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中華帝國的特異之處，在于其歲月之久長。從西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嬴政稱帝，到西元后1911年清帝愛新覺羅•溥儀退位，兩千年皇帝之國度，若說始于商鞅之見秦孝公，當無大謬。
　　
　　壹
　　多年以后，當商鞅想起這次面試，心中一定是悲喜交集。更多年以后，當我們目送已經(jīng)離去、卻還未走遠的帝國，心中的悲喜與他沒有不同。
　　這樣的結(jié)果，并不完全在商鞅的意料之外。當年見秦孝公的一波三折，已經(jīng)預示了此后的悲喜。
　　初見，談的時間很長，秦孝公這個面試官卻時睡時醒，明顯是興趣不大。面試結(jié)束后，在背后罵商鞅是“妄人”，毫無用處；五天后，面試官似乎有了點回味，要求再見。見過之后，還是感覺不對，孝公又在背后開罵。商鞅于是求見，這次，面試官感覺不錯了，但是仍然沒有給商鞅安排工作。四見，孝公與其談得興起，甚至不自覺地向其靠近，如此數(shù)日而不厭。面試終于結(jié)束。
　　曲曲折折，問題何在？商鞅向人解釋道：“夏、商、周三代君主所行，是帝道、王道，由此而天下太平。我請孝公依此行事。他說：‘這種方法見效緩慢，需要幾十、上百年。我等不及?！谑俏腋闹v‘強國之術’，他非常喜歡。但是，這樣做事，道德上自然要遜于三代了?！?br>　　此語虛虛實實，可謂不中卻也不遠。
　　
　　貳
　　說其不中，因為帝王之道只是商鞅狗肉鋪上掛的羊頭，“強國之術”才是他天性所愛、能力所及。。
　　太史公即如此認為。司馬遷才、識兼?zhèn)洌渥髌贰妒酚洝肥侵袊顑?yōu)秀的史書。他在其中為商鞅專設一卷、單獨作“傳”，顯然對商鞅十分重視。但是太史公明確地說，商鞅的天性刻薄少恩，鐘情的是強國之術，而帝王之道只是“浮說”。
　　憑著強國之術，商鞅得到秦孝公賞識。后面的事情我們就都知道了。西元前359年，他開始在秦國變法，厲行耕戰(zhàn)，法制嚴苛。秦國本是僻處一隅的弱國，此后經(jīng)濟、軍事實力大漲，所向披靡，統(tǒng)一了中國。
　　商鞅卻在悲喜之中未得善終。他因為變法成功而在秦國封官晉爵，此之謂喜。但是，嚴刑峻法雖有立竿見影之效，卻常常不近人情，傷及無辜?！顿Y治通鑒》說商鞅“用法嚴酷……為相十年，人多怨之”。當時也有人面陳商鞅，古語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他的酷刑是在“積怨畜禍”，此時的商鞅若是從善如流，華麗轉(zhuǎn)型，其未來或會不同，但是，他選擇了置之不理。變法十余年之后，秦孝公卒。商鞅失去靠山，淪為逃犯。途中欲入住客棧，卻無證件，店主害怕連坐，將其拒絕。后來商鞅被秦軍所殺，死后受車裂之刑，全族被滅。連坐、車裂、滅族，正是商鞅之法中最殘酷的部分。如此作法自斃，其人之悲可以想見。
　　回首這次面試，如果可以選擇，商鞅是愿意身死而留名千古呢，還是寧可生存而“曳尾涂中”呢？莊子提出的這個疑問，懸而難決。
　　
　　叁
　　如果說，商鞅個人的命運或許還可以由其自由意志所控制，這片土地歸為帝國似乎卻是早已注定。
　　當然，帝國不是這片土地的專利。環(huán)顧全球，幾乎每片土地都長出了帝國。而中華帝國的特異之處，在于其歲月之久長。從西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嬴政稱帝，到西元后1911年清帝愛新覺羅•溥儀退位，兩千年皇帝之國度，若說始于商鞅之見秦孝公，當無大謬。
　　隨手即可找到兩個證據(jù)。譚嗣同有語：“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澤東也說：“百代都行秦政制”。究其實，秦政就是商鞅之制――其人雖橫死，其策卻在秦國貫徹到底。秦亦短命，秦政卻延續(xù)千年。
　　自然，兩千年帝國絕非一成不變。商鞅之制有時也隱于幕后，垂簾聽政。前臺大旗變幻，最著名的當然是儒家的“仁政”。然后是道家的“無為”。那么，商鞅之制為什么需要隱呢？
　　這就說回到了上文所述的“不遠”。即使是商鞅也明白，純粹的法家政策，也即強國之術，或有一時之功，卻難以久長，其他手段，如帝王之道，可以短時拋棄，卻不能永遠忽略。
　　這就好像高一的小朋友學習不好，家長面試家教。甲說：提高成績，需從道德、責任感、態(tài)度做起。乙說：學習一事，本來就是庸人自擾。即使一定要學，也得順其自然才行。丙說：一切都是空話，只有題海才是正解。若你是家長，面對兩年后殘酷的高考，從儒家、道家、法家這三個家教之中，你會選擇哪一個？
　　秦孝公選擇商鞅，顯然是選擇了法家。但是，家長的腦子如果沒有進水，千萬要牢記，題海培養(yǎng)出的孩子有希望沖進復旦。倘若因此以為題海永遠萬能，孩子肯定完蛋。
　　秦帝國的命運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商鞅所謂耕戰(zhàn)政策，就是把老百姓極端簡化為執(zhí)行兩種功能的機器：耕田、打仗。不服從者，嚴刑峻法伺候。質(zhì)言之，商鞅之法就是以“皇帝”為名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壓榨民眾一百余年，秦國的補給不充分、兵力不強大，那才是怪事。但是，“馬上得天下”之后，秦始皇以為馬上也能治天下：耕田者繼續(xù)耕田，打仗者或北擊匈奴，或修建長城、馳道、阿房宮等等浩大工程。法律依舊嚴苛，不恤人情。前209年，一隊長途赴役的老百姓遇雨誤期，雖是不可抗力，按律仍然當斬。當此絕境，良民也不得不反，是為大澤鄉(xiāng)起義。隨后天下響應。前206年，秦帝國滅亡。距離其橫掃天下一統(tǒng)江山，僅僅十五年。
　　或許意料之外，卻是情理之中。從商鞅之法，或者絕對權力的角度觀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高壓日久，水必覆舟。
　　
　　肆
　　整個中華帝國的起伏則是秦帝國命運的加長版。秦帝國未及在法家政策中加入儒家、道家的手段以改善藥效，之后的帝國做到了。不過，商鞅之制永遠是主流所在，商鞅的魔咒因而也就始終繚繞，儒、道手段既是輔料，只能延緩而無法避免帝國的滅亡。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中華帝國呈現(xiàn)出明顯的生生死死的三期循環(huán)。
　　詳述三期循環(huán)之前，需要澄清一個常見的誤會。傳統(tǒng)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是什么？大多數(shù)人會回答：儒學。遠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近有以“打倒孔家店”指代反傳統(tǒng)，都是證據(jù)。其實，漢宣帝劉詢早就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用周政乎！”所謂德教、周政就是儒家的政策。霸道、王道雜之就是法家、儒家混用。這樣的說法仍然有意無意提高了儒家政策的比例，降低了法家政策的比例。更好的表述是“儒表法里”――仍然是商鞅的玩法：掛著儒學的羊頭，賣法家的狗肉。所以，答案是：法家學說為主體，儒家學說為修飾。
　　中華帝國的三期循環(huán)概述如下：
　　一期（或稱“第一帝國”，下仿此）從秦開始，經(jīng)漢（含王莽之“新”）、三國、兩晉，到南北朝為止。起于西元前221年，止于西元后589年，共810年。
　　二期從隋開始，經(jīng)唐（含武則天之“周”）、五代十國、遼西夏金大理，到宋為止。起點589，止于1279，共690年。
　　三期：元明清。起點1279，止于1911，共632年。
　　四個時間點劃分了帝國之三期。前221年，秦始皇稱帝（之前，秦王稱帝時，尚是多國環(huán)境，因此不算），帝國之始；1911年帝制終；589年隋滅陳、1279年元滅宋，都不是勝利者建立帝國之始年，而是統(tǒng)一全境之時，更適宜作為新店開張的拐點。
　　三期之循環(huán)脈絡昭昭，不下手分段幾如暴殄天物。是的，一期與二期之似，宛若天成：
　　第一帝國，秦創(chuàng)制，漢盛開（新曲折），三國、兩晉、南北朝離散。
　　第二帝國，隋創(chuàng)制，唐盛開（周曲折），五代十國、遼西夏金大理宋離散。
　　第三帝國也可套進“創(chuàng)制”和“盛開”兩個階段。創(chuàng)制歸于元朝，固然有點牽強，終歸離譜不太遠，比如宋代理學的意識形態(tài)化，即是好例。盛開屬于明、清，大約爭議不多，尤其對于熱愛大陸港臺明、清題材電視劇的朋友。此后，外力襲來，帝國中斷。
　　創(chuàng)制：秦、隋大刀闊斧改造舊世界，制度創(chuàng)新方面與事功方面的成績，比如郡縣制、科舉制、馳道、運河成了后人陰涼，這是值得肯定的。而從商鞅魔咒的角度看來，秦、隋因剛剛蕩平天下，對法家之力有過度的迷信，遂一意孤行，肆意揮灑絕對權力，結(jié)果是迅速倒下。
　　盛開：漢、唐吸取教訓，道家之修養(yǎng)生息政策于是登場，得以熬過柏楊先生所謂的效忠瓶頸期，終于混來“盛世”。此時儒家政策風光無限，站立前臺。后臺之法家悶聲發(fā)財。此即魯迅先生“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扒邸敝罂傆小爸信d”，乃是狗尾續(xù)貂版的“盛開”。
　　曲折：雖云曲折，卻是商鞅邏輯的必然。絕對權力缺乏競爭壓力，皇帝遂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有最快捷的變革：“篡”――劉秀和李顯們當然是這么罵人的，我們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跟著學腔卻完全沒有道理吶。平心而論，如柏楊所說，王莽與武則天比其取代的皇帝執(zhí)政能力更強，“篡”的成本比起全國性的改朝換代戰(zhàn)爭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不幸的是，他們犧牲一切得到絕對權力，反過來只能受制于此。沒有效忠慣性支持的絕對權力本來就岌岌可危，王莽與武則天又比商鞅更迷信權力，武氏且無法將權力傳與后人，曲折一代而終。
　　離散：“盛開”后期，絕對權力大而無當、與下層脫節(jié)，連柏楊所謂“宦官時代”都能出現(xiàn)，可見絕對權力之變態(tài)超越人類的想象力。順便提一句，柏楊所說的第一、第二次宦官時代分別出現(xiàn)于東漢與唐末，亦是第一、第二帝國完美相似的例證之一。此刻，帝國終于散做幾片，在較小的地域因了較低的成本而存活、成長，等待幾百年以重新壯大。
　　帝國的生死輪回似乎是原地踏步，商鞅的邏輯卻在歲月中逐漸強化。第一帝國時期，還有漢之郡國并行、兩晉之門閥當朝，到了隋唐，已是“盡入彀中”，宋之積弱，明、清之高度集權即是絕對權力強化的不同表現(xiàn)。至于原因，宋吸取唐武將擁兵自重的教訓、朱元璋因個人際遇而缺乏安全感、清是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人口眾多的漢族，這些都是次要因素，關鍵問題在于，絕對權力有自我強化的趨勢，它控制著秦孝公們，追求權力集中，雖九死其猶未悔。
　　找到了商鞅邏輯這個本質(zhì)，則可以明白，帝國只是表象，是商鞅邏輯的實現(xiàn)。在其作用之下，歷史綿延而非跳躍地前行，秦漢隋唐元明清這些“大”王朝固然醒目，其間隙的過渡、邊角料、插曲也有了意義。其他史家關于三個帝國的說法因而也就不夠合理。費正清先生有三個帝國之論：秦漢、隋唐、元明清，但是他把上述“離散”時期處理為三者之間的過渡，更把唐代從中兩斷，以此點之前為古代，之后為近代、前現(xiàn)代。三段是循環(huán)、兩段是進化，分節(jié)點不同，不知道二者怎么協(xié)調(diào)。黃仁宇先生也講第一、第二、第三帝國，但只包括漢、唐宋、明清，不夠連貫。順便說一句，按照本文的看法，黃先生強調(diào)的中國之缺乏“數(shù)目字管理”只是商鞅邏輯的結(jié)果，而非原因。
　　
　　伍
　　斯人已逝，帝國也已消亡。人死不能復生，帝國卻如百足之蟲。今人不必苛責商鞅，但是，“后”帝國能夠“后”成什么樣子，還遠未定論、定型，只有留待今天、明天的學者、行者，以商鞅為鑒，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