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公元224年—263年），三國曹魏時期譙國铚縣（今安徽省濉溪縣）人，著名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被贊譽為“竹林七賢”之首。

中國歷史上語焉不詳?shù)墓负芏?，“嵇康之死”算其中一個。目前比較統(tǒng)一的說法是，他離奇的被牽扯到了一樁“強奸案”中為司馬昭這個奸雄所害。

強奸案本身并不離奇，案件中呂家兩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這呂老大見呂老二的老婆長的貌美如花便日思夜想、意圖不軌，這里插一句，所以古人說“紅顏禍水”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討個顏值高的老婆人人都惦記還真不是件讓人省心的事啊，說遠了，暫且按下不表。

話說這呂家老大就一時控制不住如同成龍大哥所說“犯了每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占有了弟媳，老二知道了自然憤怒不已，意欲告官，如果這個時候真去告官了，自然也沒有嵇康什么事了，可偏偏歷史就是這么狗血，兩兄弟都是嵇康的好朋友，至于是誰去找的嵇康居中調解，正史野史各說不一，我也不考證了，反正嵇康就此攤上事了，攤上要命的大事了。

本來嵇康這個人民調解員工作做得挺到位，勸老二息事寧人，怕鬧起來影響家門清譽，古語“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當事雙方可以預見都不會有好的結果，說到這里不得不感嘆，都說這嵇康作為竹林七賢之首不流世俗、自在灑脫，這個時候還是沒能免俗啊，而老二呢也貌似答應嵇康不去告官。面對這個結果呂老大按理說痛哭流涕、下跪作揖才是正確打開方式嘛，卻不想他不但色膽包天而且看來人品也確實不咋地，居然神經搭錯去反咬一口，告老二虐待老母親，這下罪名可大了：不孝！

要知道那個時候，不孝可是重罪，不得不說曹魏官員人權意識強、辦事效率高，立馬就把老二羈押歸案。事情發(fā)展至此，讓一向自視甚高的嵇康深感震驚和內疚，為了不讓朋友蒙冤受辱，他挺身而出寫就絕交書怒斥呂家老大，力證朋友無罪。然而誰也不曾想到，嵇康此舉卻給自己引來了殺生之禍。

原來司馬昭身邊的紅人鐘會之前被嵇康怠慢多次、久有宿怨，早就想治他于死地，他知道這個案件后大喜過望，于是費盡周折給嵇康羅列了兩大罪名：意圖幫助叛軍和非侮名教，可謂刀刀致命。同時他還勸司馬昭說：“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

而彼時天下紛爭、三國鼎立，以嵇康為代表的隱士群體，大多蔑視禮教、持老莊之“越名教而任自然”態(tài)度不與掌握實權的司馬家族合作，而嵇康無疑是其中最有影響的“刺頭”。鐘會此言正中司馬昭下懷，他也寄望用嵇康人頭來殺雞儆猴、穩(wěn)固自己的政權以便奪取天下。所以即使三千太學士集體請愿要求赦免嵇康，司馬昭也鐵了心要殺掉嵇康，這才上演了撫就《廣陵散》，從容就戮的千古絕唱。

行文至此，具體誰害死了嵇康？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言而喻。但這卻不是本文要說的，我要說的是即使司馬昭和鐘會沒有痛下殺手，即使沒有呂家老大這離奇的行事方式，嵇康也會死掉，就如同之后同為竹林七賢的阮籍、劉伶佯狂避世、向秀、山濤、阮咸、王戎最后都不得不投靠了司馬家族，嵇康們不容于官場政權、相異于名教禮法的精神意趣才是害死嵇康的主要原因。

作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嵇康在哲學、音樂、文學、養(yǎng)生以及書法等很多方面都頗有建樹，可謂魏晉玄學之集大成者，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在當時吸引了大批名士追隨。但說到嵇康最大的成就還是在美學理論上，他的《聲無哀樂論》是中國美學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不朽名著，對于這一點，很多人恐怕就知之甚少了。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學是絕對的主流顯學，也一直是中國社會、政治格局中的主流價值體系，在美學體系中也同樣如此。公元前六世紀到前五世紀是人類思想的“軸心時代”（德國思想家亞斯貝爾斯語），古希臘文化和先秦文化在不同的空間、相同的緯度神奇般的同時達到了頂峰，但也從此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西方美學承接其哲學傳統(tǒng)首先從客觀入手去拋出“美是什么？”的命題，中國美學則是由試圖恢復禮樂制度的儒學從社會政治角度入手去談論“藝術是什么？”

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在面對春秋時期的社會亂相，極力主張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提倡“克己復禮”，認為只有恢復禮樂制度，實行仁愛，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實現(xiàn)“天下有道”的和諧社會。

那么禮樂制度是什么呢？禮樂制度是通過“制禮作樂”來規(guī)范一個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和相互關系的社會政治制度。其基本內容有二：1、用禮來區(qū)分等級；2、用樂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社會中的人們關系就如音樂一樣是錯落有致、上下有序、美妙動人的，這種等級和諧的政治圖景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標。

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君子要達到這種和諧狀態(tài)、理想人格才具備審美能力（惟君子為能知樂）?！墩撜Z》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仁沒有道德，那么是沒有資格搞藝術的，其藝術價值也是不高的，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在儒家美學看來藝術標準也就是道德標準，美學問題也就是倫理學問題，藝術不過是從屬于禮樂制度、實現(xiàn)社會理想的一個手段，這就不可避免的被政治所用，所以儒家美學發(fā)展到荀子那里被徹頭徹尾塑造成了一個教化大眾、為政治倫理服務的政治工具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嵇康所處的年代恰逢三國末期曹魏時期，隨著東漢大一統(tǒng)王朝的分崩離析、各地戰(zhàn)亂不斷，統(tǒng)治思想界四百年的儒家根基開始有所動搖，士大夫們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三綱五常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于是轉而尋找新的思想根基，而老莊哲學“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恰好貼合了他們當時的心態(tài)，成為了這些知識分子主要吸取的思想源泉，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蔚為壯觀的魏晉玄學風潮。

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就事在此時橫空出世。在這篇論著中，嵇康從藝術自身的規(guī)律出發(fā)對儒家美學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以虛擬的秦客（代表儒家美學）和東野主人（代表自己）的對話論辯的方式，針對儒家美學的核心觀點逐一進行了反駁。

嵇康認為音樂有著自己獨立的意義和價值，源自自然（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為五色，發(fā)為五音），而人的喜怒哀樂并不能決定音樂本身的客觀性質（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音樂本身“宮商集比，聲音克諧”的形式才是決定其“善與不善”（好還是不好、美還是丑）的根本因素，那么既然音樂是客觀存在、不為主觀因素影響，那它就既不是什么社會生活的反應，也不是什么倫理道德的表現(xiàn)，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儒家美學把藝術等同于政治的理論基礎，從而使音樂藝術徹底的獨立于政治倫理之外。

嵇康說：“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弦也?！?，“和聲無象，哀心有主”，音樂本身是沒有感情的，有感情的只是音樂的欣賞者——人，而欣賞者本人的感情和所欣賞的音樂之間并沒有確定性，音樂的本質就是其本身的形式，只有本身形式的美丑問題，而與情感無關。

讓人稱奇的是，嵇康的這個核心觀點竟然與一千六百年后奧地利美學家漢斯立克的觀點驚人的相似。漢斯立克是音樂自律論的代表人物，他在1854年的著作《論音樂的美》中闡述到：“音樂的美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容的美，音樂只是樂音的運動形式，情感的表現(xiàn)不是音樂的內容，音樂也不是必須以情感為對象，音樂不描寫任何情感。”

為了反駁音樂他律論認為音樂是表達情感的觀點，他舉例說，同一首樂曲完全可以配上意思相反的歌詞，比如奧菲歐的詠嘆調“我失去了歐里狄西，我的不幸無以倫比”，換成“我找到了歐里狄西，我的幸福無與倫比”，如果音樂是表現(xiàn)情感的，這樣的更換是邏輯矛盾的。

同樣的反駁也出現(xiàn)在了嵇康那里，嵇康拿喝酒舉例說，我們有時候喝了酒高興，有時候喝了酒悲哀，那么到底酒是表達了什么樣的感情呢？同樣，我們聽音樂有時高興有時悲哀其實與音樂本身無關，“聲無哀樂”感情的投入和表現(xiàn)都只是我們人自身的反應。至此，中西方美學在經過漫長的一千六百年的時空穿越，真正實現(xiàn)了精神意趣上的鵲橋相會。

幸運的是，地球村的現(xiàn)在已經不需要這么艱難的穿越，中西方美學的相互交融借鑒已然常態(tài)，如同“形式”早已成為現(xiàn)代美學最核心、最本質的元素，現(xiàn)代的嵇康們也不用再擔心有一天因為彈了“不健康”的曲子而腦袋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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