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個判斷：

一個人對中國古代王朝過度吹捧，暴露的是智商問題。

不管吹捧的是所謂的強漢盛唐，還是辮子戲里的“康乾盛世”，抑或是這幾年網(wǎng)紅的宋朝，都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

一個用所謂史料印證封建王朝有多開明又有多少可取之處的知識分子，與一個中學歷史不及格、對著辮子戲里的“四爺八爺”花癡的小朋友，智識水平也是半斤八兩。

《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guī)則》一書，恰恰揭穿了那些吹捧的泡沫。

比如這兩年被吹到天上去的宋仁宗，在書中便以“仁宗時代亦無仁”這一章節(jié)呈現(xiàn)另一面孔。

話說宋仁宗時期，包拯曾經(jīng)呈遞一道奏疏，列舉了一大堆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此前四十多年里，朝廷供養(yǎng)官員增加一倍多，當下所有官吏數(shù)量是國家實際所需的三倍多，同時相比四十多年前，天下納稅戶口“有常數(shù)”，朝廷財政收入?yún)s增長一倍有余。原因是朝廷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官府就在正稅之外玩起了“折變”把戲，百姓要繳納的越來越多，稅負越來越重。換言之，許多人迷戀推崇的“清平樂”，不過是靠對百姓橫征暴斂所獲得。

至于“宋粉”推崇的繁榮開封，在書中所展現(xiàn)的也不過是一場“吸血游戲”。

書中寫道，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朝廷下旨，要在全開封城搞一次“大拘掠”，也就是財產(chǎn)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清查管控的對象，是那些欠了朝廷貸款的商戶。

貸款又是怎么來的呢？這是因為神宗變法時期的“市易法”，以略低于高利貸的利息向商戶們提供貸款，商戶則以房屋之類的固定資產(chǎn)作為抵押。結(jié)果，官員們?yōu)榱送瓿扇蝿?，強迫商戶貸款。因為此后的百業(yè)蕭條，商戶們沒有能力按時還錢給朝廷。所以才有了這場“大拘掠”。

諫議大夫梁燾緊急上奏勸阻此行為。他認為這樣會斷掉百姓生計，最后結(jié)果是百姓破產(chǎn)，朝廷也收不回欠款。他還說朝廷平時優(yōu)待京師民眾，遇到有戰(zhàn)事時，就可以迅速籌集軍費，平時的優(yōu)待正是為了關鍵時刻派上用場?！安灰庀胫蜌⒇i，也得注意造血和養(yǎng)豬。血造多了，豬養(yǎng)肥了，到了關鍵時刻再吸血、再宰殺，才能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在梁燾的語境里，開封城是一座巨大的蓄血池、一座巨大的豬圈，京師之民則是朝廷蓄的血、養(yǎng)的豬”。

這個說法側(cè)面道出一個事實：開封的繁榮并非商業(yè)自由成長的結(jié)果（這個結(jié)論恰恰可以打那些動不動在宋朝歷史中找“現(xiàn)代性”的“宋粉”的臉），而是皇權瘋狂吸血的產(chǎn)物。

書中寫道，當時的開封瘋狂吸取全國之血，當時開封家庭要維持體面生活，每月需要15貫收入，而在開封以外的地方，這筆錢可以維持中等人家一年的全年溫飽。至于官員和駐軍的薪俸，更是天文數(shù)字。

最可怕的是，開封是一座沒有產(chǎn)業(yè)的城市，它幾乎完全依賴“公務員消費”來維持運轉(zhuǎn)，其活力源頭是權力集團的極盡奢靡，繁華背后是全國稅賦源源不斷地輸入。“開封是一個世界；開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個世界。城內(nèi)是寶馬香車、雕梁畫棟，是新聲巧笑、按管調(diào)弦；是集四海之奇珍、會寰區(qū)之異味。城外是被各種稅賦和衙前差役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敢營生’'不敢求富’的赤貧世界”。

不管你如何吹捧宋朝，又如何從那些史料中牽強附會，扒拉出所謂的“現(xiàn)代文明意識”，都不能掩蓋《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guī)則》一書闡釋的那個事實：從秦朝至清末，中國始終延續(xù)秦制這一政治傳統(tǒng)，并將之不斷強化。

從秦朝開始，帝國版圖一直在變，王朝不斷更迭，英雄人物輩出，技術在進步，可底層民眾的艱難生活，似乎從未有過大的改變。在作者諶旭彬看來，原因是商鞅之道與韓非之術構(gòu)造出了秦帝國，此后的歷代王朝就依著這條路徑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無論歷史怎樣向前，秉持秦制的統(tǒng)治者們用商鞅、韓非之道治國，而諱言自己是商鞅、韓非的信徒，這也是兩千年秦制帝國的常態(tài)。

所謂的明君賢相，在這個傳統(tǒng)之下無非一丘之貉。即使在民間被神化的諸葛亮，玩的也同樣是這一套。書中提到：

“因史料匱乏，今人已無法還原蜀漢的民力汲取機制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發(fā)現(xiàn)了漢昭烈帝（劉備）時代鑄造的'直百五銖錢’，還發(fā)現(xiàn)了諸葛亮輔佐劉禪時鑄造的'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等。由出土的蜀漢錢幣可以推斷，以斂財為目的的濫鑄貨幣是蜀漢長期實施的一項基本國策。諸葛亮在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與濫鑄貨幣的政策有很直接的關系。據(jù)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遲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錢已在蜀國鑄造發(fā)行。相比劉備時代重約8—9克的直百五銖錢，太平百錢的重量從8克下跌至1克，極端的甚至不足1克。重量的下降意味著蜀漢斂財力度的加重。為了維持斂財力度，除了用嚴刑峻法構(gòu)筑高壓統(tǒng)治，諸葛亮還有一個襲自商鞅、韓非的訣竅——平等的貧窮。所謂平等的貧窮，簡言之就是在百姓當中制造一種印象：社會不富裕，但社會是平等的。下層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頓干飯，上層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頓干飯。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極大地消解他們內(nèi)心因遭到壓迫、受到剝削而感到的不滿?！?/span>

梁啟超曾說：“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猶秦制也”。

譚嗣同則更進一步，認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

在日常所見中，我最厭惡的是某些所謂新儒家知識分子的論調(diào)，認為中國也曾有走上虛君共和的機會，就像英國那樣。正如秦暉曾寫過的那樣：

“法道互補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傳統(tǒng)。而儒家價值并不支持虛君制，它除了導出眾所周知的'賢君’、'王道’理念外，與共和的距離也并不比與君主立憲的距離大。所以我國在受到西方影響后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沒有走上君主立憲之路，是毫不奇怪的?！?/span>

也就是說，秦制再怎么發(fā)展，也不會達到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高度，不可能實現(xiàn)君主立憲，也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

商鞅變法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他將國家的強大建立在百姓的愚昧與貧窮之上，百姓越愚昧，國家就越強越穩(wěn)定。讓百姓原子化，無疑是統(tǒng)治的最佳方式。

這種做法被歷代所效仿，書中選取的16個歷史橫斷面，都直指“外儒內(nèi)法”這一核心統(tǒng)治理念。“對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著另一種'真的歷史教訓’的，他們也切切實實地吸取了那些'真的歷史教訓’的精髓。光武帝們反思西漢及新莽亡國，成果是'三綱’的出爐。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訓，得出的結(jié)論是'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朱元璋親眼見識了元末流民組織成起義軍的摧枯拉朽之勢，得出的結(jié)論是'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猛’的極致是利用'知丁法’將明帝國的社會活力全部抽干，將每一個人重新打回原子狀態(tài)”。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于先進國。”

而這一切，正是諶旭彬所想說的“歷史運作的真實邏輯”。畢竟，“宏大詞匯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夠推動時代進步，具體而微的堅守與抗爭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