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這個歷史階段是大明王朝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正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大明王朝完成了她由盛而衰的轉折。

那么，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這個轉變過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應該是從大明王朝的第五個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駕崩，或者是他的兒子明英宗朱祁鎮(zhèn)的親政開始的。

然后，才是“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之后，就是“北京保衛(wèi)戰(zhàn)”。

“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之后，就是“英宗回宮”。

“英宗回宮”之后，就是“英宗復辟”，或者叫“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之后，就是“曹石之變”。

到了“曹石之變”結束，這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全部轉變過程。

這時候，明英宗朱祁鎮(zhèn)就由一個皇帝，變成了一個傀儡了。

所以，在明宣宗朱瞻基駕崩之時，大明王朝，還是十分強盛的。

明宣宗朱瞻基，雖然僅僅在位十年，卻親自指揮過兩次對外作戰(zhàn)，都贏得了比較漂亮的勝利。

而且，他也和他的爺爺朱棣一樣，繼續(xù)派遣鄭和下西洋，一方面顯示了他和他爺爺的執(zhí)政方針一致，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大明王朝強大的綜合實力。

但是，在明宣宗朱瞻基駕崩之后，他的年僅九歲的兒子朱祁鎮(zhèn)繼位，大明王朝的大權，由此就落在了太后和朝中大臣們的手上。

這段時間，大明王朝，就中斷了派遣船隊去下西洋的活動了。

而且，明朝的對外作戰(zhàn)，也多數是久拖不決，沒有多大的戰(zhàn)果。

但是，這并不表明，大明王朝這時候沒有實力。

這只能是說，太后和大臣們的執(zhí)政方針，是跟明宣宗朱瞻基，以及他的爺爺明成祖朱棣他們不一樣的。

太后和大臣們，是站在富人們的立場上，是要為富人們出海去做海外貿易，創(chuàng)造條件的。

所以，他們才會中斷朝廷派遣船隊下西洋的這個活動。

對外作戰(zhàn)，也是考慮到經濟上的問題，影響到富人們的利益，不能全力以赴。

但是，到太后死亡，明英宗朱祁鎮(zhèn)親政之后，明英宗朱祁鎮(zhèn)，就又和他的父皇以及太爺太皇一樣，再一次派遣船隊下西洋了。

雖然，他們這次下西洋的結果不好，兩支船隊，有一支全軍覆沒，300人只回了3個人，從而導致這個朝廷派遣船隊下西洋的活動，從此徹底取消了。

但是，這也表明了，明英宗朱祁鎮(zhèn)的執(zhí)政方針，跟他的祖母太后不一樣，而跟他的父皇以及太皇們，是一樣的。

他是不允許，讓富人們出海去做海外貿易，發(fā)大財的。

這也就是他，必然遭遇“土木之變”的根本原因。

其實，這個“土木之變”發(fā)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他明英宗朱祁鎮(zhèn)，不允許富人們出海去發(fā)大財，所以，富人們和他們在朝廷內部的打手們，就要設計，使他下臺。

他下臺了，朝廷的大權，就會落到富人們在朝廷中的打手、也就是那些大臣們的手上。

那樣，那些富人們就可以毫無阻礙地，出海去發(fā)大財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土木之變”所發(fā)生的前后過程。

明朝正統十四年，也就是西元1449年的二月，瓦剌太師也先，遣使2000余人向明朝貢馬。

他們詐稱前來的有3000人，以按人數向大明朝廷邀賞。

但是，宦官王振，只按實際人數給賞，并且，還減去了馬價的五分之四，這就令也先十分不滿。

這年七月，也先統率各部，分四路向內陸大舉進攻。

明英宗朱祁鎮(zhèn)，這時正是年輕氣盛，在王振的鼓動下，就決定御駕親征。

7月16日，朱祁鎮(zhèn)命令他的弟弟郕chéng王朱祁鈺，據守北京，他自己和王振，以及100多名官員，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fā)。

7月19日，他們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就是現在的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qū)。

8月1日，他們進駐大同。

鎮(zhèn)守太監(jiān)郭敬報告，也先已經率領瓦剌軍隊主動北撤了。

王振先是命令部隊追擊前進，后來，聽說前方慘敗，就趕緊命令部隊撤退。

在撤退的過程中，他們的行軍路線屢屢變更，導致士兵們疲憊不堪。

到達宣府后，瓦剌大隊追襲而來，明軍的3萬騎兵被“殺戮殆盡”。

8月13日，明軍大部隊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也已經緊緊地逼近了明軍。

土木堡這個地方地勢較高，卻缺少水源。

而它的南邊十五里處，有一條河，卻被瓦剌軍給占領了。

瓦剌軍隊包圍了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并且主動撤離，以麻痹明軍。

明英宗朱祁鎮(zhèn)不疑有詐，就命令大臣曹鼐nài 起草詔書答復。

王振在這時，也下令部隊移營就水。

但是，當明軍接到移動的命令時，軍士們一哄而起，奔向河邊。

瓦剌軍趁機發(fā)起了攻勢。

明軍因此潰敗。

明英宗被俘。

從戰(zhàn)場上逃出來的官員，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

其他的大臣們全部戰(zhàn)死。

明英宗的護衛(wèi)將軍樊忠，掄起鐵錘砸死了宦官王振之后，自己也戰(zhàn)死了。

按照史書上的說法，這次“土木之變”的責任，當然是要全部算在宦官王振的頭上了。

但是，王振他一個人，能夠負擔得起這么大的責任嗎？

在明英宗朱祁鎮(zhèn)御駕親征之前，他的太爺明成祖朱棣就不說了，就是他的父皇明宣宗朱瞻基，那也是曾經兩次御駕親征，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呀。

所以，血氣方剛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他御駕親征有什么不對呢？

談到具體的戰(zhàn)爭過程，是部隊本身的問題，導致戰(zhàn)爭的失敗呢？還是王振的錯誤指揮，導致戰(zhàn)爭的失敗呢？

在明英宗的大部隊到來之前，大同本身就有四五萬人馬，而且，這些兵馬在全國來說，也是精銳中的精銳。

可是，為什么剛剛開戰(zhàn)，大同前線就不斷地損兵折將，外加丟城失地呢？

當年，明宣宗朱瞻基御駕親征時，僅僅以3000騎兵，就殺得敵軍幾萬兵馬大敗而逃。

為什么這一次，明朝的比明宣宗那時多了十倍的騎兵，反倒被追趕上來的敵人“殺戮殆盡”呢？

王振下令部隊移營就水，為什么部隊就會一哄而起，完全沒有一支軍隊所應有的紀律操守呢？

明朝的這些軍隊，平時是怎么訓練的呢？

所以，這是王振一個人的問題嗎？

這難道不是早就有人，對明朝的部隊做過手腳嗎？

這難道不是早就有人，在明軍的內部安插了奸細，和明軍的敵人內外配合嗎？

不然的話，明軍的行動，怎么就總是失誤？而敵人的行動，怎么就總是有如神助呢？

其實，有些事情，越是細看，我們越是看不明白。

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放遠，從整個事情的發(fā)展脈絡，來看它的大的發(fā)展邏輯，我們就會對它的真實面目，一目了然。

放下“土木之變”不說，我們再來看，接下來的北京情況的發(fā)展。

土木堡戰(zhàn)敗，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回北京后，京城大亂，大官富戶們，紛紛南逃。

有許多大臣提出遷都，而兵部侍郎于謙則極力反對。

于謙要求堅守京師，并詔令各地武裝力量至京勤王。

由于瓦剌太師也先，挾持明英宗朱祁鎮(zhèn)作為進攻明朝的政治工具，于謙就針對性地提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聯合幾位大臣奏請皇太后，提議立郕王朱祁鈺為皇帝。

皇太后同意了大臣們的提議，但是，郕王朱祁鈺卻推辭不就。

文武大臣再三請求，郕王朱祁鈺才應允，于9月6日登基，是為景帝，以第二年為景泰元年，奉英宗為太上皇。

在這同時，大臣們將“土木之變”的責任，都加到了受到明英宗寵幸的宦官王振的頭上。

8月23日，都御使陳益上奏：誅殺王振全族。

王振的心腹馬順出面抗辯，被當場毆打，盛怒的官員們還打死了王振的黨羽毛貴、王長，和王振的侄子王山。

朱祁鈺登基后，順應官員們的要求，懲治了宦官王振的余黨，同時，授予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的職權，使其擔負起了全權指揮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重任。

于謙得令之后，積極地調兵遣將。

原大同副將石亨，在“土木之變”中單騎逃回，被貶官下獄。

于謙認為，戰(zhàn)敗的責任并不在他，而他又是具有實戰(zhàn)經驗的一線軍官，人才難得，就將其釋放，并且委以京師總兵官的重任。

在后來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石亨指揮有方，戰(zhàn)績顯赫。

在他們君臣配合，以及將士們的浴血奮戰(zhàn)下，“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以明朝大勝，瓦剌慘敗而告終。

接下來，就是“英宗回宮”了。

在“土木之變”過去將近一年的時候，瓦剌太師也先，眼見無法通過戰(zhàn)爭從明朝討到便宜，就又想通過送回明朝的太上皇朱祁鎮(zhèn)，來與明朝講和。

有大臣就建議，派使者去把太上皇迎接回來。

但是，皇帝朱祁鈺不高興，說：“我本來是不想登大位的，當時被推上來，都是你們的主意?！?/p>

于是，于謙回答：“大位已定，難道還有其他的變動？只是，按理應該盡快迎回上皇而已。萬一他們果然使詐，我們就有理了?！?/p>

朱祁鈺在得到以于謙為代表的大臣們保住他的皇位的承諾之后，就說：“依你，依你！”

就這樣，太上皇朱祁鎮(zhèn)，被接了回來。

但是，皇帝朱祁鈺，對太上皇朱祁鎮(zhèn)的回來很不放心，就派錦衣衛(wèi)將太上皇朱祁鎮(zhèn)軟禁在南宮，加以嚴密地控制。

南宮的宮門不但上了鎖，而且，鎖里還灌了鉛，永遠也打不開。

給太上皇朱祁鎮(zhèn)的食物，僅能由小洞里遞進去。

皇帝朱祁鈺不但自己不想退位，他還想讓帝位，永遠地保留在他的這一脈。

所以，他不惜用賄賂的手段，拉攏一些大臣，以廢掉先前朱祁鎮(zhèn)所立的皇太子朱見深，然后，將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立為皇太子。

但是，他的兒子朱見濟，后來卻不幸夭折了。

也有說法，是被人謀害的。

不管怎么說，反正就是他朱祁鈺的太子沒啦。

而且，他又沒有其他的兒子。

更要命的是，他自己的身體也不好，不僅不能再生兒子，而且，也沒有時間玩什么花樣。

這就引發(fā)了“英宗復辟”，也叫“南宮復辟”，或叫“奪門之變”。

景泰八年，也就是西元1457年正月，朱祁鈺病重，將在“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立下大功，受到重用的石亨召到病榻前，傾吐心事。

石亨當面唯唯諾諾，退出宮后，卻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張鞁bèi，和宦官曹吉祥，告訴他們，朱祁鈺已經不行了，各位要為自己謀后路。

這時，京師正有一種流言，說是大學士王文，正在力勸朱祁鈺立襄王朱瞻墡shàn的長子為皇儲。

如果是這樣，王文將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

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見深為太子，謀議是文臣之事，功勞也輪不到他石亨、張鞁等武將們的身上。

所以，石亨就說：“朱祁鈺病已沉重，如有不測，又無太子，不若乘勢請?zhí)匣蕪臀?，倒是不世之功?！?/p>

于是，他們這三人做了分工，由宦官曹吉祥進宮去見孫太后，密告她復辟一事，借機取得孫太后的支持。

石亨和張鞁bèi，則一起去找尋找其他人加盟。

正月十六日晚，太上皇朱祁鎮(zhèn)還沒有睡覺，正秉燭讀書。

突然，一大堆人闖了進來。

朱祁鎮(zhèn)還以為，那些人是來殺自己的，不禁驚慌失措。

不料，眾人一齊跪倒，山呼“萬歲”。

眾人簇擁著朱祁鎮(zhèn)直奔東華門。

守門的士兵上前阻攔，朱祁鎮(zhèn)站出來，表明了自己的太上皇身份。

守門的士兵頓時傻了眼，不敢阻攔。

于是，眾人兵不血刃地進入了皇宮，朝皇帝舉行朝會的奉天門而去，并迅速地將朱祁鎮(zhèn)扶上了奉天殿的寶座。

在快到上朝時間的時候，石亨敲響鐘鼓，召集群臣入朝。

群臣聽到鐘鼓齊鳴后，按順序走入奉天門。

但是，眼前的一切，使他們目瞪口呆。

寶座上的皇帝，已經不是景帝朱祁鈺了，而是八年前的皇帝朱祁鎮(zhèn)。

群臣面面相覷，一時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正在眾人猶豫之際，于謙的政敵徐有貞站出來大喊：“太上皇復辟了！”

朱祁鎮(zhèn)對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復位，你們各人仍擔任原來的官職?！?/p>

群臣見此，只好跪倒參拜。

朱祁鎮(zhèn)就這樣又重新取得了皇位。

當天，朱祁鎮(zhèn)傳旨逮捕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

正月二十二日，下旨，以謀逆罪殺掉了于謙和王文，并且“棄市，籍其家”。

就是當街示眾尸首，抄沒他們的家產。

其實，朱祁鎮(zhèn)傳旨逮捕于謙，是形勢使然，迫不得已。

而在做最后勾決的時候，他也是有些遲疑的，還自言自語地說了句：“謙實有功”。

但是，參與謀事的于謙的政敵徐有貞，立即回答說：“不殺于謙，此舉無名”。

于是，于謙就被殺了。

于謙被殺，標志著“英宗復辟”——“奪門之變”的成功。

而在“奪門之變”之后，接著，就是“曹石之變”。

這個“曹石之變”，就是以宦官曹吉祥和武將石亨為首的叛亂之變。

他們兩個人，都是“奪門之變”的功臣，也因此紅極一時。

那么，他們各自都是什么出身呢？

這個石亨，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他本來是大同的副將，在“土木之變”中逃回北京，先是被關押，后來被于謙釋放出來予以重用，這才因功掌管了京師禁衛(wèi)軍，成為景帝朱祁鈺跟前的紅人。

但是，他為了自己的利益，卻背叛了朱祁鈺和于謙，擁立朱祁鎮(zhèn)復辟。

這個曹吉祥，是個太監(jiān)，原來是宦官王振的手下。

在發(fā)生“土木之變”時，他因為遠在云南，充當云南前線部隊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所以逃過一劫。

而因為新皇帝朱祁鈺和文官們的關系并不太好，所以，朱祁鈺對他這個王振以前的手下，也是比較信任的。

但是，他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朱祁鈺，擁立明英宗復辟。

而他們在擁立明英宗復辟的過程中，必然要聯系一些文官作為幫手。

所以，在這個“奪門之變”中有功的，也不是只有他們，還有文官徐有貞等人。

那么，在這個“奪門之變”成功之后，文官們和他們這些軍人以及太監(jiān)之間，必然就有一番爭斗。

先是石亨和曹吉祥，斗倒了文官徐有貞、李賢等人，令他們降職。

但是，很快，石亨的心腹、兵部尚書陳汝言的貪污罪行被揭發(fā)出來，他的侄子石彪，也被告發(fā)圖謀不軌，從而牽連到他也被罷奪兵權，以及一切職務，隨后，又遭到逮捕，慘死獄中。

石亨的遭遇，令曹吉祥感到，自己的好日子也是快到頭了。

于是，他打算鋌而走險，奮力一搏。

但是，他們的計劃，被人提前告發(fā)了。

于是，他被凌遲處死，并且棄世；手下的黨羽和家族成員，也都或者被殺，或者被流放嶺南。

至此，大明王朝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的一個歷史巨變過程，就徹底結束，大明王朝，重新進入到一個波瀾不驚的平穩(wěn)發(fā)展時期。

但是，這個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的歷史過程的前后，大明王朝，卻是兩幅不同的模樣。

這個過程之前，大明王朝是逐步興盛的；這個過程之后，大明王朝就逐步衰落；而這個過程，就是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過程。

那么，大明王朝之前強盛的標志，是什么呢？她在這之后衰落的標志，又是什么呢？

大明王朝之前的強盛的標志，就是朝廷有錢，社會局面也比較清朗，對外戰(zhàn)爭，基本上都能夠干凈利落地取得勝利。

在明英宗朱祁鎮(zhèn)的父皇、明宣宗朱瞻基駕崩之前，一直都是這樣的。

在這之后的大明王朝衰落的標志，就是朝廷沒錢了，社會局面也是烏煙瘴氣，對外戰(zhàn)爭更是久拖不決，難以取勝。

這些現象，從明英宗朱祁鎮(zhèn)第一次繼位登基開始，就有了。

但是，那時的表現還不是那么明顯。

而到“曹石之變”之后，這些現象，就充分地顯現出來了。

那么，為什么到“曹石之變”之后，大明王朝就大量地顯現出衰落的跡象呢？

因為，“曹石之變”之后，明英宗朱祁鎮(zhèn)就成了一個傀儡，大明王朝的朝廷權力，就完全落到了那些官僚集團的手中。

而朝廷權力落到官僚集團的手中，就是落到了那些富人階層的手中。

那么，在朝廷權力落到了富人階層的手中、朝廷的一切政策都向富人階層傾斜的情況下，社會的兩極分化，是不是會迅速地形成呢？

農民們賴以活命的土地，是不是會迅速地向富人們的手里集中呢？

流民是不是會因此而大量地產生呢？

朝廷的稅源，是不是會因此而越來越走向枯竭呢？

所以，皇帝變成傀儡，權力，從皇帝的手中轉移到官僚集團的手中，就是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那么，皇帝，是怎么變成傀儡的？

權力，是怎么從皇帝的手中，轉移到官僚集團的手中的呢？

我們來看看，從“土木之變”到“曹石之變”，等一系列變化中的六個主要人物，分別是皇帝朱祁鎮(zhèn)和朱祁鈺，皇帝的支持者王振和于謙，投機者石亨和曹吉祥。

這六個人中，上位者是朱祁鎮(zhèn)和朱祁鈺，而以朱祁鎮(zhèn)為真正的上位者。

但是，一場“土木之變”，特別是后來的“南宮軟禁”，讓朱祁鎮(zhèn)喪失了氣魄和意志。

到他第二次當皇帝的時候，就已經形如枯槁，再也沒有帝王的風范了。

實際上，在大明王朝里起關鍵作用的，還是皇帝的支持者王振和于謙。

他們是頂天立地的中流砥柱。

他們的倒下，就標志著大明王朝的天，已經塌了。

而他們兩個人中，王振和于謙的身份，也不相同。

王振是太監(jiān)，他深受皇帝的信任，但是，他不具有法理上的執(zhí)掌朝政的基礎。

于謙是官僚，他具有法理上的執(zhí)掌朝政的基礎，卻因為他的官僚身份，又不被皇帝所信任。

正是因為這個身份的不同，所以，王振被于謙所取代，實際上就表明，皇帝已經失去了對于朝政的掌控權了。

不然，作為皇帝的朱祁鈺，怎么去干賄賂大臣這樣的有失身份的事情呢？

最后的石亨和曹吉祥兩個人，他們是投機者，能夠對局勢的變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他們注定只是跳梁小丑，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

特別是他們并非正統的官僚出身，這就更加加快了他們被排擠出局的速度。

我們再來看他們這六個人中，每個人的個人命運，是怎么在這個歷史的大潮中，翻滾跌落的。

第一步，“土木之變”，直接讓明英宗被俘，讓明英宗所賴以依靠的宦官王振斃命。

第二步，“北京保衛(wèi)戰(zhàn)”，讓皇位從明英宗朱祁鎮(zhèn)的手上，轉移到明代宗朱祁鈺的手上。

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宦官王振的那一個集團，全部被消滅，明代宗朱祁鈺所依靠的，不再是宦官集團，而是以于謙為代表的官僚集團。

第三步，“英宗回宮”，導致清廉正直的官僚于謙，被動地走向了英宗朱祁鎮(zhèn)的對立面，從而為于謙的最后被殺，埋下伏筆。

第四步，跳梁小丑推波助瀾，導致“英宗復辟”。

“英宗復辟”，是形的復辟，而不是魂的復辟。

實際上，從“英宗回宮”，受到軟禁開始，以前的那個血氣方剛、敢作敢為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就死了；剩下的，就是一個沒有靈魂，沒有氣節(jié)的傀儡性的皇帝朱祁鎮(zhèn)。

當然，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過“英宗復辟”，富人集團就借助明英宗朱祁鎮(zhèn)的手，殺死了清廉正直的官僚于謙。

雖然，于謙也是屬于官僚，但是，于謙會成為富人階層的打手嗎？

于謙會被富人階層所利用嗎？

所以，清除于謙，是富人階層最終奪權，所必須要有的動作。

至于在這個動作中所出現的跳梁小丑，那都是隨機的。

沒有石亨，就必定有鐵亨；沒有曹吉祥，就必定有馬吉祥。

有利可圖的事情，是必定有人去做的，盡管那只是飲鴆止渴。

當于謙被清除后，朝廷權力，就基本上是通過其他的官僚，落到了富人階層的手上。

只是，在“英宗復辟”的“奪門之變”中立下了功勞的石亨和曹吉祥，他們不是讀書人；他們不是官僚集團中的原生派；他們是官僚集團中的異類，或者另類；他們與以讀書人為基本特征的整個文官集團，格格不入。

所以，必須盡快將他們除去。

所以，就有了最后的一步：“曹石之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似乎是沒有一個具體的策劃人，更沒有一個具體的執(zhí)行人。

但是，冥冥之中，她就是有那么一只無形的手，在操弄著整個大局，在推動著整個事情的演變，向著最后的結果發(fā)展。

這是一種社會運動，整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參與了這個運動。

只是，有些人，是無心的；有些人，是有心的。

有心的人，不約而同，就會形成合力。

而那些無心的人，就只好在無心之中，被那些有心的人給算計。

那么，在“皇權”這邊來說，“皇權”為什么會敗給“相權”呢？

多數的窮人，為什么會敗給少數的富人呢？

其實，這里面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社會的發(fā)展，讓大多數的窮人，沒有文化、沒有思想，也就沒有通過政治斗爭，努力地改變自己命運的自覺。

窮人們的個體力量，是渺小的；他們團結起來的力量，卻是強大的。

但是，因為窮人們沒有文化、沒有思想、沒有通過政治斗爭努力地改變自己命運的自覺，所以，他們在平時，就是一盤散沙。

只有當他們實在是活不下去了，他們才能夠不自覺地組織起來，去和那些富人們，做拼死的一搏。

結果，就是改朝換代。

當然，窮人們有自身的問題，而像于謙這一類清廉正直的官僚們，他們的問題，恐怕還是相對要更大一些。

因為，他們有文化呀，他們有思想呀。

但是，他們的思想，都是在想一些什么呢？

他們有沒有想到，他們的力量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

他們有沒有想到，他們依靠上面的皇帝，是沒用的；只有依靠下面的那些窮人，才有用？

如果，他們能夠深入到窮人之中，團結窮人、組織窮人、教育窮人、發(fā)動窮人。

那他們，還愁自己沒有力量嗎？

可是，那些于謙們，他們一心為了天下，一心為了窮人，他們就是不能懂得，去發(fā)動窮人、去依靠窮人。

這是為什么呢？

這就是因為，他們同情窮人，但是不理解窮人。

他們沒有和窮人們一起吃飯，沒有和窮人們一起勞動，沒有和窮人們一起受苦，他們就不知道窮人們，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窮人們，身上都有些什么。

如果，知識分子能夠深入到窮人之中，和窮人們同甘苦、共命運，那么，他們就一定能夠理解窮人，也發(fā)現窮人當中，所蘊藏的無窮的力量。

當然，對于皇帝來說，官僚集團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壞人，哪些是忠臣，哪些是奸臣，那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他只能是從普遍的感覺中，感覺到，朝堂上的那些大臣，都不可靠。

他唯一可靠的，就是他身邊的近臣、宦官。

從秦始皇的宦官趙高，到東漢時期的宦官集團，再到中唐、晚唐時期的宦官集團，再到大明王朝的宦官們，我們可以發(fā)現，宦官們，之所以被皇帝們所信賴、所依靠，都是與皇帝們跟朝堂上的大臣們關系不融洽相關的。

那么，朝堂上的大臣們，為什么和皇帝們關系不融洽呢？

那肯定就是在執(zhí)政理念上，大臣們的執(zhí)政理念，往往偏向于維護富人們的利益。

而皇帝則認為，富人越多，朝廷就會越窮；富人越多，窮人就會越多，造反的人也就越多。

所以，皇帝，就會不相信那些大臣，而相信自己身邊的近臣，相信自己身邊的宦官。

但是，這些近臣、這些宦官，雖然對皇帝很忠心，雖然與富人們沒有多大的聯系，他們卻也和皇帝一樣，很難走向社會，很難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

他們除了幫助皇帝，和那些大臣們進行權斗，還能夠做什么呢？

所以，利用宦官，是無奈之舉，并不能夠讓皇帝真正地了解整個社會，從而，也就不能夠幫助皇帝，制定出一個合理的濟世救民的政策。

宦官們不但不能幫助皇帝，他們自己也會因為忠于皇帝，而受到官僚集團的忌恨，從而首當其沖地，成為官僚集團所打擊的對象。

這也就是“土木之變”之所以發(fā)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