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快速崛起，一直與其蓬勃發(fā)展的教育息息相關。提到近代日本的教育，就一定離不開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1835—1901），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啟蒙思想家，知名學府慶應義塾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素有“日本伏爾泰”的美譽。他終身沒有入仕，一直以民間學者的身份興辦教育、編輯報紙、著書立說。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對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日本的傳播與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慶應義塾大學校內(nèi)的福澤諭吉雕像

不過，我們也應該冷靜地認識到，福澤諭吉教育理念中的軍國主義內(nèi)涵，同樣被他的后輩們?nèi)P繼承并一一“化成了現(xiàn)實”。被暫時的“榮光”蒙蔽了雙眼的日本人，最終讓自己的國家陷入到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那么問題來了，福澤諭吉為什么要一再堅持“脫亞入歐”？為了實現(xiàn)“脫亞入歐”，他具體做出了哪些實踐？隨著時間的推移?！懊搧喨霘W”又“畸變”出了什么惡果？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從“慕華”到“脫亞入歐”

福澤諭吉生在大阪，是家中最小的兒子。他的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wèi)門的長女阿順。不幸的是，在他18個月大的時候，年僅45歲的福澤百助因病亡故。彼時才33歲的阿順，只能攜五個孩子返回故鄉(xiāng)中津。

1）福澤諭吉的少年時代

因為家境貧寒，福澤諭吉直到十四五歲時，才有條件接受到較為系統(tǒng)的“儒學教育”。但需要指出的是，慘淡的童年經(jīng)歷，從未讓他有過自卑感。

在當時，落魄士族的年輕子弟們，不僅不敢在白天上街，即便在夜間出門，也要用手巾遮掩頭臉。不過，年幼的福澤諭吉與這些人完全不同，他不僅敢在白天出門，而且從不蒙面，甚至在腰間帶著兩把刀，以武士形象示人，言談舉止一直不卑不亢。

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

在19歲以前，福澤諭吉主要師從日本漢學家白石常人，系統(tǒng)研讀漢文典籍。盡管他入學較晚，但因為天資聰慧，理解力極強，因此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在完成課業(yè)的同時，福澤諭吉還系統(tǒng)學習了中國的經(jīng)義和歷史著作。少年時期的他對《左傳》非常感興趣。合計十五卷的《左傳》，“一般學生只讀其中三四卷就放下了”，而他不僅“整部通讀”，而且“一共反復讀過十一遍，認為精彩之處還記在心里”。

幾年的學習下來，使他不僅具備了極為深厚的儒學基礎，還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領悟。因此，他一直以“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小小的漢學家”而感到驕傲。

幕末日本

2）為什么“轉(zhuǎn)投”蘭學？

不過，性格本就豪邁不羈的福澤諭吉，對于門閥觀念極為濃厚的社會環(huán)境，一直有著很深的抵觸。因此，在他二十一歲時，決定離開故鄉(xiāng)，前往長崎學習蘭學。

所謂“蘭學”，主要泛指江戶時代，經(jīng)荷蘭人傳入日本的西方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即 “荷蘭人帶來的學問”（拓展閱讀：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是如何大力推動英語教育的？）。

至于福澤諭吉“改學蘭學”的動機，無疑與日本嚴峻的社會局勢息息相關。在他前往長崎的前一年，黑船事件（1853）爆發(fā)。次年，日美簽訂《日美親善條約》——這是近代日本與西方列強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不久，英國、沙俄、荷蘭等西方列強，相繼與日本簽訂了“親善條約”。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讓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大受震撼，最終萌生了“學習西學”的想法。

大槻玄澤著《蘭學楷梯》內(nèi)頁

在長崎，福澤諭吉一直寄居于術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在這段時間，他研讀了不少生理學、醫(yī)學、物理學等學科的蘭學著作。因為他“困了就枕書而睡，醒后就立即讀書”，頗為搏命，因此，山本物次郎一度想收其為養(yǎng)子。不過，這一階段的學習主要以自學為主，并不系統(tǒng)。

福澤諭吉的“受寵”，引起了共同學習的同藩“家老”之子奧平一岐的嫉妒。最終，他不得離開長崎，投奔在大阪“藏屋敷”工作的大哥福澤三之助。

抵達大阪后，他向兄長表達了想前往江戶尋求發(fā)展的計劃。不過，三之助建議他留在大阪，投入蘭學家緒方洪庵（1810—1863）門下，系統(tǒng)研習蘭學——因為他創(chuàng)辦的家塾“適適齋塾”（即“適塾”），是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塾（大阪大學的前身）。

1855年3月，福澤諭吉順利進入適塾。全面且系統(tǒng)的學習，使得他大放異彩，迅速嶄露頭角。伴隨著學習的深入，他對一直仰慕的儒學思想，產(chǎn)生了懷疑和動搖，以至于后來發(fā)出了“我不僅討厭中醫(yī)，連儒家也很憎惡。（我）總認為，中國派的東西都應該打到，這好像是注定了”的“暴論”。

日劇《仁醫(yī)》中的緒方洪庵、他不僅是一位蘭學大家，還有著“日本近代醫(yī)學之父”的美譽

3）從“蘭學”到“西學”的二度跨越

不過，1859年的橫濱觀光經(jīng)歷，讓他對一直引以為傲的“蘭學”，產(chǎn)生了很大的質(zhì)疑。

依據(jù)日本與歐美列強訂立的五國條約（1859），橫濱被開辟為通商口岸。當他抵達橫濱后，突然驚訝地發(fā)現(xiàn)，無論是商店、柜臺商品上的英文標識，還是街頭巷尾的英語對話，自己一丁點都聽不懂。

與此同時，他敏銳地意識到，荷蘭在歐洲已經(jīng)日漸沒落，英國大有“后來者居上”的架勢。這就意味著，蘭學和“儒學”一樣，都不能迎合時代的潮流了。

日本開國后，抵達橫濱的各國商船

于是，福澤諭吉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幾乎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英語學習上面。在他看來，“若要振興日本，就必須學習西洋學問；要想學習西洋學問，首先要系統(tǒng)掌握英語”。

因為尋找合適的老師未果，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只能依靠手邊的“蘭英對譯字典”和“蘭英會話教材”自學。為了矯正發(fā)音，甚至主動向從英美等國歸國的日僑家的小朋友進行請教。

伴隨著學習的持續(xù)深入，福澤諭吉逐漸發(fā)現(xiàn)，英語和荷蘭語其實存在著不少相似之處。于是，在掌握了一定的學習技巧之后，他的英語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用發(fā)展的眼光看，高強度的英語學習，為他后續(xù)學習“西洋學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

2）“脫亞入歐”的具體實踐

坦誠說，福澤諭吉之所以推崇“脫亞入歐”，無疑是基于國情的選擇。

在他看來，儒學思想閉關自守，國學（本土學說）盲目追求“攘夷”，二者均不可用。實現(xiàn)國家騰飛的唯一途徑，就是“迅速發(fā)展西學教育，培養(yǎng)西學人才”。歷史證明，他的思路是比較正確的。

1） 留洋與“脫亞入歐”思想的定型

1860年1月，福澤諭吉以隨員的身份，隨同日本使節(jié)團訪美。這一次留洋經(jīng)歷，使得他對美國的發(fā)展程度有了清晰、直觀的認識。不過，因為行程匆忙，這次出訪未能引起他思想上變化。他的唯一“收獲”，只有一本韋伯斯特辭典。

1862年初，福澤諭吉以日本使節(jié)團正式翻譯的身份，開啟了長達一年的針對英、法、德等歐洲發(fā)達國家的實地考察。

在這段時間，他不僅參觀走訪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銀行等機構，購買了大批與歐洲歷史、政治、軍事、地理等相關的書籍，還對西方的政黨和選舉制度、教育體系、經(jīng)濟模式以及郵政、金融等行業(yè)的發(fā)展情況，進行了頗為深入的研究。

烏德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左二為福澤諭吉

回國之后，他根據(jù)所購書籍與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合計十卷的《西洋事情（1866—1870）》系列叢書。該書出版發(fā)行后，給予了日本各界人士以心靈上的全面暴擊。

實際上，在明治維新正式開始（1868）之前，日本國內(nèi)的“攘夷派”勢力一直頗具威望。具體而言，大呼“尊王攘夷”口號的他們，不僅會主動襲擊外國人士，甚至連熱衷“外夷事務”的“洋學者”們，都會因被視為“日奸”而遭到迫害。

根據(jù)《福澤諭吉自傳（1899）》的記載，從1861年—1873年之間，福澤諭吉就再也沒有在天黑后外出。由此可見，編撰并出版這種“不符合日本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作品，本身就是極具勇氣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洋事情》系列叢書，極大促進了日本各界人士對西方先進國家的重新認識。因此，當時的憂國愛民的各階層人士，幾乎人人一部《西洋事情》，不少人將之當作金科玉律一般來看待。

《西洋事情》系列圖書封面

1867年1月，福澤諭吉再度赴美。在系統(tǒng)考察了美國東部各州城市建設的同時，還在返回日本之前，采購了大量英文原版書籍。三次留洋經(jīng)歷，不僅讓他真切地感受了西方發(fā)達國家政治和教育制度的先進性，更進一步堅定了“脫亞入歐”的信念和決心。

2）創(chuàng)辦西式學校：慶應義塾

實際上，早在1858年，福澤諭吉就身負藩主重托前往江戶，擇地開塾，旨在傳播蘭學——這是他正式籌辦教育的開端。1863年，“蘭學塾”更名為“英學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以九州學生為核心的學塾，生源幾乎遍布了整個日本。

在第三次留洋歸國后，他將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籌辦教育上面。他認為，“日本的未來在西方，學習西方是日本的當務之急”，“要謀求東洋革新，首先要深入學習西洋的教育思想，實行教育救國”。

1868年4月，福澤諭吉在整合原有學塾的基礎上，將原址在鐵炮洲的“英學塾”遷至新錢座，并更名為“慶應義塾”。其中，“慶應”一詞，是當時的日本年號；“義塾”一詞，則是福澤諭吉的原創(chuàng)詞匯，參考自英語“Public school”（即“公學”）。

由此可見，他建校的初衷，就是想建設一所“可以為日本國家公共利益服務”的“公學”。

老照片中的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

在建校之初，福澤諭吉主要做了四件大事：

• 制訂了規(guī)范的校規(guī)（塾規(guī)），旨在加強學生的品德修養(yǎng)；
• 規(guī)范日常制度，對學校開啟了規(guī)范化管理；
• 規(guī)范教材，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 改革學制，建立16年一貫制的教育體制。

另外，他還制定并規(guī)范了學生的作息時間和授課表，建立了比較完整的衛(wèi)生、食堂和課外活動制度，并要求學生端正品行，不許配刀、不許借貸，愛護圖書。在課程設置上，除了常規(guī)的倫理和修身課之外，還設有數(shù)學、物理、經(jīng)濟和法律等“西洋課程”。

老照片中的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

1871年，明治政府設立文部省。次年，文部省頒布《學制》令。至此，日本教育開啟了大刀闊斧式的“西化改革”。慶應義塾順應形勢，同步開啟了改革，即設置大、中、小學校，分別為五、五、六年的一貫制教育。

從1890年起，慶應義塾設文、經(jīng)、法三門學科，并成立大學部。1920年，升級的“慶應義塾大學”，成為了擁有文學部、法學部、經(jīng)濟學部、醫(yī)學部和研究生院的私立綜合性大學。因此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有著“私立大學開創(chuàng)者”的美譽（拓展閱讀：東瀛志：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是如何建設“現(xiàn)代化”大學的？）。

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的內(nèi)部

3）“脫亞入歐”背景下的日本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福澤諭吉創(chuàng)辦的慶應義塾，網(wǎng)羅到了數(shù)目龐大的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群體。這些高度認可“脫亞入歐”理念，并將“富國強兵”視為己任的年輕人們，逐步將這一理念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

明治維新開啟后（1868），福澤諭吉以更為充沛的精力和自覺的精神，加強了針對日本國民的啟蒙教育。在明治政府“廢藩置縣”、資本主義思潮大踏步前進的1872年—1876年間，他撰寫了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論文集——《勸學篇》，給新興資產(chǎn)階級注入了一股強心劑。

具體而言，《勸學篇》猛烈抨擊了封建等級制和儒家思想，希望通過教育改變?nèi)毡救嗣竦木窈椭橇ΜF(xiàn)狀。他認為，“日本要追趕西方，國民的素質(zhì)是關鍵。國民要有日本民族大和魂的思想，才能舍身為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所倡導的“脫亞入歐”理念，成為了日本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

《勸學篇》日文版內(nèi)頁（via：孔夫子舊書網(wǎng)）

為了推動教育改革，明治政府于1869年指派森有禮（1847—1889）、津田真道（1829—1903）、加藤弘之（1836—1916）等人制定新的教育政策。需要指出的是，這幾個人不僅都有留洋背景，并且都具備較強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意識，還都是福澤諭吉的忠實擁躉——由他們制定的教育法令，傾向性不言而喻。

1872年9月，《學制令》和《太政官有關學制之布告》相繼頒布施行。其中，“布告”中所宣揚的“功利主義教育”，就是福澤諭吉所推崇的“實學教育”；所謂“平等教育的原則”，也是他“國民皆學”教育理念的延伸。

客觀地說，這些教育法令的頒布和實施，不僅極大推動了日本教育的“西化進程”，并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國民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

數(shù)據(jù)顯示，在《學制令》頒布后不到一年的1873年，日本適齡兒童的如學率就超過了28%。到了1900年，入學率升至81.5%。等到1908年時，入學率已經(jīng)高達97,8%——即便放眼世界，這一數(shù)據(jù)也達到了領先水準。

全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不僅讓日本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也釋放了日本社會的活力和社會生產(chǎn)力，為近代日本的復興繁榮，奠定了良好的知識儲備。

明治維新，讓日本迅速起飛

3）“畸變”的產(chǎn)物：軍國主義

不得不說，從幕末至二戰(zhàn)結束的近一百年，日本的政治、經(jīng)濟、教育乃至外交等領域，處處都能看到福澤諭吉的影子。因此，近代日本一度流行著“文部省在竹橋，文部卿（文部大臣）在三田”的說法——這里的三田，正是福澤諭吉的居所所在地。

不過，在日本國勢日趨強盛的同時，“脫亞入歐”理念也逐漸呈現(xiàn)出了較強的保守色彩，即“脫亞”演變成了“侵亞”。

1）福澤諭吉的“中國觀”和擴張主義

前面提到，福澤諭吉在學習蘭學的過程中，就已經(jīng)對中華文化產(chǎn)生了質(zhì)疑。伴隨著中國（清朝）內(nèi)外局勢的日趨嚴峻，這種質(zhì)疑迅速升級為了對“中國事務”的全盤否定。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他在《唐人往來（1864）》中譏諷中國是“不擅于變革之國”。“一千年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根本不知隨機應變，盲目自大之風強勁”。對于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他居然認為是“視其國（中國）為天下最尊貴之物，甚至不知仿照他國改革國事，盲目自大之病而起”。

福澤諭吉雕像

進入19世紀70年代中期，福澤諭吉系統(tǒng)學習了“進化論”，并將這一思想“嫁接”到了國際關系問題上。因此，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著作中，蘊含著極強的“優(yōu)勝劣汰”思想（拓展閱讀：吃肉和自信：為什么福澤諭吉大力倡導日本人“多吃肉”？）。

在《通俗國權論（1878）》中，他“殘酷”地指出，“親善條約也好，萬國公法也好，雖然好像極為美麗，但只是外表名目，交際之實只為貪權爭益”，“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shù)門大炮，數(shù)冊親善條約不如一筐彈藥”，“武力才能決定一切”。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赤裸裸地推出了日本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先決條件——在強化軍備的同時，在合適的時機“搶占亞洲”，侵占朝鮮和中國。

日趨西化的日本

1885年3月，福澤諭吉發(fā)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對中國和朝鮮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在文中指出，中朝兩國是“停滯于儒家思想，被專制主義和殘酷法律束縛的國家”，“（日本）不僅從兩國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數(shù)”。因此他認為，“對于中朝兩國，根本不用什么'特別照顧’，（日本）應追隨西方列強，共同占領中國和朝鮮?！?/span>

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福澤諭吉的對華態(tài)度極為強硬。他在專題文章中，將甲午戰(zhàn)爭“贊頌”為“神圣之戰(zhàn)爭”，還將日本戰(zhàn)勝的事實比喻為“夢想已久的勝利”。在兩國談判期間，他不僅要求日本政府索取巨額賠款，并要求將旅順、威海衛(wèi)、山東和臺灣甚至是東北三省，“必須收入囊中”。

一言概之，在19世紀末，福澤諭吉發(fā)表的言論中，充斥著極為濃重的非理性、瘋狂性和冒險性的軍國主義特質(zhì)（拓展閱讀：東瀛志：福澤諭吉是如何“看貶”中國的？）。

日本版《脫亞論》部分

2）《教育敕語》與“軍國主義”的泛濫

伴隨著日本國力的大幅提升、對外擴張（如攻占琉球）的勝利（拓展閱讀：一文綜述：琉球與中國和日本的恩怨情仇）以及國民義務教育的高度普及，由“脫亞論”衍生出的擴張思想，幾乎滲透到了教育領域的各個角落。

1890年，日本頒布《教育敕語》。這份旨在維護“天皇制國體”的官方文件，充斥著諸如“克忠克孝、仁愛信義、皇權一系、遵憲守法、恭儉律己”等封建性內(nèi)容，與過往一直倡導的“文明開化”理念，完全背道而馳。至此，有著極強軍國主義內(nèi)涵的教育體制，徹底公開課和合法化（拓展閱讀：一文概述：為了“奴化”臺灣人民，日本人做出了哪些小動作？）。

明治天皇一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帶有強烈愚忠思想的修身、倫理課，成為了各級學校的核心課程；“尊皇愛國”和“忠孝大義”等理念，既是學生們需要嚴格恪守的準則，也是教師們授課的指導方針；各級學校的任務，是為國家培養(yǎng)“忠誠”的人才（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滿洲國”的《滿語國民讀本》，到底都講了些啥？）。

不客氣地說，國民教育越繁榮，軍國主義思潮的傳播就越顯著。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發(fā)展和鞏固，日本最終形成了與國家軍國主義同步的完整教育體制。伴隨著甲午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的相繼勝利，日本的“擴張胃口”越來越大——在給全亞洲人民帶來沉重災難的同時，同時讓自己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拓展閱讀：讀書筆記：日本教科書中的抗日戰(zhàn)爭）。

明治維新的幾個主要領導人，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4）尾聲

桃李滿天下的福澤諭吉，個人生活比較低調(diào)樸實。他27歲結婚，與妻子相守終生。在閑暇時間，還會親自為子女們編寫識字課本，稱得上是一位標準的“慈父”。

福澤諭吉去世后，正在開會的日本議會暫停議事，全體議員默哀“以示悼念”。在他遺體出殯的當天，送葬的行列長達數(shù)里——他在當時日本國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走向共和》中的福澤諭吉

二戰(zhàn)結束后，日本開啟了新一輪的經(jīng)濟發(fā)展熱潮。伴隨著物質(zhì)文化的飛速提升，已經(jīng)全面冷靜下來的日本民眾們，對福澤諭吉的那句“先有獨立人格之國民，才有強大安寧之國家”，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

因此在1984年日元改版時，日本一改過往將政治家設定為鈔票頭像的慣例，決定采用著名的文化人物作為鈔票“主人公”。在經(jīng)過一系列的醞釀和征求意見之后，確定將最大面額一萬日元的“主人公”，設定為福澤諭吉。

日元中的福澤諭吉

時光荏苒，到了2019年，日本宣布將在2024年上半年之前，發(fā)行新款紙幣。其中，新版一萬元紙幣的鈔票頭像，從福澤諭吉換成了實業(yè)家澀澤榮一（1840—1931）。消息一出，日本輿論一片嘩然。

按照財務省的說法，發(fā)行新紙幣的目的是防偽。而且按照“慣例”，紙幣的設計會在20年左右變更一次。不過，他們的解釋似乎并未“平息民憤”。比如慶應義塾大學的校長就公開痛斥道——這群只知道被民政供養(yǎng)的蟲豺，為了錢，連思想都不要了。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福澤諭吉無疑是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先驅(qū)。不過，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是個讓人感到五味雜陳的對手。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變了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