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必定到來的洪水

為首都輸送漕糧，是運河最為重要的使命。而為了維護大運河的存在與暢通，要付出什么代價？ 

公元1680年，康熙十九年。大清朝即將平定三藩之亂，開啟偉大的康乾盛世。但淮河邊的一座千年古城，卻迎來了滅頂之災。

連日大雨，淮河上游山水大發(fā)，洪峰一瀉千里，直抵下游洪澤湖畔的泗州城下。洪水蓄積在洪澤湖中，不斷漲高。最終，滔天亂流將城墻、城門、衙門沖垮。

當?shù)毓倜耠m積極自救，但也僅聊勝于無——官吏在城門之上辦公，竟長達十余年之久。11年后，泗州全城徹底被屢屢洪水泥沙所埋沒。這一年，泗州設治1116年。

隋代大運河通濟渠段（汴河）開鑿后，在盱眙縣一帶匯入淮河，河口之處即汴口，地位日顯重要。唐宋朝廷仰給于江淮的巨額財賦，幾乎都從汴口北上。

為方便管理漕運，武周長安四年（704年）析置臨淮縣，735年唐玄宗將泗州遷治臨淮。臨淮“直臨汴口，位據(jù)汴、淮之要”，位居商旅舟楫之要沖。

泗州得益于漕運，卻也因低洼地勢，不得不面對河洪水?？滴跏拍甑倪@場大水，徹底終結了泗州城的千年繁華，也為100年前一場朝野矚目的漕運之爭，給出了最終裁決。

▲創(chuàng)設于明代的漕運總督，是明清兩代統(tǒng)管全國漕運事務的最高官員，駐節(jié)于今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qū)。直至清末裁撤漕運總督，廢止漕運。圖為在清代漕運總督署遺址上復建的大門。

只能犧牲的淮北

那是1580年，明萬歷八年。朝堂上發(fā)難的，是泗州進士、原湖廣參議常三省。而與之對壘的，則是備受倚重、三度承擔治河之任的工部尚書潘季馴。

就在上一年，由潘季馴主持的黃淮治水工程告竣。這個龐大的計劃，由600余里土堤、數(shù)座長達30丈的減水壩、3座新舊閘和車壩等一系列相互關聯(lián)而共同作用的水利工程組成——即著名的清口樞紐。

宋元以來，黃河改道，侵奪淮河入海，滯留的淮河水，蓄積為洪澤湖。而黃河攜帶的巨量泥沙，淤堵河道，時刻威脅運河的安全。

因此，潘季馴一面加固黃河堤防，“束水攻沙”；一面蓄積洪澤湖水，“蓄清刷黃”，從而沖刷黃河泥沙。

為了讓洪澤湖水有足夠的水勢，潘氏又在湖東南岸整修了一道高家堰，抬高水位，使之居高臨下。

按照潘季馴的設想，這將成為黃淮安流的根本良策。因此不無自豪地宣稱：“億萬年命脈之路，一旦底于翕寧。”漕運命脈，從此永保安寧。

但是，這一道綿延數(shù)十公里的高家堰，有禍水西引的隱患。若洪水來襲，洪澤湖西岸的泗州城，將首當其沖。

出身泗州的常三省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切。他毅然上書，以沉痛的筆觸描摹了洪水圍困下的泗州景象：

隨著湖水漫溢，原本肥沃的田地被淹沒，鄉(xiāng)民不得已“逃散四方，覓食道路。羸形菜色，無復生氣”。

潘季馴的回應針鋒相對。黃河決口，將直接威脅運河，溝通南北的漕運命脈面臨斷絕之危。一言以蔽之，只能“濟運保漕”。

對于統(tǒng)治集團而言，千里漕運是維持帝國根本的生命線。明代有人指出：“國家定鼎幽燕，空腹以待飽于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則不知其所為命?！?/span>

所以，怎么可能因為小小地方上的水患，就讓首都餓肚子呢？

在漕運這個最大的政治面前，潘、常之爭，成了幾乎毫無懸念的對決。無論常三省舉出的事實多么有力，都無法改變他遭劾罷官的命運。

隨著“束水攻沙”的實施，黃淮交匯處（清口）的河床不斷淤高，當黃河水位高于洪澤湖時，河水倒灌，使湖底淤積，湖水便不能沖刷黃河淤沙或不能出清口。

因此，就要繼續(xù)加高洪澤湖大堤（高家堰），以抬高水勢加大沖刷力，使漕船通行。

在相互較量中，洪澤湖大堤不斷延伸、增高、培厚，洪澤湖的面積也不斷擴大。這就陷入了一個死循環(huán)。治水之法不改，泗州城終究會被淹沒。

學者伍海平、曾素華在《黃淮水災與泗州城湮沒》中統(tǒng)計的一組數(shù)據(jù)，足以說明黃河奪淮入海及高家堰對于泗州城的危害：

自唐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泗州遷治臨淮）至金明昌五年（1194年，這一年黃河奪淮入海局勢最終形成），歷459年，泗州被淹29次，平均15年一次；

自1194年至明萬歷六年（1578年），歷384年，被淹43次，平均8.9年一次；

而在1578年大修高家堰之后的百年里，泗州城被淹29次，平均3.5年就要面對一次洪災，水患數(shù)倍于以往。

千年泗州，興于舟楫，而毀于“大局”。然而，在泗州城之沒前后，同樣的故事，在漕運的大局下屢次上演。

常三省筆下如泣如訴的一切，是數(shù)百年間淮北地區(qū)血淚斑斑的民生紀實。

▲圖為江蘇省淮安市盱眙縣泗州城遺址（攝影／李瓊），半殘城墻，仍處于水下淤泥中。1680年，洪澤湖爆發(fā)洪水，將泗州城沖垮，并在11年后將其徹底掩埋。

誰還能發(fā)出聲音？

泗州城所處的淮北，大體包括今天蘇北、皖北的大部分地區(qū)。這是一片飽受淮河滋養(yǎng)的土地。

隋唐以降，大運河的開通，使淮河流域步入了繁榮富盛的巔峰時代。民諺“蘇湖熟、天下足”的前身，實為“江淮熟，天下足”。

1128年后黃河多股奪淮，游徙不定，侵奪泗、濉、渦、潁等淮河支流數(shù)十次，昔日富饒的淮上人家，逐漸零落成泥碾作塵。

明清為保全運道，通過一系列措施阻礙黃河北流，人為造成黃河水南流奪淮的局面，更是加劇了淮北地區(qū)的水患和生態(tài)惡化。

黃、淮、運三者的長期并流，是歷史的偶然。而在“黃侵”“運逼”雙重壓力下苦苦掙扎的淮河和淮北，卻成為了注定被當權者犧牲的必然。

明末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里批判：“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

但是，對皇帝而言，這樣既不妨害漕運，也不會威脅直隸地區(qū)的安全。于是，淮北生態(tài)之衰變，民生之凋敝，似乎從來都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明末，泗州桃源縣（今江蘇省泗陽縣）生員韓應春、王用中等人赴京冒死陳情，向崇禎皇帝上書描述自己的家鄉(xiāng)，“以極沖、極疲之地方，當極災、極困之時日……”。字字觸目驚心，卻真實反映了彼時淮北人民的生活狀況。

如果說時逢末世，尚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么，康乾盛世下的淮北面貌，依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康熙、乾隆經常南巡視察運河，在他們的御制詩中，宿遷人“鳩形或伶仃，露肘多藍縷”——衣不蔽體，骨瘦如柴；“歲久多淤滯，暴漲屢致殆”——但凡水漲就有洪災；“憶我三番曾過此，滿目民艱恫瘝（tōng guān，病痛、疾苦）視”。

有的地方在“共同富裕”，而淮北基層社會則是在“共同貧窮”中萬劫不復。

更為深遠的影響，在于民風世情的墮落。曾經有洙泗之風、文教昌盛的淮北，由于普遍貧困，民風漸次彪悍，甚至土匪蜂起。

乾隆時期，淮北方志《靈璧縣志》感慨道：“所謂瘠土之民莫不向義者乎？無教化以維之……新進儒童不隨地方官謁文廟，終身不知有師生之誼。”

填飽肚子才是最大的正義，在此之前，誰還管孔夫子是誰呢？

“濟運保漕”令淮北人民飽受災禍，但這個政治正確下，卻掩藏著利益集團的暗黑，那就是運、漕腐敗。

河、漕、鹽三大政，是清代國家政制的重中之重，淮北正是三大政相互交疊、投射最為集中的地區(qū)。

無數(shù)官吏，無分上下，皆寄生其中。令人嘆惋的是，漕運制度本有可能實現(xiàn)轉型——不必一定以運濟漕，漕運還可以選擇走海路。但利益集團的梗阻，讓河運還是海運陷入了曠日持久的爭論中。

▲隨之沉入地下的，還有距其不遠的明祖陵（攝影／王欽）。直到最近幾十年，才隨著洪澤湖水位變化重見天日。

改良派的一敗涂地

元朝初年，京杭大運河尚未全線貫通，漕船到達淮安后，要逆黃河而上，在河南封丘轉陸路，經衛(wèi)河再轉白河抵通州，最后從通州陸運到達大都——這也為后來重修大運河、裁彎取直，埋下伏筆。幾經周折，費時費力，運能始終捉襟見肘。

至元十九年（1282年）春，京師糧荒引發(fā)騷亂。元世祖忽必烈命張瑄督辦南糧海運事宜。漕糧從長江口的太倉劉家港裝船，出海北上，繞道山東半島東端入渤海，從天津的大沽口進入海河，再北循白河至通州。

海運的成功，大大緩解了大都的糧食壓力，海運也隨之成為漕糧轉運的主角。整體而言，元朝海運重要性要高于河運。河運與海運孰優(yōu)孰劣？不妨先算個賬。

漕糧河運的整個周期長達5~6個月，曠日持久，靡費良多。據(jù)估計，如果以每年抵京漕糧400萬石計算，則運輸糧食的直接花費要高達800萬石之多。遇到險要之處，人船俱沒之事屢見不鮮。

淮安黃河與運河交匯之處素稱險道，明隆慶四年（1570年），此處即覆舟八百余艘，“溺人千余，失米226000石”。

與河運相比，海運半年內可往返3、4次，更節(jié)省了數(shù)十倍的人力。據(jù)清朝重臣阮元估算，若同樣以400萬石的運量計，海運所費僅為河運的五分之一。

如此利國利民的仁政善政，為何明清仍以河運為主？反對派推脫，海運風險太大。海運當然會有風險，比如遇上臺風期，要么出不了海，要么出海了船翻人亡。

不過，據(jù)明人丘浚統(tǒng)計，事實上，元代中前期四十余年漕糧海運的合計損失，尚不如明朝一年的河運損失。更遑論為了維持這道脆弱的帝國生命線所要付出的額外代價，比如治河、勞役，以及前面所說的淮北災難。

隆慶五年（1571年），明朝開始以每年12萬石的規(guī)模做海運試點。好景不長，僅僅兩年后，漕糧海船在山東即墨海面突遭暴風雨襲擊。

糧船損失招致保守勢力的攻訐，海運遂成泡影。同樣，清代前期亦有數(shù)次海運之議，但均被否決。

1824年冬，高家堰決口，運河斷絕。延宕已久的漕糧海運再度被搬上臺面。道光帝委派銳意改革的能臣陶澍主理此事。

陶澍政策開明，組織得當，相關章程完備，組織起一支千余艘船組成的龐大隊伍。

1825年，來自江南的100多萬石漕糧，隨船隊拔錨入海，不久便安全抵京。匡算之下，節(jié)省費用竟達150萬兩。毫無疑問，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嘗試。

正當陶澍將《海運章程》奏陳，意圖使之常態(tài)化時，道光帝卻發(fā)布上諭，以海運乃“權宜之計”為由，終止了漕糧海運的命運。

為何如此？朝堂之上，有一股勢力不愿意失去運河漕運這塊肥美的蛋糕?！肚鍖嶄洝酚涗浟擞?strong>陶士霖請求禁絕漕運弊端的奏折，他一一列舉了漕運可牟利之處：

漕運過處，皆有油水。道光下令漕運總督等進行整頓。但是，這些高官重臣才是最大的蠹蟲，遠甚于胥吏。

清人總結說，晚清的河工銀，河督要貪總共兩成；河道、河廳、師爺、書辦、青役按層級以次亦各貪十之二。

難得有一個清廉正直的河道總督蘇廷魁，卻因把剩下的河工銀奏繳還朝，遭到巡撫、戶部切齒痛恨（戶部可以瓜分到十分之三的浮冒虛報銀兩），被彈劾罷官。

其實，早在乾隆末年，河官腐敗，就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清史稿·黎世序傳》記載：“自乾隆季年，河官習為奢侈，帑多中飽……又以漕運牽掣，當其事者，無不蹶敗。”

道光帝也深感惱火，明明每年花費五六百萬兩白銀維護河工，卻沒有收到成效。他不知道的是，遇有水患，河官甚至表面故作感慨悲憫之情，實則大為欣喜。

因何高興？又可趁機撈銀子了。漕運就這么被既得利益者綁架了，所以，河運，不得不行；運河，不得不保。

1855年夏，同樣是連日大雨，黃河在河南蘭考銅瓦廂決口，從此北流奪大清河入海，運河河道也被洪水沖毀，以致南北斷航。

其時，恰逢太平天國運動，清廷面臨嚴峻危機，無力疏浚運河。漕糧海運，成了絕境之下唯一的選擇。只不過，在不同政治利益集團的博弈下，河運死而不僵。

終于，1901年，清廷頒詔停漕改折（漕糧折為現(xiàn)銀征收，但江浙后又恢復100萬石）。1905年，大水淹沒泗州城225年之后，漕運總督被裁撤，千年漕運史闔上了最后一頁。

天下河上過，往事心中留。水天盡頭，鄉(xiāng)關望斷。撐起這塊江山的根本，終究是激流險灘中的億萬蒼生。

▲從20世紀50年代起，國家開始整治大運河，根本扭轉了其破敗衰弱的態(tài)勢，大運河重獲新生。自濟寧以南至杭州的航道，全面恢復，被稱為“黃金水道”，成為北煤南運的大通道。對運河的治理，也無需再以犧牲某些地區(qū)為代價。圖為臺兒莊段河道航運繁忙的場景。攝影／侯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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