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zhèn)

史學(xué)界一直有個說法說“明亡實亡于萬歷”，其實明之“中衰”早在萬歷皇帝之前就已初露出端倪并實際上埋下了很嚴重的“禍根”。

正如《易經(jīng)·坤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彼沂镜牡览砟菢?，大明王朝的滅亡也是一個日積月累的結(jié)果。

而其中出力最多的要數(shù)三位皇帝，他們分別是“我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鎮(zhèn)”、“我大明世宗皇帝朱厚熜”、“我大明神宗皇帝朱翊鈞”。

明朝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為“一代雄主”外，其他皇帝可以說皆為“守成之君”，可就是這“守成之君”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

明朝實際上的第一位“守成之君”是明宣宗朱瞻基，至于前面的建文帝與明仁宗朱高熾，一個登基沒幾年就被自己親叔叔趕下了皇位，一個則是屁股還沒在“皇位”上坐熱就“駕鶴西去”，自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守成”了。

明朝的疆域雖在太祖朱元璋與成祖朱棣之時屢有變遷，但由于兩人是“開拓性”的帝王，疆域雖屢經(jīng)反復(fù)但最后到底是只多不少。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卻被迫放棄了“安南”地區(qū)，至于其這個決定是對是錯，這里且不去論，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明廷開始了“收縮”政策，自然以后轉(zhuǎn)向了“守成”也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不過總的來說朱瞻基是個合格的“守成之君”，其性格也較其父更像其祖父朱棣，只是能力上終究是差了其祖父許多。

宣德十年即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駕崩，也宣告了一個時代的落幕，隨之而來的便是幾位后世之君的“敗家”之路的開始，其中以三位尤甚。

明朝歷史上的“敗家子兒”皇帝第一名明英宗朱祁鎮(zhèn)，敗家指數(shù)五顆星（滿星）★★★★★

公元1449年（明正統(tǒng)十四年），瓦剌一方由于在向明政府朝貢時吃了“虧”悍然發(fā)動了侵擾明之邊境的戰(zhàn)爭。

而“年輕氣盛”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自然不甘“認慫”，遂決定“御駕親征”可他畢竟“年輕了點兒”，而唯一能阻止他的太皇太后張氏也早在六七年前就離開了人世，至于那“老成謀國”有“三楊”之稱的三位元老重臣（楊榮、楊士奇、楊溥）也是死的死散的散，至此年輕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便如脫韁的野馬般再也沒有了拘束之感，他終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不過很難說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史書上講明英宗是受了宦官王振的“挑唆”才決定“御駕親征”瓦剌的，其實卻未必盡然。與其說是受人挑唆，不如說是他一時心血來潮的“建功立業(yè)”的想法所致。

看到自己的祖輩甚至自己的父親都“像模像樣”的征過幾次蒙古且把他們打的“落花流水”開了疆拓了土，自己作為他們的子孫也早按捺不住想要過一把“癮”的沖動，沒想到他們今天還送上門來了。

可是誰都不傻，都知道老虎的屁股輕易摸不得，自然瓦剌也是如此，可為什么這次瓦剌一方選擇了“只身涉險”呢？

我們都知道“大明王朝”創(chuàng)建于公元1368年，距離明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也只不過才過了81年，距離明成祖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回師（1424年）更是才過了短短25年的時間，再者如果按照古時三十年為“一世”的傳統(tǒng)來說也只不過才過了兩三代人而已。

可即便是這樣現(xiàn)在的這個“大明王朝”也早已不是原來的那個“大明王朝”了。經(jīng)濟和文化方面確實較“開國之初”好了許多，甚至可以說是天差地別的，可軍事方面呢？

僅以北方邊防為例，明太祖朱元璋時期，設(shè)置九邊并駐守兵士，長城以北設(shè)大寧衛(wèi)、開平衛(wèi)和東勝衛(wèi)三個邊防重鎮(zhèn)，此外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其它一些小衛(wèi)所。此外還把自己的親兒子們（除太子朱標外）全都派出去守了邊疆，而這守衛(wèi)北部邊防的就是當時的“燕王”朱棣，也就是后來的明成祖朱棣。

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由于政治利益方面的需要，需要結(jié)交一些周圍的蒙古部落，便開始有意裁撤了一部分的衛(wèi)所和邊鎮(zhèn)，后來更是將大寧、東勝兩個邊防重鎮(zhèn)放棄，只留下了一個開平衛(wèi)變得孤掌難鳴?？杉幢闶沁@樣由于朱棣是在戰(zhàn)火中長大又有著鎮(zhèn)守北方的經(jīng)歷，依然對北方的蒙古諸部掌握著絕對的優(yōu)勢，其先后更是五次北征蒙古，最后死于北征回師的榆木川途中，也可謂是為了后世子孫的“安寧”做到了盡心盡力。

再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對北方邊防更是沒有了往日的重視，對蒙古諸部也是消極防御為主外加一定的安撫之策，防線也是一再南移自是盡失龍崗、梁河之險也在所不惜，但很快“后遺癥”就來了。

至此以后宣府、大同就成了北方最重要的防敵前哨，而一旦這兩個所謂“前哨”的地方出了問題，那么蒙古大軍便可長驅(qū)直入直逼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至于“軍隊”方面承平日久操練也沒有往日勤了，貪腐問題在軍隊中也變得日益嚴重起來，比如說“吃空餉”“克扣糧餉”的問題時有發(fā)生，這主要出現(xiàn)在明宣宗時期，而明宣宗朱瞻基卻對此沒有做到足夠的重視，對犯法軍官更是多數(shù)予以了“寬大處理”致使問題變得愈加不可收拾起來。

“朱元璋”和“朱棣”們不在了，只留下了一個個“長于深宮之中，婦人之手”的皇帝們。大明王朝的未來似乎變得“不可捉摸”起來。

當然這上面的一切的一切都為后來的明英宗時期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一定的“禍根”。但都不能成為明英宗朱祁鎮(zhèn)“敗家”的理由，當然也包括了他的“年輕氣盛”與“年少無知”。

“土木堡之變”固然與前面提到的諸多因素有關(guān)，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明英宗朱祁鎮(zhèn)本人的意志，一個人如果硬要往“作死的”路上去就是老天爺也是攔之不住的。

想想一個二十多歲的“孩子”在對自己的國家尚且都不了解的情況下把憑著“一時心血來潮”拼湊起來的二十余萬人號稱“五十萬”人的所謂“軍隊”交到了一個啥也不懂只知溜須拍馬的太監(jiān)手里會是什么結(jié)果，這不是“作死”是什么？莫說是朱元璋再重回人世，就是朱棣再活過來想必也會扒了朱祁鎮(zhèn)這小子的皮。

一代名臣 于謙

如果說“土木堡之變”之后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人們對他還抱有一絲“同情”的話，那么他被俘回京之后的所作所為則使人對其徹底死了心。

“土木堡之變”時朱祁鎮(zhèn)畢竟才二十二三歲的年紀，明軍于土木堡之慘敗，也畢竟與永樂以后邊防久有廢弛、兵士久不習(xí)戰(zhàn)有關(guān)，可他后來冤殺于謙、為報復(fù)自己的弟弟景泰帝朱祁鈺無論忠奸優(yōu)劣只要是在朱祁鈺時期受重用的官員一概罷黜、殺戮使景泰帝以來轉(zhuǎn)好后的大好局面終于又付諸東流，至于與他親近的大臣則正好相反無論賢良對錯與否一概重用終于又弄得滿朝烏煙瘴氣。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他冤殺于謙的原因竟然是如果于謙不死的話他的再次即位就顯得“名不正言不順”，還有那個致使明軍土木堡慘敗的最大“幫兇”的宦官王振，明英宗朱祁鎮(zhèn)還不忘在事后給他“表彰”并為其建了所謂“旌忠祠”真不知其有所謂何“忠”，而保衛(wèi)了北京城的“于少保”又有所謂何“過”呢？

明英宗朱祁鎮(zhèn)臨死前總算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廢除了洪武以來的“嬪妃殉葬制度”。這也使一部分人心心念著他的好，可覽其一生所作所為終難掩其“惡”，尤其是于國而言。

好了我們還是再來看看我們這位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鎮(zhèn)這次所謂“御駕親征”的“豐碩戰(zhàn)果”吧：

只“土木堡一役”明軍20余萬的將士戰(zhàn)死者三分之一，傷者過其半，文武大臣保守估計死傷者數(shù)十人，馬匹損失約20萬頭，糧草輜重更是損失無算，大明帝國最精銳、配備先進火器的京師三大營于此役也毀于一旦，后雖經(jīng)重建亦是徒具形式而已。且這只是明英宗所率部主戰(zhàn)場之統(tǒng)計，加上為此戰(zhàn)服務(wù)的其它軍隊其它戰(zhàn)場的統(tǒng)計，合計傷亡人數(shù)達三十萬之多。

還記得那兩句詩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男兒為保家衛(wèi)國戰(zhàn)死沙場本該是件悲壯榮耀的事情，可白白送了性命，卻沒能于國于家于事有一點益處反而換回了一個“喪師辱國”的名聲，豈不令人寒心與齒冷。上面所計損失還只是明面兒上的，更為嚴重的是“無形”的創(chuàng)傷，想他日我大明王朝之軍隊所戰(zhàn)皆克令蒙古諸部“聞風(fēng)喪膽”，其遇我軍皆遁走，而今則是為其所創(chuàng)潰不成軍，“外強中干”以至于如此，不禁令人唏噓。

自此以后外族“輕我之心”日盛“動輒加兵于我”，而“我方”則經(jīng)此一役日漸消沉。無論是在御座之上的所謂“至尊天子”還是在階下的“袞袞諸公”自此以后“打心眼里兒”認為“我國”打不過“人家”，當然這也成了某些人消極應(yīng)戰(zhàn)的最好借口，一旦有外族入侵倘有人主張“進攻”乃至“御駕親征”，這些人便一股腦兒的跳將出來，拿這事兒質(zhì)問對方是何居心。想想明之“進取之風(fēng)”于此蕩然無存，可怕不可怕。

再看明之自此以后的“后世之君”又有幾個敢于主動進攻的呢，一味地防守妥協(xié)成了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腦海里想象著蒙古鐵騎手持彎刀自己被俘后瑟瑟發(fā)抖的樣子，每個汗毛里都充滿了驚恐的汗水，是的他們已經(jīng)被“嚇破了膽”。他們不求開疆拓土，只求自己平平安安繼續(xù)享樂就好。

明之嘉靖皇帝朱厚熜時的“庚戌之變”就真實反映了后期明之君臣這種心理的存在，“韃靼部俺答汗”數(shù)次在明之京都燒殺擄掠，明之君臣做了什么抵抗了沒有，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嚇得連個“屁”也沒敢放一下，仿佛搶殺的不是自家的地方自家的百姓一般，還乖乖地向他們開放了“宣大”等地的“茶馬互市”以求獲得片刻的安寧。

至此明之“血性”“朝廷體面”可謂喪失殆盡，可想一想這又怪誰呢，又是誰導(dǎo)致的呢？這一切的一切只不過是明英宗時期“土木堡之變”的衍生品而已，其所造成的“陣痛”毫不夸張的說一直延伸到了明朝的滅亡。

此外明英宗朱祁鎮(zhèn)于“奪門之變”后大肆“誅戮”“罷黜”景泰帝時期的大臣，使很多“保國之臣”死于非命、流離失所，最具代表的有：于謙、王文等人，而對于“投機取巧”之輩則大肆封賞，如石亨、曹吉祥、徐有貞之輩，使明之“士風(fēng)”“官風(fēng)”大加敗壞。

明英宗朱祁鎮(zhèn)的“所作所為”使當時的官員認識到于國“忠不忠”不重要，只要“站好隊”就好，于君“忠不忠”不重要只要能“自?！本秃?，于民“是否有益”不重要只要自己能“榮華”就好。

與“君”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漸漸敗壞到了如此地步，其國之命運可想而知，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被稱為“我大明英宗皇帝的朱祁鎮(zhèn)”。

如果說嘉靖皇帝朱厚熜還有十五年左右的所謂“嘉靖中興”，萬歷皇帝朱翊鈞還有所謂的十年“萬歷新政”，那么明英宗朱祁鎮(zhèn)有什么呢？土木堡之變么？抑或是奪門之變乎？

于此來看明英宗朱祁鎮(zhèn)是為明朝歷史上最大的“敗家子兒”皇帝，似乎沒有冤枉于他吧？

而他的統(tǒng)治對明朝的衰亡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似乎也是無可辯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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