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河中游與下游、中原與海岱地區(qū)的早期文明是在交互作用中演進的，其族共同體既有獨立發(fā)展的一面，也有互化融合的一面，中原地區(qū)的華夏族正是因四夷在中原的匯聚、相互融會而形成的。從五帝時代到夏商周三代，直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東夷與華夏的關(guān)系既有由一方遷徙到另一方而呈現(xiàn)出“嵌入式”的融合，也有經(jīng)過戰(zhàn)爭沖撞或兼并而發(fā)生的融合。無論哪種方式的融合，都不是單向同化而每每是相互展開的。夷夏互化融合的最終結(jié)果，是華夏民族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海岱東夷則越來越少，到秦漢時期海岱東夷已消失，完全融入華夏民族之中。

關(guān)鍵詞：海岱  中原  互化融合  復(fù)合制王朝國家

作者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北京10248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P132—P157

責任編輯：晁天義

1935年，傅斯年發(fā)表了著名的“夷夏東西說”，在中國史學界、考古學界產(chǎn)生重大影響?！耙南臇|西說”認為，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及其政治的展開，在地理上常常分為南北，然而在此之前，尤其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黃河、濟水、淮河流域為歷史舞臺的。在這片大地上，地理形勢主要是東西之分，即分為東部的諸夷（以山東半島海岱地區(qū)為核心）與西部的諸夏（以中原地區(qū)為核心）兩大系統(tǒng)的對峙。今天看來，從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三代，夷與夏確實有東西分布和對峙的一面，但也有互化融合的一面；然而傅斯年沒有注意到華夏民族形成的問題，沒有把華夏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來討論“夏”“夷”關(guān)系。夷夏互化融合及其與華夏民族形成之關(guān)系，傅斯年沒有講，而學術(shù)的發(fā)展又需要“接著講”。在這里，筆者從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出發(fā)，根據(jù)中原與海岱地區(qū)在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fā)展過程中交互作用、相互影響、互動互化的史實，結(jié)合中國古代國家形態(tài)結(jié)構(gòu)由萬邦林立的單一制的都邑邦國走向多元一體復(fù)合制的夏商西周王朝國家的演進歷程，提出“夷夏互化融合說”。

一、夷夏概念溯源

說到夷夏關(guān)系，需要就“夷”“夏”的概念加以說明。就一般意義而言，“夏”既可以指夏王朝，也可以指華夏民族，在極個別情況下，“夏”也特指姒姓的夏部族。而“夷夏”相對而言之“夏”，是就族共同體說的，是一個族的概念，它既非指夏王朝，亦非指作為較小的族共同體的姒姓的夏部族，而主要指較大族共同體的華夏民族，也包括夏代之前的華夏集團。關(guān)于華夏民族的形成，筆者曾提出：華夏民族形成于夏代，只是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屬于“自在民族”，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華夏民族屬于“自覺民族”。

對于夏代之前的中國上古民族，蒙文通把它們劃分為“江漢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系；這三系分稱為“炎族、黃族、泰族”。徐旭生把一度以中原為主要歷史舞臺的炎帝族和黃帝族合稱為“華夏集團”，把海岱地區(qū)的族群稱為“東夷集團”，把南方的族群稱為“苗蠻集團”。蒙文通和徐旭生關(guān)于上古民族的劃分有同有異。不同之處在于：蒙文通所說的上古“江漢民族”實指炎帝族，他稱炎帝族為炎族，并主張炎族出于南方；而徐旭生則主張炎帝族發(fā)祥于陜西寶雞，后來來到了中原，炎帝族屬于華夏集團。也就是說在炎帝族的歸屬問題上，它究竟歸屬于“中原”還是“江漢”，蒙文通與徐旭生的觀點是不同的。相同之處在于：蒙文通和徐旭生兩人劃分的三個區(qū)域可以對應(yīng)起來，因而兩人的劃分就區(qū)域的方位而言又是相同的。在兩人所使用的詞匯概念方面，筆者贊成徐旭生所用的稱謂，即在夏代之前（亦即在華夏民族形成之前），中原地區(qū)的族群可稱為“華夏集團”，海岱地區(qū)的族群可稱為“東夷集團”，江漢地區(qū)的族群可稱為“苗蠻集團”。由此，本文在論述夷夏關(guān)系時，把夏代之前作為“華夏民族”前身的中原混合族群，原則上稱為“華夏集團”，只是有時為了行文的方便而稱為“史前華夏”。

“夷夏”之“夷”，也屬于族的概念。一般認為，把夷、蠻、戎、狄整齊劃一地分配于東、南、西、北四方是從戰(zhàn)國中后期開始的。例如，《禮記·王制篇》：“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倍诖呵飼r期，“夷”有時是作為非華夏族的泛稱，但也存在作為專稱的“東夷”的稱呼。

春秋時期，“夷”作為一種泛稱是很常見的。《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边@里的 “夷”即泛指非華夏的族群。這種泛稱有時也使用“蠻夷”或“夷狄”的形式表述，如《公羊傳》成公十五年：“《春秋》……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薄蹲髠鳌焚夜荒辏骸叭?、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蠻夷猾（亂）夏，周禍也?！边@里與“諸夏”相對照的“夷狄”和“蠻夷”之“夷”，都屬于泛指。

春秋時期，“夷”在專指東夷時，使用的就是“東夷”這一稱呼。例如，《左傳》僖公四年，陳轅濤涂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痹谵@濤涂的話中，東夷位于東方是明確的。再如《左傳》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边@里的“東夷”說的也是春秋時代海岱地區(qū)尚未華夏化的土著族群?！蹲髠鳌肺墓迥辍⑽墓拍?、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哀公十九年等出現(xiàn)的“東夷”，也屬于這種情況。此外，《左傳》昭公四年楚椒舉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边@里的“東夷”說的則是商紂王時期海岱土著族群。

由西周上溯到商代，一般認為商代的東夷在甲骨文中被稱為“人方”。在甲骨文中有許多“王征人方”的卜辭，例如：

癸亥王卜，貞：旬亡禍。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

由上述兩片征人方甲骨可以看出，人方在東方、屬于東夷的結(jié)論，可成定論。其實，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卜辭所謂“人方”直接可釋為“夷方”。

卜辭“某某方”之“方”指的是方國，卜辭“人方”釋為“夷方”，指的就是商代海岱地區(qū)土著民族，與西周金文中的“東夷”是一致的。

在殷墟卜辭中，除“夷方”稱呼之外，最近，方輝指出甲骨文中有“東夷”一詞，他舉出的卜辭是《合集》8410反和《英藏》1288，其卜辭記有“東夷曰千森……”商代甲骨文中“東夷”的稱名，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記錄。雖說是一例，但至少說明“東夷”稱謂可以上溯到商代。當時實際情形可能是這樣：商人認為“夷方”一詞已具有方位的指向，不需要再加上“東”這樣的方位詞，所以用“夷方”（人方）指稱海岱地區(qū)土著居民，是當時一種普通和普遍的做法，但偶爾也在“夷”之前加上方位詞“東”，出現(xiàn)“東夷”稱呼，這一稱呼被后來的西周所繼承。

從商代上溯至夏代，由于夏代尚不存在像甲骨文、金文那樣本朝人書寫的史料，只能使用《古本竹書紀年》《史記·夏本紀》等夏代之后的史料來說明問題。在這些史書中，與“夏”相對應(yīng)的東方土著被稱為“夷”“嵎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從“畎夷”到“陽夷”這九種又被合稱為“九夷”。聯(lián)系商代甲骨文中的東夷一般被稱為“夷方”而不加“東”這樣的方位詞，加“東”方位詞構(gòu)成“東夷”，在甲骨文中僅屬個別，那么，《古本竹書紀年》等所記的“夷”“嵎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等，也沒有方位詞，這恰恰與甲骨文的用詞習慣相一致，可以認為這種不加方位詞而使用具體的名稱，正反映出夏代東夷稱謂的實情。

“夷”和“東夷”的概念是相對應(yīng)于華夏而存在的，而華夏民族是從夏代開始出現(xiàn)的，夏代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從夏代再往前追溯，文獻中對于史前東夷，一般不用“夷”之類的泛稱，而是使用“太皞”“少暤”“有虞”之類的具體指稱。正像我們把夏代之前作為“華夏民族”前身的中原族群稱為“華夏集團”一樣，我們把夏代之前的東夷族群，原則上稱為“東夷集團”，只是有時為了行文的方便而稱為“史前東夷”。

夷夏關(guān)系，既有東西對峙的一面，亦有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轉(zhuǎn)化的一面。在分布方位上，誠如傅斯年所言，夷與夏分處東與西，這種格局形成于夏代之前，并一直持續(xù)于夏商以后。在夷夏互動互化方面，也是開始于夏代之前的五帝時代，持續(xù)于夏商以后。因此，欲闡述“夷夏互化融合說”，也得從夏代之前的五帝時代談起。

二、文獻所見五帝時代的夷夏互化融合

五帝時代的“夷夏”互化融合，主要表現(xiàn)為夷族人來到中原之地在融入華夏族的過程中也對原有的中原族群發(fā)生作用，結(jié)果是夷與中原族群通過交互作用和相互轉(zhuǎn)化，再加上戎狄蠻等其他族群的匯入融合，最終形成華夏民族。

（一）黃帝時期夷夏的交互作用

五帝時代開始于黃帝稱雄時期，我們稱之為黃帝時期。黃帝時期在河北涿鹿發(fā)生過黃帝族與蚩尤族的大戰(zhàn)——著名的涿鹿之戰(zhàn)，戰(zhàn)爭的結(jié)果以蚩尤被殺而告結(jié)束。如《逸周書·嘗麥解》記載：

引文中的“赤帝”即炎帝，這條記載表達的意思大體是：在上古之世，上帝命炎帝分設(shè)二位卿官，讓蚩尤居住于少昊之地管理天下百姓，但蚩尤為了向外擴展，驅(qū)逐炎帝，占領(lǐng)炎帝的土地，致使“九隅無遺”。炎帝十分害怕，只好求助于黃帝，黃帝在“中冀”這個地方殺了蚩尤，用少昊清（名“質(zhì)”）代替蚩尤來統(tǒng)率東方，穩(wěn)定了天下秩序。

蚩尤原來是“于宇少昊（居住在少昊之地），以臨四方”。蚩尤被殺之后，黃帝讓少昊清（少昊質(zhì)）代替蚩尤，“以正五帝之官”。關(guān)于蚩尤的族屬，徐旭生主張蚩尤屬于東夷族；漢代的高誘、馬融等人都說蚩尤是九黎的君名，而九黎一般被認為屬于三苗集團。這里暫不討論蚩尤的族屬，僅就黃帝讓少昊清代替蚩尤統(tǒng)領(lǐng)東方諸部而論，其背景應(yīng)該是此時的黃帝族與東夷族結(jié)成了聯(lián)盟，黃帝為盟主，以少昊清為首領(lǐng)的東夷族是盟友?？勺鳛檫@一情況旁證的是《韓非子·十過》中的一段話：“昔者黃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這段話是用神話的方式表達了一些史實。據(jù)《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記載，風伯、雨師是蚩尤請來“縱大風雨”、用以對付黃帝的風神和雨神，現(xiàn)在卻成為“黃帝合鬼神于西泰山”時與蚩尤一同為黃帝的到來而“進掃”“灑道”者。就連蚩尤以及風伯雨師都歸于黃帝麾下了，那么替代蚩尤的少昊諸部與黃帝族結(jié)為友好聯(lián)盟，更屬情理之中。在古史傳說中，人名、族名和神名每每可以相同一，《韓非子·十過》這段屬于神話與歷史相交融的話中，既有人名與族名（如蚩尤與蚩尤族）相同一的情形，也有人與神（如風伯雨師與風神雨神以及死后的蚩尤等）相同一的情形。所以，阪泉之戰(zhàn)和涿鹿之戰(zhàn)之后，不但黃帝族與炎帝族結(jié)為聯(lián)盟，黃帝族與東夷族也結(jié)為聯(lián)盟。在聯(lián)盟之前，炎黃與東夷就有交互作用，聯(lián)盟之后，交互交往應(yīng)該更深了一層。

（二）“顓頊—祝融”集團乃夷夏交融而形成

顓頊地處中原。《左傳》昭公十七年：“衛(wèi)，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逼涞卦诮窈幽襄ш枴０凑沾呵飸?zhàn)國時的古史系統(tǒng)，顓頊屬于華夏族。例如，《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生帝顓頊?！边@是說顓頊與黃帝為一系。再如《國語·魯語上》在敘述華夏族列祖列宗之所以受到崇拜和祭祀時說：

從中可以看出：（1）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人共認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契、湯、稷、文王、武王為華夏系統(tǒng)中最有代表性的列祖列宗；（2）在華夏這一系統(tǒng)中，顓頊上承黃帝，下續(xù)有虞氏和夏后氏。然而，顓頊這位華夏族的圣君，卻是民族融合的結(jié)果。徐旭生指出“他屬于華夏集團，但是受東夷集團的影響很大”，他的文化“是一種混合而較高的文化”。

我們說顓頊族是中原的族群與東夷相融合而形成的，有四方面的證據(jù)。其一，顓頊與少皞有很深的關(guān)系?！渡胶＝?jīng)·大荒東經(jīng)》：“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薄叭妗奔础叭椤?，是說顓頊幼時曾經(jīng)在少昊氏族內(nèi)被養(yǎng)育的意思。這與《帝王世紀》“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的說法相一致。其二，顓頊也稱為高陽氏，表現(xiàn)出對太陽的崇拜。太皞、少皞也以崇拜太陽而著稱。其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边@個“重”，《國語·楚語下》說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天通”。文中的“南正重”之“重”即少暤氏四叔之一，這也牽扯到少皞與顓頊的關(guān)系。其四，《左傳》昭公八年說：“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鄙弦秶Z·魯語上》也說“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這是說東夷的有虞氏與顓頊也有族源上的關(guān)系。

顓頊族與祝融族實屬一個集團，筆者稱之為“顓頊—祝融”集團?！蹲髠鳌氛压拍辏骸邦呿準嫌凶釉焕?，為祝融?！薄袄纭奔础袄琛保蹲髠鳌非f公五年“郳犁來”，《公羊傳》作“倪黎來”，《谷梁傳》作“倪黎來”，說明“犁”與“黎”通用。顓頊的這個兒子就是火正黎，乃祝融。這種關(guān)系，用《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的文字來表達就是“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此外，《世本》《大戴禮記·帝系》《史記·楚世家》都列有“顓頊—老童（或作卷章）—祝融（或作重黎）”這樣一個世系，這些都是說祝融族出自顓頊。筆者認為，祝融有八姓，雖然并非全部來自顓頊族，但其中重要部分來自顓頊族。

祝融族也有來自炎帝族的一面?！渡胶＝?jīng)·海內(nèi)經(jīng)》：“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jié)并，節(jié)并生戲器，戲器生祝融。”《左傳》昭公十七年說“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火是炎帝族的重要圖騰之一。祝融為火正，也以職掌大火歷和崇拜火而著名。祝融與顓頊和炎帝都有關(guān)系，說明祝融也是因融合而形成的中原族群。

祝融族居地中心區(qū)域在今河南新鄭、新密一帶。《左傳》昭公十七年：“鄭，祝融之虛也?！弊Ｈ诎诵蘸髞砩⒕佑诟鞯兀笾律?，己姓的昆吾先在濮陽，后遷徙至許昌；蘇、溫在河南溫縣；顧在河南范縣；董姓的豢龍、鬷在河南唐河縣；彭姓的彭祖在江蘇徐州市；豕韋在河南滑縣；禿姓的舟人在河南新鄭一帶；妘姓的鄔在河南偃師；鄶在河南密縣；偪陽在山東嶧縣；曹姓的鄒（邾）在山東鄒縣；莒在山東莒縣（與己姓莒國有別）；羋姓的夔在湖北秭歸縣；楚原在丹陽，后遷至郢。祝融八姓的這些居地，以豫中地區(qū)分布較為密集，有密縣的鄶，新鄭一帶的舟人，偃師的鄔，溫縣的蘇、溫，濮陽和許昌的昆吾。

祝融八姓中羋姓的楚和夔分布在湖北境內(nèi)，其中一支成為楚王族。所以，《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說：“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可知楚人以祝融為自己的祖先。屈原《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是楚王族之人，屈原以顓頊高陽氏為自己遠祖?！蹲髠鳌泛汀峨x騷》這兩條史料共同指向祝融與顓頊有族源關(guān)系?！妒酚洝こ兰摇罚骸俺茸娉鲎缘垲呿湼哧?。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彼猿擞蓛刹糠纸M成，其最高層統(tǒng)治者即王族來源于“顓頊—祝融”，其中下層乃當?shù)赝林用?。這種情形與嬴秦由海岱前往“西垂”相同，其王室王族來自東夷少皞族，其中下層民眾乃甘陜土著居民。

顓頊與東夷的關(guān)系還可以由嬴姓的秦王族得以佐證?！妒酚洝で乇炯o》：

我們知道，嬴姓屬于少暤（少昊）集團，其大本營在海岱地區(qū)。嬴秦后來從海岱遷徙到甘陜一帶，《秦本紀》說在商代時秦的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再到秦的先祖非子時，“非子居犬丘”，為周孝王養(yǎng)馬。這樣，商周時期的秦國人就由兩部分組成：其王族和上層貴族來自東夷嬴姓，其中下層貴族和平民等屬于西部土著。因而考古發(fā)現(xiàn)的春秋戰(zhàn)國秦人墓葬的葬俗也分為兩種：王族和上層貴族的葬俗是仰身直肢葬，中下層土著民眾則是屈肢葬。秦人的屈肢葬是西部土著的一種葬俗，不屬于等級或階級的緣故。

《秦本紀》說嬴秦乃顓頊之后裔，這可由陜西省鳳翔縣南指揮村秦宮一號大墓出土的石磬等殘銘的綴合文字得到證實。20世紀80年代，在陜西鳳翔縣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石磬（85鳳南M1:300）殘銘與1982年出土的另一塊殘銘綴合后，有9句37字，其中后4句記有：“天子匽喜,龔(共)(桓)是嗣。高陽又（有）靈，四方以鼏（宓）平?！痹撉毓竽鬼嚆懽匝宰约豪^承秦共公、桓公，可知作器人是秦景公。對此，筆者贊成王暉的研究結(jié)論：春秋時期的秦景公說“高陽又（有）靈，四方以鼏（宓）平”，這是把顓頊高陽氏當作自己的高祖，并作為自己的護佑神靈，認為得到高陽神靈的佑助，便可以平定四方。這與《史記·秦本紀》《世本》等古文獻的說法是一致的。

嬴秦之嬴以顓頊為先祖，這有力證明《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所言“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的說法是可信的。反過來講，當顓頊由海岱地區(qū)來到中原濮陽之后，由顓頊所代表的顓頊族群就屬于東夷與華夏交融而形成的新型部族。

（三）虞舜由東夷變?yōu)槿A夏的民族融合

帝舜是華夏民族的圣人。《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薄睹献印る墓稀罚骸半墓珵槭雷樱瑢⒅?，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但是，這位華夏的圣人卻屬于從東夷融入華夏集團之人。

虞舜之所以能夠由東夷之人變?yōu)槿A夏集團重要一員，就在于他從東夷之地遷徙到了中原地區(qū)，并一度擔任中原地區(qū)族邦聯(lián)盟的盟主。根據(jù)“堯舜禹禪讓”的古史傳說，在中原地區(qū)的堯舜禹部族聯(lián)盟中，舜占有重要地位。此時作為盟主的舜，定都于山西西南部的永濟至平陸一帶。如《帝王世紀》：“舜所都也，或言蒲坂（阪），或言平陽及潘者也?！逼掩嬖诮裆轿饔罎小?jù)《尚書·堯典》，堯曾把二女嫁給了舜，使之“居于媯汭”。《帝王世紀》：“媯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汭水涯也?！薄独ǖ刂尽罚骸皨倹I水源出蒲州河東南山?！贝说匾卜Q為蒲阪，在今晉西南的永濟市。再如，舜又被稱為“虞舜”，屬于有虞氏之人。虞舜所都之城也稱為虞城。虞城，有今河南虞城，也有在今山西平陸的虞城。山西平陸的虞城，《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說：“虞城故城在陜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吳山，周武王封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吳城，即此城也?！逼涞卦诮裆轿髌疥懣h。山西平陸的虞城之外，今河南商丘市也有虞城，就二者的關(guān)系而言，平陸的虞城是虞舜由豫東商丘的虞城遷徙至此而來的。對此，我們后面再詳加敘述?？傊?，虞舜在擔任堯舜禹族邦聯(lián)盟首領(lǐng)時，虞舜邦國的都城在山西西南部的永濟至平陸一帶，所以《史記·五帝本紀》說：“舜，冀州之人也?！惫艜r的冀州包括山西與河北在內(nèi)。

舜原本是東夷人。《孟子·離婁下》：“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敝T馮在今山東諸城。清《諸城縣志》：“（該）縣人物以舜為冠，古跡以諸馮為首。古之言舜生地者，自孟子始曰諸馮，且曰東夷之人?？h……城北十五里有村名諸馮，故前明職方地圖諸城下特注舜生處?！苯裆綎|諸城在西漢時為諸縣，春秋時是魯國的一個邑。《春秋》載魯國曾先后兩次“城諸”，即修筑諸邑的城墻。《春秋經(jīng)》莊公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春秋經(jīng)》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楊伯峻認為：“諸、防皆魯邑。據(jù)《山東通志》，諸故城在今山東省諸城縣西南三十里?！敝炝崃嵴J為：“諸馮應(yīng)即諸，從語言角度講，諸馮的馮字是個輕讀語尾音，如北京話的'兒’，付諸文字是可省去的，不省則作'諸馮’，省去尾音則作'諸’?！睘榇耍覀冋f諸馮在山東諸城，與孟子所說的舜為“東夷之人”頗為吻合，舜的出生地、虞舜族的發(fā)祥地在今山東諸城。

那么，舜是如何從山東的諸馮遷徙到山西的蒲阪，其遷徙路線是否有跡可循？筆者認為今豫東的商丘虞城是其由東向西遷徙過程中的重要一站。豫東的虞城，在夏代的太康少康時期，是虞舜之后裔虞思掌控的地區(qū)。《左傳》哀公元年：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關(guān)于文中少康逃奔的“有虞”，楊伯峻認為：“在今河南商丘地區(qū)虞城縣西南三里。”虞思讓少康居住的“綸”邑，在今虞城縣東南三十里。夏代太康少康時期虞城一帶的有虞氏（虞思），是夏代之前（即五帝時代）就住在這里的有虞氏的延續(xù)，也是虞舜由諸馮（今山東諸城）遷往山西的蒲阪（今山西永濟市）、虞城（今山西平陸縣）一帶遷徙路線中的重要一站。

關(guān)于虞舜的遷徙，《呂氏春秋·貴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薄睹献印るx婁》：“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薄赌印ど匈t中》：“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边@些文獻中的“負夏”“歷山”“河瀕”“雷澤”等地，在山東有之，在山西有之，在其他地方亦有之。對于這一現(xiàn)象，筆者以為山東這些地名與虞舜起初居住和活動在這一帶有關(guān)，是虞舜在山東時留下的；山西的這些地名是虞舜從山東遷徙至山西后帶來的；至于其他地方的這些地名，或者是舜在遷徙過程中留下的，或者是因舜職掌部族聯(lián)盟盟主之后在這一帶曾經(jīng)活動過而產(chǎn)生的。我們在這里只需考察山東與山西，即可大體勾勒出虞舜的遷徙路線。

關(guān)于山東的歷山與雷澤，《淮南子·原道訓》：“昔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高誘注：“歷山在濟陰城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jīng)注·濟水注二》：“濟水又東北，濼水入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俗謂之為娥姜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這是說舜耕種的歷山在濟南歷城。

雷澤，或曰雷夏澤，其地在今山東菏澤市?！妒酚洝の宓郾炯o》：“舜耕歷山，漁雷澤?！薄都狻芬嵭唬骸袄紫?，兗州澤，今屬濟陰?！薄墩x》引《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薄端?jīng)注》瓠子河下載：“瓠河又右徑雷澤北，其澤藪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一十余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

關(guān)于山西的歷山，《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集解》引鄭玄云：“在河東?！薄墩x》引《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雍正時期所修《山西通志》卷24永濟縣條云：“歷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上有舜廟，山下二泉，名媯、汭，即堯釐降二女地也?！睂τ卩嵭f的“河東之歷山”，張盼盼作了較詳細研究，她認為山西永濟的歷山是舜由海岱地區(qū)遷徙至晉南帶來的。

關(guān)于山西的雷澤，清畢沅《墨子注》曰：“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又雍正時期所修《山西通志》云：“雷澤，在縣西南首陽山下，南流入河，相傳舜漁此?！鄙轿饔罎摹袄诐伞?，也屬于舜遷徙到晉南之后帶來的。

總之，對虞舜從海岱遷徙到晉南路線的深入考察，可補充孟子“舜東夷之人也”的說法。舜由海岱地區(qū)來到中原地區(qū)后，一度接替帝堯而成為中原地區(qū)堯舜禹族邦聯(lián)盟的盟主，這就是古史傳說中廣泛流傳的堯舜禹禪讓的故事。舜以及和他一起遷徙的族人，來到中原之后就變成了華夏集團的成員，也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史記》“舜，冀州之人也”與《孟子》“舜，東夷之人也”之間的矛盾，而這一矛盾恰恰反映出虞舜從海岱遷徙到中原的歷史過程，舜是由東夷人變?yōu)槿A夏人的華夏圣人。

三、考古所見新石器時代海岱與中原的交往交融

（一）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中原與東夷的交往

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5000年間以中原地區(qū)為核心區(qū)而分布甚廣的一支考古學文化，與仰韶文化相對應(yīng)的海岱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是晚期的北辛文化和早期以及中期的大汶口文化。這一時期，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之間的交流呈現(xiàn)了中原族群與史前東夷的交往。

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階段，既可以看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彩陶對海岱的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也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釜形鼎對中原仰韶文化的影響。誠然，中原與海岱地區(qū)的文化影響和交互作用，并非始于仰韶時代。在前仰韶時代，二者即已有交流和影響，但由于我們把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龍山文化的族屬推定為東夷族的論證最為充分，因而這里僅從大汶口文化與中原的交流互動談起。

在仰韶文化中期，即距今6000—5500年，分布在黃河中游地區(qū)的由圓點、弧邊三角形組成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圖案，對黃河下游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有著強烈影響。例如，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的Ⅰ式彩陶缽，邳縣劉林遺址出土的Ⅰ式彩陶缽，以及野店采集的由弧線三角、圓點等構(gòu)圖的斂口彩陶缽，無論其造型還是彩繪圖案，都酷似中原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同類器物。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一再出現(xiàn)，表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對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階段遺存的影響。

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對同時期的仰韶文化也有影響。例如，仰韶文化廟底溝期開始出現(xiàn)頗具特色的折腹釜及釜形鼎，在仰韶文化半坡期找不到淵源，卻與大汶口文化的兗州王因、邳縣劉林等遺址都流行折腹的釜形鼎相似，而它們都來自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北辛文化，在北辛文化中有釜形鼎的前身——折腹釜。為此，我們說，海岱地區(qū)由釜加三足而發(fā)展成釜形鼎，其后又發(fā)展出罐形鼎、缽形鼎、盆形鼎，形成了由北辛文化發(fā)展而來的大汶口文化的傳統(tǒng)；而中原地區(qū)由夾砂罐變?yōu)檎鄹垢⒃侔l(fā)展為釜形鼎，表現(xiàn)出廟底溝時期關(guān)中至豫中的仰韶文化對傳統(tǒng)炊器的改進，這一變革當是東方大汶口文化對中原仰韶文化影響的結(jié)果。值得強調(diào)的是，鼎乃華夏禮器文化中的重要器型，而鼎的大量使用是大汶口文化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這一文化傳統(tǒng)一直持續(xù)到海岱龍山文化時期，構(gòu)成東方文化的傳統(tǒng)因素之一。

（二）大汶口文化中期與仰韶文化在中原的融合

如果說，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相當于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海岱與中原僅是互有影響的話，那么，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與仰韶文化在其接壤地——豫中地區(qū)，又進一步發(fā)生了融合，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有人稱之為“大河村文化”）就是大汶口人與仰韶人此時在中原地區(qū)相融合的產(chǎn)物。

大河村類型是分布于中原地區(qū)別具一格的重要原始文化之一。它以鄭州大河村遺址第三、四期為代表，過去也有人稱之為秦王寨類型。其分布范圍以河南省中部為中心，西至洛陽，北起黃河以南，波及汝河沿岸的河谷平原以及丘陵地帶。其重要遺址，除大河村外，有鄭州后莊王，滎陽點軍臺、青臺，偃師高崖西臺，洛陽王灣二期前段，臨汝大張，禹縣谷水河，魯山丘公城。此外，豫西南唐河寨茨崗等遺址也近似于大河村類型。

大河村類型文化的成因是復(fù)雜、多方面的。根據(jù)大河村及滎陽點軍臺的情形看，它主要是在大河村一、二期之類遺存的基礎(chǔ)上，又融合了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誠然，大河村一、二期遺存本身亦甚為復(fù)雜，它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為基調(diào)；殘留半坡類型的一些因子，如杯口尖底瓶等；又保留有后崗類型的因素，尤其是大河村一期更為明顯，諸如“紅頂”碗缽、罐形鼎之類都可作為證明。

大河村、點軍臺之類遺址的大河村類型文化，由一、二期到三、四期的轉(zhuǎn)變，既有承襲繼承，也有因新的因素的匯入而發(fā)生明顯變化。這一新的因素主要來自東方大汶口文化：其中既有隨葬背壺的墓葬、大汶口文化特有的青灰色陶器、典型的陶鬶、背壺、匜、圈足尊等器物，以及背部鉆四孔的龜甲器、骨雕筒等；亦有對大汶口文化加以改造而吸收的因素，如鑿形足鼎的盛行。鑿形足鼎是大汶口文化中的傳統(tǒng)風格。在大河村類型中，其罐形鼎及折腹釜形鼎，如果將上部看作是在原來罐形及釜形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演變的話，其下部的鑿形足顯然是吸收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形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大河村類型中，無論鑿形足的罐形鼎，還是鑿形足的折腹釜形鼎，就整個器物形態(tài)觀察，它既非傳統(tǒng)正宗的仰韶風格，也非大汶口文化原封不動的搬遷，而是兩種文化傳統(tǒng)巧妙的結(jié)合，重新的創(chuàng)造，使之渾然一體。

除了陶鬶、背壺、匜、盉、圈足尊、鑿形足鼎等器物，盛裝食物的豆也來自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中豆的數(shù)量之多，不必贅言，即以形式而論也是多種多樣的。在大河村類型中，目前發(fā)現(xiàn)兩種形式的豆，一種為斂口喇叭形豆足；另一種為敞口、折腹、圈足上附有弦紋及長條、“十”字形和圓形鏤孔的豆。前者見于大河村四期、洛陽王灣二期前段、滎陽點軍臺三期、臨汝大張，后者出現(xiàn)于大河村三期。大河村類型中的這兩種陶豆，其源頭都在大汶口文化之中。

陶壺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與大汶口文化中數(shù)量都不少，但二者的形制風格迥然有別。前者主要是小口、細頸、大腹的蒜頭壺，后者有大口、粗頸的無鼻壺、雙鼻壺及頗具特色的背壺。大河村遺址第四期M9出土兩件背壺、滎陽點軍臺第三期遺存出土的Ⅱ式壺，都來自大汶口文化。

大河村類型中的彩陶風格，與仰韶文化大司空類型有近似之處，再聯(lián)系大河村類型之前身遺存中明顯地含有后崗類型的成分，可證在大河村類型的形成過程中，豫北冀南的文化始終有匯入的情形。大河村類型中也存在南方屈家?guī)X文化的因素，說明它也有吸取、融匯南方江漢流域文化的方面。不過，這一因素在大河村類型中所占比例甚小，同東方大汶口文化相比，遠不占主導(dǎo)地位。

有關(guān)大河村類型文化的來源與組成，大致可作如上分析。對于這個融合型文化，筆者主張它是“顓頊—祝融”集團的早期文化。關(guān)于古史傳說諸人物的時代區(qū)分，筆者認為，所謂炎黃時代或顓頊時代或其他什么時代，是指炎帝族、黃帝族、顓頊族或其他什么族稱雄時期。因為作為古老的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存續(xù)的時間是相當長久的，而它留在先民們的記憶中的年代每每是其稱雄階段，在其稱雄之前或衰落之后，該族實際上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不在歷史舞臺的中心而已。在“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這一五帝譜系中，顓頊—祝融集團稱雄時期較晚，屬于五帝時代的中期，在考古學上已屬于龍山時代中期，但它和其他部族一樣，都有自己源遠流長的歷史，在這樣源遠流長的歷史中，每一個傳說人物及其神話傳說都有其“時間深度”，顓頊—祝融的古史傳說也有其“時間深度”，將其有關(guān)天文歷法方面的古史傳說與大河村類型中的天文星象等文化特征相對照，大河村類型屬于其稱雄之前所創(chuàng)造的考古學文化，即大河村類型是顓頊—祝融集團在仰韶時代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

判斷大河村類型文化屬于顓頊—祝融集團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其理由有三：（1）在地望上，顓頊—祝融集團的中心所在地及其主要分支的居地，與大河村類型文化的分布相一致，在地望上是重合的；（2）大河村類型文化是由中原的仰韶文化與海岱的大汶口文化相融合而形成，而顓頊族群恰恰是中原的族群與東夷相融合而形成的；（3）在大河村遺址出土有彩陶天文圖像和太陽崇拜紋樣等，可與顓頊和祝融的特性聯(lián)系在一起，而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情況下，這種文化特征所顯示的族屬特性是至關(guān)重要的。

鄭州大河村第三期遺存出土的彩陶天文圖像，一種是復(fù)原后有12個太陽。這個有太陽紋的彩陶片，是繞陶缽肩部一周而繪。發(fā)現(xiàn)者“根據(jù)口沿的弧度和每個太陽的夾角（30°），計算出的口徑為30厘米，在缽的肩部一周原來應(yīng)繪12個太陽紋”。筆者1984年到鄭州博物館參觀，謝遂蓮?fù)窘o筆者看了在鄭州市北郊后莊王的大河村類型遺址一個斷崖上采集的五片大河村類型文化的彩陶片，其中一件是帶有口沿的陶缽肩部殘片，用白衣襯底，以黑紅相間的彩繪繪出太陽圖案，經(jīng)筆者計算陶缽肩部口沿一周也是由12個太陽組成。在大河村遺址也發(fā)現(xiàn)有星座圖案的殘片，該殘片出土于第四期，由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圓點，以直線、曲線連接組成。據(jù)發(fā)掘者推測，“可能是北斗星尾部形象寫照”。此外，在大河村遺址還發(fā)現(xiàn)了幾片繪有日暈的彩陶片，中間繪有光芒四射的太陽，左右兩側(cè)各繪有內(nèi)弧圖案，在弧背上也繪有向外發(fā)出的光芒。

大河村出土的幾件彩陶缽和后莊王出土的彩陶缽上都繪有12個太陽圍繞陶缽肩部一周而排列，其含義是什么？對此，我們既不能用《山海經(jīng)·大荒南經(jīng)》“羲和生十日”等有關(guān)東海少皞的十日神話來解讀，亦不能用《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常羲生月十有二”來解釋。許順湛另辟蹊徑，他認為《左傳》昭公七年說“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交會的時間都是陰歷每月初一，一年交會十二次，所以畫十二個太陽?！渡胶＝?jīng)·海內(nèi)經(jīng)》說“噎鳴生歲十有二”，噎鳴是歲星，《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說它“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可知古代曾以歲星紀年。《左傳》襄公九年說“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依據(jù)這些資料，許先生說：陶缽上12個太陽，或許與歲星紀年有一點關(guān)聯(lián)。許先生所言甚是。由大河村遺址出土的星座圖案和日暈圖案也可證明大河村人對天文星體是有自己的觀察和認識的。更為有說服力的是，關(guān)于“噎鳴生歲十有二”的噎鳴，《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說：“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生噎鳴，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边@就把12個太陽、歲星噎鳴與顓頊、祝融和重黎聯(lián)系在了一起?？梢?，大河村類型出土的天文星象等圖案可證明大河村類型這樣一個輝煌燦爛的文化就是由顓頊—祝融集團在仰韶時代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

（三）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原龍山時代早期）東夷人向中原的挺進

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之人向中原挺進，已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晚期相當于中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屬于中原龍山時代早期。此時，大汶口之人向外擴張更甚。在向西擴張上，明顯地表現(xiàn)出大汶口人來到了中原地區(qū)。有關(guān)報道如下。

1962年，在偃師古“滑城”北墻下面發(fā)現(xiàn)一座墓葬，隨葬的7件陶器中有5件屬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另一件器蓋和小圓罐也類似于大汶口文化的同類器物。1975年，在河南商水縣章華臺遺址發(fā)現(xiàn)一批完整的人骨架和隨葬品，也是一處大汶口文化墓地。1975年，在平頂山市賈莊遺址發(fā)現(xiàn)一座墓葬，所隨葬的紅陶鬶、長頸壺、粗把豆、圈足尊、高柄杯和筒形杯，與大汶口文化中同類器物相同。1976年及1979年，考古人員在河南鄲城段寨村北臺地發(fā)現(xiàn)有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屬于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除了上述四處墓葬外，在偃師二里頭、信陽陽山和孟津寺等地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的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武津彥對其質(zhì)地、造型、紋飾及其時代已有詳細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

關(guān)于大汶口文化向中原的挺進，杜金鵬通過對潁河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區(qū)40余處遺址分析，指出“大汶口文化遺存在潁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區(qū)的分布是廣泛而密集的”，并提出了“大汶口文化潁水類型”。此外，杜金鵬還指出：在山西垣曲古城東關(guān)遺址和夏縣東下馮遺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中所發(fā)現(xiàn)的筒形杯、小寬肩壺及背壺等，與大汶口文化同類器物形似，表明潁水類型的影響所及,可能已越過黃河，進入晉西南地區(qū)。

杜金鵬的研究非常深入而有遠見卓識。他所劃分的潁水類型早期偏早的遺存，我們在前一小節(jié)把它放在了以鄭州大河村遺址第三、四期為代表的大河村類型中作了論述。他劃分出的潁水類型晚期其時代屬于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也即龍山時代早期，與我們這里所論是一致的。杜金鵬認為：大汶口文化向潁水及伊洛地區(qū)的推進，比它向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滲透顯然要重要得多。大汶口文化進入潁、伊、洛地區(qū)后,與當?shù)赝林幕M行了長期的接觸與交流，逐漸與土著文化融為一體。這就是說,人們通常所說的東夷族、華夏族,在潁、伊、洛地區(qū)進行了一次長達數(shù)百年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為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綜上所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向中原地區(qū)擴張而來的史前東夷人，已達洛陽和晉南地區(qū)。他們有的與中原部族相融合，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化類型——大河村類型；有的保持了本部族原有的文化風貌而生息、安葬于中原之地，表明其勢力之強大和文化風俗之頑固。這種在整體上保持自己風貌，足以說明史前東夷集團中有一部分人向西發(fā)展，在中原諸部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四）龍山時代中晚期夷夏在中原的融合狀態(tài)

到了龍山時代的中期和晚期，即距今4600—4000年間，大概是由于之前來到中原的東夷人已與中原當?shù)厝送ㄟ^互化而融入其中，所以再沒有出現(xiàn)像商水章華臺、平頂山市賈莊、偃師滑城那樣的保持東方文化完整面貌的遺存，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相互影響，特別是在二者的接壤地帶出現(xiàn)一些文化滲透與混合。

在海岱地區(qū)出現(xiàn)的繩紋、方格紋、籃紋以及鬲、夾砂灰陶深腹罐，可以看作是中原龍山文化滲入的結(jié)果。而在中原地區(qū)出現(xiàn)的鳥頭形（鷙鳥頭形，亦即以前所謂“鬼臉形”）的鼎足、袋足鬶，蛋殼陶，筒形杯，罐形杯，雙耳盆，大圈足盤和蛋殼黑陶等，都來自海岱龍山文化。正像海岱龍山文化靠近豫東地區(qū)所形成的南北一線遺址，接受中原龍山時代的文化影響較多一樣；中原地區(qū)，處于豫北的后崗二期文化與豫東的王油坊類型文化（或稱造律臺類型）的遺址中，所含東方文化的因素亦較為明顯。其中，對于分布于豫東和魯西南、皖北接壤地區(qū)的王油坊類型文化，李伯謙提出這“是由當?shù)卮筱肟谖幕苯影l(fā)展下來的因素與王灣三期文化、后崗二期文化等外來因素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支混合文化”。筆者贊成這是“一支混合文化”概念。從豫東地區(qū)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到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既包含有太皞族的文化，也包含有屬于有虞氏發(fā)展到豫東商丘虞城之時產(chǎn)生的文化和虞舜離開虞城之后尚留存于豫東一帶的有虞氏文化；它們在時間上是漫長的，在文化族屬上是多元的，是這一階段夷夏互化融合的一個方面。

龍山時代，海岱龍山文化盛行的磨光黑陶對中原龍山文化有廣泛的影響。在海岱龍山文化的磨光黑陶中，有一種因陶胎薄如蛋殼而被考古學者稱之為蛋殼黑陶的陶器，是最為精美的，也代表了龍山時代制陶的最高水平。東夷這一高超的制陶技藝，可以與文獻記載相印證?！俄n非子·難一》：“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薄吨芏Y·考工記》：“有虞氏尚陶?！庇杏菔仙刑帐钦麄€東夷人在堯舜禹時代尚陶的縮影，而隨著東夷人西遷中原、融入華夏集團，對中原制陶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中原族邦聯(lián)盟內(nèi)的四夷匯聚與夷夏融合

（一）中原族邦聯(lián)盟內(nèi)四夷匯聚所形成的華夏集團

中原五帝時代的族邦聯(lián)盟是華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區(qū)的族邦聯(lián)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黃帝、顓頊、帝嚳時期，第二階段是堯舜禹時期。因第二階段的聯(lián)盟與堯舜禹禪讓傳說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別鮮明。就聯(lián)盟的構(gòu)成而言，在堯舜禹族邦聯(lián)盟中，有來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來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來自東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黃帝族十二姓之一。據(jù)《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黃帝族由軒轅氏和有熊氏兩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組成，是部族融合的結(jié)果，有熊氏大概就屬于“黃帝北狄”這一支。這樣，我們可以說，祁姓陶唐氏屬于黃帝部族集團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動于今河北唐縣一帶，其后逐步向南遷移，最后定居于今晉南臨汾與翼城一帶——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即帝堯都城遺址?！稘h書·地理志》中山國唐縣條下，班固自注：“堯山在南”。顏師古注引應(yīng)劭曰：“故堯國也，唐水在西。”《后漢書·郡國志二》唐縣條下注引《帝王世紀》同此說，《水經(jīng)注·滱水注》《讀史方輿紀要》亦然。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縣一帶留下的足跡。其后，陶唐氏遷往晉中地區(qū)?！睹姟ぬ谱V》：“唐者，帝堯之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后乃遷河東平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條班固自注及《水經(jīng)·晉水注》均遵此說。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晉南臨汾與翼城一帶，上引《毛詩·唐譜》《帝王世紀》“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都主張臨汾為陶唐氏所都?！蹲髠鳌氛压昱c定公四年說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國?！妒酚洝x世家》記載此事說：“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薄墩x》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顧炎武辯駁晉國都城在太原晉陽的說法時，主張?zhí)剖迨挤馄罹囍疁纾⒃谝沓?。顧氏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筆者認為，帝堯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晉南臨汾與翼城一帶的唐地，“堯都平陽”，這在地望上與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是一致的；在時代上，陶寺遺址作為都城的時間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與唐堯稱雄的時間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遺址四座大墓出土四個龍盤所展現(xiàn)的龍崇拜與文獻上說陶唐氏以龍為圖騰是一致的，陶寺遺址所呈現(xiàn)的天文歷法的成就與《尚書·堯典》記載的堯?qū)μ煳臍v法的貢獻是吻合的，由這些綜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堯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堯舜禹族邦聯(lián)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他們卻來自姜戎?！秶Z·周語中》：“齊、許、申、呂由大姜。”《國語·周語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從孫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齊、許、申、呂四國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則是共工的從孫。但就是這個姜姓的四岳卻又被稱為“姜戎”?！蹲髠鳌废骞哪辏缎臃Q戎子駒支為“姜戎氏”，戎人駒支自己說“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與諸戎原本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聯(lián)盟中還有來自史前東夷的，既有前面已論述的“顓頊—祝融”集團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這是兩個關(guān)系緊密的部族。嬴姓是東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與少皞部族有淵源關(guān)系。關(guān)于皋陶與少皞族的關(guān)系，《帝王世紀》：“皋陶生于曲阜?！薄蹲髠鳌范ü哪暧终f曲阜本為“少皞之虛”，由此也可證皋陶部族是從少皞部族衍生出來的。少皞屬于東夷族，皋陶、伯夷也屬于東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鮑、舒蓼、舒龔、舒庸、舒龍、舒鳩），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帶，這是皋陶族向南遷徙發(fā)展的結(jié)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yè)。大業(yè)……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diào)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边@段記載告訴我們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為吞食玄鳥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業(yè)”，這樣的“祖先誕生神話”表明秦人上層集團的圖騰崇拜與東夷少皞氏的鳥圖騰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費”在族邦聯(lián)盟中輔佐大舜，馴化鳥獸，發(fā)展畜牧業(yè)；（3）大費還輔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層集團是嬴姓?！睹献印る墓稀罚骸八词挂嬲苹?，益烈山澤而焚之?！边@說明伯益與虞舜是同一時代之人，在族邦聯(lián)盟中擔任馴化鳥獸、管理山林的職務(wù)。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區(qū)在五帝時代尤其是堯舜禹時期，其族邦聯(lián)盟成員的族屬是復(fù)雜的，并不單一。這些蠻夷戎狄四方之民來到中原時，起初也曾發(fā)生過沖突和戰(zhàn)爭，如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zhàn)，黃帝聯(lián)合炎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zhàn)，以及共工氏與顓頊之間爭奪霸權(quán)的戰(zhàn)爭等，但通過結(jié)成族邦聯(lián)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從而使得這樣的族邦聯(lián)盟成為中原地區(qū)華夏民族的前身——華夏集團。

筆者之所以把堯舜禹時期的族邦聯(lián)盟視為華夏民族的前身，這是因為華夏民族的真正形成應(yīng)該從夏朝開始算起。在五帝時代，對于一個個部族國家而言，其國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緣的族眾；但對于聯(lián)盟而言，卻超脫了部族血緣的藩籬，從而也會逐步產(chǎn)生超越部族意識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這種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們朝著民族方向發(fā)展的動因，并由血緣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聯(lián)盟畢竟是松散的、不穩(wěn)定的，隨著盟主的更換，聯(lián)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對于民族的形成來說，僅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有一種更大范圍的、超越邦國限制的、能容納和包裹諸多部族的“大國家機制”。而從其后出現(xiàn)的夏商周王朝的歷史實際來看，這種“大國家機制”就是筆者所說的“復(fù)合制王朝國家結(jié)構(gòu)”。只有復(fù)合制王朝國家結(jié)構(gòu)才會出現(xiàn)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國家走向某種形式統(tǒng)一的民族的國家，出現(xiàn)王朝體制下的血緣之根與文化之根相交織的以大文化為紐帶的華夏民族。

（二）史前東夷在堯舜禹族邦聯(lián)盟中的地位

堯舜禹時代史稱“萬邦”“萬國”，其政治格局，一是邦國林立，二是在中原地區(qū)組成了族邦聯(lián)盟。因此這一時期堯舜禹具有雙重政治身份：既為本邦的國君，又為族邦聯(lián)盟的盟主。其中，作為盟主的虞舜來自東夷，因而孟子說舜“東夷之人也”。他來到中原，最后定都于山西永濟的蒲阪、平陸的虞城一帶。虞舜接替唐堯而擔任族邦聯(lián)盟的盟主，這說明融入中原的虞舜和有虞氏已成為史前華夏集團的重要成員，這也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孟等諸子把堯舜視為華夏圣人的緣由。

虞舜之外，來自東夷的皋陶，《論語·顏淵》子夏說：“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边@是說舜挑選皋陶在聯(lián)盟中委以重任，那些不仁之人也就難以存在了?！妒酚洝は谋炯o》也說帝禹讓皋陶在聯(lián)盟內(nèi)擔任掌管刑罰的要職?！蹲髠鳌氛压哪辏骸跋臅唬夯琛⒛①\、殺，皋陶之刑也?！薄秴问洗呵铩ぞ仄罚骸案尢兆餍獭！笨梢姼尢赵贫ú⒄乒苄塘P，以處理聯(lián)盟內(nèi)外之事務(wù)。

在堯舜禹族邦聯(lián)盟中，東夷的另一支是伯益?！睹献印る墓稀罚骸八词挂嬲苹穑媪疑綕啥僦?。”《尚書·堯典》：“帝曰：'疇若予上下鳥獸草木？’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這段話意思是：帝舜說：誰能順時管理我的山澤草木鳥獸之政？部下都說：用益呀！帝舜說：好吧！就對益說：任命你擔任掌管山澤的虞官。《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韋昭注：“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宜。”說的也是按照時令季節(jié)來管理山澤的生態(tài)和漁獵生產(chǎn)。除了擔任管理山澤的虞官外，《呂氏春秋·勿躬》:“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經(jīng)訓》:“伯益作井，而龍登玄云,神棲昆侖。”大概伯益對掘井技術(shù)的提高有過貢獻。這些都屬于伯益對中原族邦聯(lián)盟的文明發(fā)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在史前東夷的發(fā)展中，可分為兩種情形：其一是在海岱地區(qū)的發(fā)展；其二是走出海岱，向外發(fā)展。史前東夷人走出海岱向外發(fā)展，既有向西走入中原者，也有向南走入江淮者。其中，走進中原，加入中原族邦聯(lián)盟的史前東夷人，進而走向了民族融合，成為華夏民族的重要一員。

五、夏王朝多元一體的復(fù)合制國家結(jié)構(gòu)與夷夏融合

（一）夏王朝的復(fù)合制結(jié)構(gòu)與多源一體的華夏民族

筆者主張華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代，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從夏代開始，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在國家結(jié)構(gòu)上是多元一體的復(fù)合制。所謂復(fù)合制結(jié)構(gòu)，就像復(fù)合函數(shù)里函數(shù)套函數(shù)一樣，在夏王朝中，既有作為“國上之國”的王邦（王國），又有作為“國中之國”的諸侯邦國，二者在夏王這樣一種廣域王權(quán)的支配下，構(gòu)成多元一體的王朝國家。具體來講，在夏代，在這一結(jié)構(gòu)中，有作為王族王室的“夏后氏”；也有與夏王族同姓的“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還有韋、顧、昆吾（《詩經(jīng)·商頌·長發(fā)》）、有虞氏（《左傳》哀公元年）、薛（《左傳》定公元年）、商侯（《今本竹書紀年》）等從屬于夏王的異姓諸侯邦國；還有時服時叛的諸夷之國或部族。

就像商周時期的“內(nèi)外服”中，“外服”的諸侯邦國之人要到“內(nèi)服”的中央在朝為官一樣，夏朝時，“商侯冥”擔任夏朝治理水的職官，并且因治水而殉職，這就是《國語·魯語上》所說的“冥勤其官而水死”。《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笔钦f薛國國君奚仲擔任夏朝造車的職官?！赌印じ氛f嬴秦的君主蜚廉負責夏朝的采礦冶金?！肚迦A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五）》說咎繇（即皋陶）擔任夏啟的卿事。奚仲、蜚廉、咎繇（皋陶），這些都是東夷人在朝為官者。諸如此類，這些諸侯邦國之人在王朝中央任職，既是對王朝國家事務(wù)的參與，也是對夏王這個天下共主的認可；既構(gòu)成了夏王與諸邦之間聯(lián)結(jié)的紐帶，也是適應(yīng)復(fù)合制結(jié)構(gòu)的一種統(tǒng)治方式，還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加深。

自夏朝開始的復(fù)合制王朝國家結(jié)構(gòu)，不但在政治結(jié)構(gòu)上，王朝是多元一體；在族共同體類型上，也是多流一體：王朝內(nèi)包含有眾多不同血緣的部族，故而族源上具有多源性，它們因王朝這樣的機制而形成了華夏民族，作為華夏民族的整體又具有一體性。

夏代的民族融合，是在夏代之前堯舜禹時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因而它包含有不同時期融入的四夷之民。其中，就四夷（蠻夷戎狄）之一的東夷而言，夏朝的夷夏關(guān)系是動態(tài)的，它有三種情形：一是部分夷族融入華夏之中；二是夷人的“來賓”；三是夏王對夷族的征伐。

（二）夏代融入華夏的夷族

如何判斷夏代哪些東夷屬于開始融入華夏，哪些東夷屬于尚未融入華夏？筆者認為凡是進入復(fù)合制王朝國家結(jié)構(gòu)的，就屬于開始融入華夏民族，反之就屬于還沒有開始融入華夏民族。因為在民族與國家的關(guān)系上，王朝國家是民族的框架。

《左傳》襄公四年：“（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薄昂篝唷币脖环Q為“夷羿”，是東夷族成員，他能取代夏王，一度成為夏朝的國君，這屬于由夷族融化為華夏族的典型例子。“羿”這個名稱，既是人名（君主之名），也是族名，是一個沿襲性的稱呼。所以，既有堯時期的“羿射十日”的羿，也有夏朝太康時期的羿。在夏代太康時期，《左傳》襄公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唬?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所謂“因夏民以代夏政”，就是依靠夏朝的民眾取代了夏王的君位，獲得了統(tǒng)治地位。后來，“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結(jié)果被奸臣寒浞所殺。夷羿能做到“因夏民以代夏政”，就在于他已融入夏的生活，并在夏民中建有良好威望?！豆疟局駮o年》：“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边@是說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之時居住在斟尋，可也不排除在這之前，夷羿就住在夏的國都中。

位于山東滕縣的薛國，其先祖曾擔任為夏王造車的職官?！蹲髠鳌范ü辏骸把χ首孓芍?，居薛，以為夏車正?！薄妒辣尽贰盾髯印そ獗巍贰秴问洗呵铩ぞ亍贰痘茨献印ば迍?wù)》都說“奚仲作車”。在二里頭遺址已發(fā)現(xiàn)車輪軌跡的遺跡，可見夏代已有車，這說明奚仲發(fā)明車的傳說是可信的。薛國之君這位專門給夏王造車的車正，成為王朝的在朝之官，這也屬于東夷族融入華夏族的例子。

東夷的皋陶也是一個沿襲性稱號。五帝時代的皋陶在堯舜時期就在族邦聯(lián)盟中擔任掌管刑罰的要職。據(jù)《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五）》的《厚父》篇，到了夏代，皋陶依舊在夏朝內(nèi)擔任王的“卿事”。例如，在《厚父》篇王與厚父的對話中，王說:禹建夏邦，啟惟后，帝“命咎繇下為之卿事”。清華簡《厚父》篇所講的皋陶擔任夏啟的卿事這件事，說明夏王朝在朝為官者，有許多是來自不同的部族，而且有些還是從夏代之前的唐堯虞舜時代沿襲下來的,其中皋陶則屬于東夷融入華夏者。

（三）夏王對外的征伐與夏代尚未融入華夏的夷族

夏代在海岱地區(qū)有“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等。以上諸夷最初是在復(fù)合制國家結(jié)構(gòu)之外，屬于“體制”外的所謂蠻夷之邦；又由于夏商王朝復(fù)合制結(jié)構(gòu)是開放的，在理念上，夏商之王乃天下之共主，因而諸夷與夏王保持時疏時密、時服時叛的關(guān)系。當他們與夏王朝保持友好往來或服屬關(guān)系時，就時常覲見夏王，史稱“來賓”；當他們反叛夏王朝，夏王就去征伐他們。如《古本竹書紀年》就有一系列相關(guān)記載：

上述諸夷屬于尚未納入夏王朝國家體系的夷人，和夏王朝處于“時服時叛”狀態(tài)，在民族融合上也是尚未融入華夏民族。夏王對夷人的征伐，從理念上講，是因為王朝建立后，在“天下共主”和“天下一統(tǒng)觀”的作用下，王有權(quán)對反叛的邦國或其他政治實體和族共同體行使征伐之權(quán)。上引《古本竹書紀年》所謂夏王“帝相即位，居商丘。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就是如此?；匆膶儆诨春恿饔虻囊娜?，畎夷、風夷和黃夷都屬于東夷。但由于復(fù)合制結(jié)構(gòu)是開放的，它可以接納不同血緣的族邦，懾于廣域王權(quán)的這種征伐機制和王朝的實力，即使一時并不從屬于夏王的獨立族邦、不屬于復(fù)合制國家結(jié)構(gòu)內(nèi)的所謂蠻夷之邦，也不得不時常覲見夏王，史稱“來賓”，這就是上引《古本竹書紀年》所謂帝相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在覲見、來賓的過程中，一些蠻夷之邦就有可能從屬于夏王，在成為夏王的附屬國的過程中走向融入華夏之路。

原本夷夏概念和夷夏關(guān)系就是因夏朝的出現(xiàn)和華夏民族的形成而凸顯出來的，夏代的東方諸夷與中原華夏，除已融入華夏之中的后羿、皋陶、奚仲之外，其余居住于海岱的夷人與中原華夏，其東西對峙遠遠大于互化融合，這一點也能得到考古學方面的印證。

（四）考古學上夏王朝與東夷之關(guān)系

在考古學上，從中原龍山文化末期到二里頭文化第一至第三期，包括筆者在內(nèi)的許多學者將它視為夏文化；與此相對，海岱的岳石文化則屬于夏代東夷文化。在岳石文化中發(fā)現(xiàn)有青銅器，也有夯筑的城墻，屬于都邑邦國文明，但其文明高度遠不如中原地區(qū)。也就是說，比較夏代之前的龍山時代中原文明與海岱文明的發(fā)展程度，二者旗鼓相當，并駕齊驅(qū)，當時屬于文明多中心，各個區(qū)域都有自己的中心；但是到了夏代中期和后期，由于夏王朝的王邦在中原地區(qū)有輝煌發(fā)展，出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王朝的王都即為“天下中心”的格局，四裔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與中原地區(qū)拉開了差距，海岱地域的東夷就屬于這種情況。岳石文化的文明高度遠不如中原的華夏，另一個原因有可能是東夷中的虞舜、皋陶、伯益、后羿等發(fā)展程度較高的政治實體在岳石文化時期已經(jīng)完全離開了海岱地區(qū)，致使海岱地區(qū)的文明有所跌落。

中原的二里頭文化與海岱的岳石文化在文明發(fā)展程度上有差異，在文化特征上也涇渭分明，因而當二者相互影響時，也是很容易觀察出來的，而且這種影響還發(fā)生在二里頭文化和岳石文化之前的龍山文化晚期。例如，二里頭文化中的平底盆、鬶，雖說在它之前的河南龍山文化和海岱龍山文化中都可以見到，但其祖型是在海岱龍山文化之中。二里頭文化中的三足盤、觚、爵、盉等，也都屬于東方因素匯入的結(jié)果。對于匯入二里頭文化的海岱地區(qū)的文化因素，據(jù)欒豐實研究，二里頭遺址第一期時來自東方的因素以海岱龍山文化為主，也有少量因素是從岳石文化傳播而來；二里頭遺址第二期及以后，岳石文化的因素明顯增多。但是，我們比較二里頭文化與岳石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的狀況，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二里頭文化對岳石文化的影響，還是相互影響，其廣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夠的。這與從文獻上看到的夏代的海岱諸夷多數(shù)尚未融入華夏是一致的。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論“夷夏互化融合說”，雖說是接著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而發(fā)議論，但從“夷”和“夏”的定義開始，就與傅斯年有同有異。傅斯年是把“夷”與“夏”作為東西方位來對待的，他說的“夷”主要指東方，其中有商和東夷土著；他說的“夏”主要指西方，其中有夏和西周。而筆者對于“夷”和“夏”的定義是立足于華夏民族如何形成這一基礎(chǔ)上的，主張“夷”僅指東夷土著，“夏”指夏代以來的華夏民族和夏代之前的中原地區(qū)的華夏集團，認為在夏商西周三朝，夏人、商人和周人都屬于華夏民族的組成部分?！耙南幕セ诤险f”是把二者的互化融合放在海岱與中原早期文明演進過程的交互作用的框架下展開的，在時間跨度上包括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時代經(jīng)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文化的夏代；在研究對象上，雖然以海岱與中原的關(guān)系為主，但也涉及夏代之前和夏代時蠻夷戎狄等四夷融合而形成華夏民族的情形。

五帝時代，夷夏互化融合的結(jié)晶是“顓頊—祝融”以及虞舜和有虞氏等族共同體完全融入華夏之中，成為華夏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夏代則有商族以及后羿和皋陶等族融入了華夏民族之中，而其他的“九夷”則大多尚未融入華夏民族。到了商代，如果把青州蘇埠屯商代“亞醜”大墓的族屬判斷為東夷族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商朝在夷夏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上，有大大發(fā)展的情況，而商代夷方（人方）的其他人群則尚未融入華夏民族之中。沒有融入華夏之中的夷人，是在商代之后的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完成了夷夏融合的。本文第一部分“夷夏概念溯源”多處引用《左傳》所說的“東夷”，實際上到了春秋時期，其“東夷”已屬于殘留的那部分，這些殘留的東夷因還保存著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的特征而區(qū)別于當時的華夏民族。經(jīng)戰(zhàn)國時期的兼并，當齊國等大國把殘留的東夷也納入自己的行政管轄的范圍內(nèi)之后，由行政管理所帶來的政治上的統(tǒng)合打散和融化了東夷與華夏的差異，所謂“東夷”，其文化完全被融入華夏，其族別也趨于消亡，到了秦漢時期海岱地區(qū)已屬于完整的華夏文化區(qū)。

總括上述，夷夏互化融合之過程，從五帝時代開始，經(jīng)歷夏商西周，一直到春秋戰(zhàn)國。互化融合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一方的一小部分族群由遷徙而嵌入另一方，最后融合變化為對方；另一種方式是雙方乃至多方在各自擴張中相遇相撞，甚至發(fā)生戰(zhàn)爭沖突，最后在某種形式的“政治統(tǒng)一體”（這樣的“政治統(tǒng)一體”，有的屬于聯(lián)盟或聯(lián)合體，有的屬于單一制的國家或復(fù)合制的國家）內(nèi)融合，而融合的結(jié)果每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它是一種互化。從五帝時代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夷夏關(guān)系所經(jīng)歷的互化融合，既有由一方遷徙到另一方而呈現(xiàn)出嵌入融合的“嵌入式”，也有經(jīng)過戰(zhàn)爭沖撞或兼并而融合的方式。無論哪一種融合，都并非僅僅是單向同化而每每是相互的。夷夏互化融合的最終結(jié)果是：華夏民族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海岱東夷則越來越少，到秦漢時期海岱東夷已消失，完全融入華夏之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