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傳寶顏堂秘笈本《荊楚歲時記》記有古代歲首諸日特別是人日的年日稱謂和占候習(xí)俗，對此，學(xué)者或以為其反映了失傳的七日創(chuàng)世神話，或以為是歲占風(fēng)俗，但是我們?nèi)魪奈墨I聚散及其反映的民俗傳承歷史加以考辨，可知《荊楚歲時記》原本并不具有占候文字，歲占民俗主要在宋代以后發(fā)展起來，隋唐以前的歲首諸日也基本是作為年日而存在的。 

從《荊楚歲時記》可知，約從魏晉時起，古人已將正月歲首數(shù)日跟人畜諸物相聯(lián)系，使歲首各日成為人畜的年日，其中最突出的是正月初七的“人日”；后來又有歲首諸日預(yù)卜人畜盛衰的占候風(fēng)俗。對這種歲首諸日特別是人日的風(fēng)俗，學(xué)者們或以為它具有創(chuàng)世神話性質(zhì)，或以為屬于占候之俗。其實我們可能忽略了記載這類民俗的文獻的時代及其真?zhèn)涡再|(zhì)，事實上，在我們作出有關(guān)判斷之前，還有必要先從文獻聚散和民俗傳承的歷史加以考辨，才有可能進而論證歲首諸日風(fēng)俗的功能和性質(zhì)。 

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彼宥殴白⒃疲骸岸瓌住秵柖Y俗》曰：‘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保ǘ抛⑸蟹Q隋時諸日有招呼牛馬或不殺雞豬等俗，此不具引）需要注意的是，《荊楚歲時記》原本及注本早已亡佚，今傳本主要為明萬歷二十年（1592）刻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本、萬歷四十三年（1615）刊陳繼儒《寶顏堂秘笈》本二系，均屬輯本。上引文句出漢魏本，而秘笈本則有所不同，如董勛語豬羊順序倒置，作“三日為羊，四日為豬”，更為重要的是，在“七日為人”后尚有“以陰晴占豐耗”一句，亦似杜注引董勛語。根據(jù)《初學(xué)記》卷4、《太平御覽》卷30這些相對較早的文獻引錄，可知漢魏本此節(jié)文字是可靠的，而秘笈本則有疑問。 

“以陰晴占豐耗”一句，正是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對于《荊楚歲時記》的文本，今人譚麟、姜彥稚、宋金龍、王毓榮續(xù)有輯校和注釋 ，但基本是各據(jù)一本，對校他本，并未辨證其文本的是非優(yōu)劣，不能解決宗懔?xí)r代、杜公瞻時代文獻原貌和民俗實情的根本問題。其中宋、王二校所據(jù)為《寶顏堂秘笈》本，自然有占候之詞，王氏校注甚至以《東方朔占書》《月令占候圖》釋人日為歲占日。這樣的文本差異關(guān)系到文獻的聚散歷史，也反映了文獻所載民俗的傳承史，還牽涉著學(xué)者們對中國古代歲首諸日風(fēng)俗的功能和性質(zhì)的判斷，或是對相關(guān)文學(xué)作品的理解，于此我們還得首先從文獻角度加以考辨。

關(guān)于中國人日與西方《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神話的類似性，早已有袁珂、饒宗頤、王紅旗、劉城淮提及，而后又有葉舒憲的專論 。但此說遭到胡文輝、傅光宇的質(zhì)疑，以為應(yīng)屬占候風(fēng)俗，尤其是傅文考證辯駁最為有力 。暫且不論中國人日是否原為造人之日，或為歲占之俗，從文獻傳承和民俗傳承的視角，我們卻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國，有關(guān)年俗人日尤其是歲首各日以陰晴占驗人畜休咎豐耗之說應(yīng)是相對晚起的風(fēng)習(xí)。 

歲首諸日占候風(fēng)俗包含數(shù)日別稱、依日占候兩個層次，從邏輯上說，應(yīng)是先有各日與人畜相聯(lián)的年日稱謂，而后才有相應(yīng)占驗的信仰，至少占候觀念也應(yīng)與以歲初為人畜年日的習(xí)俗同時產(chǎn)生。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秦簡《日書》甲種有多種“人良日”，也還有馬、牛、羊、豬、犬、雞、蠶、市、金錢等良日。或以為人良日即七日為人、七日作人之“人日”，可是《日書》人良日及馬良日等相互并列，是關(guān)于出入休咎的選擇，人良日實指買賣奴隸的時日，與后世人日風(fēng)俗沒有關(guān)系 。而且《日書》良日乃各種干支日，有別于正月一日、正月七日那樣的固定序數(shù)日。當然早期也有正旦、二至、二立之類固定時日的占候之說，如《史記·天官書》記正旦歲占：“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chǎn)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fā)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始也?！庇终f漢有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fēng)”。知漢世正旦歲占主要是風(fēng)占?！稘h書·藝文志·數(shù)術(shù)略》有《泰壹雜子候歲》22卷、《子贛雜子候歲》26卷，其詳已不可考。 

與《荊楚歲時記》相似的是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jīng)》卷111引《京房占》：“正月初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四日為豬，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谷。和調(diào)不風(fēng)寒，即人不病，六畜不死亡?！贝饲拔墨I未見京房此說，跟《荊楚歲時記》不同，《京房占》不僅多出“八日為谷”一句，尤其是多出諸日占候之說。京房為西漢元帝時人，《隋書·經(jīng)籍志》有京房撰風(fēng)占、易占、雜占等著作十多種，至有《晉災(zāi)祥》這種時代錯亂之書，頗疑《開元占經(jīng)》所引《京房占》乃后人增飾偽托。 

與《京房占》差不多的還有《月令占候圖》，但其書未見歷代書志著錄，《太平御覽》引數(shù)則，然多為夏至、立秋及晦朔占候，惟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9“占禽獸”條引曰：“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清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fēng)雨即大熟。三日豬，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zāi)，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怨氣，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谷，如晝明夜見星辰，五谷豐稔?！?也是多出“八日谷”及詳細的占驗說辭，亦屬可疑?！毒┓空肌泛汀对铝钫己驁D》所出甚晚，若果出唐宋以前，為何不見征引？故其偽托的可能性不小。退一步說，即使京房等人著作有歲首占候之說，但其說并未見諸歲時專書或五行數(shù)術(shù)之外的其他文獻的引錄，也就是說并非社會普遍流行的民間風(fēng)俗。

最早相對完整記載歲首數(shù)日別名的可靠文獻是北齊魏收《魏書·自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稱，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蔽菏沾鸬蹎柺略跂|魏孝靜帝武定二年至四年（544－546）間 ，而魏收引據(jù)的董勛是魏晉間人 ，可知作為民俗的“人日”之稱至遲始于魏晉時代。

魏收之后，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1稱：“七日，名為人日?！巳照撸瓌住秵柖Y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馬，六日為人。’未之聞也，似億語耳，經(jīng)傳無依據(jù)?！倍攀弦詾榇苏f乃億語即臆度之辭，其實也可借其下文引《安民峰銘》（魏東平王時）所謂“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來證成魏晉之際已有七日為人之說，其侄公瞻注《荊楚歲時記》即是如此。這可能是他一時疏忽，或是他所見董勛語乃作“六日為人”而非七日人日，后一可能性相對較小（五日六日二句應(yīng)有脫誤），因為他已先言七日為人日，又引董勛語以明之，惟以經(jīng)傳無據(jù)而有所懷疑。杜公瞻對七日為人的俗說雖加肯定，但對隋代民間一日至七日不殺與古乃磔雞的矛盾表示“未知孰是”，又說各日招呼牛馬之俗“未知所出”（“正月一日”條注），或數(shù)日中獨重一日、七日“此則未喻”（“正月七日”條注）。杜氏叔侄的語氣似乎暗示了隋世學(xué)者對人日性質(zhì)的模糊認識，自然也就難以進一步論斷隋世已有歲首占候的風(fēng)俗。 

盡管杜氏叔侄對人日之說不免疑惑，但考慮到魏晉之際的董勛之說被包括正史在內(nèi)的各種文獻引及 ，又魏晉之際東平王曹翕時《安民峰銘》有“正月元七，厥日惟人”句，知魏晉時已有人日風(fēng)俗是可以肯定的。據(jù)杜公瞻注，也可知隋時又有歲首不磔不刑、招呼牛馬之俗，只是不磔不殺雖然可能具有護生祈福的用意 ，甚至招呼牛馬、置粟令來也可能具有六畜興旺、人丁繁衍的意味，但至少隋前歲時文獻（特別是《荊楚歲時記》）或非五行數(shù)術(shù)著作沒有提到歲首八日及其陰晴占驗的候歲風(fēng)俗。 

在社會上相對流行的歲占民俗，可能要到宋代才逐漸見諸文獻記載。北宋中后期陸佃《埤雅》卷3記：“又舊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日占其日，以知其登耗，所謂人日以此?！薄暗呛摹敝暗恰碑斨肝骞蓉S登，或徑為“豐”（豐、豊）字形訛。陸佃沒有提及正月八日，故前半確為“舊說”，后半“日占其日”則為新說；與他大致同時的高承在《事物紀原》卷1即有歲首八日各為占候的全新說法：“《東方朔占書》曰：‘歲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豬，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其日晴明溫和，為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為疾病衰耗之征?！识抛用涝娫唬骸盏饺巳?，未有不陰時?！w傷時之言也。推此，當由漢世始有其義?！边@或許是最早引用雜占異書《東方朔占書》并借以解釋杜甫《人日》詩者，但高承書自身的可靠性也不夠確定 ，似不能遽斷漢世有其義。 

從文獻的可靠性來看，相對確切地引用《東方朔占書》來理解杜詩的人是劉克。北宋末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4“人日”條引《西清詩話》言其事：“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zhì)。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之，《東方朔占書》也。歲后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zāi)。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云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zāi)，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就是這一《東方朔占書》與歲時專書《荊楚歲時記》直接關(guān)聯(lián)，因為黃朝英即據(jù)以批評宗懔：“又案，宗懔《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笾?jīng)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倉（翕）為《安仁峰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駟，陟彼安仁?！d在名集，此為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為谷’，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峰銘》所用，亦云七日為人，而宗懔指此為證，蓋宗懔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為之說也?！逼鋵嵵赴踩史邈憺樽C者實出杜公瞻，由此可知黃氏所見《荊楚歲時記》已是宗懔正文與杜注混淆，宗懔枉被其責(zé)。進而言之，即就杜公瞻言，也不能據(jù)《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為谷”及陰晴占驗而指斥宗、杜僅及七日為妄說，因為占書內(nèi)容可能出自后世增益，而杜公瞻乃至宗懔何從得見占書，當然不能甘受其責(zé)。此外跟隋杜臺卿叔侄類似，黃朝英對人日的疑問，也可能暗示了北宋學(xué)者對人日意蘊尚無確切理解。

黃朝英所據(jù)的《西清詩話》，為兩宋之際的蔡絛撰于北宋末徽宗宣和五年（1123）以前不久 ，其中所記劉克博識，知見《東方朔占書》，并借以釋杜詩意，此當為蔡絛親聞劉克說或是時人言劉克事 。劉克的這種解釋不僅為宋代注杜諸家繼承，且到南宋稱引《東方朔占書》的學(xué)者亦非只劉克而已。如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杜詩元日至人日”條：“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后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谷。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zāi)。天寶之亂，人物俱災(zāi)，故子美云爾?！湃绱苏f，谷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不必皆晴之論已與《東方朔占書》矛盾，但其強調(diào)谷為歲本跟洪邁的鄭重指陳殊為相似：“《東方朔占書》：歲后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谷。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zāi)。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容齋三筆》卷16“歲后八日”條） 

《東方朔占書》究為何書？《漢書·藝文志》有《東方朔》20篇，《隋書·經(jīng)籍志三》有《東方朔歲占》1卷、《東方朔占》2卷、《東方朔書》2卷、《東方朔書鈔》2卷、《東方朔歷》1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1卷，又梁有隋亡者《東方朔占》7卷?！杜f唐書·經(jīng)籍志下》、《新唐書·藝文志三》并有《東方朔占書》1卷。雖說宋人劉克乃至碩學(xué)如黃朝英、洪興祖、洪邁者對《東方朔占書》信誓旦旦，指此為證，但此書實在可疑。《四庫全書總目》卷110據(jù)浙江天一閣藏3卷本說：“原本前后無序跋，所載皆測候風(fēng)云星月，及太歲六十年豐兇占驗之法，其詞皆鄙俚不文?！奔慈缢逄茣舅d朔書，“古來雜占之書托于朔者甚多”，不必認真。館臣不單懷疑此一藏本，進而質(zhì)疑劉克所指本，因為劉克引語不見今本，且先前魏收據(jù)董勛而不言出東方朔，故“劉克所見之占書已出依托，此又偽本中之偽本也”。

魏收不據(jù)東方朔是一重要反駁，我們確實還可指出：若其書果為西漢東方朔所撰，且并見隋唐書志，何以“在麟趾殿刊定群書”的宗懔（《周書》本傳）、作著作郎纂修《魏書》的魏收，以及“博覽書記”“請修國史”“拜著作郎”的杜臺卿、“少好學(xué)，有家風(fēng)”的杜公瞻（《隋書》本傳），在言及歲后數(shù)日風(fēng)俗時只字未提東方朔書而僅及董勛語？我們正可借用黃朝英語，判斷宗懔或杜公瞻確實“未嘗見《東方朔占書》”。魏收引董勛只說到七日，雖可以有帝問人日的前提，而事實上董勛也當只能說到七日，就是說魏收甚至杜臺卿、杜公瞻引董勛都只及七日亦非巧合。黃朝英以東方朔占書比對董勛語，而對董勛止于七日有所疑惑并進而責(zé)怪宗懔（杜公瞻）都是沒有道理的。周必大疑惑杜甫忽略作為歲本的八日之谷，也是因為杜甫所知者可能亦僅止七日。因為在文獻上只有到唐《開元占經(jīng)》才引錄到所謂《京房占》，或到北宋劉克才有所謂《東方朔占書》，或是南宋陳元靚才引有《月令占候圖》，三書之八日為谷及歲首占候之說方才見其端倪。所占“豐耗”正該主要就谷物而言，由此也可知八日為谷與陰晴豐耗的占驗，是唐代特別是宋代以后五行數(shù)術(shù)類文獻增益的內(nèi)容。

即使有宋人的指證，但對杜詩“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是對東方朔之書“人罕知者”，也說明是少見稀聞的異說?！妒挛锛o原》卷1據(jù)《東方朔占書》推斷，這種俗信“當由漢世始有其義”，遽然推測，稍嫌草率。對性質(zhì)類似的《京房占》《月令占候圖》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我們也可據(jù)《東方朔占書》之例推定其為偽托之辭。我們當然也可以假設(shè)包涵這種俗信的這類數(shù)術(shù)占書雖為人所罕見，自然也可能存于民間，但在沒有發(fā)現(xiàn)新的文獻材料（包括出土文獻）前，我們實在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它們關(guān)于歲首占候文本的真實性。退一步講，它們至多也只出現(xiàn)在五行數(shù)術(shù)領(lǐng)域，與社會普遍流行的民俗尚無關(guān)聯(lián)，特別是不能據(jù)以斷定《荊楚歲時記》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東方朔占書》這類新文本的出現(xiàn)恰恰反過來竄亂了先已傳世的歲時文獻，如董勛《答問禮俗》。南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15所引又多出“八日為谷”一句。舊題唐韓鄂撰《歲華紀麗》卷1“人日”注引董勛《問禮俗》乃多“以陰晴為豐耗”一句。今本《歲華紀麗》即使不出明胡震亨偽托，也當有宋人改亂處（參明王士禛《居易錄》卷6、《四庫全書總目》卷137），由董勛居然有歲占之說亦可看出此點。

更為重要的是，因為董勛語又為杜公瞻引，一變俱變，所以現(xiàn)存最早的《荊楚歲時記》節(jié)錄本也已多出八日谷及歲占的文句。南宋曾慥《類說》卷6錄：“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谷。以陰睛占豐耗。”朱勝非《紺珠集》卷5錄：“正月七日謂之人日者，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陰晴，兆其豐稔。”這就不僅竄亂了董勛《問禮俗》，也改變了杜公瞻以前的《荊楚歲時記》文本。

我們以為即使《類說》《紺珠集》所錄《荊楚歲時記》是現(xiàn)存最早的節(jié)錄本，就歲后數(shù)日風(fēng)俗一段而言卻是不可靠的。它們與《初學(xué)記》卷4、《太平御覽》卷30所引文本相較，顯然是因為《東方朔占書》這種偽托的雜書的竄亂所致。北宋末的蔡絛、黃朝英著書舉證《東方朔占書》，而南宋初年的曾慥《類說》（初刻于紹興六年1136）、朱勝非《紺珠集》（紹興七年1137王宗哲序）錄《荊楚歲時記》竟有八日谷及以陰晴占候豐耗之文，充分說明《荊楚歲時記》文本在《東方朔占書》出現(xiàn)以后隨即就新增了內(nèi)涵。曾慥、朱勝非以后，南宋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6錄李厚注引《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謂之人日，以陰晴卜豐耗?！彪m不稱八日谷，但歲占之說仍同 。這些新的因素盡管可能是宋代的情形，但絕不可能是宗懔、杜公瞻乃至董勛時代的民眾風(fēng)俗。

再看黃朝英，他在北宋哲宗紹圣（1094－1098）后舉子，其《靖康緗素雜記》成于北宋末到宋室淪陷前，也即宣和五年《西清詩話》以后的數(shù)年間。我們大致可將黃朝英作為一個中界點，他所見《答問禮俗》《荊楚歲時記》中尚無八日谷及歲占之說，并以《東方朔占書》疑惑《答問禮俗》《荊楚歲時記》，責(zé)難宗懔，而在黃氏之后南宋初年的《類說》《紺珠集》中即已有類似《東方朔占書》的內(nèi)容，那么我們也確實可以反過來說，董勛《答問禮俗》及宗懔、杜公瞻《荊楚歲時記》文本在南宋初年以后增加了八日谷和陰晴占驗文字，即可反證《東方朔占書》之類雜占書籍相似內(nèi)容的偽托也應(yīng)發(fā)生在宋代以后。從這個角度似乎還可看到，一是《荊楚歲時記》此節(jié)的漢魏本應(yīng)是原本，而秘笈本則當是據(jù)宋代以后文獻輯錄；二是《荊楚歲時記》文本的散佚時代還可能從學(xué)界所謂“元明之際”提前，即使在唐宋沒有亡佚，也當存在各種不同的注釋本、增改本 。 

從文學(xué)作品看，唐人詠人日詩多懷人、慶賞主題，即使是杜甫“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表面似有以陰晴占歲之意，但實際也只是渲染出一種蕭疏冷清氛圍，并未直接指稱陰晴占候之意，這是跟唐詩人日題材意旨相同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南宋作品中則有不少寫到人日的占驗俗信。如陸游“新歲逢人日，……霽景豐年象”（《人日》，有注云“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趙蕃“元日雖晴人日陰，……未憂盈室無儲粟”（《人日》）、方岳“年豐已卜晴人日”（《人日》之二）、魏了翁“天公只解作豐年”（［朝中措］《和劉左史光祖人日游南山追和去春詞韻》）、“祈麥祈蠶，來趁元正七”（［醉落魄］《人日南山約應(yīng)提刑懋之》）；牟巘“老天著意尤端的”“看年年、天際不曾陰，真奇特”（［滿江紅］《壽趙樞密》）；王沂孫“人日更多陰”（［一萼紅］《初春懷舊》）。這些南宋作家人日陰晴占候之作恰與唐人不同，反而跟北宋末、南宋初興起的歲占風(fēng)俗相互印證。

隋·薛道衡《人日思歸》

宋代以后這種俗信自然長期流傳。如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箋》卷3：“歲朝一日為雞，……七日為人，八日為谷。是日日色晴明溫暖，則本事蕃息安泰；若值風(fēng)雨陰寒，氣象慘烈，則疾病衰減。以各日驗之，若人值否，思預(yù)防以攝生?！敝敝两@種歲首占驗的風(fēng)俗仍在傳承，但究其根源也應(yīng)是宋代以后漸興，不必在隋唐前乃至西漢時代即有其說。

總之，就現(xiàn)存可靠文獻說，歲后諸日增加八日谷名稱及其陰晴占驗俗信，當在兩宋之際以后屢見稱說。這樣說來，秘笈本《荊楚歲時記》“人日”節(jié)注有“以陰晴占豐耗”一句，當然就是不可靠的文本。人日之說早有，惟其性質(zhì)相對模糊，至于歲后諸日的占候更是晚興之俗，因而我們要是由今本《荊楚歲時記》或偽本《東方朔占書》（及《京房占》等），不顧時代更替、文獻聚散和民俗傳承歷史，就籠統(tǒng)判斷中國古代人日屬于歲占風(fēng)俗，則結(jié)論亦似嫌過早。在董勛、宗懔、杜公瞻的時代即隋甚至唐以前，以人日為代表的歲首諸日，可能既非占候之日，也非創(chuàng)世神話的紀念，而基本是人畜生物的“年日”，可能具有一定的吉慶、護生、祈福意蘊。當然，隋世不磔不殺、招呼牛馬的行事，也確實可能為宋代以后陰晴占候的觀念留下生發(fā)演變的基礎(chǔ)。但在文獻依據(jù)上，董勛《答問禮俗》、宗懔及杜公瞻《荊楚歲時記》的原本，并無八日為谷及陰晴占驗的文本。 （李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