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瑛，曹彧，王玉穎，金鋒

中國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

　　乳腺癌的治療理念已經(jīng)從局部疾病轉(zhuǎn)變?yōu)槿砑膊。S著近幾年的研究，新輔助化療的治療方式被應(yīng)用的越來越廣泛，它不僅可以縮小腫瘤的大小，達(dá)到可手術(shù)切除的目的，而且可以使有保乳意愿的年輕患者實現(xiàn)保乳，同時也間接的起到體內(nèi)藥敏試驗的效果，更好地指導(dǎo)手術(shù)后的化療方案選擇。新輔助化療后病理學(xué)完全緩解（PCR）被認(rèn)為是長期生存獲益的替代指標(biāo)，受到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

　　乳腺癌已經(jīng)成為一種全身性疾病。對于分期較晚，或者是腫物較大且有保乳意愿的患者，新輔助化療則是在局部治療之前的首選的治療方案。新輔助化療后達(dá)到病理學(xué)完全緩解（PCR）是遠(yuǎn)期生存獲益的一個重要的預(yù)后因素。新輔助化療是術(shù)前的輔助化療，療效等同于術(shù)后的輔助化療，其意義在于，可以使腫瘤降期以利于手術(shù)完整切除，或者變不可手術(shù)為可手術(shù)，對于腫瘤較大且有保乳意愿的患者可以提高保乳率，同時也起到了體內(nèi)藥敏試驗的作用，指導(dǎo)術(shù)后的全身輔助治療的選擇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結(jié)局。而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與遠(yuǎn)期生存獲益的相關(guān)性尤為重要。

　　1　PCR的定義

　　目前采用的新輔助化療后PCR的定義主要有三種：①ypT0ypN0，乳腺原發(fā)灶及腋窩淋巴結(jié)均無乳腺惡性腫瘤細(xì)胞；②ypT0/isypN0，乳腺原發(fā)灶及腋窩淋巴結(jié)均無乳腺浸潤性癌細(xì)胞成分，但在乳腺上允許導(dǎo)管內(nèi)癌的成分存在；③ypT0/is，僅乳腺原發(fā)灶無浸潤性癌細(xì)胞成分。近年來許多大型的臨床新輔助化療方面的試驗研究，均采用這三種定義：Neosphere【1】和NeoALTTO【2】采用的PCR的定義為ypT0/is，GeparQuinto【3】和NOAH【4】采用的PCR的定義為ypT0ypN0，BIG01-06/EGF106903【5】采用的PCR的定義為ypT0/isypN0。由美國FDA建立的CTNeoBC【6】的綜合性試驗研究分析中，將2015年前有關(guān)新輔助化療的臨床研究試驗進行綜合匯總分析，其中比較了三種PCR的定義與遠(yuǎn)期生存獲益的相關(guān)性分析，從而進一步的明確PCR的定義，分析結(jié)果表明：ypT0ypN0和ypT0/isypN0的PFS（無進展生存期）和OS（總生存期）對比ypT0/is有更顯著的改善，而ypT0ypN0和ypT0/isypN0的PFS（無進展生存期）和OS（總生存期）是相似的。也有其他研究顯示不同的結(jié)果，德國的GBG和AGO-B研究機構(gòu)綜合了7個臨床前瞻性的新輔助化療方面的試驗，入組了6377個病例樣本，新輔助的化療方案是3CEF＋3T，結(jié)果表明ypT0ypN0比起ypT0/isypN0將獲得更久的生存獲益，其DFS（無病生存期）和OS均顯著改善【7】，也就是說PCR嚴(yán)格意義上定義為ypT0ypN0，但是如此的定義在臨床上很難達(dá)到，遂目前在臨床實際工作中，對于PCR的定義多采用ypT0ypN0或是ypT0/isypN0。

　　2　PCR與乳腺癌分型

　　臨床上乳腺癌根據(jù)分子分型分為四個類型，分別是管腔A型（ER陽性和/或PR陽性，HER2陰性），管腔B型（ER陽性和/或PR陽性，HER2陽性），HER2擴增型（ER陰性/PR陰性/HER2陽性）和三陰性型（ER陰性/PR陰性/HER2陰性）。其中侵襲性較強的三陰性和HER2擴增型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的概率明顯高于侵襲性相對弱的乳腺癌類型；在HER2擴增型的乳腺癌類型中，雌孕激素受體陰性者比起雌孕激素陽性者新輔助化療后更容易獲得PCR；在激素受體陽性且低組織分級的乳腺癌類型，新輔助治療后獲得PCR的比率極低，而在激素受體陽性者，高組織分級的乳腺癌亞型的新輔助化療獲得PCR的比率是低組織分級的亞型的兩倍左右【8】。

　　3　PCR與遠(yuǎn)期生存獲益的相關(guān)性

　　2015年發(fā)表在《柳葉刀》的CTNeoBC【6】的綜合性試驗研究分析，是目前第一個大型的最具權(quán)威性的新輔助方面的綜合臨床研究，其融合了近幾年國際上相對大樣本的新輔助臨床試驗研究，入組了11955例樣本，無進展生存期的中位隨訪時間是5.40年（95%置信區(qū)間：5.33～5.44），總生存期的中位隨訪時間是5.37年（95%置信區(qū)間：5.31～5.43），最長隨訪時間達(dá)到18年，研究表明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將取得更長久的PFS和OS，也就是說PCR與遠(yuǎn)期生存獲益顯著相關(guān)（PFS：HR=0.48，95%置信區(qū)間：0.43～0.54；OS：HR=0.36，95%置信區(qū)間：0.31～0.42）。在不同的乳腺癌類型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與PFS和OS的相關(guān)性分析結(jié)果表明：①管腔A型（ER陽性和/或PR陽性，HER2陰性）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其PFS顯著高于未獲得PCR者（PFS：HR=0.49，95%置信區(qū)間：0.33～0.71；OS：HR=0.43，95%置信區(qū)間：0.23～0.71）；在管腔A型（ER陽性和/或PR陽性，HER2陰性）乳腺癌中，其組織學(xué)分級高的亞型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與PFS的相關(guān)性顯著高于組織學(xué)低的亞型；②HER2擴增型（ER陰性/PR陰性/HER2陽性）乳腺癌和管腔B型（ER陽性和/或PR陽性，HER2陽性）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其PFS也是顯著高于未獲得PCR者，尤其是HER2擴增型（ER陰性/PR陰性/HER2陽性），其獲得新輔助化療后PCR與長期的生存獲益顯著相關(guān)，并且明顯優(yōu)于管腔B型（ER陽性和/或PR陽性，HER2陽性）乳腺癌；③三陰性（ER陰性/PR陰性/HER2陰性）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與PFS和OS的改善是最為顯著相關(guān)的（PFS：HR=0.24，95%置信區(qū)間：0.18～0.33；OS：HR=0.16，95%置信區(qū)間：0.11～0.25）。Li等【9】的回顧性臨床研究中，入組了237例2012年～2014年間的新輔助化療患者，其結(jié)果也表明，三陰性和HER2擴增型乳腺癌新輔助治療后獲得PCR比率顯著高于管腔型【9】。

　　Niu等【10】的臨床研究結(jié)果也得到同樣結(jié)論。近期發(fā)表的關(guān)于新輔助治療的其余臨床試驗研究也肯定了這一觀點，其中包括HannaH三期開放式隨機的臨床新輔助化療，其研究結(jié)果表明，對于HER2陽性的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可顯著改善患者的無病生存期和總生存期【11】。EORTC10054隨機的二期臨床研究收集了2010年～2013年的來自14個研究中心的128例新輔助治療的患者，其結(jié)果表明，對于HER2陽性的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同時聯(lián)合曲妥珠單抗和貝伐單抗后達(dá)到PCR（ypT0/isypN0）的比率比起聯(lián)合曲妥珠單抗或者貝伐單抗治療后達(dá)到PCR的比率有一定數(shù)量的增加【12】。Mayer等【13】的一個小樣本的HER2擴增的乳腺癌患者的新輔助化療聯(lián)合曲妥珠單抗后獲得PCR與長期的生存獲益相關(guān)性的臨床研究結(jié)果表明，獲得PCR的患者4年的無病生存期達(dá)到92.9%，而未獲得PCR的患者其4年的無病生存期只有72.4%，說明新輔助治療后獲得PCR與長期的臨床獲益有顯著的相關(guān)性。GBG40-GeparQuattro的臨床研究也表明新輔助治療后獲得PCR與長期的臨床獲益有顯著的相關(guān)性【14】。來自歐洲的7個研究機構(gòu)的2007年～2010年的臨床研究中，對于HER2陽性的乳腺癌，新輔助化療聯(lián)合曲妥珠單抗將提高獲得PCR的比率，并且在新輔助治療階段和術(shù)后輔助治療階段均加入曲妥珠單抗比起只在術(shù)后輔助治療階段加入曲妥珠單抗將獲得更久的生存獲益【15】。來自5個研究中心的1017例HER2陽性的乳腺癌新輔助治療的臨床研究，其結(jié)果表明，在新輔助治療方案中聯(lián)合拉帕替尼和曲妥珠單抗將提高達(dá)到PCR的比率，從而獲得更長久的DFS和OS【16】。來自6個隨機臨床試驗1155例患者的研究，對于HER2陽性，HR陰性乳腺癌，新輔助化療聯(lián)合曲妥珠單抗和拉帕替尼獲得PCR比率顯著高于單純新輔助化療治療組【17】。來自36個研究機構(gòu)的5768例HER2陽性乳腺癌新輔助治療的臨床研究，其結(jié)果也表明獲得PCR與DFS以及OS顯著相關(guān)【18】。一個回顧性的新輔助臨床研究表明，對于激素受體陰性的患者，在CEF方案中加入紫衫或者曲妥珠單抗將達(dá)到更高的PCR比率，從而獲得更久的生存獲益【19】。Villarreal-Garza等【20】對1639例接受新輔助治療的年輕患者進行臨床研究分析，其中316例≤40歲，1323例＞40歲，結(jié)果表明，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與臨床的長期生存獲益顯著相關(guān)，但是對于HR陽性，HER2陰性類型乳腺癌且≤40歲的年輕患者群體而言，這種相關(guān)性并不明朗。Li等【21】的回顧性臨床研究中，入組了186例新輔助化療患者，中位隨訪時間達(dá)到48.1個月，其中42例患者達(dá)到PCR（ypT0/isypN0），結(jié)果表明，對于三陰性乳腺癌患者，紫衫為主的新輔助化療方案獲得PCR的比率顯著高于蒽環(huán)為主的治療方案，并且獲得顯著改善的PFS，提出了對于三陰性乳腺癌患者而言，可以將PCR作為PFS的替代終點。

　　但是到目前為止，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還不足以成為PFS和OS的替代終點。所謂替代終點，可被接受認(rèn)可的標(biāo)準(zhǔn)是需要達(dá)到在病例的個體化水平以及試驗水平上都有顯著的相關(guān)性，而對于新輔助化療而言，雖然在病例的個體化水平上的分析是有顯著相關(guān)性，但是對于目前存在的臨床試驗分析中不能建立一個試驗水平的相關(guān)性，在臨床上通常會出現(xiàn)類似的這種差異，這往往造成了我們的困惑?；颊咚缴系姆治銎浔举|(zhì)是一種反應(yīng)分析，無論治療方案是什么，只是對比獲不獲得PCR與臨床長期獲益的相關(guān)性，這種個體化水平上的分析是有意義的，對于預(yù)測改善的生存期與獲得PCR的相關(guān)性，因為反應(yīng)性分析是不依賴治療方案差異而獨立的，但正因為如此，這種層面上的分析，對于比較不同治療方案帶來的PCR比率的增加與其是否能導(dǎo)致的更優(yōu)的臨床獲益是無法有利說明的，但是這種病例水平的反應(yīng)性分析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它提供了對于患者而言個體化治療方案選擇的有利參考。同時考慮到這種改善的相關(guān)性，在未來對于新藥是有一定臨床指導(dǎo)意義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化療新藥可以導(dǎo)致更多的PCR比率，那么這種藥物可認(rèn)為會導(dǎo)致更好的生存獲益和更久的生存期。

　　4　術(shù)前準(zhǔn)確預(yù)測PCR

　　在臨床工作中，基于獲得PCR與顯著的長期獲益的相關(guān)性，更準(zhǔn)確的在術(shù)前預(yù)測哪些患者達(dá)到PCR以及評估PCR的標(biāo)準(zhǔn)化操作比較重要。因為只有進行手術(shù)，做了病理檢測才能判定是否達(dá)到PCR，那么在術(shù)前能否準(zhǔn)確預(yù)測PCR就可能是導(dǎo)致化療的欠缺以及過度治療的重要原因，也為選擇合適的手術(shù)時間起到了關(guān)鍵的決定性作用。因此，目前急需找到一個有效的方法在術(shù)前正確預(yù)測評估是否新輔助化療后已經(jīng)達(dá)到了PCR。目前評估的手段，除了臨床上的視、觸診、彩超、鉬靶，還有MRI、PET-CT都在實際應(yīng)用有著一定的指導(dǎo)意義，（ACRIN）6657試驗【22】入組了216例患者進行比較分析，認(rèn)為MRI比起臨床常用的鉬靶超聲的預(yù)測評估新輔助化療后的病理反應(yīng)具有更好的預(yù)測價值。TBCRC017試驗【23】入組了來自八個醫(yī)療機構(gòu)2002年～2011年期間的746例患者，MRI對于預(yù)測PCR的準(zhǔn)確性達(dá)到74%。Fatayer等【24】對166例接受新輔助治療的患者利用MRI進行監(jiān)測治療情況的臨床研究表明，MRI預(yù)測新輔助化療后是否達(dá)到PCR的準(zhǔn)確率達(dá)到93.1%，是具有極高敏感度的，尤其對于三陰性乳腺癌以及HR陽性/HER2陽性和高組織學(xué)分級的乳腺癌患者其具有極高的預(yù)測準(zhǔn)確度。Bae等【25】對2004年～2010年間132例三陰性乳腺癌新輔助治療的患者利用MRI進行監(jiān)測治療情況的臨床研究表明，MRI圖像的特點變化對預(yù)測新輔助治療后是否達(dá)到PCR準(zhǔn)確性以及與無病生存期具有顯著的相關(guān)性。Tudorica等【26】提出應(yīng)用DCE-MRI預(yù)測新輔助化療后病理反應(yīng)。一項系統(tǒng)回顧與薈萃分析【27】對1992年～2015年間在Pubmed、Scopus、Springer上可以檢索到的關(guān)于預(yù)測評估新輔助化療后達(dá)到PCR方面的文章進行分析，表明PET/CT更具有高敏感型，而MRI更具有特異性，Ueda等【28】的臨床研究結(jié)果也支持FDG-PET/CT的預(yù)測價值。因此，在未來的臨床實際工作中，可以將兩者相結(jié)合來共同進行新輔助化療后病理反應(yīng)的預(yù)測評估。近年來對于新輔助化療后療效情況評估及病理反應(yīng)情況的預(yù)測因素的研究不斷增多，來自土耳其的乳腺癌新輔助治療臨床研究中，入組了4423例患者，其結(jié)果表明，對于新輔助治療后能否獲得PCR，肥胖是一個重要的獨立預(yù)測因素，同時也是減少PFS和OS的因素【29】。新輔助治療后，NK細(xì)胞增加與獲得PCR的比率呈顯著相關(guān)性【30】。Chen等【31】的回顧性臨床研究中，入組215例2001年～2010年間的新輔助治療的患者，其結(jié)果表明，治療前的中性粒細(xì)胞/淋巴細(xì)胞（NLR）與新輔助后獲得PCR的比率顯著相關(guān)，并且是PFS的獨立預(yù)測因子。來自五個臨床試驗入組967例患者的新輔助前瞻性研究表明，對于HER2陽性，HR陽性的乳腺癌，PIK3CA突變組其應(yīng)用拉帕替尼聯(lián)合曲妥珠單抗新輔助治療后獲得PCR的比率顯著低于其他亞組【32】。對于HER2陽性乳腺癌，聯(lián)合貝伐單抗和曲妥珠單抗的新輔助化療的臨床試驗研究，其結(jié)果表明，血清高MMP-2水平和低MMP-9水平獲得PCR的比率將增加，預(yù)示更好的生存獲益【33】。Li等【34】入組了205例三陰性乳腺癌患者接受新輔助化療后，BRCA1突變攜帶組獲得PCR的比率高于未攜帶組，但不具備統(tǒng)計學(xué)意義。

　　5　標(biāo)準(zhǔn)化操作評估PCR

　　在新輔助化療后進行手術(shù)過程中，對于評估是否達(dá)到PCR的手術(shù)以及病理檢測上的標(biāo)準(zhǔn)化操作尤為重要，2015年的ESMO指南就明確的推薦，采用了BIG-NABCG聯(lián)合研究分析【35】，其入組了來自25個臨床試驗機構(gòu)的28個新輔助化療方面的試驗研究，總結(jié)了目前的標(biāo)準(zhǔn)化操作方式：①多學(xué)科聯(lián)合；②在瘤床處放置金屬夾作為標(biāo)識；③手術(shù)中切除的組織在放射線下照射找到可疑區(qū)域，將其層層剖取，顯微鏡下進行病理檢測；④通過術(shù)中肉眼的大體觀察畫出可疑組織區(qū)域，然后層層剖取在顯微鏡下進行病理檢測。

　　6　結(jié)語

　　乳腺癌作為一種全身性疾病，全身性治療與局部治療相結(jié)合的綜合性治療方式得以認(rèn)可，對于新輔助化療后獲得PCR將顯著改善生存結(jié)局的，獲得更久的生存獲益，尤其是相對侵襲性高的乳腺癌類型（三陰性乳腺癌和HER2擴增型乳腺癌）新輔助化療后更易獲得PCR因此將帶來更久的生存獲益，并且更好的生存質(zhì)量，但到現(xiàn)在為止，臨床的試驗結(jié)論仍不足以證實PCR可作為PFS和OS的替代終點。

參考文獻

1. Gianni L, Pienkowski T, Im YH, et al. 5-year analysis of neoadjuvant pertuzumab and trastuzumab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inflammatory, or early-stage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NeoSphere):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2 randomised trial. Lancet Oncol. 2016;2045(16):163-167.

2. Baselga J, Bradbury I, Eidtmann H, et al. Lapatinib with trastuzumab for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NeoALTTO): a randomised, open-label, multicentre, phase 3 trial. Lancet. 2012;379(9816):633-640.

3. Untch M, Loibl S, Bischoff J, et al. Lapatinib versus trastu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neoadjuvant anthracycline-taxane-based chemotherapy (GeparQuinto, GBG 44): a randomis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2;13(2):135-144.

4. Gianni L, Eiermann W, Semiglazov V,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trastuzumab followed by adjuvant trastuzumab versu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the NOAH trial):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superiority trial with a parallel HER2-negative cohort. Lancet. 2010;375(9712):377-384.

5. Parra-Palau JL, Pedersen K, Peg V, et al. A major role of p95/611-CTF, a carboxy-terminal fragment of HER2, in the down-modulation of the estrogen receptor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Cancer Res. 2010;70(21):8537-8546.

6. Patricia Cortazar, Lijun Zhang, Michael Untch, et al.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and long term clinical benefit in breast cancer: the CTNeoBC pooled analysis. Lancet. 2014;384(9938):164-172.

7. Von Minckwitz G, Untch M, Blohmer JU, et al. Definition and impact of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on prognosis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various intrinsic breast cancer subtypes. J Clin Oncol. 2012;30(15):1796-1804.

8. Erbes T, Stickeler E, Rücker G, et al. BMI and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a study and meta-analysis. Clin Breast Cancer. 2016;8209(16):30048-30049.

9. Li XB, Krishnamurti U, Bhattarai S, et al. Biomarkers predicting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Am J Clin Pathol. 2016;145(6):871-878.

10. Niu HF, Wei LJ, Lian Z,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efficacy and molecular subtype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hin J Oncol. 2016;38(3):1906.

11. Jackisch C, Hegg R, Stroyakovskiy D, et al. HannaH phase III randomised study: Association of total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with event-free survival in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adjuvant trastuzumab after 2 years of treatment-free follow-up. Eur J Cancer. 2016;62:62-75.

12. Bonnefoi H, Jacot W, Saghatchian M, et al. Neoadjuvant treatment with docetaxel plus lapatinib, trastuzumab, or both followed by an anthracycline-based chemotherapy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results of the randomised phase II EORTC 10054 study. Ann Oncol. 2015;26(2):325-332.

13. Mayer EL, Gropper AB, Harris L, et al. Long-term follow-up after preoperative trastuzumab and chemotherapy for HER2-overexpressing breast cancer. Clin Breast Cancer. 2015;15(1):24-30.

14. Von Minckwitz G, Rezai M, Fasching PA, et al. Survival after adding capecitabine and trastuzumab to neoadjuvant anthracycline-taxane-based chemotherapy for primary breast cancer (GBG 40-GeparQuattro). Ann Oncol. 2014;25(1):81-89.

15. Palmieri C, Macpherson IR, Yan K,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trastuzumab versu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post-operative trastuzumab for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Oncotarget. 2016;7(11):13209-13220.

16. Hicks M, Macrae ER, Abdel-Rasoul M, et al. Neoadjuvant dual HER2-targeted therapy with lapatinib and trastuzumab improves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prospective clinical trials. Oncologist. 2015;20(4):337-343.

17. Clavarezza M, Puntoni M, Gennari A, et al. Dual block with lapatinib and trastuzumab versus single agent trastuzumab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sneoadjuvant treatment of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trials. Clin Cancer Res. 2016;10(1158):1078-1432.

18. Broglio KR, Quintana M, Foster M, et al. Association of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therapy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with long-term outcomes: A meta-analysis. JAMA Oncol. 2016;2(6):751-760.

19. Kiba T, Morii N, Takahashi H, et al.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ate in hormone receptor negative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FEC, followed by weekly paclitaxel administra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col Lett. 2016;11(5):3064-3070.

20. Villarreal-Garza C, Bargallo-Rocha JE, Soto-Perez-de-Celis E, et al. Real-world outcomes in you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6;157(2):385-394.

21. Li J, Chen S, Chen C, et al.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as a surrogate for relapse-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ncotarget. 2016 May 14. DOI: 10.18632/oncotarget.9369. [Epub ahead of print]

22. Hylton NM, Blume JD, Bernreuter WK, et al.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MR imaging for prediction of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results from ACRIN 6657/I-SPY TRIAL. Radiology. 2012;263(3):663-672.

23. De Los Santos JF, Cantor A, Amos KD,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s a predictor of pathologic respons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systemic treatmentfor operable breast cancer (TBCRC 017). Cancer. 2013;119(10):1776-1783.

24. Fatayer H, Sharma N, Manuel D, et al. Serial MRI scans help in assessing early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tailoring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Eur J Surg Oncol. 2016;42(7):965-972.

25. Bae MS, Shin SU, Ryu HS, et al. Pretreatment MR imaging features of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association with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adiology. 2016;281(2):392-400.

26. Tudorica A, Oh KY, Chui SY, et al. Early prediction and evaluation of breast cancer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using quantitative DCE-MRI. Transl Oncol. 2016;9(1):8-17.

27. Qiufang Liu, Chen Wang, Panli Li, et al. The Role of 18F-FDG PET/CT and MRI in assessing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iomed Res Int. 2016;2016:3746232.

28. Ueda S, Yoshizawa N, Shigekawa T, et al. Near-infrared diffuse optical imaging for early prediction of breast cancer response to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 comparative study using FDG-PET/CT. J Nucl Med. 2016;57(8):1189-１１95.

29. Karatas F, Erdem GU, Sahin S, et al. Obesity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f decreased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reast. 2016 Jun 15. PII: S0960-9776(16)30072-8. DOI: 10.1016/j.breast.2016.05.013. [Epub ahead of print]

30. Verma C, Kaewkangsadan V, Eremin JM, et al. Natural killer (NK) cell profiles in blood and tumour in women with large and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LLABC)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a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 in the tumour following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differential restoration of blood profiles by NAC and surgery. J Transl Med. 2015;13:180.

31. Chen Y, Chen K, Xiao X, et al. Pretreatment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is correlated with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BMC Cancer. 2016;16:320.

32. Loibl S, Majewski I, Guarneri V, et al. PIK3CA mut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ates in primary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pooled analysis of 967 patients from five prospective trials investigating lapatinib and trastuzumab. Ann Oncol. 2016;27(8):1519-1525.

33. Tabouret E, Bertucci F, Pierga JY, et al. MMP2 and MMP9 serum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favorable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bevacizumab-bas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the BEVERLY-2 study. Oncotarget. 2016;7(14):18531-18540.

34. Li M, Zhang J, Ouyang T, et al. Incidence of BRCA1 somatic mutations and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Chinese women with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Gene. 2016;584(1):26-30.

35. Bossuyt V, Provenzano E, Symmans WF,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standardize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residual disease for neoadjuvant clinical trials of breast cancer by the BIG-NABCG collaboration. Ann Oncol. 2015;26(7):1280-1291.

原文參見：現(xiàn)代腫瘤醫(yī)學(xué). 2017;25(3):50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