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鐘聲，煩惱清，智慧長，菩提增。

當寒星還寥落地在天邊閃亮時，僧人們的早課就如期開始了，日復一日，這些以原始梵語發(fā)音的密語，一如它們最初來到中土時那樣，飽含佛陀從容的智慧，而釋源白馬寺卻在中國佛教兩千年的發(fā)展與變化中，經(jīng)歷了太多人世的滄桑。

公元190年，內亂叢生的東漢王朝到了它最后的關頭。這一年，獨攬朝政的太尉董卓，在反對勢力兵臨城下時，斷然脅持皇室遷都長安。臨行時，董卓還驅迫京薊百萬人口西遷，并下令把洛陽城周二百里以內的宮室、房屋全部燒毀。在經(jīng)月不息的大火中，白馬寺連同洛陽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一起不復存在。

馮漢治、左逵、王少，尹宜，沒人知道這些工匠的后人是否躲過了這場劫難。惟有他們的名字，至今仍深深鐫刻在白馬寺山門的券石上，昭示著佛光初照時這里曾經(jīng)的輝煌。

在對東漢白馬寺遺跡的探尋中，距離寺廟僅 一千五百米的一個巨大的方型臺基吸引了我們的視線。公元1979年，考古人員在這里發(fā)掘出著名的北魏永寧寺遺址，并不寬闊的長型院落，位于寺院中央的九層巨型木塔，永寧寺的布局跟今天常見的佛教寺廟是如此的不同，那么建于公元516年的這座北魏皇家寺廟同比它早四百多年的洛陽白馬寺究竟有著怎么的關聯(lián)呢？

(河南洛陽白馬寺漢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譽所長研究員“徐金星”)永寧寺它的建筑中間是佛塔，佛塔的后邊有一個大殿，塔殿并重，已經(jīng)形成這樣一個局面。白馬寺，東漢后期有些寺院的記載大致就是這樣子，中間有個很壯觀的佛塔，然后廣大信徒就是圍著佛塔理佛。最初白馬寺就應當是這個樣子。

在這本《魏書》的釋老志中，我們找到了這么一段話，可能是目前所知關于東漢洛陽白馬寺最早的記載?！白月尻栔袠嫲遵R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以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襲，謂之浮圖或云佛圖。”看來當年佛教初到中土時，白馬寺馱來的不僅僅是佛經(jīng)和佛陀的畫像。印度原始佛教造塔供奉佛經(jīng)，僧徒以塔為寺，繞塔修行的禮佛儀軌也同時傳到了洛陽。

（中國人大佛學教授“溫金玉”）白馬寺是皇家所建立的，佛教從初傳，它就已經(jīng)進入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視野，那么白馬寺的確立，恰恰是佛教在中土大地、中原大地它立足生根的象征性的一個表征。有了這個寺院，就有法的存在，有了這個寺院就有了高僧的存在，有了這座寺院以后，又會有佛教許多弘法利生的展開。

這尊高九十七厘米的銅制鍍金佛像，名叫中華古佛。相傳，中華古佛最早被供奉在東漢洛陽白馬寺，其原件只有拇指大小，現(xiàn)藏泰國博物館。公元1995年4月6日，一百四十三名泰國僧人在副僧王“柏探瑪拉差努哇”的率領下，護送一尊經(jīng)放大復制并開光的中華古佛重回洛陽。中華古佛始塑于佛教造像剛剛興起的東漢晚期。今天它經(jīng)西域傳入南亞的具體過程雖已無據(jù)可考，但其輾轉流襲的故事正如一個符號承載著洛陽白馬寺橫跨千載的歷史變遷。

從公元二世紀末開始，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更長的紛亂動蕩時期。董卓火燒洛陽，白馬寺的劫難才剛剛開始。在此后三百余年中，白馬寺曾兩次被重建，爾后又三次隨同洛陽城淹沒在戰(zhàn)火之中。

公元547年，一位名叫楊衒之的官員，因公干來到城廓崩毀廟塔丘墟的洛陽城，在他的游記名篇《洛陽伽藍記》中，這位北魏撫軍府司馬這樣描述當時的白馬寺，“寺上經(jīng)函至今猶在，常燒香供養(yǎng)之，經(jīng)函時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養(yǎng)真容?！?/p>

隋唐兩代，由于佛教大昌，傳說白馬寺一度也達到建寺以來最鼎盛的階段，但終究又再毀于唐末戰(zhàn)亂，從此元氣大傷。

直到公元1555年，明朝大太監(jiān)黃錦主持重修白馬寺，洛河北岸才又重現(xiàn)“寶剎高標倚太清”的莊嚴景象。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這次重修，基本奠定了白馬寺今天的格局。

（河南洛陽白馬寺漢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譽所長研究員“徐金星”）中國的寺院發(fā)展到明代，大致都是宮廷式的格局，有一條中軸線，中軸線上有幾座大殿，旁邊有些輔助的建筑、僧房之類。黃錦在明代重修的時候，大致就是按照這樣子的。

今天的白馬寺，早已不是佛教初傳時，以塔為寺的模樣。這條據(jù)說從東漢時起就不曾改變過的中軸線，如今至南向北依次連接著五重大殿：天王殿的四天天王；大佛殿的釋迦三圣；大雄殿的橫三世佛；接引殿的西方三圣；毗盧閣的華嚴三圣。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今天的白馬寺都堪稱唐宋以來，中國佛教的一個典型的寺廟。然而極為特別的是，在白馬寺山門東西兩側的院內，有建于明代的攝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的墳塋。這種高僧葬于寺內的罕見特例，彰顯著后人對這兩位中國佛教祖師深深地敬意，足以震撼每個人拜謁者的心靈。在這部《大藏經(jīng)》中的《高僧傳》的第一和第二條是這樣記載的“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jīng)，常游化為任。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jīng)論數(shù)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

今天我們已無法確切考證攝摩騰和竺法蘭生卒的具體年代，他們到達洛陽后所譯的佛經(jīng)大多也失傳了，然而這部由四十二個短小段落所組成的《四十二章經(jīng)》卻一直流傳了下來。它作為第一部漢文佛教經(jīng)典，光照著中國佛教兩千年的風雨歷程。

（中國人大佛學教授“溫金玉”）佛教初傳期，整個初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譯經(jīng)，就是說把梵文的或是巴厘文的或者是西域的語言翻譯到中土來，讓漢地的、內陸的、中原大地的民眾他們能看得懂，聽得明白，讀得進去。

在攝摩騰、竺法蘭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來到洛陽譯經(jīng)，其中來自安西國的安世高和來自月氏國的支婁迦讖是最為著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里，共有一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十五卷佛經(jīng)在白馬寺譯出。這里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譯經(jīng)道場。

（中國人大佛學教授“溫金玉”）洛陽當時是作為整個中國佛教文化的中心，在這個中心里面所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譯經(jīng)，所以我們看到以后不管是鳩摩羅什的譯經(jīng)也罷，不管是唐玄奘的譯經(jīng)也罷，白馬寺的譯經(jīng)是這一切的濫觴，起到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作用。

據(jù)史料記載，《四十二章經(jīng)》譯成后，收藏于兼有皇家圖書館和皇家檔案館功能的蘭臺石室的第十四間，這個細節(jié)說明了漢明帝劉莊對《四十二章經(jīng)》的珍視程度，同時也反映出佛教初傳中土時，主要是作為一種皇家秘學被接納的。事實上，東漢時期雖然已經(jīng)有修習佛學的中土貴族，但是出家則是被當時的王法所嚴格禁止的。

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來到白馬寺，他的名字叫曇柯迦羅。此時，中土的國號已經(jīng)由東漢改成魏，而佛教也從深宮走進了市井民間。在洛陽的街市上，曇柯迦羅親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對佛教的熱誠，但同時他也發(fā)現(xiàn)百姓們竟當街用犧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禮佛應有的儀軌。精通戒律的曇柯迦羅被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此后，在白馬寺曇柯迦羅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時期，安西國僧人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了規(guī)范僧團組織生活的《曇無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團組織章程都已齊備，一條中土有緣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鋪就了。

公元260年，一場特殊的宗教儀式在白馬寺舉行。這是一個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事件。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壇，長跪于佛祖面前。這一天，儒家“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老傳統(tǒng)被打破。這一天，在白馬寺，誕生了中國漢地第一位正式受過比丘戒的出家人。朱士行，這位少懷遠悟、氣韻明烈的河南穎川人，受戒前就已在洛陽講授般若學。由于深感前人的譯本義理不全，就在受戒這一年，他發(fā)愿遠涉流沙，西行求法。二十二年后，直到公元282年，朱士行終于在于闐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帶回中原，譯成漢文《放光般若經(jīng)》，而朱士行自己則在八十二歲時圓寂他鄉(xiāng)，終生未能重回洛陽。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長“樓宇烈”）朱士行是一個標志性人物，因為他作為第一個受戒的漢地的出家人，他又是第一個西行去求法的，第一個從宮廷的信仰延伸到民間，對佛教普及和深入到民間，我想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經(jīng)過魏、三國以后，到了東晉的時候，佛教完全滲透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了，而且是跟中國文化有了很好的結合，成了中國文化有機的組成部分，以至于后人根本就不把它看成是一種外來的文化，像中國的本土文化一樣來看待它。

佛家有所謂的三寶，佛陀是佛寶，佛所說的法是法寶，佛的出家弟子的團體是僧寶。隨著佛陀造像的大量出現(xiàn)，佛經(jīng)的大量翻譯以及中土出家人團體的誕生，可以說三寶初具，佛教在中土扎下了它最初的根基，也開始了與中國文化最初的融合。

佛教在中國扎根傳播最初的二百年，整個過程都與白馬寺息息相關。這里是中國第一次西天求法的產物；這里是最早來中國傳教弘法的僧人居所；這里是中國第一譯經(jīng)道場；這里誕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經(jīng)和中文戒律；這里是中國第一座傳戒道場，并標志性地產生了第一個中國漢地僧人。

白馬寺是與中國佛教許許多多個第一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它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佛教的釋源和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