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

西漢外戚崛起邏輯——王莽揭秘(一)

漢初諸子百家學派思想之變遷——王莽揭秘（二）

六、儒學內(nèi)部派別與今古之爭

• 諸子百家內(nèi)部派別

上文我們說到諸子百家，其內(nèi)部本身也有派別。

如道家分老莊派(自然為本，天性為尊)、黃老派(身國同治，兩相自然)、楊朱派(全生避害、為我貴己)，其中黃老派更成為漢初的官方指導思想。

法家本身有法治派(衛(wèi)鞅，惟法是從)、術(shù)治派(申不害，整頓吏治)、勢治派(慎到，君權(quán)至上)。漢初諸子百家學派思想之變遷——王莽揭秘（二）中百家爭鳴影視片段里有介紹。

至于儒家和墨家，韓非子曾在書中詳細介紹，如下：

世之顯學，儒、墨也。
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韓非子·顯學》

墨家三派，分別為相里氏為秦墨(科技研究，經(jīng)世致用)，相扶氏為齊墨(學術(shù)辯論，游歷傳播)，鄧陵氏為楚墨(俠客身份，行俠仗義)。

儒家在孔子去世之后，分成八個派別。其中孟氏(孟子)和孫氏(荀子，又名孫卿)派別影響較大。史料記載如下：

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shù)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于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

《漢書·儒林傳》

意思是在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時候，儒家遇到嚴重的競爭危機，但齊魯之間的學者仍然有傳承。在齊威王和齊宣王時期，孟子與荀子相繼而起，上承圣人之學，進行發(fā)展創(chuàng)新，成就顯著。

荀子和孟子的思想?yún)^(qū)別不是本文討論對象，后世熟知兩人的一個區(qū)別就是“性善”和“性惡”說，子思、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而荀子提出“人性本惡”。

• 漢初儒家兩大派別

儒學在傳承過程中，其內(nèi)部也在分化，到了漢初，儒學已有齊學和魯學之分。

魯國是儒學的發(fā)祥地(孔子是魯國人，《春秋》就是魯國的史書)，儒學在魯?shù)氐膫鞑奈幕瘋鞑シ绞缴现v是“區(qū)內(nèi)傳播”，因此“魯學”貼近儒學傳統(tǒng)；而“齊學”是儒學傳人齊地后產(chǎn)生的一種地域變體，屬于文化傳播方式上的“跨區(qū)傳播”。

齊學崇尚權(quán)變，魯學則相對傳統(tǒng)。魯學的主體思想是儒學，也兼有墨家。齊學以儒學為主，兼有道法家、兵家、陰陽五行學說等思想，而以稷下學為代表。上一篇我們提到給劉邦制定禮儀的叔孫通就是齊學代表人物，而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則是魯學代表人物。

齊儒學的代表作《公羊傳》、《齊詩》、《齊論》都是在西漢初年完成的。它們的完成標志著“齊學”的形成。魯儒學以《谷梁傳》、《魯詩》、《魯論》為經(jīng)典作品，這三部作品也都是在西漢初年完成的。

(我們讀書時學習過《左傳》，為史官左丘明所寫，又名《春秋左氏傳》，《公羊傳》和《谷梁傳》與《左傳》一樣，都是解釋《春秋》的傳記，三者之區(qū)分有言曰“其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谷梁》”。)

有了以上的儒家背景介紹后，我們可以研究儒家進階的具體路徑了。

(儒家內(nèi)部還有今古之爭，我們后續(xù)再介紹。)

七、儒家進階之路

• 西漢的政權(quán)合法性質(zhì)疑

漢景帝時，有大臣提出疑問：

“商湯滅夏，武王伐紂，這一類歷史事件是什么性質(zhì)？”

儒學經(jīng)師轅固生認為是正義革命；尊崇黃老法家之術(shù)的黃生認為是犯上作亂。兩人爭執(zhí)不下，轅固生釜底抽薪，如果這類是犯上作亂，那么高帝斬白蛇起義，誅秦稱帝又該怎么評判呢？黃生頓時啞口無言。

景帝敏銳地感覺到此問題的嚴重性，于是禁止以后討論該類問題。這個問題嚴重在哪里呢？就是戳破了西漢政權(quán)合法性的窗戶紙。

西漢推翻了秦朝，卻幾乎照搬使用秦制，秦以法家治天下，雖然漢初高層主觀上易之以“黃老之術(shù)”，但執(zhí)行起來還是法家。對天下人來說，改朝換代只是換了一層外皮，怎么能具備深層次的合法性呢？

喜歡黃老之術(shù)的竇太后，聞言召見轅固生，詢問對于黃老之學的看法，轅固生說“此家人言耳”，意為是給仆人家奴看的，非經(jīng)世治國之學。竇太后大怒，讓他與野豬搏斗，結(jié)果轅固生贏了，竇太后無奈作罷。

但竇太后對儒家的防范一直未減。

• 漢武帝第一次問政儒家

漢武帝即位之初，策免了先帝舊臣，令魏其侯竇嬰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魯學大師申培公的弟子趙綰出任御史大夫。

西漢外戚崛起邏輯——王莽揭秘(一)中我們介紹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其中竇嬰和田蚡還是外戚身份。這三位外朝實權(quán)人物由于出身緣故均支持儒學。另外，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擔任。

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舉賢良設定為儒生入仕的專屬渠道。理由是“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辈痪?，各郡國新舉的賢良陸續(xù)抵達長安，皇帝親自對策。

此時在賢良里有一位后面很重要的人物——公孫弘，公孫弘的老師是著名的《春秋》學名儒齊人胡毋生，胡毋生漢景帝時期曾擔任博士，他有一位同事在歷史書上更有名，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和公孫弘是影響西漢儒學的關(guān)鍵人物，我們先初步認識一下他們。董仲舒在儒學輩分比公孫弘高，但公孫弘?yún)s比董仲舒大了約二十歲(公孫弘四十歲才開始習儒學，舉賢良時，他已經(jīng)六十歲了)。上面我們說過儒家的內(nèi)部派別，兩人均屬于齊學派。

不過董仲舒和公孫弘現(xiàn)在還看不到什么前途，因為現(xiàn)在受寵的是魯學派。上面我們提到的申培公、趙綰、王臧等屬于魯學。魯學和齊學彼此的師法傳承并不相同，齊學推陰陽說災異，究天人感應，其學說比魯學要激進和夸張，而魯學以嚴謹敦厚著稱。

漢武帝將已至耄耋之年的申培公請到長安，詢問“治亂”之事。

申培公久離長安，昧于時局，沒有理解這位少年皇帝的意圖，出于謹慎，他答道：

“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簡言之就是“少說多做”。這自然不能讓漢武帝滿意。

雖然申培公的奏對沒有讓漢武帝滿意，但整體上來看，在竇嬰、田蚡、趙綰、王臧的運作下，儒學的勢頭還算突飛猛進，朝廷甚至籌劃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禪、服色制度。

但是第二年十月歲首，已經(jīng)是太皇太后的竇太后來到未央宮，向劉徹舉證趙綰、王臧有貪贓枉法之事。(漢室的太后輕易不到未央宮，到就是干預大事，甚至臨朝稱制。)

劉徹還年輕，迫于無奈只得詔令查辦。同日，丞相魏其侯竇嬰、太尉武安侯田蚡皆被免職，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罷免驅(qū)逐。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議罪，雙雙自殺。

漢武帝第一次改革只持續(xù)了四個月就失敗了。為何漢武帝不救昔日寵臣趙綰和王臧呢？揣測劉徹內(nèi)心，可能與申培公師生令他失望有關(guān)，這批魯學的儒生雖然自詡得到孔子真?zhèn)?，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span>

儒家在漢武帝時期的第一次重要亮相，由于魯學沒有令漢武帝滿意而失敗了。魯學沒有成功，那么齊學呢？

• 漢武帝第二次問政儒家

趙綰等人雖然倒臺，但他們提出的“舉賢良”制度仍然存在，幾年后，漢武帝還增設了“五經(jīng)博士”(六經(jīng)中《樂經(jīng)》已經(jīng)失傳)這個職位，說明皇帝并沒有忘記儒學。

博士品秩不高，也沒有什么權(quán)力，但作為皇家顧問團，經(jīng)常被皇帝召見詢問國家大事。董仲舒當上五經(jīng)博士的第二年，二月遼東郡高皇帝的宗廟起火，四月高皇帝長陵陵園的寢殿又起火。漢武帝十分驚懼，詔令董仲舒奏對。

本來董仲舒的草稿中寫“陽失節(jié)，火災出”，這個“陽”指的就是漢武帝。不過最后董仲舒還是慫了，他考慮再三，不敢寫皇帝失節(jié)，而是把筆墨花在解釋為什么火災會發(fā)生在高皇帝廟這個地點上，以及怎么消除災異。

所以當漢武帝展開董仲舒呈上的簡冊時，看到的是：

“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

意思就是外有不法的諸侯王，內(nèi)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須將其誅殺。漢武帝忽然發(fā)現(xiàn)儒學竟然還有如此肅殺的一面，與當年申培公那句“少說話，多做事”好像不是一回事。

沒過多久，竇太后崩殂。漢武帝罷免原來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外戚武安侯田蚡拜相。同年漢武帝下詔舉行賢良對策，仍舊問詢“治亂”之事。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涂之士，
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
日以仆滅，至后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繆而失其統(tǒng)與？
...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
...
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

《漢書·董仲舒?zhèn)鳌?/p>

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yè)，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漢書·武帝紀》

董仲舒所作的對策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人三策》，其主要政見有：

1. 天人感應，君權(quán)神授；
2. 推明孔子，抑黜百家；
3. 春秋大一統(tǒng)，尊王攘夷；
4. 建立太學，拔擢人才。

第一點，“君權(quán)神授”解決了統(tǒng)治合法性的問題，衍伸出來的問題是“天人感應”，君主做的好，上天會有吉兆；君主做的不好，上天會示警，從而在君主專制的同時制約皇權(quán)；

第二點，天意的解釋權(quán)歸儒家所有，儒家有一套秩序體系，如“三綱五?！?/span>(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為仁義禮智信)，可以維持統(tǒng)治穩(wěn)定，其他思想可以傳播，但不能入仕；

第三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是為了思想上的統(tǒng)一，最終為了政治上統(tǒng)一；

第四點，官方培養(yǎng)儒學人才，為統(tǒng)治服務，同時散布儒家道德禮儀，教化萬民。

其中有一句“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便是“罷黜百家”的最初由來。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并沒有親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實際上，'罷黜百家”是東漢班固總結(jié)的，“獨尊儒術(shù)”也是后人總結(jié)的。漢武帝劉徹在執(zhí)行過程中，并沒有獨尊儒術(shù)，而是各種思想流派均拔擢人才，不拘一格。)

《天人三策》在后世看來很精彩，但并沒有在奏對中拿到第一名。

拿第一的是誰呢？就是上文我們提到的，四十歲才開始習儒術(shù)，第一次舉賢良后出使匈奴，回來被漢武帝趕回老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快到古稀之年的公孫弘。

公孫弘的對策比董仲舒要更務實，他首先提出“治民八本”：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然后拐到了刑名之術(shù)，落腳在“賞罰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

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義、禮、術(shù)”，落腳在法家推崇的“術(shù)”上：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權(quán)輕重之數(shù)，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shù)：
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
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shù)，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再加上君權(quán)天然具有的“勢”，用儒家的道理來論證出“法、術(shù)、勢”的必要性和互相聯(lián)系，相當于在法家外面套一層儒家的外殼，這不就是漢家統(tǒng)治者最喜歡的“外儒內(nèi)法”嗎？

漢武帝龍顏大悅，拔擢公孫弘為太常博士，留在身邊，沒過多久升遷為左內(nèi)史，而董仲舒則被發(fā)配到江都，給江都國當國相了。

• 三個男人一臺戲

漢武帝在舉賢良發(fā)掘董仲舒和公孫弘的同時，也由外戚衛(wèi)青的推薦，得到主父偃等人才，主父偃打動漢武帝的是其縱橫家思想。

董仲舒、公孫弘、主父偃三個人，影響漢武帝的方式不同：

1. 董仲舒以天人感應推說陰陽災異，以儒學平?jīng)Q政事；
2. 主父偃則是縱橫家術(shù)，用“推恩令”奠定地位；
3. 公孫弘位于他們兩人中間，以儒學修飾刑名之術(shù)。

董仲舒本來遠在江都，不過沒過多久，江都王上書請求兵權(quán)，要北上打匈奴。漢武帝當然不會將軍權(quán)交到諸侯王手上，于是沒有答應，順便把江都國相董仲舒召回長安，降職為中大夫。

回到長安的董仲舒，發(fā)現(xiàn)公孫弘有點像漢初的叔孫通，以儒學媚上，缺乏剛毅之氣。即使與同僚商量好的對策，如果發(fā)現(xiàn)漢武帝不悅就會改口，以至于當時的名臣汲黯向皇帝說公孫弘“不忠”。

公孫弘不虧是齊學代表，擅長機變，說出名言“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精明無比的漢武帝對此非常滿意，以后旁人越是詆毀公孫弘，他反倒越是欣賞。

由于天人感應的關(guān)系，董仲舒回到長安后，經(jīng)常被漢武帝召見詢問天象異兆，主父偃便把董仲舒當成潛在的對手，另外的原因是，主父偃擔心同樣出自儒家齊學的董仲舒和公孫弘結(jié)成同盟。

主父偃尋找到一個機會，找到當年董仲舒寫的“陽失節(jié)，火災出”簡冊，向漢武帝告狀。武帝不悅，幾天后將董仲舒下獄，后來不知為何，董仲舒又被釋放，可能背后有公孫弘的努力。

公孫弘發(fā)現(xiàn)主父偃是個威脅，眼前正好出現(xiàn)一個機會。

主父偃前往齊國任國相，他手中握有大量齊王淫穢失節(jié)的證據(jù)，他想在齊國掀起大案，這很可能是漢武帝的授意。但是，當他得知公孫弘被封為御史大夫時，主父偃感受到壓力，不得已與齊王攤牌。

沒想到齊王竟然自殺了，這意味著案件沒有審判就結(jié)束，很多事情說不清楚。主父偃準備會長安向漢武帝解釋，但是流言蜚語更快，他剛進函谷關(guān)就被捉拿。劉徹覺得主父偃有才干，想留他一條命，不過此時，公孫弘發(fā)話了：

“齊王自殺無后，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p>

意思是說，齊王自殺，沒有后代，齊國被撤銷成為漢朝的郡?；噬细挥兴暮?，如果為了得到齊國的土地，不惜派主父偃逼迫親人自殺，顯得皇帝冷酷無情。為了避免天下人在背后罵皇帝，只有殺了主父偃，才能告訴天下人，皇帝本意并非如此。

劉徹認為公孫弘說的有道理，下詔“主父偃族誅”。他甚至不滿足于只殺掉主父偃，帝王心術(shù)可見一斑。

• 公孫弘拜相改制

主父偃死后沒多久，公孫弘拜相，打破“拜相者必封侯”的慣例，公孫弘作為一介儒生成為大漢丞相，這還是首次。

公孫弘接下來做了兩件事，顯示齊學“權(quán)變”的傳統(tǒng)：

1. 組織一次儒家內(nèi)部齊學和魯學的辯論，齊學代表為董仲舒，魯學代表為瑕丘江公(瑕丘人，姓江，名不詳)，力推董仲舒的齊學更勝一籌，使得齊學在漢廷的地位更加鞏固；
2. 公孫弘又舉薦董仲舒擔任膠西王的國相，使其遠離政治中心長安，更遠離皇帝，使得自己可以專寵御前。

膠西王為漢武帝劉徹之兄，這些年給他當相國的人總是被他用各種理由整治，甚至莫名其妙死亡，公孫弘這一手，先利用董仲舒為齊學正名，然后又為董仲舒布下“殺局”，站在公孫弘的立場，手段可謂神妙。

董仲舒自然明白，到膠西之后給公孫弘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

愿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

...

仲舒愚陋，經(jīng)術(shù)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

...

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shù)，再拜君侯足下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文中承認錯誤，并隱約指出自己也是儒門中人。公孫弘看到之后很高興，一代儒宗董仲舒既然認輸了，就采納他的建議，打開求賢之門，讓儒家弟子壟斷仕途，這也是公孫弘的想法。

于是公孫弘推動漢武帝劉徹下詔：

1. 以儒家原則建立中央太學；
2. 為博士配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選拔，相當于“公費研究生”，畢業(yè)后經(jīng)過考核進官府任職；
3. 發(fā)掘現(xiàn)任地方官中的儒學人才，予以提拔。

這幾乎重建了漢朝的官員選拔體系，保證儒生源源不斷補充到中央和地方的中低級官吏行列。隨著他們?nèi)蘸笊w，漢代朝野中，儒家話語權(quán)會越來越大。

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理想，卻在公孫弘手中初步實現(xiàn)。

公孫弘窮盡后半生，就是給儒生鋪就了一條仕途，從而與外戚、功勛在官場上分庭抗禮。這樣一項看似簡單的事情，也必須由公孫弘這個既懂儒學還能取得皇帝信任，同時對待政敵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

董仲舒一生參與的政治，只是為帝國的法律事務做顧問。不過他身為一代儒宗，那些天人感應、災異論解，都深深融入公羊?qū)W說(齊學)里，為漢朝后來的儒生們打下堅實基礎(chǔ)。

注：

本文前半部分介紹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的內(nèi)部派別。漢武帝時初始魯學為顯學，但是并不受漢武帝喜歡，加上竇太后堅信黃老之術(shù)，所以儒家在漢武帝時第一次嘗試失敗了。

竇太后去世之后，董仲舒和公孫弘把握住機會。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但他在政治上的稚嫩導致沒法親手完成。

公孫弘雖然如漢初叔孫通一般媚上，私德有虧，甚至通過狠辣政治斗爭，除掉政敵主父偃，種種作為頗有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他為西漢的儒者開辟了一條康莊大道，儒家逐步進階為顯學。

后世的王莽，劉歆等人，便是在這樣儒學日漸昌盛的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