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71年發(fā)表的《正義論》作為當代實踐哲學史上的一個軸心式轉折點，那么實踐哲學的全面復興和蓬勃發(fā)展迄今已三十多年了。按照實踐理性（推理）的三元結構（行動者，行動，后果），當代實踐哲學形成了目的論（與至善論相交叉，其主干為德性倫理）、道義論（與契約論相交叉，其核心為正義理論）和后果論（與功利論相交叉，重點在實踐推理的整體結構）這三大流派，這一論域所涵蓋的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乃至于法哲學的繁榮興旺已經(jīng)成為當代西方學術的一個十分引人矚目的現(xiàn)象。從這一視野放眼望去，以羅爾斯、德沃金（Ronald Dworkin）、內(nèi)格爾（Thomas Nagel）、斯坎倫（Thomas Scanlon）等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義的展開，以安斯康姆（G. E. Anscombe）、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麥克道威爾（John McDowell）、拉茲（Joseph Raz）等為代表的德性倫理學和至善論自由主義的修正，以泰勒（Charles Taylor）、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瓦爾策（Michael Walzer）、桑德爾（Michael Sandel）等為代表的社群主義的崛起，以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韋爾默（Albrecht Wellmer）、霍內(nèi)特（Axel Honneth）、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為代表的新法蘭克福學派和新實用主義的整合，以亨利希（Dieter Henrich ）、弗蘭克（Manfred Frank）、圖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等為代表的主體哲學的反彈，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佩迪特（Philip Pettit）、米歇爾曼（Frank Michelm）等為代表的公民共和主義的復蘇，乃至于以斯特勞斯（Leo Srauss）為宗主，繼之以布魯姆（Allan Bloom）、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扎科特（Michael Zuckert）等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最近的回潮，這些才俊輩出、代有傳人的流派和思潮之間的交光互影、相互辯難，匯合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在世紀之交的西方學術、思想論壇上重新激起了可以回溯到17世紀的古代人與現(xiàn)代人的爭論。

　　古代世界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西方古代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把人類的全部學問區(qū)分為三大類：理論的、實踐的和制作的；近代哲學的樞紐、現(xiàn)代世界哲學上的經(jīng)緯者康德系統(tǒng)地發(fā)展了相應于人類的知、情、意三種基本機能的理論哲學（認識論）、審美哲學（美學）和實踐哲學（倫理學）這一哲學三分法。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內(nèi)含倫理學和政治學，康德的實踐哲學同樣包括倫理學、政治哲學乃至于法哲學。不管古代世界與現(xiàn)代世界之間存在多大的差異，上述兩種區(qū)分至少具有某種形式上的類似性。但是，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整個哲學體系，特別是其實踐哲學中蘊涵的實踐推理的結構，是籠罩在目的論的思考框架之中的，而康德實踐哲學在哲學史上的獨特性，以及它成為當代自由主義的靈感源泉的重要原因，正在于相對于古代目的論實踐哲學之宗奉善（好）、價值和責任，轉而強調權利（正當）、規(guī)范和義務的道義論色彩，那么當代實踐哲學所面臨的任務就不但是要調和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實踐哲學，而且是要把實踐哲學的第三個重要來源即功利主義整合到實踐理性（推理）的總體結構中來。這一問題意識和學術態(tài)勢不但明顯地表現(xiàn)在上述三大流派各自的理論傾向上，而且影響和滲透到對西方歷史傳統(tǒng)的自我理解中。于是，復興亞里士多德主義、改進康德主義和修繕后果論及以調和的面貌出現(xiàn)的各自的變種就構成了當代實踐哲學的主潮。各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或者通過嘎嘎獨造的理論建構，或者經(jīng)過抽絲織錦的經(jīng)典讀解，或者通過歷史傳統(tǒng)的重新敘事，為廣義的實踐哲學的繁榮發(fā)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實踐理性和實踐哲學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和主干的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一向頗為繁盛。在近世以來的以古今中西之爭為經(jīng)、以道器體用之辨為緯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踐理性新維度的開展和實踐哲學新形態(tài)的尋求也依然是中國文化之 “靈根自植”（唐君毅語）和“靈根再植”（杜維明語）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由于文化淵源和制度實踐方面的原因，較諸西方亞里士多德、康德等大哲，中國本土傳統(tǒng)不能不謂仍有缺憾難能之處。如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倫理學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只是廣義的政治學的一部分，而中國文化以倫理為本位的傳統(tǒng)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其流弊之于后世，乃有“泛道德主義”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又如康德晚年之著《道德形而上學》，分為“法權論”和“德性論”兩部，著重闡發(fā)實踐理性之法權含義，此乃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大缺失，致使后世儒家興有“治道”而無“政道”之嘆。但是，如果說以歐洲虛無主義為反襯背景的東方文化復興論是一種化他者為無的虛假的主體意識，以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為參照系的“老內(nèi)圣開出新外王”說則仍然堅執(zhí)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他者的抽象的二元對立模式，那么，就恰恰只有在對西方現(xiàn)代性（包括西方傳統(tǒng)自身的復雜性）的深層反思基礎上浮現(xiàn)的文化現(xiàn)代性與規(guī)范現(xiàn)代性的視野中，在多元現(xiàn)代性的論說所激發(fā)的新一輪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論辯中，在揚棄主體哲學和獨白模式后的互主體哲學和交往合理性的層次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地方性與普世性的關系才能得到辯證通達和本真切己的理解和把握。

　　浙江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與東方出版社文化編輯室創(chuàng)設的這套譯叢，旨在集中展示當代西方特別是盎格魯－薩克遜傳統(tǒng)中的實踐哲學的第一流成果。之所以采取這樣的聚焦方向和基本定位，外在的理由在于，在當前中文出版界蔚為風氣的西學翻譯工程中，仍然缺乏對這一主流傳統(tǒng)特別是其前沿進展的深入全面的關注，這不能不說已經(jīng)極大地制約了漢語思想界對西方學術的全體大用的系統(tǒng)把握。數(shù)年前中國知識界和公共輿論領域爆發(fā)的論戰(zhàn)中言之諄諄、聽之藐藐的景象，適足以表征國內(nèi)學界對20世紀晚期英美實踐哲學的建設性成果的生疏和隔膜；內(nèi)在的理由則在于，在從“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到“實踐理性轉向” （Practical Reason Turn）的大背景下，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的溝通融合不斷地搖撼和移動著理性與非理性、形而上學與后形而上學、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哲學文化與后哲學文化的邊界與視界，盎格魯－薩克遜傳統(tǒng)的深刻變革不但在“不可承受之重”的大陸傳統(tǒng)和“不可承受之輕”的后學流裔之間別開生面、創(chuàng)獲甚豐，而且提供了一方面更富包容性地綜合以希臘和羅馬為代表的西方自身的大傳統(tǒng)，另一方面更具前瞻性地回應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之挑戰(zhàn)的概念和理論資源。我們期望并且深信，哲學和文化傳統(tǒng)的這種返本開新、創(chuàng)造轉化的個案中所體現(xiàn)的洞見、智慧和勇氣，將為處于現(xiàn)代國家構建、市場秩序構建和個人認同構建同步進行的轉型期中國社會之中，參與塑造中文學術的自主形態(tài)的人們提供難得的滋養(yǎng)和有益的借鏡。

　　2005年6月于杭州

　　“當代實踐哲學譯叢”書目和簡介

　　應奇 主編，劉麗華 策劃，東方出版社出版

　　1. 《第三種自由》 應奇 劉訓練 編

　　西方政治哲學過去三十余年的發(fā)展基本上是在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二分法的理論框架之中展開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超越自由二分法的種種嘗試。本文選以對于自由概念、形而上學的自由概念與政治哲學的自由概念之關系的認識為指導，組織、編選了其中的十五篇代表性的文獻，貫穿全書的主線就是編者對第三種自由概念的形成理路及其可能前景的批判性了解。

　　2. 《公民共和主義》 應奇 劉訓練 編

　　公民共和主義復興運動是西方學術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之一，已經(jīng)在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實證研究乃至于美國憲法學等領域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本文選按照編者對于公民共和主義理論譜系的了解，組織、編選了其中的十五篇代表性的文獻，內(nèi)容包括新共和主義主要人物的經(jīng)典論文，麥迪遜共和主義的當代敘事，共和主義、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方爭論，以及世界主義共和主義的審視和展望。

　　3. 《后果評價與實踐理性》 [印]阿馬蒂亞·森 應奇 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阿馬蒂亞·森以他的福利主義經(jīng)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為基礎，形成和發(fā)展了一種克服了古典功利主義的重大缺陷，吸收了經(jīng)典義務論的理論優(yōu)長，并將德性論的若干重要主題納入考量范圍的復雜精致的后果論評價體系。本書是按照這一思路自行編輯的他在這一領域的代表性論文的選集。作者對這一工作給予支持，并授予中文版權。

　　4. 《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崩潰》 [美]希拉里·普特南

　　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是現(xiàn)代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根本前提，對這一前提的批判是當代實踐哲學最富有挑戰(zhàn)性的主題。美國哲學家普特南是這一思潮中頗有深度和代表性的人物。本書立足于實用主義轉向后的基本立場，從知識論、倫理學和科學哲學的角度對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展開了猛烈的批判，堪稱20世紀70年代以后興起的新實用主義思潮的簡要總結。

　　5. 《道德判斷的實踐》 [美]芭芭拉·赫爾曼

　　作為羅爾斯最優(yōu)秀的學生，芭芭拉·赫爾曼是英語世界目前十分繁盛的康德倫理學研究的領頭人物之一，這本極有聲譽的著作拋棄了把康德倫理學描述成道義論的傳統(tǒng)，認為它的核心觀念不是義務或職責而是實踐合理性，并在此基礎上把康德倫理學重構和呈現(xiàn)為功利主義、德性倫理和后現(xiàn)代的個人主義或存在主義倫理的強有力的替代品。

　　6. 《邁向德性與正義：實踐理性的建構性解釋》 [英]奧諾拉·奧尼爾

　　7. 《民主與分歧》 [美]阿米·古特曼 丹尼斯·湯普森

　　8. 《現(xiàn)代性的教訓》 [美]查爾斯·拉莫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