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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是我國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編纂于明代永樂年間，由翰林院大學士解縉擔任總纂修，歷時六年（1403—1408）編修完成。它保存了14世紀以前的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共計22937卷，其中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約3億7千萬字，被《不列顛百科全書》喻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它的規(guī)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為后世留下豐富的故事和許多難解之謎。

永樂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正本由于明末戰(zhàn)火已全部散佚，后世所存《大典》皆為嘉靖副本。即便是副本，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四庫全書館時，經(jīng)清查也已缺失了2422卷。乾隆帝深為遺憾，下令在全國尋找丟失的《大典》，特別要在書賈坊林間“留心體訪”。缺失的卷冊尚未找到，京城又發(fā)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失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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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十三日晚，四庫館纂修官黃壽齡因自己承擔的校書任務繁重，為連夜趕工，便將《永樂大典》原本6冊用布包裹好帶回家，準備晚上接著校對。當時天色已晚，存著一絲僥幸心理，黃壽齡并沒有將他帶書離館這件事告訴主管《四庫全書》的提調官。

未曾想黃壽齡坐車行至米市胡同時，突然感覺腹內翻騰，于是急忙下車如廁。這就給了竊賊可乘之機，就在他離去的這短短幾分鐘的時間里，竊賊乘機將其放在車內的6冊《永樂大典》連包竊走。等他回到車上，猛然發(fā)現(xiàn)，他帶出來的6冊《永樂大典》不見了！這下他慌了神，急忙四處找尋，但為時已晚。

康有為藏書《永樂大典》

如果不是黃壽齡擅自將《永樂大典》帶出館，也不會讓竊賊鉆了空子。按道理說，如此重要的典籍，清政府對其的管理，無論是從行政管理還是律例管理來說，都應是嚴格的。這黃壽齡是何許人物，居然能這么輕松地將大典帶回家？黃壽齡，字挺山，號筠莊，江西新城縣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隨后參修《四庫全書》，在四庫館任《永樂大典》纂修兼校對官。當時各位纂修官都有一定的校書任務，但是四庫館并沒有規(guī)定每天每位纂修官一定要校完多少書目，只是規(guī)定在一段期限內校完多少種書。因此，黃壽齡所謂趕辦，并不是特別充分的帶書出館的理由。不過，開館之初，帶書出館校對是常有之事，否則黃壽齡也不會不經(jīng)同意就擅自帶出《永樂大典》，如果沒有遺失，私自攜帶《永樂大典》出館的罪過也就不了了之了。

《永樂大典》被竊之后，黃壽齡第二天就將情況上報了四庫館，但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四庫館總裁才將此事上報乾隆帝，這期間四庫館也試圖尋找丟失的書冊，未果才不得已上報乾隆帝。奏章中說明已分派步軍統(tǒng)領衙門番役營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設法抓緊緝查，務必將原書查獲。乾隆帝獲悉后震怒，當天即下諭旨，令總裁舒赫德負責調查。永瑢等總裁在六月二十八日接到上諭后，于七月二日上奏：一要嚴格出借規(guī)定，二要繼續(xù)追查所失之書。舒赫德亦于同日上奏，將初步調查結果向乾隆帝說明：黃氏攜出《永樂大典》時未告知提調官，當負主要責任，提調官和當日值班的收掌官亦負相應的次要責任。

四庫館書是由提調和收掌負責管理，出借和收回均有記錄，纂修官將四庫館書攜出于外，提調官和收掌官均要負責。但實際上之前攜書外出是常有之事，非但四庫館內館臣能借，四庫館外臣工也能借閱，只不過不能借太久。在黃壽齡案案發(fā)后，借書的管理開始變得嚴格了，四庫館進一步規(guī)定：“纂修等領辦之書，即于冊內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許私攜出外?！钡敃r館臣能否完全遵守此項規(guī)定，頗值得懷疑。

丟失了的6冊《永樂大典》，驚動了皇帝，令步軍統(tǒng)領衙門番役營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均參與進行搜查。步軍統(tǒng)領，即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tǒng)領，主要負責京師守備和治安；五城司坊，或稱五城御史司坊，是指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兵馬司及其下屬的各坊。這樣的搜查規(guī)模，覆蓋了整個北京城。為了6冊《永樂大典》而如此興師動眾，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也說明了朝廷對《永樂大典》的重視，這對竊賊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以至于后來案件出現(xiàn)了戲劇化的轉折。

七月十六日步軍統(tǒng)領奏報乾隆帝：黃壽齡所遺失6冊《永樂大典》于七月十五日夜在御河橋河沿被巡城兵丁拾得。乾隆帝于十八日下諭旨：《永樂大典》完好無損，但仍要繼續(xù)搜拿竊賊?！队罉反蟮洹肥Ц`的米市胡同在菜市口附近，離找到《永樂大典》的御河橋（東交民巷附近）相距甚遠。竊賊跑這么遠將其放在橋邊顯眼之處，而不是隨手找個僻靜地方扔了，顯然是想將《永樂大典》歸還朝廷的。但是此后史料除了涉及對相關人員的處罰外，就再也沒有關于偷竊者方面的信息了，因此偷竊者的身份或許將始終是一個不解之謎。竊賊為何將《永樂大典》竊而復還？乾隆帝在上諭中分析：“朕思此書遺失以來，為日已久，必其人偷竊后，潛向書肆及收買廢紙等處售賣，書賈等知《永樂大典》系屬官物，不敢私行售賣。該犯亦知緝捕嚴緊，不敢存留，遂于夤夜?jié)撝煤优?，以冀免其禍。情形大概如是?！鼻〉壅J為盜竊者迫于壓力而送回《永樂大典》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認為小偷在得手后曾暗中到書肆等處交易而書商不敢收留，則未必對?！队罉反蟮洹肥Ц`后，朝廷隨即展開了全城搜查，竊賊在得手后能否如此快去交易，這一點是值得懷疑的，而且一旦交易，走漏風聲的可能性就很大，但在一個月的搜查中，朝廷似乎并沒有什么進展，因此小偷可能未有交易舉動。

就整個案件來看，基本情況還是很清楚的。不過除了最后的“失而復得”比較出乎意料，我們可能還會心存疑惑。從相關奏疏看，關于《永樂大典》被竊具體經(jīng)過的記載都相當簡略。

黃壽齡既然是坐車走的，肯定會有拉車的車夫同行。當時京城并沒有公共廁所，他到米市胡同想如廁，估計就是在旁邊沒人的地方方便一下，車夫是不會跟去而是應該在車上等候，既然有人守候，那么《永樂大典》又怎么可能被竊而不被立即發(fā)現(xiàn)呢？整個案件并沒有提到車夫，這是很讓人疑惑的事兒。由于沒有更多的檔案和史料涉及此案，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通過比較類似案件來推論解釋以上的問題了。

本書選自《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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