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云南對外貿易的研究，已經出版和發(fā)表了不少的論著。[1] 但是這些論著，從總體看來，存在著以下問題：一是局限于政治史的書寫傳統(tǒng)，在時間斷限問題上簡單地比照政治史的研究，以1840年作為云南近代經濟史的開端；二是局限于從單一的時間視角，側重于對云南對外貿易發(fā)展演變的縱向過程的考察，而鮮有從空間角度予以關注者，更難說能有相關著述從空間視角對云南對外貿易的演變加以解釋和分析的；三是基本上還局限于從云南地方史的范疇研究云南對外貿易的歷史，沒有將其置于全國的視野下進行考察。筆者認為：政治史的研究和經濟史的研究雖難以割裂，但政治的發(fā)展和經濟的變遷有其各自的規(guī)律和具體內涵，對云南這一邊疆省份而言，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實際并未引起云南社會經濟的大變動，1889年，云南第一個通商口岸——蒙自的開放是云南經濟發(fā)展進入近代時期的標志；把握云南對外貿易發(fā)展演變的時間線索固然重要，但時間和空間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拋開其中任何一面都將難以做到對其有一個準確而全面的認識，從這層意義上說，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空間視角開展云南對外貿易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將云南對外貿易置于全國對外貿易的大格局中進行考察，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在全國所處的位置，從而也才可能對云南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做出合理的評價。

1887年，中法約定開放蒙自，1889年設立蒙自海關正式開放。蒙自開放后，思茅與騰越也分別于1897年、1902年設關開放，地處西南邊陲的云南的歷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通過對蒙自開埠前后云南對外貿易情形的比較，對其分別做出定性與評價，有助于理解云南對外貿易發(fā)展中的傳統(tǒng)與變遷問題。限于篇幅，本文先對蒙自開埠前的云南對外貿易情形作一系統(tǒng)的梳理與歸納。蒙自開埠后云南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將另文撰述。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邊疆的區(qū)位特征，云南對外貿易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但清代以來直至蒙自開埠前的對外貿易是近代云南口岸貿易展開的直接基礎，因此，本文所謂“蒙自開埠前的云南對外貿易”也就指的是這一時段內的云南對外貿易。

（一）地理特征與蒙自開埠前云南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

郭亞非認為云南省自1889年蒙自口岸開關后，伴隨對外貿易的開展，逐漸形成了與周邊國家，如印度、越南、緬甸、老撾等國的區(qū)域性貿易圈。[2] 但實際上，由于地理的原因，云南對外貿易的歷史非常悠久，云南與周邊國家區(qū)域性貿易圈早在蒙自開埠前就已經形成，應該說是毋庸置疑的。蒙自開埠后，隨著對外貿易的發(fā)展，云南對外貿易不是開始與周邊國家形成區(qū)域性貿易圈，而是突破長久以來形成的區(qū)域性貿易圈開始成為全球貿易的一個組成部分。

云南地處北緯21°08′32″～29°15'8″，東經97°31′39″～106°11′47″之間，其地理區(qū)位的最大特點為邊疆性。云南地處西南一隅，云貴高原西南部，位置偏遠，既遠離國家?guī)缀沃行?，也遠離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云南為我國陸地上東北、西北和西南3個邊緣地帶的9個邊疆省份之一。[3]

云南的地形特征之一是地勢由北向南呈階梯狀下降，其中西北最高，東南最低。就全省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階梯。其中，滇西北德欽、香格里拉一帶，為地勢最高一級階梯，滇中高原為第二階梯，南部、東南和西南部為第三階梯。受地形的影響，云南的河流大多為自北而南流向，長江、珠江、紅河、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六大水系，除長江和珠江外，其余均南向流入鄰國，為國際性河流。[4]

以上區(qū)位與地形特征，對云南對外經濟的交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再加上地勢的北高南低，在過去落后的交通條件下，云南向內陸的溝通極為不便。因此，在近代以前，云南與國內其他區(qū)域之間的長途販運貿易難以正常展開。[5] 市場的關聯度可以通過價格的相關性體現出來。清初，云南由于“道路險遠，舟車不通，商賈罕至”，“市廛未集，百貨未通”，以至于“一粟一絲其價十倍于它省”[6]，其市場與國內大市場的聯系之困難由此可見一斑。而與對國內的交往相比，云南與鄰近國家的交往則要相對方便一些，地勢的自北而南的遞降為交通的南向發(fā)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由于地勢比降較大，云南大多的河流通航條件不佳，但沿河流走向的天然路線卻在很長時期內成為云南與鄰國交往的重要通道，何況部分的河流以及部分的河段也可以通航，如到緬甸便可利用伊洛瓦底江。由于運輸成本巨大，云南與內陸間販運的貨物，只能以單位體積和重量所含價值頗高的商品為主，如清代的滇銅京運及供各省采辦就屬于這種情況。[7] 而與鄰國的貿易，因交通相對便利，自元代以來就已實現了由奢侈品向民間生活必需品的轉變。[8] 由此可見，受地理位置與地形的影響，傳統(tǒng)時代的云南貿易發(fā)展相對地呈現出對內封閉、對外開放的特征。

由于與緬甸、老撾、越南等國接壤，又離印度、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國不遠，加上地勢的向南傾斜和河流的南流，云南具有與這些國家交通的相對便利條件。因此，上述諸國便成為云南傳統(tǒng)上最為主要的貿易對象，在促進云南對外交流和經濟發(fā)展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蒙自開埠前云南對外貿易的主要地理走向與通道

1889年蒙自海關貿易報告指出，當時自外入滇有6條主要商路。[9]

（1）由漢口經洞庭湖邊的岳州，穿過湖南、貴州，進入云南，大部分是陸路，用獸力馱運。自漢口到云南府，約需40天。

（2）由長江上游的納溪，溯永寧河到四川西南的永寧縣登岸，水運約19天。再由永寧縣用獸力馱運到云南府，需20多天。

（3）從距離云南省東北不遠的四川敘州府，經橫江邊上的老鴨灘到云南府，全部為陸路，約需22天。這是云南省最重要的通商路線。

（4）由北海到云南府。從北海到南寧14天；南寧到百色17天；百色到剝隘3天；剝隘到廣南8天；廣南到云南府12天。全程共需54天。

（5）由海防到云南府。從海防到河內為汽船，1天的路程；河內到老街為舢板，需20天；老街到蠻耗為舢板，需7天；蠻耗到蒙自，蒙自到云南府，均為獸力馱運，分別需要2天和9天時間。全程約為40天。

（6）除以上5條商道之外，八莫和大理府之間的商路則是另外一條自外入滇重要的商業(yè)大道。

以上6條商路是蒙自開埠以前就已形成的云南與外部交通的主要道路。其中，經過前四條線路，云南雖可以同國外建立貿易關系，但還主要是以國內貿易居于絕對主導的地位。因此，作為滇越、滇緬貿易主要商路的第五和第六條線路則是云南對外貿易的最為重要的貿易通道。

我們知道，蒙自開埠前的云南對外貿易對象雖然主要是鄰近國家，但也不僅僅局限于緬、越二國，而海關貿易報告卻唯獨敘此二途，其原因就在于滇緬、滇越貿易在云南對外貿易中最為重要。但相對而言，滇緬貿易的規(guī)模是滇越貿易所無法比擬的。據英國人克勞福特估計，在19世紀初滇緬貿易額為30萬～40萬英鎊。[10] 此后穩(wěn)定發(fā)展，到19世紀中葉又有突破，1854年僅通過八莫進行的滇緬貿易總額就高達50萬英鎊。[11] 有論者認為，清代滇緬陸路貿易額可占緬甸出口貿易總額的1/4～1/3，規(guī)模相當可觀。[12]

蒙自開埠之前，既然在云南對外貿易的所有國家和地區(qū)當中，以緬甸最為重要，常居云南對外貿易額的主要部分，那么滇緬走向也就成了云南對外貿易的主要地理走向。從而，由于地理上處于近便的有利條件，滇西和滇西南既是對緬貿易最集中的地區(qū)，自然也就是云南對外貿易最集中的地區(qū)。

滇緬貿易，“常走的道路有兩條。一條直接從曼德勒經過錫尼（Thieunee）、永昌到大理府。另一條沿伊洛瓦底江而上直到八莫，從八莫又分出三條支路，匯于緬甸人稱為莫棉（Momien）的騰越，然后到達大理府”，而“若干世紀以來，通過八莫的這條道路，不論對侵略的軍隊，或是和平的商人，一向是從中國到緬甸的必經之路”。[13] 騰（越）八（莫）一線是滇緬貿易最為繁忙的商路，也是蒙自開埠前云南最為重要的對外貿易通道。所謂“今客商之賈于騰越者，上則珠寶，次則棉花，寶以璞來，棉以包載，騾馱馬運，充路塞途。今省會解玉坊甚多，礱沙之聲晝夜不歇，皆自騰越至者”。[14]

（三）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經濟交往中的云南

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地區(qū)之間的經濟聯系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之間實現經濟聯系是通過海路和陸路兩種主要方式展開的。但相對而言，通過海路與東南亞、南亞的經濟聯系長期處于更為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受到論者的較多關注與研究。但筆者以為，以陸路為主要交通方式將中國與東南亞、南亞連接起來的作用，并不應由此而被忽視。

早在漢唐時期，印度就已經通過云南與中國建立了一定的貿易關系。[15]通過與印度的貿易往來，實際上就將中國、緬甸、印度連接了起來。除此之外，取道云南等地還是中國與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qū)建立貿易關系的重要路徑。在此，云南則起到了將中國與東南亞、南亞連接起來的重要節(jié)點的作用。誠如前述，由于云南與內陸交通極為不便，中國通過云南與東南亞、南亞的經濟往來實際上主要的便是云南與東南亞、南亞的貿易關系。

到了清代，滇印貿易已基本中斷，滇越貿易不振，滇緬貿易卻得到空前的發(fā)展。[16] 由于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云南與緬甸的出產有著較大的互補性，從而使二者的貿易往來建立起一種較強的彼此依賴的關系。如因乾隆中緬戰(zhàn)爭，滇緬貿易幾乎中斷，使緬甸經濟大受影響，所謂“再自禁止通商以后，邊民生計艱難”。[17] 這說明，滇緬之間通過密切的貿易關系，形成了一個跨國互補的區(qū)域經濟。

隨著英國殖民勢力對印、緬的占領與滲透，印、緬逐漸地成為英國在產業(yè)上既有分工而又相互聯系的殖民經濟圈。緬甸主要被營建為工業(yè)原料產地，而工業(yè)品的加工則主要在印度進行。由此，印度所產工業(yè)品開始通過滇緬貿易進入云南。1847年，在云南傳教的史梯芬（Rev.C.Stevensen）就曾說道：“八年以前云南織布很少，而現在織布業(yè)很龐大，這種增長完全由四川移民和廉價的印度棉紗幾乎是同時來到云南所致。”[18] 這也就是說，以上所謂的滇緬跨國互補的區(qū)域經濟從此開始突破了滇、緬的空間界限，而又一次地將云南、緬甸、印度連接在了一起，其中，緬甸主要是起著中轉和媒介的作用。

總之，在蒙自開埠前，云南與東南亞、南亞貿易的空間關系雖不無變化，但其扮演著作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南亞陸上貿易通道的節(jié)點的角色卻并沒有因此發(fā)生本質的變化。

（一）民間貿易主導下的對外貿易

在近代以前，云南與鄰近各國的貿易逐漸形成了國家主導下的朝貢貿易和互易有無的民間貿易兩種主要形式。朝貢貿易方面，乾隆以后，安南、緬甸、南掌（老撾）和暹羅（泰國）與清王朝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朝貢貿易關系。但是，緬甸、南掌貢道經由云南[19]，而安南、暹羅貢道并不經過云南。[20] 由于朝貢使團可以沿途采辦貨物進行貿易，因此，就朝貢貿易而言，云南的對外貿易就是滇緬、滇老貿易?？涤耗觊g（1662～1735），清廷規(guī)定南掌國五年一貢，乾隆八年（1743）又改為十年一貢；乾隆五十五年（1790）規(guī)定緬甸貢期十年一次。[21] 盡管貢期的限制未必得到嚴格執(zhí)行，但也不難看出滇緬、滇老之間因朝貢而產生的貿易往來并不頻繁。同時，由于朝貢貿易是政治性質的貿易，可以想見貿易數量是相當有限的。

正是由于受到以上朝貢貿易體制的約束，云南與上述諸國的貿易往來是以民間貿易為主展開的。云南與鄰近各國長期存在直接和間接的貿易往來；無論戰(zhàn)時還是和平之時云南與這些國家的民間貿易都不曾間斷，尤其是邊民的互市和貿易往來更是無時不在進行；民間貿易未必都是大額交易，但一定時期內的交易總量卻不容小覷；更何況民間貿易本身就是因為環(huán)境的差異、生產的不同要求互易有無而產生的，因此對交易雙方而言貿易成為保證民生不可或缺的手段。由此看來，民間貿易，就貿易面、貿易頻率、貿易規(guī)模以及對貿易雙方影響的深度而言，都是朝貢貿易所難以比擬的。并且，在英、法勢力深入緬甸、老撾后，朝貢貿易就因此而中斷了，這就進一步抬升了民間貿易在云南對外貿易中的地位。

云南與緬甸、老撾、越南直接接壤，與印度、孟加拉、柬埔寨、泰國等國相去不遠，在長達4061公里的國境線上分布著壯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瑤族、彝族、哈尼族、景頗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阿昌族、獨龍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16個跨境民族（另外，尚未確認為單一民族的克木人也跨境而居）[22]，從而使邊民互市成為傳統(tǒng)時代云南對外貿易之常態(tài)，無論戰(zhàn)時還是平時都未曾中斷，這也是邊疆地區(qū)對外貿易區(qū)別于內陸的一大特征。

（二）土產交易為主的對外貿易

清代，滇緬之間的貿易，云南出口商品主要為鋼、鐵、鐵鍋、綢緞、氈、布、瓷器、煙、茶、黃絲、針線等；緬甸輸入云南以及經云南轉輸內陸的商品主要包括珀、玉、棉花、牙、角、鹽、魚等。[23]

棉花是緬甸的主要農產品，而云南向來產棉不多，因此，正如《騰越州志》所言“今商客之賈于騰越者，上則珠寶，次則棉花。寶以璞來，棉以包載。騾馱馬運，充路塞途”[24]。珠寶是奢侈品，價值雖高但交易量不大，棉花則是織布的原料，為生活必需品，因而成為緬甸輸入云南的第一大宗商品。時人的記載很能說明這種情況，英國人西姆施著《1795年出使阿瓦記》中就寫道：“在緬甸首都與中國云南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貿易，從阿瓦輸出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沿伊洛瓦底江運到八莫，同中國商人交換商品，后者沿水、陸兩路把棉花運入中國?！盵25]

與此同時，云南和中國內陸出產的絲和絲織品在緬甸擁有廣闊的市場，意大利傳教士圣基曼奴所著《緬甸帝國》一書就說：“緬甸對外貿易，以甚多國家為對象，云南華商自拱洞沿阿瓦大河（即伊洛瓦底江）乘大舶到緬都，攜來彼國商品絲綢、色紙、茶葉、各種水果與其他雜貨，歸國時載運棉花、花鹽、雀羽與一種黑漆。”[26]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19世紀中葉以前，中緬交易以八莫為中心，中國方面以絲和雄黃等物品向緬甸交換棉花和漆料等物資?！盵27]“中國輸入緬甸之商品為生絲、綢緞、裁制朝服之絲絨、滇邊出產之茶葉、金、銅、鋼、酒、火腿、米絲、漆中需用之水銀與大量之針線；自緬甸輸入中國之商品以棉花為大宗，此外尚有燕窩、鹽、象牙、鹿茸、琥珀與少量之漆器與寶石”。[28]

據亨利·玉爾在《1855年出使阿瓦宮廷記》一書中的估計，1827年，緬甸從云南輸入絲綢總值約為72000英鎊，云南從緬甸輸入棉花約值228000英鎊；1855年云南輸入緬甸和內陸假云南輸入緬甸的商品總值約187500英鎊，其中絲綢為120000英鎊，緬甸向云南輸入貨物總值約為235000英鎊，其中棉花為225000英鎊。[29] 如果以上估計準確，則棉花占到緬甸輸入云南商品總額的96%，絲綢占云南輸入緬甸商品總額的64%，棉花和絲綢成為滇緬貿易最為大宗的商品。

滇老之間，茶葉、陶瓷器、銅錫器、絲綢、布匹等是云南對老貿易的重要商品。云南茶葉，以滇南十二版納一帶所產普洱茶為佳、出產也最多，《滇海虞衡志》卷11說：“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產而資利賴者也。出普洱所屬六大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喘，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如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逼斩璨粌H行銷西藏、四川等地，也是滇南對外出口的重要商品，每年都有大量的普洱茶銷入老撾，或經老撾運銷到暹羅、緬甸等地。由于當時大量的普洱茶運銷老撾南掌，因此，自普洱府至易武而達老撾的商道也被稱為“茶路”[30]。

光緒《普洱府志》說：老撾（南掌國）盛產“五金各礦、靛青、漆、藤、竹、麻、棉、椰葉、桄榔、甘蔗、檳榔、豆蔻、煙葉、芝麻、花生，而松木、柚木尤多”。其中不少在云南和其他一些地方深受歡迎，如象牙、香料、藥材等為老撾出口云南的重要商品。

由此可見，通過滇南的對老貿易，云南輸出以茶葉為最大宗，而老撾輸入云南的商品雖然名目繁多，但無大宗可覓，象牙、香料等物并非生活必需品，貿易量應該不是很大。

清代，由于規(guī)定越南貿易通過兩廣進行，使滇越貿易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雙方的貿易規(guī)模也相對有限。當時云南銷往安南的貨物主要有鐵制農具、絲綢產品、瓷器、藥材、牛、牛皮、麻布、銅器、紙張、藍靛、神香、調料、廣南鴨和其他生活用品。越南的杉木、海鹽、大米等是輸入云南的重要商品。交易商品種類雖較繁多，但難有大宗可言。

除緬甸、老撾、越南外，經此三國中轉的滇印、滇泰、滇柬貿易也是云南對外貿易的組成部分，但貿易規(guī)模和商品種類均不及與云南直接接壤的這三個國家則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隨著生產分為農業(yè)和手工業(yè)這兩大主要部門，便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隨之而來的是貿易。”[31]貿易的產生源于環(huán)境差異、生產和社會分工的不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不齊。直至工業(yè)革命以前，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和各個地區(qū)之間所進行的貿易就其性質而言還基本是通過產品的互濟以滿足各自的需要。云南與鄰近各國的貿易，在西方勢力到來之前當然也不出這一范疇。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云南和鄰國間貿易商品，盡管因貿易對象的不同，在規(guī)模大小、種類構成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在以各自土產為主而進行貿易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點認識。

蒙自開埠前的云南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鄰近國家和地區(qū)，云南是從陸上將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聯系起來的重要節(jié)點。但是，在蒙自開埠前的200余年時間里，滇緬貿易是云南對外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產業(yè)上的高度互補性，滇、緬往往互為彼此的貿易目的地，很少經彼此的中轉將更為廣闊的市場聯系在一起。這也就是說，盡管云南與周邊國家很早就形成了一個區(qū)域性貿易圈，但在蒙自開埠之前，在很大程度上，它還只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貿易圈，彼此之間的貿易還主要是在圈內進行。云南與周邊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貿易，基本上還只是一種地區(qū)性的貿易。此為一。

二是云南和鄰國間貿易商品，盡管因貿易對象的不同，在規(guī)模大小、種類構成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在以各自土產為主而進行貿易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這也是傳統(tǒng)時代云南對外貿易的一大特征。

鴉片戰(zhàn)爭后，蒙自開埠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形成以上海、天津等少數東部沿海口岸為龍頭，以其他沿海、沿江口岸為主要節(jié)點，以相關交通運輸線為連接，以埠際貿易為主要展開形式的口岸貿易網絡。由于云南沒有開埠，雖然因英法勢力深入鄰國而不可避免地開始與世界市場產生了聯系，但從總體上看，云南的對外貿易一方面仍然以與鄰近各國的直接貿易為主，另一方面云南土貨進入世界市場和洋貨進入云南也還需要借助于其他開放口岸的層層轉運。很顯然，蒙自開埠前的云南處于全國對外貿易格局的邊緣位置，從而使云南對外貿易的發(fā)展不僅遠遠落后于沿海、沿江（長江）地區(qū)，而且也比不上不少的內陸省份。此為三。

以上三點是蒙自開埠前200余年間云南對外貿易發(fā)展的最基本面相，抓住這三點，才有可能正確理解蒙自等口岸開放后云南對外貿易發(fā)生的一系列變化，并對這些變化做出合理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