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保留了最多傳統(tǒng)”的歐洲國家。

乍一看，這種聲稱很有道理，英國的王室仍然是歐洲最富有，最有存在感的家族；英國的貴族雖然鄭智權利日益被剝奪，但普遍富裕體面，且數百年來傳承未曾斷檔。

這樣一個“體面保守”的國家，按道理說，應該對各種黑綠第三世界移民，十分防備排斥，再不濟，也應該是歐亞大陸另一端那個同樣君主制的日本的總體水平。

然而現實是，英國目前外來移民規(guī)模非常龐大，單單是來自南亞的移民及其二代，就已經達到六百多萬人。

如果算上非洲的移民，中東的難民，那么英國的第三世界異形外來戶，總數大概率突破1100萬。

如此之多的外來移民，早就讓英國本土基層的白人，苦不堪言，怨聲載道。這也是2024年英國騷亂和2025年英國民粹黨派ReformUK得以崛起的大背景。

然而，面對日益被換種的本土基本盤，英國的紳士姥爺們，不僅不慌亂，反而非常“海納百川”。

就在本月7月23日，現任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就帶著一群世襲貴族，身著晨禮服，在牛津伊斯蘭中心落成典禮上以阿拉伯語“Assalamu Alaikum”開場。

鏡頭中他與纏頭巾的穆斯林信眾并肩而坐。

次日，英國右翼社交平臺哀嚎“王國陷落”，很多人追問：為何英國國王如此不負責，不關心自己的本土子民？

要回答這一點，就不能停留在現代政黨光譜的表面，必須回到英國貴族體系與帝國遺產的隱秘心態(tài)。

白金漢宮早在典禮前一周就通過《衛(wèi)報》放出風聲：國王“私下厭惡盧旺達遣返計劃”。這不是第一次。2023年《非法移民法案》在下議院以312票對248票通過后，在上議院被拖延整整八周；

數位世襲貴族輪番發(fā)言，引用《大憲章》與《歐洲人權公約》阻擊“離岸處理”條款。歷史學家羅伯特·湯姆森統(tǒng)計過，

2010—2024年間所有限制移民的立法，在上議院的平均受阻時間比下議院長出2.7倍。這些爵爺并不依賴穆斯林選票，他們的立場根植于更深的利益——土地與稅基。

查爾斯在牛津致辭中強調“伊斯蘭金融為英國綠色轉型提供了十億英鎊流動性”，這句話背后是一張資產負債表。

與歐陸同儕不同，號稱光榮革命的英國，其貴族從未經歷過歐洲大陸那種民族國家的土地剝奪。

法國大革命將貴族土地收歸國有，普魯士改革迫使容克轉向工業(yè)投資，而英國貴族通過殖民體系將風險外移至印度、非洲，本土土地結構基本完整。

當現代福利國家需要擴大稅基時，他們自然傾向于“帝國式”解決路徑：引入移民、保持土地租金、延續(xù)效忠關系。

如果沒有足夠的移民，完全和基層白人共冷暖，那么這些體面姥爺的收入，會大打折扣。

根據英國土地注冊署2024年度報告，國王名下蘭開斯特公爵領地與康沃爾公爵領地的農業(yè)用地估值合計14.3億英鎊，若未來三十年人口持續(xù)萎縮，土地租金將下跌18%—22%。

同樣焦慮的還有三百余家仍持有大片鄉(xiāng)村地產的世襲貴族：

貝德福德公爵的沃本莊園、德文郡公爵的查茨沃斯莊園均以舉辦多元文化節(jié)為營銷賣點，吸引的新富階層中42%來自印度、馬來西亞、阿聯酋。移民減少意味著潛在租戶與買家的池子縮小，直接威脅到他們最硬的資產。查爾斯與爵爺們并非抽象地擁抱“普世價值”，而是精確計算了人口結構、稅基與地租的聯動關系。

這種計算方式源自帝國經驗。

1858—1947年間，印度皇帝的頭銜由英國君主兼任，500余個印度土邦王公在倫敦享受國賓禮：海得拉巴的尼扎姆曾一次性向英國國債注資400萬英鎊；

克什米爾王公在1920年代購入蘇格蘭阿蓋爾郡超過6萬英畝獵場。效忠對象是“國王—皇帝”，而非泰晤士河畔的普通納稅人。

目前，英國世襲貴族中仍有34人持有超過1萬英畝土地，他們與國王共享同一個資產負債表：人口下降帶來地租下跌，移民減少導致稅基萎縮，而“文化純潔”并不能轉化為現金流。查爾斯在牛津的阿拉伯語問候，不過是這一資產負債表的外化表達。

對于今日的查爾斯而言，牙買加裔護士、巴基斯坦裔店主與當年印度騎兵團的穆斯林軍官并無本質區(qū)別，都是維系“王冠—領地—稅基”這一鏈條的環(huán)節(jié)。只要效忠關系依舊，膚色與信仰只是行政細節(jié)。

因此，當英國右翼要求“恢復傳統(tǒng)”時，他們想象中的傳統(tǒng)——玫瑰戰(zhàn)爭、帝國榮光、安立甘宗護教——在王室眼里反而是需要被小心繞開的雷區(qū)。

安立甘教會誕生于1534年亨利八世的離婚訴求，其神學合法性依附于“君主即教會最高領袖”這一政治安排，而非某個不可更改的教義。

查爾斯在2008年就已表示愿以“信仰的守護者（Defender of Faith）”而非“信仰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Faith）”加冕，刪去定冠詞意味著從法律上承認多教并存。

2022年登基誓詞里，他確實只說了“維護上帝所賜福音在英倫諸島的多種表達”。

當右翼網民指責他“背叛國教”時，他們忘記了：開除教籍的權力在君主本人手中，而君主的首要目標是讓土地價值最大化，而非捍衛(wèi)某一教條的純潔性。

牛津伊斯蘭中心的資金來源進一步說明問題。

2022—2025年間，該中心共籌得1.47億英鎊，其中6000萬來自卡塔爾投資局、2200萬來自馬來西亞國庫控股，剩余部分由英國穆斯林企業(yè)家、牛津大學瓦德漢學院校友會及國王慈善基金共同出資。

建筑設計師Zaha Hadid Architects在倫敦辦公室的項目經理透露，查爾斯在三次設計評審中親自要求“穹頂與牛津天際線保持視覺連貫”，并指示皇家地產局協(xié)調規(guī)劃豁免。

這種深度介入并不罕見：

2019年查爾斯曾動用康沃爾公爵領地資源，推動倫敦東區(qū)一座19世紀教堂改建為清真寺，理由是“保持商業(yè)街區(qū)租金穩(wěn)定”。每一次看似宗教包容的舉動，背后都有對應的土地與人口策略。

在這種體面上層進步的威壓下，英國本土的右翼民粹主義，已經陷入“無?？墒亍钡膶擂尉车?。

這些人如果要維護“英國傳統(tǒng)”，就必然被代表英國傳統(tǒng)的查爾斯和進步的貴族姥爺們規(guī)訓，就必然掌握不了“如何定義英國”“誰才是英國人”的話語權。

英國的貴族姥爺看待這些來自農村和小鎮(zhèn)的基層白人，態(tài)度遠比看待來自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的體面酋長惡劣的多。

這種情形下，英國白人民粹，是無法復制德國AfD或法國國民聯盟那種自洽的自我邏輯的，而上層邏輯的缺失，則意味著他們即便選舉獲勝，也無法撼動貴族與君主共有的利益結構。

未來英國的民粹基層如果想翻盤，要依靠的大概率是川普-萬斯為首的maga國際的拔刀相助，而非自己境內看似傳統(tǒng)保守的君主和貴族了。在后者眼里，英格蘭變黑變綠都是無所謂的，但傷害到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地位，就是大不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