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在他的前一本書《土地與資本》中，哲學研究者保羅·吉利伯特著手勾勒出了“生命共產主義”的輪廓，以展示連接著人類與大自然的那種不可分割的聯系。由此，他就致力于尋找一種能夠對抗作為自然——自然總是與人類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剝削者的資本主義的生態(tài)共產主義的道路。在這本新書中，作者繼續(xù)從政治生態(tài)學和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對資本主義剝削進行哲學和實踐研究。在這本新書中，作者繼續(xù)從政治生態(tài)學和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資本主義的剝削進行了哲學層面和實踐層面的調查。用他自己的話說，這項調查可以被理解為一項“進行中的計劃”——一項真正具有啟發(fā)性的哲學的澄清和概念的澄清的計劃，它將有助于澄清科學和行動話語中的誤解。作者的抱負還在于為一種能夠產生抵制對人類生命和非-人類生命的剝削的策略的新的政治想象的建立作出貢獻。

在構建替代性的生態(tài)想象和生態(tài)實踐之前，吉利伯特首先致力于瓦解環(huán)保主義的霸權，因為環(huán)保主義并不觸及那個剝削人類生命體、非-人類生命體以及整個地球的系統(tǒng)。環(huán)保主義的想象建立在個體責任和解除環(huán)境問題的技術解決主義的基礎之上。簡而言之，我們需要更好地消費，而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則需要發(fā)明各種技術手段來延續(xù)當代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吉利伯特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在一個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統(tǒng)治持續(xù)存在的世界中，“庸俗生態(tài)學”這枚硬幣的兩面在應對氣候變化或地球退化的斗爭中既是不可持續(xù)的，又是無效的。正如他寫道：“權力是在一種個人化和道德化的邏輯中來行使的，這種邏輯傾向于否認生態(tài)危機的政治層面、生態(tài)危機引起的社會統(tǒng)治以及生態(tài)危機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沖突”。

Pierre Bonnard

吉利伯特指出，我們不應該認為只有生產方式的改變才能夠解決剝削問題和生態(tài)危機。事實上，如果這樣想的話，我們就會忘記，技術始終隸屬于生產關系，也就是說，技術始終隸屬于一個社會組織技術手段、勞動分工和階級分化的方式。

考慮不周的生產主義的共產主義可能與資本主義一樣具有破壞性。

在消費方面，也可以提出類似的論點：無論如何管理生產，生產總是同時也是消費。生產——無論它采取的是共產主義的方式還是資本主義的方式——總是同時是消費。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將質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性與重新思考我們的生產和消費的必要性對立起來。我們只是需要以一種理性的方式來做這件事，而不是靠庸俗的道德說教和技術解決主義的生態(tài)學，換句話來說就是以政府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為此，我們需要從“工作”這一概念出發(fā)，當然是人類的工作，但也包括普遍意義上的生命的工作，以及資本主義對自然的工作。這也正是吉利伯特的研究課題。

因此，在本書的第一章中，吉利伯特就強調了一種將階級關系和統(tǒng)治關系結合起來的連貫的政治生態(tài)學的必要性，因為階級關系和統(tǒng)治關系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動力以及生態(tài)危機。資本主義為獲利而獲利的經濟剝削與其對地球資源的占有是相輔相成的。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史上，殖民化、奴隸制和種植園制度開啟了對當時被視為自然，被視為是非人類的，即不像勞動力那樣可被剝削但是可被占有的東西的無償占有。同樣，婦女為確保男性無產階級的繁衍和生存而從事的家務活動也是可以被占用的。

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導致工廠內的工作剝削，并將種植園內的奴隸和家庭中的婦女的生產活動貶低為可占有的自然的系統(tǒng)。今天，這段歷史能夠使我們理解工作中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以及以犧牲他人生命為代價對某些生命的重視或貶低，最重要的是，它使我們能夠理解自然是如何在對利潤的追逐中被視為可占有的和可奪取的。

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已經被資本主義重新占有，其目的是要讓它們與地球上的資源一樣服務于西方男性無產階級的工作剝削。被強迫的工作、家務工作以及受剝削的雇傭工作伴隨著對地球上的動物、化石和其他資源的占有和剝削而出現。

Pierre Bonnard

本書的第二章著手質疑自然的工作。人類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樣的？我們能否談論動物的工作異化？要回答這些問題，當然有必要界定什么是工作。

吉利伯特指出，工作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它是一種獨立于其他一切的行動方式和生存方式，并在組織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時優(yōu)先于其他一切方式，而且在一定時期內制約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因此，工作只有在資本主義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定義。在其他社會，我們談論的生存活動在某種程度上總是與其他的價值以及其他的社會的、象征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活動結合在一起。因此，嚴格說來，我們只能在一種系統(tǒng)中談論工作，這種系統(tǒng)僅僅圍繞著工作來組織生存和商品的分配，并且將社會的所有其他活動都納入到工作的邏輯之下。

這樣一種系統(tǒng)產生了一種工作的社會分化，在這種分化中，生產被分割開來，每個人都在其中占據著特定的位置，而且，正如我們所說的那樣，生產與社會的其他活動分離開來。

在資本主義中，工作是異化的，因為工人失去了工作的對象，他們無法選擇他們工作的目的。同樣，工作也是剝削性的，因為資本的所有者從工作中榨取的價值比工人獲得的價值要多得多。

但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說動物或自然也在工作嗎？吉利伯特試圖理清這個問題的脈絡，因為它比表面看起來要復雜得多。他摒棄了工作總是作為一種功能而由社會組織來決定的觀點，這里的社會組織要求使用能夠拒絕這種工作的個性形式。

在這方面，他將資本主義對自然的生產性的使用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占有。它涉及在未進行生產的情況下開采已經存在的資源：從礦藏、天然森林或未經繁育的漁場中獲取。

在這里，對生命體或地球而言，并不存在工作，而是對自然在獨立于人類的過程中產生的結果的占有。另一種類型的使用是工作或讓生命體工作，也就是作者所說的生態(tài)關系，即資本主義從中受益的生物體各部分之間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這是一個在生產方式和人類社會關系的框架組織非人類的生命體的運作的問題。從管理人類種植的森林、向母雞注射激素使其每天下蛋，到修改DNA使生物從受孕那一刻起就適應盈利活動，生物或多或少都會被生產、復制、修改和改造。

在這個框架內，一些動物被迫工作，被粗暴地納入由人類存在組織的生產系統(tǒng)，這種工作可以說是異化的。事實上，讓動物工作使其脫離了它的正常的環(huán)境，剝奪了它能夠繁衍生息的正常條件。通過拒絕工作，動物可以表明它們感受到了被強加給它們的限制。但是，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生命體也是受害者，但不是人類和某些動物意義上的工作，而是一種更普遍的工作形式，即被納入生產系統(tǒng)。

正如吉利伯特在這里引述的《我們不是孤立的：大地的靈魂政治》一書的作者萊納·巴洛和安托萬·肖波特所提醒的那樣，不僅植物和真菌是如此，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形成的關系本身也是如此。

要反對人類和非人類的工作，要反對普遍意義上的生命體的工作，這不是一個要考慮到“不造成痛苦”的問題，而是要考慮到，質疑以工作分工和私有財產為基礎的人類和非人類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要。

除了資本主義內部的這種有組織的工作之外，資本主義對自然的另一種利用方式也是一個問題，這種利用方式是對已經存在的、主要不是由人類組織的資源的開采，這種開采破壞了普遍的生物的生存條件。

因此，面對環(huán)境的破壞以及人類和非人類工作的剝削和異化，可以勾畫出吉利伯特所謂的“生態(tài)解放理論”的輪廓，這種理論意味著一種聯盟，一種共同陣線。

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戰(zhàn)略來實現這一目標？這就是第三章的主題，它試圖勾勒出與反對工作和解放生命體的斗爭和聯盟的未來有關的幾個要點。

為了做到這一點，結合前面概述的所有論點，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生態(tài)斗爭必須直面工作的問題。明確寫道：“為了積累利潤而生產商品是當前生態(tài)危機的根本原因”。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集生產、技術和消費于一體的系統(tǒng)，它對生命體及其居住的地球環(huán)境造成了有害的影響。資本要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累積利潤，只有通過一個絕對必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才能實現：那就是工作，被剝削的工作，以及占有生命體的資源和地球的資源的工作。同樣的資本主義運動剝削人類的工作，破壞環(huán)境和生命體，以不斷積累更多的利潤，這種運作無限重復。

因此，從邏輯上講，我們必須重新開始這場建立在工作和讓普遍意義上的生命體工作的基礎上的資本運動。我們如何才能從戰(zhàn)略上構想生態(tài)學與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斗爭之間的這種概念性的、同時又是非?，F實的、非常具體的和物質性的聯盟呢？

一個主要的障礙似乎正在出現：一方面，工薪階層希望獲得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另一方面，生態(tài)運動認為減少生產以限制采掘和污染造成的損害是個好主意。

然而，在后一種情況下，我們想象這將意味著整體工資的下降。吉利伯特說：這是一個錯誤的兩難選擇，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個基于低增長和高工資的社會。這只是一個減少利潤的問題。

然而，人們的生計仍然取決于工作和工資。我們需要超越吉利伯特在此所描述的情況，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出賣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購買消費資料似乎是個人再生產的基本條件”。因此，可行的生態(tài)和反資本主義戰(zhàn)略包括擺脫被剝削的工作和普遍意義上的生命體工作，并且重新思考維持生計的活動。

為此，作者借鑒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齋藤幸平的觀點，后者提出了“去增長的共產主義”理論。問題在于重申吉利伯特在本書導言中已經說過的話：改變生產關系，使其更加平等，并不足以解決環(huán)境問題。

我們需要對生產、生產關系、技術和消費進行整體思考。在一種去增長的共產主義中，社會是圍繞著縮短活動時間而組織起來的，不再以工作的分工為基礎，而是致力于滿足社會和一般生物繁衍的明確需求。

Pierre Bonnard

吉利伯特堅持認為，去增長并不意味著財富的減少或舒適度的降低，而是意味著更好的分配和對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的取消。

我們需要思考清醒的條件，這種清醒對生態(tài)來說是可持續(xù)的，同時也能促進解放和結束資本主義的剝削。從這個意義上說，去增長的共產主義同時也是富裕的共產主義。在此，我們所談論的富足是通過共同利益，通過分享為生命體、地球和人類個人提供有尊嚴的生活所必需的物品而實現的，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產生的是一種人為的稀缺、不平等和環(huán)境破壞的經濟。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產生一種新的階級意識，即生態(tài)無產階級意識到是什么使地球上的社會、自然和生命體得以在良好的條件下繁衍。吉利貝爾寫道：“生命共產主義是一種宇宙觀，它將階級斗爭納入其賴以生存的生命世界，是一種反對利潤無限增長的“生命政治”或“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從那時起，他補充道，一切都必須改變，一切都必須重建，全球生存和政治組織都必須重新思考。

就主權而言，這是一個邊界問題：我們如何防止北方國家封閉自身，以讓南方國家承受氣候災難的全部沖擊？我們怎樣才能防止富人花錢過上更體面的生活，卻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飽受煎熬？我們怎樣才能捍衛(wèi)共同生活，捍衛(wèi)反資本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反民族主義的共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吉利伯特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在其邊界內對生靈實施有管制的、有區(qū)別的剝削，強化南北之間的邊界，并在邊界之外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而這些環(huán)境已被數百年的資本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破壞殆盡，并正在遭受全球變暖的全面影響。遺憾的是，第二種選擇似乎更有可能。雖然我們已經勾勒出了第一種方案可能存在的條件，但我們仍需在現實中對其進行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