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詩成

《史記》據(jù)說是一部大書。已經(jīng)成為老生常談的是，史家司馬遷以其超拔于一世的獨特史觀，賦予了眾多歷史人物應有的地位與評價，諸如把項羽、呂后寫入“本紀”，孔子、陳勝寫入“世家”，都體現(xiàn)了這一觀點。

然而，再高明的史家畢竟也未能完全免俗，特別是在其思想學養(yǎng)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時代（據(jù)李長之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書中考證，《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均為司馬遷早年作品），著述當中自然不無缺憾。作為史家的司馬遷是否也有其可議之處？

一、劉項問題為什么重要

籠統(tǒng)的說，司馬遷可以認為是生活在漢朝初年的人物，再具體一點，他出生在西漢王朝的第五代領導人即漢武帝時期，距離漢初立國大約七十余年。在這個時間點上，重新回顧與解讀當年楚漢之間的那場殊死較量，具有不可否認的必要性。

首先，這是一個“折戟沉沙鐵未銷”的時代，部分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仍然健在，關于那場戰(zhàn)爭的街談巷議仍然在口耳相傳。即如司馬遷為了創(chuàng)作《史記》而周游列國，采訪遺聞軼事，即被近代以來胡適派的史學家認為是開了中國口述歷史之先河。

其次，這又是一個有著較為充分的時間距離，可以讓史學家具備更多后見之明的時代。盡管當政者漢武帝仍然是開國者漢高祖之苗裔，但短短七十余年間，漢王朝治國理政的方針已經(jīng)幾度變化，從與民休息、崇尚黃老到獨尊儒術(shù)。時代不僅允許、甚至需要司馬遷對劉項的歷史作出重新評價。

復次，很少被注意到但卻最為重要的是，對劉項歷史問題的重新評價與當前漢王朝的現(xiàn)實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簡而言之，劉邦為什么勝利，項羽因何而失敗？這在當時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更是關系漢王朝當局統(tǒng)治之合法性來源的問題。司馬遷作為一個有官方背景的史學家，對此無法回避。

二、司馬遷如何寫劉項

通讀《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一個顯而易見并且被大多數(shù)文史學者認為是司馬遷偉大之處的特點是，他幾乎是以“揚項抑劉”為主基調(diào)。

歷朝歷代吹捧司馬遷及其《史記》的學者一般認為，司馬遷對劉邦、項羽的人物形象刻畫足可看出他對兩位歷史人物的愛憎分明。劉邦不事生產(chǎn)，好酒及色，到處混飯吃，臨到危急關頭可以拋妻棄子，甚至不顧父親的性命，活脫脫的市井無賴形象。項羽則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又從小就樹立了“為萬人敵”的遠大志向，打起仗來“未嘗敗北”，大概正是司馬遷所景仰的人物形象。這些都為歷來學者所共見，茲不贅述。

但筆者認為，人物性格的刻畫畢竟只是歷史撰述中的細枝末節(jié)，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司馬遷存在“揚項抑劉”的傾向，未免失之武斷，而且無法回答以下兩種質(zhì)疑。

其一，司馬遷在戰(zhàn)爭責任問題上隱瞞了什么？從楚漢分立到天下統(tǒng)一，中間隔著一場內(nèi)戰(zhàn)。這場內(nèi)戰(zhàn)是誰挑起的呢？對此問題司馬遷不會不關心，也不會不了解。事實上，楚漢之間曾實現(xiàn)過兩次和平，第一次撕毀和平條約從漢中主動出擊三秦的正是劉邦，第二次撕毀停戰(zhàn)協(xié)議突破“楚河漢界”的還是劉邦！對此，司馬遷都沒有明白指出，而只是將交戰(zhàn)經(jīng)過一筆帶過，如果他真要“揚項抑劉”，又怎能放過這兩個大做文章的絕好題目？

其二，司馬遷在歷史必然性方面想要強調(diào)什么？盡管司馬遷在《項羽本紀》的最后用一段“太史公曰”否定了項羽“天亡我，非戰(zhàn)之罪”的說法，似乎是否定了劉項之間的勝負存在某種必然性。但細讀劉項二紀之下，筆者發(fā)現(xiàn)司馬遷似乎處處在強調(diào)一種歷史必然。

不同于項羽的俗骨凡胎，劉邦從一開始就“上常有龍”“上常有云氣”，他和呂后也被不知名的算命先生稱為“貴不可言”和“天下貴人”，甚至秦始皇都看出了“東南有天子氣”。

特別是，司馬遷還把赤帝斬白蛇的傳說鄭重寫出，以與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說相配合。他也許不完全贊同“天亡項羽”的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對于劉邦為天命所寄是毫無疑問的，從而漢王朝的統(tǒng)治地位也是不容挑戰(zhàn)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司馬遷雖為吾國具有獨立思想的史學大家，從人物形象上來說他固然更加青睞或者同情項羽，但他基本上還是認為劉邦的勝利具有某種必然性，在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上也仍然回護劉邦。

三、結(jié)論

重讀劉項已經(jīng)向我們揭示出司馬遷“偉大”光環(huán)之下的某些陰影，他意欲“藏諸名山”的不朽巨著，對于關鍵性的歷史人物如劉邦，應當不無“小罵大幫忙”的意味。

筆者認為，對司馬遷史學的剖析，同時也不失為對史學本身的反思以及對我們自身歷史觀念的檢討。

如果我們總是冀圖通過重新書寫歷史來證明當下的某種合理性、必然性，就勢必要泯滅原本分明的大是大非，并且陷入近乎獨斷的理論困境。這種嘗試不僅是對史學家人格的自我降維，也終將危及史學本身的獨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