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

    季羨林、任繼愈去世之后，伴隨他們的名字鋪天蓋地而來的“大師”二字多到令人厭煩，凡稱季羨林、任繼愈，必在其名之后綴以“大師”二字，季羨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煩悶不已，要知道，季羨林曾公開表示，如果包括“國學(xué)大師”在內(nèi)的三頂帽子（另外兩頂為“學(xué)界泰斗”和“國寶”）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將會是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就是個土包子”。

　　無獨有偶，和“我就是個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饒宗頤在香港接受媒體采訪時，打趣地對記者說，“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必要重復(fù)一下饒宗頤這句語錄的產(chǎn)生背景：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師”稱謂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體以“究竟誰將成為新一代的國學(xué)大師”為題展開調(diào)查，饒宗頤名列第一，緊隨其后的是張其成、馮其庸、傅佩榮。

　　眼看著季老至死都沒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頭上，饒宗頤的一句“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輕輕巧巧將“三座大山”化解于無形之中。

　　將大師與大豬對應(yīng)起來，充分體現(xiàn)了饒宗頤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師這個稱謂在這個時代所蘊涵的危機和壓力，當(dāng)大師成為一件廉價的帽子，被學(xué)術(shù)混子們掙來搶去的時候，它其實已經(jīng)成為一個貶義詞。真正的文化老人，應(yīng)該對這種虛名抱有藐視的心理，他們的價值所在，在于為文化傳承做了多少貢獻，而不是體現(xiàn)在一個虛名上。

　　饒宗頤還有一句話說得好，他說“‘大師’是佛家說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師。”這句簡單易懂的話，十分樸素地向公眾解釋了“大師”的來源以及不愿意當(dāng)大師的緣由。

　　和某些文化人“堅辭”大師之后又“退讓一步”默認大師不同，饒宗頤以孩童似的天真語言，將一個本來很簡單的道理說得明明白白，這該讓那些哭著喊著有大師情結(jié)的人羞慚不已。“大師”與“大豬”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對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饒宗頤的“大豬說”也當(dāng)是對持續(xù)高燒數(shù)年的“大師熱”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評。

　　針對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后引發(fā)的一片“從此無大師”哀悼聲，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文化患上了“大師饑渴癥”。“大師饑渴癥”的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媒體的炒作有著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費名人”的娛樂色彩，季羨林追悼會上發(fā)生的“烏龜事件”鬧劇，讀來令人心生悲哀。

　　那么多人痛悼“大師”，那么多人操起鍵盤廉價地跟帖一句“大師，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幾個人讀過“大師”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師饑渴癥”隨著文化老人的去世而變得更加焦慮，愿饒宗頤的一句話能帶來當(dāng)頭棒喝的效果，該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虛幻的大師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讓“大師”這個詞從哪里來歸到哪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