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51年，比李耳晚了差不多20年降生的孔子名丘，出身在日漸走向沒落的東周時期，年輕時有感于大周王朝仍然繼承和發(fā)揚夏桀商湯的分封制，以至于繼續(xù)陷入諸侯亂象而禮樂崩壞，各諸侯忘記了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滅夏商舊朝殘暴奴隸制度的初心，覺得需要重新思考君臣民的關系，以期建立一套更先進的政治治理學說來指導國家，認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于是把周文王編撰的本為卜卦之用的《周易》重新解說推演編撰為通俗易懂的《易傳 》十翼，也有認為是孔子后學完成最后的編撰，后世把《周易》和《易傳》合二為一為《易經》，成為中華文明的源頭典籍之一。

《易經》首次明確了研究萬物的方法需要具備“象、數(shù)、理、占”四要數(shù)這一橫貫古今的唯物科學觀，對萬物的客觀準確觀測方法為易象，這催生古代天文學農學工學誕生；對萬物的觀測的如實記錄的方法為易數(shù)，由此誕生了中國古代數(shù)學；對萬物的觀測記錄進行歸納總結成一般規(guī)律為易理，在造就了先秦諸子百家，尤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醫(yī)家，兵家，農家，雜家等為首的九大學術流派，成為中華文明延綿至今的思想源泉；根據(jù)某事物的易理進行該事物的推斷為易占，這催生了古代占卜學物理學化學中醫(yī)學等的誕生。

孔子以“天道”（亦稱“天”，與老子的“道”的概念類似）來推衍“人道”（即人的整體思維模式），用陰陽、乾坤、剛柔的對立統(tǒng)一來解釋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一切變化。它特別強調了宇宙變化生生不已的性質，強調“物極必反，居安思?！保^“一陰一陽為之道”。

孔子把《周易》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yè)”這種以箸求卦的過程進行理論化，進而提出宇宙生成觀，認為“天”（神格化為昊天神或昊天上帝）是為宇宙萬物主宰，為創(chuàng)造之源，為不可強行干預之事物運行規(guī)律（這和李耳之“道”的概念是不同的），認為人道是天道的具象，天命（天道之意志）是不可違的，所謂“順天者（善）昌，逆天者（惡）亡”。孔子希望以“仁、義、禮”（孔子思想的核心）教化民眾要“克己復禮”以恢復“性本善”（順天命）的本能，特別強調君臣民都要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愛仁政思想。

孔子晚年吸收《周易》中“天、人、道、德、節(jié)、謙、中”等思想，整理編撰“《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傳授世人，首次以私塾形式廣收弟子并傳授原本為士大夫階層才學習的“六藝”技能。其日常言談舉止和教學內容被其弟子以問答形式編撰為《論語》，從而開創(chuàng)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政治學說---儒學，與道學一起被譽為中華文明最重要的2大傳統(tǒng)文化，尊為儒家的始祖，儒圣。

公元前372年，比莊子(約公元前369年—約公元前286年)大3歲的孟子名柯，字子輿也在循孔子的“有教無類”，大辦私塾游歷各國，力圖將孔子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并推行于天下。極力宣揚“性本善”.

孟子對儒學的一大貢獻是把孔子的“仁、義、禮”發(fā)展到“仁義禮智”四心（四維），“智”表意為“知日”（日即太陽代表天道），所以“知天道而明是非對錯也”是為“智”，欲窮“智”必持“義”，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故孟子將“義”上升為“舍生取義”的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徹底摒棄了“強者為尊”的奴隸文化。

孟子的另一貢獻是把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消極出世觀，發(fā)展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積極出世觀，把孔子的順天命思想進一步發(fā)展為順天命也順民意的天人思想，提倡“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價值觀。孟子門下弟子以散文形式將其言行編撰為《孟子》，被后世譽為與孔子的《論語》齊名的儒家核心典籍（儒家四書之一），奉為儒家亞圣

在董仲舒之前，另一位在后世同時被法家和儒家排斥，實為可與孔孟并列的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名況，字卿（前313年—前238年），其一生崇尚孔子，但與孟子不同的是，荀子認為儒學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君主的認可，是因為“性本惡”而非孔孟認為的“性本善”，這幾乎動搖了孔孟的教化基礎，為后世儒家嫌棄。

孟子的積極入世觀比之孔子的消極入世觀雖有進步，但還不夠，因而荀子依據(jù)“性本惡”的道德觀對孔孟的宇宙觀、認識論、政治論進行重新論證，認為虞舜政權固然循黃老道學的自然無為而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然需要“君要而臣詳”，即要循一定法度以使帝王官員臣民等各司其職，故要“隆禮重法，禮法并施”，這極大地完善了儒家辯證經世治國觀，另外荀子還把孔孟的“知天命，順天命”改造為天人相分，即天道和人道是獨立運行，一方面“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強調天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制天命而用之”強調人道可以認識天道，進而利用天道來為人服務。

荀子的上述兩個觀點把儒家的思想推到了現(xiàn)代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高度，可惜，太超前于當時的時代，以至于與后世儒教創(chuàng)始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治世觀嚴重沖突而備受儒家的排斥。更為被后世儒家不喜的是荀子把以“仁義”治國的孔孟不愿提及“帝王之術”進行了系統(tǒng)的完善并公開傳授弟子，這無疑把儒家經世治國的雙面性暴露于天下。荀子的處事修身觀“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為“性本惡”論的經世名言，這簡直是把后世儒家的朱程理學提前千年在案板上揉捻。其主要著作《荀子》《勸學》《仁學》對孔孟儒學的批判性繼承和發(fā)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其兼容并包的歷史繼承觀為后世新儒家和法家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荀子的弟子李斯（？～前208年）和韓非（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繼承其政治觀點先后相助秦王嬴政。李斯攜“帝王之術”助秦完成大一統(tǒng)但也因人品太爛不但殘害同門韓非還篡改遺詔，慫恿秦王'焚書坑儒獨尊法家“致秦朝二世而滅，故李斯貴為中國第一任宰相，也被法家和儒家排斥。

韓非因著書立說比之李斯早就聲名遠播，以寓言傳說散文故事編撰《韓非子》，是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于一身的法家思想大成之作（包含《孤憤》《五蠹du》《說難》《說林》《內儲》），著名成語故事“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yī)”“濫竽充數(shù)”“老馬識途都出自該書。韓非反對儒家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明確提出“以法為本，依法治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觀點。不過在秦滅韓后，因韓非的著作獲得秦王高度認可，李斯害怕其同門韓非受秦王重用而設計加害。

可以說法家不爽荀子一是其大儒身份培養(yǎng)出法家奠基級的弟子韓非，實在是打法家的臉。二是培養(yǎng)出了一個同門相殘的法家敗類李斯。

那么儒家不爽荀子一是因為儒教創(chuàng)始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和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幾乎是反向而行，二是想用“性本惡”代替孔孟的“性本善”，動搖了孔孟的教化理論的基石。三是儒家的大儒教出的2個弟子竟然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