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王陽明首度提出“心學”兩字，至此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shù)脈絡(luò)。心學強調(diào)生命活潑的靈明體驗，因此民國時期陳復開始提出“心靈儒學”做出注解。儒家的學脈自清末已經(jīng)全然中斷，西學東漸的過程里，中國儒家圣人學問開始“哲學化”，時稱新儒學。

“陸王心學”是由儒家學者陸九淵、王陽明發(fā)展出來的心學的簡稱，或直接稱“心學”；或有專門稱為某家的心學，如王守仁的“陽明心學”。陸王心學一般認為肇始孟子、興于程顥、發(fā)揚于陸九淵，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雖有時同屬宋明理學之下，但多有分歧，陸王心學往往被認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稱主觀唯心主義），而程朱理學為“格物派”（一稱客觀唯心主義）。

王陽明的心學是在陸九淵宋明理學中心學基礎(chǔ)上進一步發(fā)揮而成就的。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在中國歷史上，稱為“兩個半圣人”，即孔子、王陽明和曾國藩，孔子和王陽明各占其一，曾國藩只算半個。

王陽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明代思想家、軍事家、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與孔子（儒學創(chuàng)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并稱為孔、孟、朱、王。王陽明從小就立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成圣成賢是他一生的奮斗目標。

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nèi)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在知與行的關(guān)系上，強調(diào)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xiàn)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他的學術(shù)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等。近代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得益于明治維新，而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推手，就是王陽明的陽明心學。就如梁啟超所言“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為用也”。人稱王陽明是“治學之名儒，治世之能臣”，在他的故居有一副楹聯(lián)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

王陽明心學的精髓 —— 十個字

王陽明心學理論主要包含三方面，用十個字概括，就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一、心即理

王陽明早年是程朱理學的忠實信徒，不僅篤信格物窮理之說，而且身體力行，但是徒然耗費多年的精力和光陰，始終一無所獲，最后差點退失了學為圣賢的道心（陽明格竹的故事）。

王陽明盯著竹子看了七天七夜，試圖弄明白竹子里包含什么道理，但直到頭昏眼花，身體虛脫，他也無法將竹子的道理上升到人生的道理。竹子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地位很高，梅、蘭、竹、菊，被稱為“四君子”，松、竹、梅又被稱為“歲寒三友”，竹子常以其“有節(jié)”代表骨氣，“中空”代表謙虛，“耐寒”代表堅強，而其外形挺拔灑脫、正直清高，深受文人喜愛。按照朱熹的觀點，所謂“格物致知”，需要把竹子從發(fā)芽到開花、結(jié)果，一直到枯萎，中間詳細的過程都弄得明明白白，然后進行很復雜的升華過程，最后明白竹子有這么多好的品格，就是代表了君子。但王陽明經(jīng)過七天七夜的觀察，他感覺朱熹那一套是有問題的。所有這些品格不都是人內(nèi)心本來就有的嗎？難道是通過格竹子格出來的？

究其原因，按照王陽明后來的反思，就在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會導致“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的結(jié)果。換言之，就是心與理割裂為二、知與行斷成兩截。

在龍場悟道以后，王陽明更加堅信，心即理，心外無物。王陽明反復強調(diào)“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

陽明認為：心只有一個，不必強分人心和道心；格物致知不是到事事物物上去格，而是在自己心上做功夫；知和行本是一體，不可分成兩件去做；心與理是一不是二，天下沒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心即理，沒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強加一點一滴。以這顆純潔無私的心去做任何事都是天理，事父便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治民則仁。所以只要在心上修習，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

王陽明游南鎮(zhèn)，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關(guān)？”先生回答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我們的心，才是一切意義的發(fā)生之源?；ó斎皇亲蚤_自落的，可是能不能擾動我心，卻是由我來決定的。哪怕天崩地裂、洪水滔天、電閃雷鳴、暴雨大作，只要我心中安然，便永遠是在桃花源、艷陽天。這就是佛所說的“萬法唯心造”。心靈的一切問題，追到根子上，其實都只是心自己的問題。世間種種無論怎樣險惡，只要我心不動，便奈何不得我分毫。

王陽明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并不是想否定規(guī)律、法則和萬事萬物的存在，而只是想表明，任何規(guī)律、法則和事物，都不可能脫離人的認識能力而存在；同樣，人的意識也不能脫離這些東西而單獨存在，“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傳習錄》卷下）。因此，王陽明的世界觀其實既非唯心論，也非唯物論，而是一種即心即物、心物不二的整體論。

現(xiàn)代量子論已促使很多物理學家宣稱，世上根本不存在“客觀的”實在（比如薛定諤的貓）。那唯一的實在便是通過我們的觀察而揭示出來的實在。物理學家約翰·惠勒（“黑洞”術(shù)語的發(fā)明者）也說過：“實在的確切性質(zhì)，要等到一個有意識的觀察者參與之后才能確定。”事實上，當代的前沿科學也一直在努力建構(gòu)一種“整體論”的世界觀。

二、致良知

王陽明提出的良知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是王陽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jié)：

良知是心之本體，心的本體晶瑩純潔、無善無惡。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fā)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fā)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

當人們產(chǎn)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別，即“已發(fā)”，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

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能區(qū)分何為善、何為惡這種能力，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而儒學理論的重點之一—格物，在這里就是“為善去惡”。

一切學問，修養(yǎng)歸結(jié)到一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標準，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良知四句教，體現(xiàn)在實踐上用四個字總結(jié)，就是“知行合一”。

1527年，王陽明的兩位弟子對良知四句教有過爭辯，這次爭辯也導致了陽明心學的分化。他的弟子錢德洪認為四句教是絕對正確的，心就是無善無惡，意就是有善有惡，但王汝中認為意由心生，心無善無惡，那么意理所應(yīng)當無善無惡，那么良知就無用武之地了，更不需要為善去惡了啊，所以這四句話本來就是矛盾重重的混沌語。他們兩人爭執(zhí)不下，找到王陽明評理，王陽明說：“你們說的都有道理，但都偏于一端，對于資質(zhì)高、悟性強的人，你只需告訴他‘無善無惡心之體，知善知惡是良知’就好，對于腦子不那么靈光的人，你只需告訴他‘有善有惡意之動，為善去惡是格物’就好。”這場爭辯被稱為“天泉證道”。

《大學》有“致知在格物”語。王陽明認為，“致知”就是致吾心內(nèi)在的良知?！爸铝贾本褪菍⒘贾茝V擴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過程，因而也就是自覺之知與推致知行合一的過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它是王陽明心學的本體論與修養(yǎng)論直接統(tǒng)一的表現(xiàn)。

王陽明說良知如佛說的“本來面目”。它是人生的“根，根，是能生的意思。也就是說它是“元意義”，是人生各種意義的根據(jù)、本體。這個本體卻是個虛靈，不能著一物，如眼里容不得一粒，不管是沙子還是金子。然而它又是根本慧：做事情，它是成所作智；看人情事變，它是妙觀察智；在任何環(huán)境中，它是貫通心物、建立意義的平等性智；它是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讓人生生不息進取超越的大圓鏡智。地，無水是焦土；人，無智是僵尸。良知能給我們的就是這個根本慧，讓我們隨我的“分”去建立意義通道。致良知即明心見性，性即是見，見即是性。不可以智更斷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

良知具有兩層含義：

1、與生俱來、人皆有之的道德意識；

2、內(nèi)在于人又超越萬物的宇宙本原。

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無上心印，也是他一生修學與智慧的結(jié)晶?！爸隆眲t有體認、擴充、踐行三義。由“致良知”一語，我們便不難發(fā)現(xiàn)陽明心學的根本精神：一切圣賢學問，歸根究底，都在于體認內(nèi)心本具的良知；一切道德踐履，也無非是在心上做為善去惡的功夫，并把這種功夫擴充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進而推至萬事萬物。只要我們恢復了本心之仁，也就是存了天理，也就是致了良知，從而就能超越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乃至超越善惡對立的道德境界，進入到“萬物一體”的天地境界。

一個人出于自然而然的人文關(guān)懷和社會關(guān)懷去做事情，并不是為了追求外在的鮮花和掌聲，也不是為了炫耀自己道德高尚，而只是出于良知的召喚，出于一種與他人休戚相關(guān)、生死與共的情感，做其應(yīng)該做的而已。這就是自足，也是當一個人達到“萬物一體”的境界時，必然會有的一種人格特質(zhì)。而當一個人具有了這樣的人格特質(zhì)，他也必然能夠獲得一種由內(nèi)心生發(fā)的、不依賴于外在條件的快樂。這種快樂就是歷代大儒和王陽明常說的“自得之樂”，又稱為“圣賢之樂”。

三、知行合一

知行問題是中國哲學中一個十分古老的命題。中國哲學天生具有實踐品格，所以求知問學與道德踐履，就成了一對既相輔相成又彼此沖突的概念。用《中庸》里的語言表述，知又稱為“道問學”，行又稱為“尊德性”。理想的狀態(tài)當然是二者不可偏廢，但在具體的修學實踐中，學人經(jīng)常會顧此失彼或者是此非彼。朱熹和陸九淵就曾在這個命題上分歧巨大、爭執(zhí)不下：朱熹強調(diào)“道問學”，即以求知問學作為人格完善的前提；陸九淵強調(diào)“尊德性”，即以體認本心作為圣賢之學的關(guān)鍵。到了王陽明的時代，歷史無疑賦予了他整合二者并且超越二者的使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陽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題：“……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保ā秱髁曚洝肪砩希?/span>

人的一切起心動念都是知，也都是行。換言之，知和行其實同為一個心體的兩面，“知行本體原是如此”。既然知行都不離本心，那么對于王陽明來說，“知”就不僅是程朱理學求知問學之知了，而更是對本心的體認；“行”當然也就不僅是外在的道德踐履，而更是在心上做為善去惡的功夫。進而言之，一旦體認了本心，自然懂得在心上做為善去惡的功夫，所以王陽明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剡^頭來，一個人會在心上做為善去惡的功夫，自然可以處處體認本心，所以王陽明說“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王陽明所倡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去關(guān)照自己的內(nèi)心，找到并遵循內(nèi)心的良知去做事，實現(xiàn)知與行的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