǒng)思維的角度。

這樣中西和鳴的例子還有很多，限于篇幅，茲不一一展示。作為評傳寫作的一種方法論，向以鮮的以外通內(nèi)，來源于他作為中國詩人對西方詩人心理和情感的敏感。偶然的閱讀和理解，為他在這部著作中更深層次、更進一步理解杜甫的心靈世界，創(chuàng)造了一種必然的機會和視角。這可以作為這部著作傳之杜甫研究后來的一個顯著特點。此前，似乎很少有評傳有過這樣的比較視角。

最后一點，向以鮮和一位老教授關(guān)于在仰止堂朗誦現(xiàn)代詩的爭論，以對白方式的呈現(xiàn)，可以視為他和杜甫心理和鳴的一個觀點。作為旁觀者，我并不愿意陷入誰是誰非的爭論，我更看重他以現(xiàn)代詩或者說當代詩獻祭杜甫或者告慰杜甫的那種虔誠的心靈，尤其是他的放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好詩歌，一定是接通漢語血脈、打通中西隔膜的現(xiàn)代漢語詩歌。換言之，古體詩歌，已經(jīng)很難進入中國好詩歌的認知和評價體系了。

這并不是杜甫的悲哀。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言，也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相信，杜甫要是活在當下，也愿意創(chuàng)作拋棄韻律和平仄限制的現(xiàn)代詩。他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詩人，也是時刻和人民在一起的詩人。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盛世的側(cè)影——杜甫評傳》也可以理解為當代詩人，用接通漢語血脈、打通中西隔膜的現(xiàn)代漢語詩歌，向偉大的古典詩人獻祭的心靈和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