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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學界，研究中國哲學的多會學習西方哲學，研究西方哲學的到頭來也會研究中國哲學。這兩類學者及其成果還是有一些區(qū)別的。王樹人先生屬于后者，但是又明顯不同。王路多年受教于王先生，認為王先生是獨樹一幟的，在學術(shù)上是如此，做人也是這樣。 一九七八年剛?cè)胙芯可翰痪?，就聽說了王樹人先生的大名。我學邏輯，喜歡西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史專業(yè)的幾個同學很快就熟悉起來，從他們那里聽說了王先生。那時哲學所西方哲學史室人才濟濟，招生的是賀麟、王玖興、管士濱等人，都是老先生。王先生屬于比較年輕的，沒有招生，但他是室主任，負責一些具體事情。這事還與洪漢鼎有關(guān)。洪是五十年代進北大哲學系的老大學生，比王先生高一屆，由于“反右”，他遭遇坎坷，再次恢復(fù)學籍后就比王先生低了。洪考上賀麟先生的研究生，成為我們研究生同學。好像兩三個月后洪要求提前畢業(yè)，還登報熱鬧了一下。同學們對他議論較多，尤其是西方哲學史專業(yè)的同學。從他們那里我聽說，洪入學之后惹王先生生氣了。他們生動的講述使我有了對王先生的第一個印象：一個非常有個性的學者。
王樹人先生于日本松山（來源：微信公眾號“外國哲學研究”）第一次見王先生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季或一九七九年春季，我們到社科院哲學所聽賀先生做學術(shù)報告：在社科院一號樓最西邊的會議室，人很多，我在靠窗的地方站著聽的，王先生就坐在我的身前。賀先生大名鼎鼎，他翻譯的《小邏輯》蜚聲學界，那一次卻講中國哲學。我們慕名而來，不禁感到奇怪，怎么不講西方哲學、不講黑格爾呢？王先生大概是聽到了我們的嘀咕和詫異，微笑著說：這是西餐吃膩了，改吃中餐！王先生的話加深了我對王先生的印象。坦白說，賀先生的學術(shù)報告我只聽過這一次，卻一句也沒有記住，唯一留下記憶的就是會議室的場景，還有就是王先生這句話：一字不落，字字珠璣。研究生畢業(yè)留哲學所以后，我和留在西方哲學史室的宋祖良、顧偉銘、周曉亮、程志民等學兄來往很多，和王先生來往也多起來。我覺得王先生大氣、睿智，又很幽默，還同有留學德國的背景和經(jīng)歷，所以很愿意向他請教。王先生誨人不倦，一些教導發(fā)人深省，使我受益難忘。
一九九四年起我有幸參加商務(wù)印書館召開的漢譯名著選題規(guī)劃會。我是小年輕，認識了學界許多知名前輩。機會難得，我就跑到王先生房間聊天。我向他請教：為什么人們說清華哲學系是做哲學研究的，北大哲學系是做哲學史研究的？王先生給我講述了其中的原因和他的看法，他的結(jié)論令人吃驚：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什么做哲學研究的，最多也就是做一些翻譯，介紹一下別人的東西。更令我吃驚的是他對西哲史室我輩同仁一一點評：某人是搞政治的，某人是學中文的，某人根本就不是一個做哲學的，某人至今也沒有學會哲學思維的方式……王先生面帶微笑，心平氣和，娓娓道來，那個場景和他的話卻給我留下一個深刻印象：一覽眾山小。在王先生看來，許多人不懂哲學，也不是在做哲學，甚至壓根兒就不是做哲學的料。對號入座是常人心理，我當時還問了一句，那我也不是學哲學的啊？！王先生說，你不一樣。王先生的話使我感到震撼：我明白了我們這些人，包括我的那些同學，在老一輩學者眼中的形象，我大概也是同樣，王先生只是給我留些面子而已。我忽然對哲學有了一種神圣感。多年以后我才認識到，這種神圣感就是對哲學的專業(yè)性和科學性的認識。王先生很早就建議我不要只學邏輯，應(yīng)該學習西方哲學?，F(xiàn)在回想起來，這大概是因為我和王先生接觸比較多，常會請教一些問題，他的教導也是有針對性的。我一直學習西方哲學，雖然不能說是由于王先生等西哲史室老師的教誨，至少與他（們）的鼓勵和督促是分不開的。哲學所推崇金岳霖賀麟傳統(tǒng)，邏輯室和西哲史室關(guān)系一直非常密切（與科哲室也關(guān)系密切，該室梁存秀、李惠國先生是邏輯室的?？?，我和邱仁宗、金吾侖等先生也來往甚密）。由于金先生的巨大影響，所里都認為邏輯室的人是做邏輯的，王先生能夠?qū)ξ艺f出這樣的話，顯示出他的學術(shù)觀念，也反映出他對我的了解和關(guān)心。后來王先生還對我說，你現(xiàn)在西方哲學做得不錯，也應(yīng)該研究一下中國哲學。他覺得中國的哲學家還是應(yīng)該在中國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一些成績和貢獻。他還以張祥龍為例，說明中西哲學的結(jié)合是可以做出成績的。西方哲學我是一直研究的，中國哲學雖有涉獵，卻沒有深入研究。王先生的教導，有的我聽了，有的我沒有聽。我覺得，如果我對老師百依百順，王先生大概就不會看得上我了。王先生早年研究黑格爾，我讀過他的著作《思辨哲學新探——黑格爾哲學體系研究》，讀過他主編的相關(guān)研究文集。后來他轉(zhuǎn)向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先是出了《傳統(tǒng)智慧再發(fā)現(xiàn)》（一九九六），后又出版了《回歸原創(chuàng)之思：“象思維”視野下的中國智慧》（二〇〇五，以下簡稱“《象思維》”）。這兩本書得到王先生的惠贈，我也認真拜讀并學習。前一本書是王先生和夫人喻柏林老師合著，關(guān)于漢字和漢語言方面的討論多一些，后一本書則完全是從表意文字的特點出發(fā)，圍繞“象”字談?wù)撘环N思維方式，一種中國思想文化中獨特的、與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研究中國思想文化的著作我讀過許多，特別是比較認真地讀過馮友蘭的哲學史和李澤厚的思想史。相比之下，我覺得王先生的著作更具規(guī)范性，引文和論證更為嚴謹，更顯示出哲學研究的特征。也許正因如此，也許還由于王先生是圍繞漢字和“象”概念來談?wù)摰模断笏季S》在哲學界接受的范圍和影響沒有那么大，在哲學界以外反倒是廣受好評。我在閱讀中沒有考慮過這些，讀時很愉快，似乎在聆聽王先生說話，不慌不忙，抑揚頓挫，睿智和幽默時常躍然紙上。我體會到，它們是研究的產(chǎn)物，具有理論意義和學術(shù)價值，也顯示出王先生的哲學境界和研究水準。
《回歸原創(chuàng)之思：“象思維”視野下的中國智慧》書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來源：douban.com）王先生很看重《象思維》一書，提議讓我給它寫一個書評。我很樂意，于是仔細閱讀，還寫了一個提綱。但是在動筆之際，我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書中的核心概念“象”缺乏定義，意思不是那樣明確。我寫書評，從不是為了寫而寫，絕不會只說好聽話。我喜歡借書中的問題談?wù)撟约旱南嚓P(guān)認識，所以一定是有感而發(fā)。王先生充滿智慧和洞見的話語可以給我啟示，憑著對王先生的了解，我甚至可以讀懂一些論述的言外之意，所以也有寫些什么的沖動。但是深入思考以后我認識到，若是不對“象”這一概念做出認識和評述，那是交代不過去的。于是我找王先生請教，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維”？在交談中，王先生說，這種問“是什么？”就是一種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當你問“什么是象思維？”的時候，你就已經(jīng)脫離了象思維，進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了。這話透著對我的批評和點撥，我感受到了，也覺察到我和王先生的認識有差距，雖然努力，但是依然把握不住什么是“象”，因而把握不住什么是“象思維”。結(jié)果王先生的書評一直沒有寫出來。二〇一八年夏天，我隨哲學所外哲室的朋友去吉林撫松看望王先生，行前特意重讀王先生的贈書，看到書中夾著當年寫的書評提綱如下：五、回歸：（一）理解中國文化；（二）開創(chuàng)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除此之外，還簡單記錄了王先生書中幾條關(guān)于“象思維”的論述，包括我對書中所說的“中止概念思維”提出的幾個疑問：“能不能中止？如何中止？”以及：“有終止象思維一說嗎？”我忽然明白為什么十年前沒有能夠?qū)懗鰰u。一是我確實沒有讀懂王先生所說的“象”和“象思維”，二是水平不夠，不足以回答王先生對我的批評和啟示。王先生的“象”一詞來自古代文獻，比如“大象無形”，比如“無物之象”?！跋蟆钡恼f法很多，因而可以被說成是“原象”或者“道之象”，被看作大視野和高境界，也可以擴展到《周易》的卜爻象、道家的道象、禪宗悟禪的禪象，還可以普遍稱之為精神之象。在古代文獻中，“象”似乎是一個自明的概念，可以用來說事和工作。王先生似乎也是這樣認為的。而當我問它“是什么”的時候，就把它當作一個不是自明的概念。古代文獻中沒有這樣問的，王先生依循傳統(tǒng)，也不贊同這樣問，而我卻堅持要這樣問。這兩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可謂天差地別。所以王先生說，象思維不是概念思維，而是非概念思想，這與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根本不同，所以他認為我問“什么是象”恰恰體現(xiàn)了概念思維的特征。十年前我不認為我的問話有什么問題，我還認為王先生的說法有問題，但是我說不清楚其中原因。十年后（我在二〇一五年提出了“加字哲學”這一概念）我明白了：我們?yōu)椤八季S”一詞所糾結(jié)，其實大可不必。我們是哲學家，無論怎樣我們都知道，或者潛意識里都會認為，哲學研究主要是與認識相關(guān)的，是與認識方式相關(guān)的，因而是與思維方式相關(guān)的。王先生研究中國思想文化，但他是哲學家，還是一位對黑格爾有深入研究的哲學家。他早年研究黑格爾的專著書名中就含“思辨”一詞，體現(xiàn)出與思維研究的聯(lián)系，更何況黑格爾本人無論是對精神現(xiàn)象的研究，還是對邏輯的研究，抑或?qū)^對精神的追求，都與思維及其方式相關(guān)。當王先生轉(zhuǎn)而研究中國哲學的時候，看到不同思考問題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鮮明反差，這是很自然的。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哲學家，敏銳地把握這一差異，并將相關(guān)內(nèi)容的研究稱為“思維”，顯示出王先生過人的見地。而一旦抓住“象”這個概念，由此形成“象思維”，似乎一切水到渠成。所以，王先生實際上是在哲學研究中借中國思想文化的特征提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一種是概念的，一種是非概念的，并由此賦予后者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我還認識到，中國哲學是一種加字哲學，其主要內(nèi)容屬于所加“中國”二字體現(xiàn)出來的東西，與哲學或形而上學形成區(qū)別。以前我因循哲學研究的方式，問“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維？”含有對王先生的研究成果的質(zhì)疑，這也是自然的。我和王先生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形成反差，所以招致王先生對我這種思考方式提出批評。后來我認識到與王先生的差異，并且能夠說明這種差異及其原因，在我是一種進步。因此再次見到王先生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和他說一下我自己的認識。吉林撫松是王先生的老家，二〇一八年夏天的撫松之行，我去了王先生家兩次，第一次是隨眾人一起看望他，在他家里一起熱鬧快活了一天。第二次是離開撫松那天上午，我自己專程去看望王先生，聊了半天。我專門和他談了我對他說的“象思維”的一些看法。我斗膽建議他把“象思維”改為“象文化”，換一個角度，不從哲學的角度，不從學科的角度，而從文化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這樣他的所有論述都可以保持不變，而且會更有道理，還會有更大的引申和發(fā)展空間。我知道，對于哲學家來說，談思維與談文化是有很大區(qū)別的。但是，作為學生，總要完成老師留的作業(yè)。雖然拖延了十年，盡管沒有寫成文字，口頭匯報總要有的，也算是一個交代吧。不過，我只說出了自己的“建議”，卻沒有講明背后的一個認識。《象思維》一書被譯為英文，影響也從漢語界擴展到英語世界，我為王先生感到高興?！跋蟆币辉~被音譯為“xiang”，理由很多，比如“象”一詞多義，英文中沒有對應(yīng)的詞，無法用一個英文詞表達出它的含義，“象”一詞不可譯等等。我對這個音譯產(chǎn)生擔憂。“xiang”是“象”的名字，而不是“象”的翻譯。由此讀者充其量只會知道中國傳統(tǒng)中有被稱為“xiang”的東西，至于是什么，則無從談起。這樣一來，“象”一詞所起的表意和指稱作用，比如“大象無形”，在“xiang”一詞上消失殆盡?！跋蟆币辉~若是失去字面意思，那還談什么借助漢字象形的特征來表達豐富的思想，更不要說借助“象”一詞來突出強調(diào)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一種非概念的思維方式了。我為王先生感到惋惜，同時我也更加明確了自己的一個認識：科學是有普遍性的，因此科學用語是可以翻譯的。即使是對新發(fā)現(xiàn)的事物采用新的名稱，也會通過定義的方式將名稱精確化，即使音譯也不會影響理解和使用。由此可見，如果認為哲學是科學，則哲學一定是可譯的，哲學概念也應(yīng)該是可譯的。西方哲學就是如此。比如關(guān)于being問題的討論，少數(shù)人采用音譯，多數(shù)人則認為它是可譯的，盡管有人認為應(yīng)該譯為“存在”，有人認為應(yīng)該譯為“存在”或“是”，也有人認為應(yīng)該譯為“是”，而不應(yīng)該譯為“存在”。我認為哲學是科學，哲學是關(guān)于認識本身的認識，因而哲學概念是可譯的，也應(yīng)該是可譯的。有人認為，哲學是科學又不完全是科學。假如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那么其區(qū)分的界限不僅是可以討論的，也是需要討論的。無論如何，這一區(qū)別可以大致相應(yīng)于我說的哲學與加字哲學，或者形而上學與加字哲學。這樣也就可以認為，一個概念若是不可譯的，它很可能不是一個哲學或形而上學概念，而是一個加字哲學的概念，屬于“不完全是科學”的部分。所以，一個概念不可譯，并不意味著它不重要，而只意味著它缺乏足夠的清晰性，不足以達到學科和科學的要求。它可能不是一個學科意義上的概念，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卻可以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概念，因而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金岳霖先生曾說過，中國哲學純理的成分少，不太容易翻譯，像“天”“性”“命”“用”等許多字都是“意味深長”的，其翻譯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難的。他雖然沒有談及“象”字，但是這些說法無疑也是適用的。至于他用“Tao”來談?wù)摗暗馈?，則體現(xiàn)了他對上述認識的具體實施。我贊同金先生的認識，所以我認為“象”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個概念，它屬于“中國”一詞所表達和涵蓋的東西，一種獨具特色的東西，也許它真的是很難翻譯的。人們認為中國哲學獨樹一幟，當然是有道理的。特別是，一個人身在哲學所、哲學系，自然會認為自己所談的東西就是哲學。而且，人們談?wù)撝袊臇|西也比較容易：我們是中國人，自然會對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情有獨鐘，如數(shù)家珍。但是恰恰在涉及哲學的時候，人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會面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質(zhì)疑，比如會面對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維的提問。區(qū)別了哲學與加字哲學，如今我不再困惑。從文化的角度我們可以談?wù)摳鼮閺V泛的東西，由于加字，中國哲學也可以涵蓋更為廣泛的問題。不僅如此，人們還會發(fā)現(xiàn)，基于哲學的背景，討論中國的東西、討論中國哲學還可以出新，一如王先生將象上升為一種思維方式，一種非概念的思維方式，由此不僅深入挖掘了中國傳統(tǒng)里面一些寶貴的東西，而且也體現(xiàn)出中國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先生在我眼中是有大才氣的人，他擅長書法繪畫，但這在他都算不了什么。他愛憎分明，疾惡如仇，他對時勢、政治、日常事務(wù)的看法，常常語出驚人，與眾不同。有一次在全所大會上，所領(lǐng)導當著研究生院領(lǐng)導的面說，要求研究室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開課，其中就有邏輯課。我提出不同意見：其他專業(yè)開一門這樣的課可以由多人講述，因而“湊”起來容易，邏輯課不行，要由專人負責，工作量很大，我還批評研究生院給的講課費太低。所領(lǐng)導問：你說，給多少講課費可以開課？我很無奈，也無語。這時，王先生拍案而起，大聲斥責：“你這是對研究人員的侮辱！”學兄陳瑛也發(fā)表強烈的反對意見。會后王先生還專門跑到邏輯室對我說：王路，今天我們可都是支持你了?。∥倚χQ謝。我知道，表面上好像涉及開課的安排和講課費，其實是與哲學所的理念有關(guān)。在哲學所的學術(shù)理念上，王先生對金岳霖賀麟傳統(tǒng)念念不忘，對我一直影響巨大。在哲學所的時候，我與王先生交往很多，請教很多，受益也很多。離開哲學所到清華大學以后，見面就少了，常常會給王先生打電話聊一聊。王先生晚年回老家居住，他的屋子四面都是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周邊的河流山脈，景色怡人。王先生說，他在那里生活很好，很安靜，每天看書寫字，心情愉快。他女兒在德國，不在身邊。好在身邊有幾位“好老鄉(xiāng)”。他們崇拜王先生，尊敬王先生，對王先生多有照顧。
吉林省撫松縣風景（來源：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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