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5 15:30  本文轉自《語言文化研究輯刊》第二輯

一、引言

通過語言材料考察古吳語一般有兩種途徑：（1）利用現(xiàn)代吳語各點的材料構擬古吳語；（2）爬梳古籍（包括考古發(fā)掘的材料），歸納整理所得相關材料。

第一種途徑是普林斯頓學派提倡并身體力行的。據游汝杰（2000），貝樂德（W. L. Ballard）早在1969年就根據現(xiàn)代吳語各點的語音構擬古吳語音系。羅杰瑞（Jerry Lee Norman）、余靄芹也用類似方法，考察古閩語的聲調和古粵語的部分語音現(xiàn)象。但這種方式不顧漢語實際、完全照搬歷史比較法，從一開始就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即使他們構擬的形式有較高的準確性，仍無法根據歷史比較法的原理，推斷該形式產生的時間。也就是說，貝樂德沒能給出其構擬古吳語的時代特征。

第二條途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現(xiàn)實中很難找到充足的反映早期吳語的材料，且有些記載極為模糊。如《春秋·襄公五年》：“會吳于善稻?！?；《谷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保弧督浀溽屛摹罚骸吧频?，吳謂之伊緩?！笨梢姡敃r吳語與華夏語并不一致。又如，《左傳·哀公十二年》：“衛(wèi)侯會吳于鄖……太宰嚭說，乃舍衛(wèi)侯，衛(wèi)侯歸，效夷言。”衛(wèi)侯稱吳語為“夷言”，一方面反映衛(wèi)侯鄙視吳國人，另一方面可推測出吳語與華夏語有較大差異。可是，這種不同反映的究竟是方言之間的差異，還是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加之古人不區(qū)分語言和方言[1]，又增加了判斷的難度。此外，就是這類材料存世的也不多。

因此，就目前情況看，光憑語言材料本身難以推定吳語形成的時代。即使將上述途徑結合也無濟于事。歷史上，在晉室南遷以前，至少長江下游以南屬于吳語區(qū)的。[2]關于這一點，魯國堯（2002）有大量的移民、語言等材料可以證實。因此，我們認為，要考察吳語的形成時代，必須將語言材料和長江下游以南地域范圍內的史實結合起來。

二、春秋戰(zhàn)國以前長江下游以南的歷史發(fā)展

在以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普遍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安志敏（1987）認為：“……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qū)，無疑是中國文明的發(fā)源地，并且很快地擴展到長江中下游以及更廣闊的地帶?！苯辏@種觀點越來越受到質疑。童恩正（1994）指出，“這種以中原地區(qū)的古文明作為中華民族文明體系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幅員遼闊，自然環(huán)境千變萬化，加之民族眾多，如果設想中國古代只存在一種文明模式，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軌跡只有一條單一的道路，那顯然也是不符合實際的?！碧K秉琦（1999）更是直接否定了“黃河流域起源論”，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此外，中華文明多源并起的觀點受到考古成果的大力支持，長江下游以南古文明的發(fā)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20世紀70年代，長江下游的考古工作獲得重大突破。浙江余杭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現(xiàn)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比中原的仰韶文化還要早，且有獨特的文化面貌。因此，董楚平、金永平（1998）指出，“河姆渡文化證實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源性，證實了長江下游是中國原始文化的另一個中心，有它自己獨立發(fā)展的過程?！?/span>

河姆渡文化經過羅家角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發(fā)展，形成著名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約在公元前2800—1900年之間，時間上與中原的龍山文化大致相當。良渚文化南至杭州灣，北達江蘇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江林昌（2001）認為，以下四個方面可證明良渚文化已發(fā)展至較高的文明階段：（1）出現(xiàn)了大型禮儀性建筑；（2）墓葬的規(guī)格大小懸殊；（3）玉器的大量使用；（4）陶器、玉器上出現(xiàn)了刻畫文字。

良渚文化孕育著較高的文明已是學界共識。嚴文明在“紀念良渚遺址發(fā)現(xiàn)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指出：“我們注意到良渚文化中除了沒有發(fā)現(xiàn)銅器，其他許多因素都不比別的考古學文化低……至于玉器工業(yè)的發(fā)達程度，更是別的文化無法比擬的。我們知道銅石并用時代是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度的一個時代，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也是由野蠻走向文明的過渡時代。良渚文化在這一時代的發(fā)展中走在前列，因此會上有人主張已經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有人則認為還處于文明社會的門口。這是很可以理解的?！?span style="border: 0px;margin: 0px;padding: 0px;">[3]

中原龍山文化發(fā)展的直接結果是，在約公元前21世紀時，產生了中華大地上第一個國家——夏。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并不亞于龍山文化，因此在良渚文化后，應該有更高文明程度的國家產生?？墒聦嵤?，良渚文化沒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跨過“國家”的門檻，長江下游以南的文化在良渚文化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停滯不前了。從商代晚期到周初，這一地域內又出現(xiàn)馬橋文化和湖熟文化。雖然這兩種文化都出現(xiàn)了小件青銅器，但人們普遍認為其發(fā)展水平并不比良渚文化高。究其原因，可參考童恩正（1994）從自然環(huán)境角度做出的探討。

湖熟文化和馬橋文化后來為句吳和于越繼承。[4]史書上有“百越（百粵）”一詞，如《漢書·地理志》：“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后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余靡之地?！笨梢?，“百越”是我國東南和南部地區(qū)居住者的稱呼。商湯時正東有“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正南有“甌、鄧、桂園、損子、產里、百濮、九菌”。陳國強等（1988）認為， “漚深”、“越漚”、“甌”等是當時居住在我國東南和南部的一部分越人。

關于“百越”，學術界尚存頗多爭議，[5]因與本文無關，故不贅述，但意見較為一致的是：于越屬于“百越”的一支。至于句吳是否“百越”的支系則爭議較大。我們贊同句吳與于越同為越族說。從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看，句吳和于越人有以下共同點：（1）都精于鑄劍，句吳的干將、莫邪和于越的歐冶子都是當時的大師級人物；（2）都大量使用石石奔 和有段石石奔；（3）都善于駕舟，習于水戰(zhàn)；（4）都穴居或住“干欄”式房屋；（5）都大量使用幾何印紋陶器和原始瓷器；（6）都斷發(fā)文身，雕題黑齒；（7）語言相通，且與華夏族語言不同。[6]可能正是由于這些共同的特征，《越絕書》才說：“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吳越為鄰，同俗并土……”；“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薄秴问洗呵铩べF直論·知化》也才說：“夫吳之于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上述觀點不僅反映句吳人與于越人是同族，且與華夏族人有別。

可見，長江下游以南從河姆渡文化到越族文化，異于中原文化獨立的發(fā)展脈絡。因此，居住在這一區(qū)域的人不屬于華夏集團，其語言也不同于華夏語。當然，也不能由此斷定這一區(qū)域文明的發(fā)展完全處于封閉狀態(tài)。譬如，玉器是良渚文化最富魅力的特征。后來，有些玉器在本地區(qū)消失了，卻有人在華夏集團的一些方國里發(fā)現(xiàn)了頗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因此多數學者相信華夏集團文化同良渚文化之間有淵源關系，但更認為前者影響了后者。如鬲是西北文化的特征器物之一，而于越人也使用鬲。盡管越人的鬲與西北文化的鬲有些不同，但學者們仍相信前者是后者影響的結果。再如，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出現(xiàn)的文字并沒能繼承下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越人始用漢字。后來出土的許多吳越寶劍上就鑄有漢字。一些文獻記載也反映了這種影響，如舜曾到長江下游以南巡游，最后客死蒼梧；禹不僅娶過涂山氏之女，曾在會稽山論功行賞，且葬于此山。這些均屬傳說，未必真實，但多少可反映華夏集團曾對這一區(qū)域產生過影響。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之后，商初伊尹曾令包括越人在內的蠻夷人向王室進貢。周穆王曾伐于越。甚至，據《史記》記載，句吳和于越都是華夏人建立起來的，[7]如《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睆亩浦椭儆阂虮苜t才從西北遠奔吳地，自號句吳。如前所述，這塊區(qū)域是越人地盤，太伯到來后，華夏文化與當地的越文化勢必產生沖突。這會不會使越人華夏化，越語變成華夏語呢？乍看起來，這種可能性很大。一般來說，統(tǒng)治者的文化較高，語言也具有較高的威望和吸引力，易同化被統(tǒng)治者的語言。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沖突的結果是太伯等華夏人被當地的越人同化，華夏語也被越語湮沒了。我們認為有以下原因：

（1）太伯和仲雍等為避賢而遠奔他鄉(xiāng)，從岐山到太湖平原，路途遙遠而艱險，且要通過其他部落的控制區(qū)，人數不可能很多，到吳地后，與越人相比勢單力薄。

（2）周族在武王時跨過國家的門檻，而太伯等是武王的爺爺輩，按照塞維斯、哈維蘭等的觀點，當時周族應屬于介于部落與國家之間的邦酋制社會。[8]因此，太伯建立的句吳至多是個邦酋制社會。直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吳越仍是早期的奴隸制國家。因此，太伯等的影響力，與后來的統(tǒng)治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3）不論是自愿還是被迫，太伯等也“文身斷發(fā)”?？梢?，他們是融入越人當中的，也正因為這種融入，越人才可能“義之”。

（4）《左傳·桓公九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笨梢?，周人是避祖先諱的，而句吳的統(tǒng)治者是不避諱的（衛(wèi)聚賢1937）。

由此可見，華夏集團雖然影響過太湖平原文化有過，但作用不大。太湖平原文化主要是自主發(fā)展的，因此句吳人是越人，句吳人的語言是越語。[9]

至于于越的情況，《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有言：“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fā)，披草萊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zhàn)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稱越王?！卑凑者@段記載，于越與句吳的情況類似，也存在文化沖突問題。我們同樣認為，華夏文化融于越文化當中，華夏語為越語所取代?，F(xiàn)補充證據如下：

（1）少康庶子即無余?！秴窃酱呵铩ぴ酵鯚o余外傳》：“至少康，恐禹也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睙o余封于會稽后，未能在會稽實施強有力的統(tǒng)治。一般認為，在句吳人等的影響下，于越人才建立國家，建國在句吳之后。從無余受封至于越建國，寧紹平原的越人可能只處于部落或邦酋制社會，不應過高估計華夏人的影響。

（2）華夏文化融入越文化，“文身斷發(fā)”是很好的證明。

（3）于越人不穿鞋，不戴帽?！俄n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于荊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禮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也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于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為伍，文身剪發(fā)而后處焉。今來得上國，必曰“冠得禮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也將劓墨文身剪發(fā)而得以禮見，可乎？’”

（4）于越人好野音，不好雅樂?！秴问洗呵铩び龊稀罚骸翱陀幸源祷[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薄对浇^書》也有孔子及弟子向句踐獻樂，空手而歸的記載。這點在《吳越春秋》中也多有記載。

（5）盟誓的儀式不同?！痘茨献印R俗訓》：“越人契臂，中國插血，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span>

（6）謚法不同華夏人。

總之，寧紹平原的文化主要是自主發(fā)展的，即于越人非華夏集團，于越人的語言非華夏語。[10]

三、從語言材料看越語

現(xiàn)有材料還不能揭開古越語的神秘面紗，但以下材料可幫助我們管窺一二。

首先，劉向《說苑》中的《越人歌》記錄了公元前528年，楚令尹子晰參加舟游活動。劃船（榜枻）的越人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激，唱道：“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金甚。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秦澶逾滲。惿隨河湖。”子晰不知其義，“乃召越譯”。歌辭譯成楚語是：“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表f慶穩(wěn)（1981）結合漢語上古音和今壯語方言（包括部分傣語材料）深入研究了《越人歌》，其6句歌辭[11]的直譯和意譯如下：

（1）濫兮抃草濫予？

直譯：晚今是（配音）晚哪；意譯：今夕何夕？

（2）昌枑澤予？

直譯：中舟位哪？意譯：舟中何人兮？

（3）昌州州金甚。

直譯：中朝大人到。意譯：大人來自王室。

（4）州焉乎秦胥胥。

直譯：大人賞識、邀請、拜見、謝謝。意譯：蒙賞識邀請兮當面致謝意。

（5）縵予乎昭，澶秦逾滲。

直譯：處哪訪大人（配音）探望游玩。意譯：欲瞻仰何處訪兮，欲侍游何處覓？

（6）惿隨河湖。

直譯：小人心獨自感激。意譯：仆感恩在心兮，君焉能知悉？

韋慶穩(wěn)還注意到了《越人歌》反映的越語語序，即越語中的定語在中心語后面。所以，上面的“晚今”就是“今晚”，“晚哪”就是“哪個晚上”，“中舟”就是“舟中”，“位哪”就是“哪位”，“中朝”就是“朝中”，“處哪”就是“哪處”。這與現(xiàn)代壯語一致，而與華夏語有別。[12]這點說明：越語是不同于華夏語的另一種語言。

其次，《越絕書》記錄了句吳和于越的歷史。今人對句吳和于越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靠該書提供的信息，尤其可貴的是，該書還保存有幾條越語材料：

（1）“方舟買航儀塵，謂往如水也?！?/span>

這里的“方舟”是漢語，“買航儀塵”是越語記音，意思是“往如水也”。韋慶穩(wěn)（1982）翻譯為：并排舟不連著塊石頭（直譯）；并排船不是老連在石頭上不能移動的（意譯）。

古人解釋為，“往如江水也”是用肯定句意譯否定句。量詞可單獨與名詞組合，而無需數詞，即“塊石頭”就等于“石頭”。現(xiàn)代壯語亦如此。

（2）“越人謂船為須慮?！薄爸焘披}官也，越人謂鹽為馀?！薄傲曋谝?，夷海也；宿之于萊，萊野也；致之于單，單堵也。”[13]韋慶穩(wěn)（1982）對這幾個字的解釋為：朱—官、馀—鹽、萊—野外、夷—海、單—墻。“須慮”有些麻煩。根據韋慶穩(wěn)的擬音，“須慮”的音與前面《越人歌》中的“枑”音不合。他的解釋是，“這可能是方言的差異，也可能記音漏掉了z?！睆捻f慶穩(wěn)的研究結果看，越語與漢語有很大差異，同現(xiàn)代壯語關系密切。

順便指出，揚雄《方言》中有“舟”詞條，且是所有詞條中解釋最詳盡的。其中有一句：“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為木蠡。”越人善駕舟，古書多有記載，如《越絕書·記地傳》：“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淮南子·主術訓》：“……湯武圣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淮南子·齊俗訓》：“胡人便于馬，越人便于舟?！?；《漢書·嚴助傳》：“……習于水斗，便于用舟?！币虼?，舟可謂越語的核心詞匯。然而，無論是前面的“枑”還是“須慮”，從音理上說要變?yōu)?span style="border: 0px;margin: 0px;padding: 0px;">木蠡都有一定的困難，這也許意味著它們屬于不同的語言。也就是說，期間（前528~100）長江下游以南發(fā)生過語言替換。另外，作為“鹽官”的“朱馀”，和《越人歌》一樣，定語也是在中心語的后面。

再次，吳越的人名也透露出非漢語的信息（衛(wèi)聚賢1937），如：

（1）按漢語理解不吉祥

“壽夢”是吳王，如“以壽如夢，言壽甚短，為不吉祥語，不宜命為人名?！薄皯c忌”是吳公子，如“慶”有“慶賀”意，是好字眼。但是，“忌妒”的“忌”是不吉祥語?！凹啥适遣粦攽c，人名'慶忌’是不應當有的?！绷硗猓扒萏帯币彩菂峭?。人們大概都不想與禽獸為伍，說漢語的人大約不會取這樣的名字。

（2）按漢語理解無意義

據《史記》載，吳王有強鳩夷、馀橋疑吾。這兩個名字毫無意義。

（3）這些人名不吉祥或無意義，可能是漢字譯越音的緣故。這個推測還可得到以下支持：同一個人在同一種或不同的古書里名字不同，如：壽夢—乘、諸樊—遏、州于—僚、闔廬—光、州來—札、馀祭—戴、吳—句馀、終虆—夫差、夷末—馀末、掩馀—蓋馀?？梢?，如此多的異名，當為譯音所致。

（4）吳越地名的特點。據游汝杰（1982）研究，古臺語名詞有詞頭，形成“L1（按：指一類量詞）+名”的結構模式。他考察了吳越地名，發(fā)現(xiàn)也存在這種結構模式。譬如，地名（限于先秦兩漢，出處加括號）：句吳、于越（竹書紀年）、于潛、句章、句容（漢書·地理志）、甬勾東（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無（國語·越語上）、句余（山海經）、姑蘇或姑胥（越絕書·越絕記）、姑熊夷（國語·吳語）、姑蔑或姑妹（逸周書·王會解）、姑末（吳越春秋·句踐歸外傳）、夫椒（左傳·襄公元年）、烏程、烏傷、余杭、余暨、余姚、余干、無錫、蕪湖（漢書·地理志）等。

甚至有些吳越王的名字也符合這種模式，如勾踐、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槩、無余、無任、無疆、無諸等。[14]

“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這種帶詞頭的地名在吳越之外也多所發(fā)現(xiàn)（游汝杰1982），如以“個”冠首的地名有：越南的個奔、個多、個內等18處；廣西的個漾、個榜、個陋、個宕；云南的個舊、個馬。越南以“古”冠首的地名很多，如古安、古旁、古平等，不勝枚舉?！对侥蠚v史疆域》指出：“古字不作古老解……安南王城古螺，中國史籍稱為螺城，鋫崱《安南志略》（十三世紀）用當時的漢音譯為可縷，當地民間稱為個螺（ke? Loa）”。由此可見，個、古、可只是譯音不同。

徐松石指出，兩廣和越南許多“古”字冠首的地名，乃是漢人到達嶺南后用漢字所記的壯音?！?/span>古”字或被譯為歌、姑、過等字，與漢義“古時”無關，倒是同壯義“這個”或“那個”的意思。[15]

總之，上述四類材料均表明，越語與華夏語差別較大，與現(xiàn)代壯語等有密切關系。[16]

四、從政治統(tǒng)治和人口移動上論吳越語的轉變

前文從史實和語言材料證明：直到春秋戰(zhàn)國，長江下游以南的人仍不屬于華夏集團，語言也并非漢語。[17]那么在什么時候、怎樣的歷史條件下，越語完成了向吳語方言的轉變？

據史籍推測，可能有很多因素促成了越語向吳語的替換，其中有兩個因素尤其值得關注：（1）政治上的統(tǒng)治，（2）人口變動。從以上史實可見，雖然楚攻占了越都“吳”，設立了江東郡，但在黃歇受封江東郡以前，楚并未認真經營江東，其對江東的真正意義上的統(tǒng)治當自黃歇受封始。然而，秦滅楚后卻很重視對吳越故地的控制，從秦始皇采取的措施中可見一斑。再看人口變動。楚攻占越都“吳”、設江東郡后，以會稽為中心的西面仍由越人控制。設想有一部分越人向西移出江東郡應是合理的，同時會有少量楚人東進；黃歇受封江東郡后，可能會吸引更多的楚人東進。一方面是越人西移，另一方面是楚人不斷東進，因此在江東郡內，楚人對越人的比例逐步提高。但我們認為，此時越人仍應占有絕對優(yōu)勢。就現(xiàn)有資料而言，沒有該期出現(xiàn)大規(guī)模人口變動的線索。秦朝時，情況發(fā)生巨大變化。一方面，“百越叛去”；另一方面，秦始皇強遷集中在會稽的越人，并實之以華夏人。因此，在吳越故地，華夏人對越人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留下的越人大部分就很快地融入華夏人之中，語言替換也就伴隨著這個融合過程發(fā)生了。[18]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地處東南的句吳和于越與華夏集團的聯(lián)系較以前更頻繁。吳王壽夢的四子季札曾于公元前545年聘問過魯、齊、鄭、衛(wèi)、晉、徐等方國，通過其言行可看出他對華夏文化有較好的理解。楚莊王曾娶越女，吳人言偃（子游）問學于孔子，齊景公曾把女兒嫁給闔閭的長子終虆（夫差），慶封叛齊入吳，楚人伍子胥、噽奔吳，句踐名臣文種、范蠡也是楚人……這些交往加深了越人與華夏集團之間的了解，但對越語的影響并不很大。

楚文王從丹陽遷都到郢，出國迅速向南、向東擴張。楚成王元年（公元前671年），楚曾進軍江南，征伐越人。楚國東進時，句吳逐漸強盛起來，開始北上，二者不可避免地地發(fā)生碰撞。在晉的挑撥下，公元前584年以后，楚吳戰(zhàn)爭不斷，直至句吳滅亡。李新魁（1987）認為，吳越曾為楚統(tǒng)治，楚語由此進入吳越地區(qū)?！啊虼?，可以把戰(zhàn)國時的吳、越方言全稱為'吳越語?！薄爱敃r的吳越語已不再屬于少數民族語言，而是屬于華夏語的一支方言，與楚語比較接近。”“總之，后代所稱的吳語，就是古代的吳越語。”對于這種看法，我們有不同意見。前面的語言材料已證明越語（即李氏所說的吳越語）與華夏語有很大差別。李先生觀點的前提是“吳越長期作為楚的屬國，接受楚的統(tǒng)治”，但這個前提并不成立。楚雖南下征伐越人，但與于越相距較遠，對寧紹平原不會有太大影響，且古書也沒有楚人把寧紹平原納入統(tǒng)治范圍的記載；句吳也不可能接受楚的統(tǒng)治，且楚東進時，句吳已開始強盛。見于《左傳·宣公八年》“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中的“盟”，同樣說明吳越并未被楚統(tǒng)治。17年后，句吳開始攻楚。韋昭在給上面這句話作注時說，傳言吳越弱而臣于楚。李先生或許是受此影響。

吳在夫差時勢力最盛，但因內惑于奸臣，對外又窮兵黷武，最終葬送其手。公元前482年，句踐乘虛反攻吳。四年后，越又敗吳于笠澤。公元前473年，越再敗吳，夫差被迫自殺，吳從此滅亡。越滅吳后，句踐致貢于周，周元王派人賜句踐胙，并命為伯。越“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保ā妒酚?/span>·越王勾踐世家》）此時，整個長江下游以南地區(qū)都由越控制。至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保ā妒酚?/span>·越王勾踐世家》）公元前334年，越伐楚，楚大敗越師，擊殺無疆，并一直追擊到浙江，越也就從此衰敗了。[19]

越畢竟曾是一時之霸，雖遭受重創(chuàng)，然實力不可小覷。因此，楚師不敢過于分散兵力，后撤至廣陵、海陽一線，“城廣陵”，以加強防御。而后，楚乘越亂，再次伐越，歷時五年。公元前306年，楚攻占越都“吳”，再次控制大部分的吳國故地，設立江東郡，而會稽仍屬于越人的勢力范圍。此后，楚西面面臨秦的強大壓力，北面又得提防魏的侵擾，已無力顧及東面和南面，因而楚雖于吳故地設江東郡，但并未經營好。公元前246年，春申君黃歇“請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史記·春申君列傳》）可見，此時的故都仍是一片廢墟。

戰(zhàn)國末年，秦的兼并戰(zhàn)爭愈演愈烈，成為其他諸侯的共同敵人。楚越屏棄前嫌，共御強秦。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蒙武攻破楚國。昌平君戰(zhàn)死，項燕自殺。秦人俘獲楚王負芻，楚滅。秦滅楚后，越人畏懼?！对浇^書·吳地傳》：“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但秦人并未放過越人。滅楚后第二年，秦派王翦討伐越人，“降越君，置會稽郡?！保ā妒酚?/span>·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為了鞏固統(tǒng)治，遷走會稽的越人，遷入有罪刑的秦人，派兵戍守。秦人統(tǒng)治吳越故地后，采取了一些措施發(fā)展該地交通。《越絕書·吳地傳》：“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span>

誠然，華夏經濟（封建制經濟）高于越經濟（奴隸制經濟），華夏文化高于越文化等因素也促進了語言替換的發(fā)生。華夏語在替換越語的過程中，本身也存在融合的問題：（1）華夏語隨華夏人深入江南，因相互接觸而融合；（2）在替換越語過程中，華夏語也融入越語的部分因素。這種融合的結果是產生了華夏語的一個新方言——吳語。考慮到融合和替換都需要一個過程，我們認為以西漢為吳語的基本形成時代是比較恰當的。

研究兩漢方言，材料比以前豐富，其中《方言》[20]是最全面、最直接、最重要的。學者可借助《方言》大致了解西漢的方言分布。我們統(tǒng)計了《方言》前10卷中與吳越相關的材料，結果是吳楚連用15次（包括7次荊吳和1次吳南楚），吳揚直接連用10次，但“宋衛(wèi)荊吳”和“荊吳淮汭”應內含“揚”，這樣吳揚連用可計12次，吳越連用12次，揚越連用5次，[21]越獨用3次，吳獨用1次。[22]

從統(tǒng)計結果看，吳國故地的語言與華夏語連用是27次，越國故地的語言與華夏語連用5次，兩者相加32次，正好是吳、越獨用或連用的兩倍。因此，有理由相信西漢時原越語已為華夏語——吳語替換。另外，周振鶴、游汝杰（1986）認為，《方言》時代吳國故地的語言已是華夏語，但越國故地的語言仍是越語。從上述數字看，沒有理由將越國故地的語言排斥在華夏語之外，且前述史實也支持我們的觀點。當然，越地受華夏人控制稍后，且較吳地為偏，因而開始時越地吳語夾雜較多的越語成分是可能的?？傊?，我們認為自黃歇受封江東郡，吳語開始孕育，秦朝是吳語形成的關鍵期，至西漢吳語已基本形成。

五、相關論點檢討

除官話外，與其他現(xiàn)代漢語方言相比，吳語產生得最早，直接材料又較匱乏，因而討論吳語形成問題者較少。然而，介紹方言的歷史，這又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袁家驊等（1983）說：“總得看來，上古漢語以黃河中游為中心，但今天的吳語、湘語、粵語已開始播種和萌芽了?！睆暮竺娼榻B吳方言的“周秦時代的吳越方言”說法看，作者似乎認為吳越的語言就是吳語的前身，但又懷疑《越人歌》代表的越語不屬于漢語系統(tǒng)。李如龍（2001）說，“只從《吳越春秋》和《越絕書》所記載的零星材料及《說苑》里記載的'越人歌’，就可斷定：當時的楚語和吳語的主要成分應該是'百越語’而不是漢語?！薄翱磥砉懦Z和古吳語的漢化，這個時期（按：東漢末年后）的大規(guī)模移民是決定性因素?！焙罹唬?/span>2002）說：“從以上兩段記載（按：《史記·吳太伯世家》和《史記·越句踐世家》的第一段及相關的《索引》和《正義》）可知：……并可由此推斷當時的古吳越方言當是中原華夏族語言的分支，內部比較一致，而跟當時的百越族所說的越語則差別很大?！薄翱梢?，古越、吳兩國在春秋時代相互作戰(zhàn)、吞并，促使來自中原華夏語言的分支在異地不斷發(fā)生接觸和融合……而成為吳語的前身和源頭'古吳越語’（或'古吳語’）。因此，有理由認為古吳語形成于春秋時代的末期，雖然并沒有能顯示當時古吳語特點的作品流傳下來?！?/span>

袁家驊等（1983）、侯精一（2002）及李新魁（1987）的觀點比較接近，立論的根據也大致相同，主要是《吳越春秋》里記錄的伍子胥奔吳的故事：

“伍員奔吳，追者在后。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之，因歌曰：'日月照耀乎濅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玉慵粗固J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余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濅急兮，將奈何？’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瘽O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戒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瘽O父諾。子胥行數步，漁父覆舟自沉于江?！?/span>

因伍子胥可跟漁父交流，漁父唱的歌與《楚辭》里的語言十分相似，他們就認為吳人的語言與楚人的語言很相近，屬于華夏方言。這里有三點應注意：（1）從故事里看不出漁父到底是楚人還是吳人；（2）就算漁父是吳人，生活在一國邊境的人是雙語人，也沒有什么奇怪的；（3）我們不能肯定這首歌未經過楚語的轉述，一地民歌被他語言（或方言）改寫，在歷史上是很常見的，甚至有人懷疑《詩經》里的“國風”就是轉述過的。所以，這條證據不足以說明吳國人的語言與楚國人的語言相近，也就不能說明華夏方言是吳語的前身。

第二條證據是，伍子胥入吳后，曾乞食于一民間女子，后與吳王暢談了三日三夜；還有其兄伍尚奔吳、范蠡入越等不存在語言障礙的記載。但是，古人記事，不可能面面俱到。如前，伊尹曾下令讓一些部落向王室進貢。《逸周書·王會解》記載：“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剪發(fā)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魚吳鰂之醬，鮫質發(fā)、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園、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翡翠、菌霍鳥、短狗為獻?！?span style="border: 0px;margin: 0px;padding: 0px;">[23]這些邊遠部落也使用華夏語是很難想象的，但《逸周書》并未提及伊尹的命令是否需要翻譯。周武王克商前，相傳有800諸侯會孟津，包括屬于巴蜀、西南夷的庸、蜀、羌、髳、微、廬、彭、濮等。可以想象這些諸侯之間可能會有語言障礙，但古書上并未提及。晉公子重耳糊口四方，曾在戎12年。[24]史書未交待他是否借助翻譯。就是后來張騫出使西域，在匈奴和大宛，史書也未提及他是否遇到語言障礙。這樣的例子很多，不煩多舉。

總之，僅以這兩條材料說明吳越人的語言與楚語相近，吳越人的語言屬于華夏方言，是吳語的前身，我們認為有些牽強。另外，袁家驊等（1983）似乎認為吳越有兩種語言，但缺乏論證。侯精一（2002）的上述引文中出現(xiàn)了三個概念：古吳越方言、古吳越語、古吳語，前一個概念不太好理解，后兩個概念似乎內涵相同。《漢語方言學》很重視大規(guī)模移民對一地語言的影響，認為正是東漢末的移民導致了古吳語（按：吳人的語言）的漢化?？蓡栴}是，為何戰(zhàn)國末和秦朝時的人口變動未導致“古吳語的漢化”呢？

魯國堯（2002，2003）深入破解了“顏之推迷題”。他（2002）說：“也就是說，自淮河以南至浙江的居民何時放棄吳語（按：指越語），而改說漢語的吳方言？這個問題不容回避，但是難以回答，有人說是在漢代，我思索過，猜測大概是在秦代稍前，只是猜測而已，容以后專文敘述猜測的'根據’?！蔽覀兿Ｍ斚壬茉缛铡皵⑹霾聹y的'根據’”，不要為后學之人再設立一個“魯國堯迷題”。

[1]《魏書·劉昶傳》：“訶詈童仆，音雜夷夏?！标愐≌J為，“夷”是指江左吳語，參見陳寅?。骸稏|晉南朝之吳語》，載《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梢?，直到東晉南朝，吳語仍被稱為“夷言”，但此夷言與文中所引夷言的性質有所不同。關于“方言”的涵義，參見魯國堯：《“方言”的涵義》，《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1期。

[2]本文中“長江下游以南”指春秋戰(zhàn)國時的吳越故地，主要包括今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的蘇南、上海和浙江等地。魯國堯認為，江淮之間在晉以前也說吳語。我們持不同意見，但與本文無關，不作贅述。

[3]嚴文明：《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階段》，轉引自江連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

[4]前文勾勒了春秋以前，長江下游以南古文明的發(fā)展。關于長江流域文明發(fā)展的詳細情況，請參考李伯謙：《長江流域文明的進程》，《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白壽彝：《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4年版等。

[5]較有代表性的是：“百越”究竟是單一民族還是多民族混合體？“百越”的具體地理分布如何？“百越”與“百濮”是何關系？“百越”以后的發(fā)展是怎樣的？等等。

[6]參見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張荷：《吳越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董楚平、金永平：《吳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7]關于長江下游以南區(qū)域的文化與華夏集團文化的相互影響，參見周宗賢：《百越與華夏族及其他民族的關系》，載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朱俊明：《古越族起源及與其他民族的融合》，載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等。

[8]關于“邦酋制”社會的特征，參見江連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本文中的“句吳”與“吳”是等同概念，“于越”與“越”是等同概念，“吳越”是“句吳”和“于越”的連稱，“越人”包括句吳人和于越人，“越語”包括句吳人的語言和于越人的語言，“吳語”指屬于華夏語言的吳方言。

[10]有關上文（5）（6）兩點，參見衛(wèi)聚賢：《吳越民族》，載吳越史地研究會編《吳越文化論叢》，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另，衛(wèi)聚賢認為，太伯、仲雍、無余等并未到過長江下游以南。按此說，則華夏集團對這一區(qū)域的影響更小，更有理由相信越語是別種語言，這里暫從《史記》等說。

[11]該六句歌詞的古越音注音因排版原因刪除，如有需要可與作者聯(lián)系。

[12]上古漢語也有定語后置的情況，如數（量）詞修飾名詞時后置，方位詞（主要是“中”）修飾名詞時后置。但這種情況不普遍，和《越人歌》等反映的情況性質不同。

[13]越語的材料還有：“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鼠石與也?！保ā妒酚洝ぴ酵蹙溘`世家》“索引”）；“越人謂人'鎩’也?！保ā对浇^書·吳內傳》）；“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讀?！保ā对浇^書·記地傳》）等。

[14]《國語·吳語（韋昭注）》認為，冠首的“無”是王的意思。

[15]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轉引自游汝杰：《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據蒙文通，《鹽鐵論·相刺》：“越人夷吾、戎人由余”，雖“并顯于齊秦”，必“待譯而后通”也?？梢?，越語和戎語與華夏語的差別比較大，須翻譯才可通。林惠祥（1958）認為，越語是膠著語，但沒有很好論證。確有材料顯示，至少有些越語詞的音節(jié)是比較多的，如《國語·吳語（韋昭注）》把越大夫稱為“諸稽郢”，與吳國國君一人有數名的情況很相似。故有“數語共成一言”(《世本·居篇》注)的記載。

[17]丁邦新在《吳語中的閩語成分》等文章中認為，晉南遷以后形成的才是現(xiàn)在的吳語，而之前長江下游以南的語言是閩語的前身，參見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本文從國內眾學者之說，認為替代越語的就是吳語。從文獻記載看，吳語至遲在晉以后已形成，參見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侯精一：《現(xiàn)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8]也有些越人居于山中，成為山越，其漢化是以后的事。山越在三國時很活躍，令東吳很頭痛。直到隋唐，還有山越的零星記載，參見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9]《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楚威王……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焙笕硕鄰乃抉R遷之說，但據何浩（1989），越并未為楚滅。本文從何浩說。

[20]《方言》是否為揚雄所作，很難斷定。從《說文解字》引用許多《方言》材料可推斷出：至少在公元100年以前《方言》已成書。關于《方言》成書的情況，參見周祖饃：《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

[21]從地理上看，揚越應暗含有吳,有些異文材料也可佐證。如《方言》在釋“草”時，有地名“東越揚州之間”，惠琳《一切經音義》一次引作“吳揚海岱之間”，一次引作“東越吳揚之間”,參見周祖饃（1956）。

[22]本文采取分開計數方式，如“荊吳揚甌”為楚吳、吳揚、吳越、揚越各1次。另外，在釋“何”時，《方言》說：“荊之南鄙謂何為曾，或謂之訾?！薄肮ⅰ睘椤敖瓥|也云訾”。由此，“荊之南鄙”似應包括吳越。

[23]轉引自周宗賢：《南方民族論稿》,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24]戎人的語言與華夏語不通，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子駒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同，言語不達?！鼻懊妗尔}鐵論·相刺》也說要“待譯而后通”。

《語言文化研究輯刊》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