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必須同時是一個優(yōu)秀的批評家，這一要求在波德萊爾以后的詩歌史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現(xiàn)代詩歌正在變成一門越來越講究方法的藝術，一個詩人必須為他的詩歌發(fā)明出獨特的方法。而對于散文作家，這一要求多少是額外的。但汪曾祺卻是一個例外，他是一個找到了自己的方法的作家。這一方法得益于他對漢語的悉心揣摩及由此而來的理解。這使得汪曾祺成為當代散文作家中一個卓異的例子。

《跑警報》（全文見本公號今日第二條——汪曾祺：《跑警報》丨 經典回顧）是一篇敘事性散文，以一種從容的語調寫成。從容，但運筆并非平鋪直敘，而是寫得一波三折，搖曳生姿。題目是“跑警報”，卻不從警報寫起，而是從遠起筆，先寫雷海宗先生的歷史課，從不經意處帶出警報。這個開頭，若讓一般人來寫，大概會從“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三天兩頭有警報”寫起，而且這樣開頭還不算壞，但比起汪的開頭，就差著一截了。提到警報，然后說警報有三種，但在“一曰'預行警報’”之后，并沒有接著羅列“二曰”、“三曰”，直到文章篇幅過半，才接上這個“一曰”。接上之后，也并不直說“二曰”、“三曰”，而是在活潑的敘述中，把預行警報、空襲警報、緊急警報不動聲色地交代完了，使上文的“一曰”得到了落實。這篇文章當然不是為了介紹警報有幾種，正如篇末點明，是為了反映永遠征不服的“不在乎”精神。但是作者卻沒有直奔主題，而是有意讓主題隱而不顯，把那些在我們看來最能反映主題的材料以閑筆插入敘述中，例如防空溝上的那兩副對聯(lián)，例如那兩個不跑警報的同學。比起前面所說的小曲折，在文章的寫法上，這是一個更大的曲折。這種曲折的寫法貫穿了全文，乃至細節(jié)的安排上，例如對“侯兄送傘”的描寫，也在不經意中以閑筆插入，而又仍不失通篇結構上的緊湊，足見作者確是文章高手。

文章寫得這么曲折，風格卻很清淡平易，這似乎是矛盾的，因為曲折似乎應該與雕琢的風格聯(lián)系更緊。那么這種既曲折又清淡的風格是怎么造成的呢？這就與我們上面所說的方法的發(fā)現(xiàn)有關。汪曾祺在《小說筆談》中曾提出用節(jié)奏代替小說結構的概念，他認為小說的結構應該是內在的、自然的。這一點同樣適用于他的散文。他還說寫散文要注意語調。因此，汪曾祺的散文那種精巧的結構不是雕琢的結果，而是建立在內在節(jié)奏的基礎上，是文氣自然貫通的結果。

這里就涉及作家與語言的關系問題。有的作家以一種高于語言的姿態(tài)隨意驅使語言，有的作家能夠與語言獲得一種平等關系，有的作家卻用一種謙卑的姿態(tài)傾聽語言的發(fā)言。優(yōu)秀的詩人與語言的關系往往屬于第三種情況，而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多屬于第二種情況，只有不知藝術為何物的作家才會采取高于語言的姿態(tài)，而不幸的是，多數(shù)散文作家均屬此列。

汪曾祺和他的語言的關系是平等的。在談到語言問題時，汪曾祺說過語言本身是藝術，不是工具，而且“是內在地運行著的”，因此他非常強調“語感”的訓練。他把語言的錘煉比作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軟熟、筋道、有勁兒”。正是由于他和語言之間處于這樣一種平等的關系，而且通過悉心的揣摩和長期的寫作實踐形成了獨特的語感，才會有汪曾祺散文那種清淡從容而又富于深情的獨特風格（如他所膺服的明代作家歸有光）。這也正是汪曾祺帶給當代散文的啟示。

作 者：西渡(1967-)，詩人、詩歌批評家。北京大學文學學士、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1998）《草之家》（2002）《連心鎖》（2005）《鳥語林》（2010），詩論集《守望與傾聽》（2000）《靈魂的未來》（2009），詩歌批評專著《壯烈風景——駱一禾論、駱一禾海子比較論》（2012）。部分作品譯成法文，結集為《風和蘆葦之歌》（法 國éditions Fédérop,2008）。

來 源：原標題:以謙卑姿態(tài)作從容文章——汪曾祺《跑警報》賞析，原文刊發(fā)于《名作欣賞》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