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法國哲學(xué)家笛卡爾說過，“我思故我在”，這里的思有評價的意思，這個思可以用于評價外界事物，也可以用來評價一個人的行為，唯獨不能用于評價一個完整的自我。本質(zhì)上，自我不能夠被評價，因為自我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不是你選擇的。正如黑格爾所說，“每一個人都是未經(jīng)過自己的同意而來到這個世界的，同樣，也會未經(jīng)過自己同意就離開這個世界。”你不是經(jīng)過認(rèn)真的思考和選擇才出生的，你是被決定的，不是決定者。所以，自我一經(jīng)出現(xiàn)，也就是說自我一開始存在，就注定是好的，既然是好的，任何評價就都是多余的、無意義的。所以，可以將認(rèn)知治療的這個哲學(xué)命題演繹為“我在故我好”。

    從“我在故我好"的角度評價自我，為解決自我價值問題提供了邏輯上的解決途徑。但是，在心理咨詢或治療中一些聰明的來訪者并不能認(rèn)同這個哲學(xué)命題，他們對這個立場不買賬。他們反駁說：“你說一個人因為活著就是好的，他不需要別人的贊同而就具有了自我價值。是的，當(dāng)人們這樣想的時候，即便是行為失敗，也不那么過分地自責(zé)了，即便是他的某一事情辦得很不好，他也不自認(rèn)為自己是無價值的。但是，你如何證明“我好是因為我活著”這個命題?為什么它是正確的?為什么“因為我活著所以我壞”這個命題是不正確的?因為我活著所以我好或者因為我活著所以我壞，都是不可證明的，都是假設(shè)。

    如何證明“活著=有價值”這一命題呢?這一問題像證明“活著=無價值”一樣，是很困難的。對于這個問題，著名心理治療專家艾利斯是這樣回答的，“我的價值是什么?”“我如何證明我是一個好人?”之類的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一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無意義的。如果我們問：“我做了什么?”“我的特點是什么?” “我的這個行為的價值是什么?”這樣的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樣問的是行為特點和行為表現(xiàn)。

    行為是可以評價的，因為(1)一個行為是可以觀察到的；(2)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可測量的和評估的。比如，我踢足球，我踢前鋒這個位置不錯，今天在球場上贏得了比賽。我踢進了兩個球。但是如果你問：“我是誰?”“我的生命價值是什么?”這類問題就是不可回答的。除非根據(jù)行為表現(xiàn)，否則我們無法評價一個人。

    “我”是不可觀察和測量的，只要我們說“我是……”只要用了動詞“是”，就是在以偏概全了。 “我是一個網(wǎng)球運動員”，是說你有時打網(wǎng)球，還是說你具備一些打網(wǎng)球的技能，你的擊球速度快一些，更有力一些?同樣，你更不能說“我是一個偉大的球員"，因為你只能是今天的表現(xiàn)不錯，把所有對手都贏了，但明天你就不一定贏。如果硬要給我定性，我只能說，我是復(fù)雜的主體，包含的內(nèi)容很多，而不能用運動員、教師、心理學(xué)家等名稱來概括。

    “我是什么”也許只有當(dāng)一個人離開人世，才能蓋棺定論，但是既然生命消亡了，這種定論對于死者又有什么用？

      如果我們來到墓地，去觀看墓志銘，或者從墓志銘的比較中來看待個體的競爭和追逐，將有助于我們消除根深蒂固的功利主義思想。墓志銘上對一個人評價是各式各樣的，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夸張，有的含蓄，但無論言辭如何表達，對于生者而言，再也不會有什么意義。旁觀者一般不會去比較兩種評價的差別，或者評判哪個人的墓志銘表明了更精彩的人生和更為有價值的人生，“斯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