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說，湖南在20世紀出了兩位總理，一位是現(xiàn)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銘基，另一位是被人稱為“熊鳳凰”的中華民國內(nèi)閣總理熊希齡。

生于鳳凰，是鳳凰之子，人稱熊鳳凰；出身苗族，是民族驕子。家鄉(xiāng)山水的靈性鑄就了他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民族文化的涵養(yǎng)給予了他樂善好施、愛民愛國的情懷。在民族災難深重的艱難歲月，創(chuàng)辦學校，興辦實業(yè)，支持維新，擁護立憲，走向共和，養(yǎng)孤扶貧，奔赴前線，救死扶傷，以身許國，不記名利，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熊希齡字秉三，別號明志閣主人、雙清居士、雙愚居士，晚年學佛，佛號妙通。1870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鳳凰一個三代從軍之家。其父親熊兆祥，號云卿，自幼過繼給伯父熊廷熙，官至澄湘水師營統(tǒng)帶，母親吳氏系苗族，是藍翎守備吳支文的長女。

熊希齡

湖南神童

熊希齡自幼聰穎過人。他五六歲便已露鋒芒，四書五經(jīng)過目成誦，且能開筆作文，1884年，年僅14歲的熊希齡中了秀才，一時被人傳為“神童”。

1888年冬，江蘇寶山人朱其懿調(diào)任沅州知府，有感于湘西學風閉塞，士氣衰微，科舉久試不中，乃于府署西側(cè)開設了一所沅水校經(jīng)堂，專門招收湘西雋秀，以“實學課士”。熊希齡的父親也把兒子送到這里學習了3年。由于學習得法，成績優(yōu)異，1889年夏，沅州府舉行歲科連試，他在全郡名列第一，深為朱知府器重。次年湖南學政張亨嘉按試沅州，他又名列第一，故為張所激賞，特地將他抽調(diào)到長沙湘水校經(jīng)堂學習深造。人湘水校經(jīng)堂僅半年，1891年秋，熊希齡就去參加本省鄉(xiāng)試，以第19名中式舉人，與他沅水校經(jīng)堂的老師沈克剛同榜。1892年春，熊希齡入京參加會試，連捷，以第65名中式貢士、因他當時的書法不合殿試要求，張亨嘉怕他因此而被耽誤，囑他暫時不應殿試，先練兩年書法。1894年春，他才去補應恩科殿試，中進士，列二甲第63名。光緒帝很欣賞熊希齡的文才，用朱筆在他的考卷上御批:“筆搖五岳，氣行全球，橫掃五大洲，杰作也!”并欽點熊為翰林院庶吉士。這位剛滿24歲的湘西才子，一時譽滿三湘，“神童”之名越播越遠。

熊希齡少年及第，正春風得意時，原配廖氏不幸于1895年身患肺病而亡，所生一女寶貞亦瘍。惜才如命的朱其懿將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朱其慧許配給熊希齡，次年春在永州朱其懿的治所完婚。昔日師生今郎舅，一時被傳為美談。

維新志士

1894年一1897年，熊希齡先后在漢口湖廣營務處供職，其時才華橫溢，政聲顯赫，頗受湖北布政使陳寶箴的器重。中日甲午戰(zhàn)爭(1894年)失敗后，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倡導學習西方和日本。他們的維新思想對熊希齡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懷著經(jīng)國濟世的遠大抱負，積極投入維新變法運動。1895年，陳寶箴擢升為湖南巡撫，熊希齡隨之回到湖南。在陳寶箴、黃遵憲(按察使)和江標(學政)等人的支持下，他聯(lián)絡譚嗣同、唐才常等湘中名士，積極開展維新活動。1897年9月，以推動維新變法為宗旨的湖南時務學堂在長沙成立。陳寶箴任命熊希齡為學堂總理，主持校務工作。該校先后三次招生，共錄取維新派學生108名。愛國志士蔡鍔、范源濂等人，都是時務學堂的學生。1898年2月，熊希齡、譚嗣同等人，又在長沙創(chuàng)辦維新社團“南學會”，并出版《湘報》，大力宣傳維新變法思想。

湖南的維新運動，遭到了保守頑固勢力王先謙、葉德輝等人的激烈反對，他們聯(lián)名向朝廷啟奏，要求把熊希齡等人驅(qū)逐出湖南。熊希齡臨危不懼，堅決斗爭，一并作好了殺身成仁的思想準備。1898年8月(光緒24年)，清政府電詔江標、熊希齡入京，光緒帝要親自和他們討論變法大計。熊希齡北上之前，先去衡陽看望父親(其父熊兆祥此時任衡州副將)，不料一病不起，未能入京。是年9月，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慘遭殺害。熊希齡因禍得福，幸免于死，受到朝廷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

教育先驅(qū)，實業(yè)先鋒

熊希齡被清廷革職以后，先到衡陽，后到沅州，閉門謝客，潛心讀書，長達4年之久。

1901年，清廷實行新政，對戊戌“黨禁”趨向緩和。次年，朱其懿調(diào)任常德知府，為了給熊希齡一個謀求解脫政治桎梏的機會，在常德設立西路師范講習所，請在芷江韜晦4年的熊希齡出來幫辦學務。為免遭守舊勢力的攻擊，讓熊專教體育和主持行政事務。熊希齡請求教國文，朱怕他在上課時發(fā)議論給劣紳們以把柄，所以不允所請。熊希齡立即傾盡全力幫助朱其懿辦學。他以朱其懿的名義，招集沅水上游28府、廳、州、縣的舉人、貢生前來學習。當時長沙師范館尚未成立，常德師范講習所開創(chuàng)了湖南全省教育的先河。為了擴大招生規(guī)模，他又協(xié)助朱其懿開辦了湖南西路師范學堂，并聯(lián)合武陵(即常德)、桃源、龍陽(即漢壽)、沅江4縣，創(chuàng)辦了常德府中學。同時，他還在西路師范學堂附近開了個啟智書局，專門從上海、香港進些進步書刊，借以開通風氣。當時在西路師范就學的青年多為湘西雋秀，如宋教仁、覃振、蔣翊武、劉復基、林伯渠、李燭塵等。

1903年，趙爾巽擔任湖南巡撫，看到熊希齡在常德辦學有成，認為這是一位難得的干才，廢棄可惜，于是上奏清廷:“懇恩免于嚴加管束，擬令助理學務，以觀后效。”奉旨照準，趙遂委熊希齡充任西路師范學堂監(jiān)督(校長)。

趙爾巽在湖南推行“新政”，視熊希齡為難得的人才，遇事常找熊咨詢。為此，熊希齡又一次遭到守舊勢力的忌恨。1901年5月，趙爾巽卸任離湘，漕運總督陸元鼎繼任湖南巡撫。舊黨得勢，紛紛給熊希齡設置障礙，使其無法繼續(xù)辦學，他不得不舍學務而轉(zhuǎn)入實業(yè)界。

1904年秋，熊希齡自費東渡日本考察實業(yè)和工藝。回國后，他給湖南巡撫端方寫了一份振興湖南實業(yè)的規(guī)劃，并首先在沉州倡導實業(yè)，把自己的兩棟花園式住宅捐出來創(chuàng)辦務實學堂，自任監(jiān)督(即校長)，培養(yǎng)實業(yè)人才。同時，又以東洋瓷器美觀，廣銷國際市場，而本省醴陵瓷業(yè)雖歷史悠久，質(zhì)量卻很低劣，于是于1905年5月29日，會同醴紳文俊鋒等人開始對醴陵瓷業(yè)進行實地考察，提出了設立瓷業(yè)學堂和瓷業(yè)公司、聘日本人為技師的改革創(chuàng)興方案。在端方的大力支持下，他自任瓷業(yè)學堂監(jiān)督和瓷業(yè)公司總經(jīng)理，狠抓醴陵瓷業(yè)的改革與創(chuàng)興，使得 1909年在武漢和1910年在南洋的瓷業(yè)賽會上，醴陵細瓷均獲一等金牌獎章，“列名在景德鎮(zhèn)之上”。此外，熊希齡還與湘紳楊度等聯(lián)合創(chuàng)辦華昌礦務公司，用以開發(fā)湖南礦產(chǎn)。在實業(yè)界中的這些建樹，使他當之無愧地成了開創(chuàng)湖南近代實業(yè)的先驅(qū)。

出洋考察

1905年春夏之交，全國各地陸續(xù)爆發(fā)反清反帝運動。光緒帝迫于各方面的壓力，不得不同意“變更政體”，實行“立憲”，并派出鎮(zhèn)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工部侍郎紹英和湖南巡撫端方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為將來實現(xiàn)’'立憲”作準備。在端方的保薦下，熊希齡被清廷任命為五大臣出洋考察參贊。五大臣先到日本，然后分兩路到各國考察。熊希齡在日本找到梁啟超和楊度，三人仔細研討了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草擬了《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和《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兩篇文章。五大臣從1905年川月出國，到次年6月回國，先后考察了日、美、英、法、德、俄和歐洲其他國家，收獲極大，受益匪淺。五大臣回國不久，即向清廷遞文憲政改革的奏折，基本上得到采納，并頒布了“預備仿行憲政”的圣旨。由于熊希齡出國考察和上疏有功，朝廷賞給他四品道員銜，分省補用。

熊希齡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既幫了五大臣的忙，也幫了梁啟超、楊度等流亡海外的立憲派人士的忙，使二者消除了隔膜。同時，梁啟超通過熊希齡為橋梁，依靠清朝大臣們的暗中支持和贊助，積極開展立憲活動。

理財能手

出洋歸來的熊希齡雖然還是個候補官員，但一時竟成為內(nèi)外大臣們爭相延攬的對象。1906年9月26日，熊希齡應趙爾巽之召，到奉天擔任農(nóng)工商局局長和地方自治局局長，并住趙的將軍衙門，參贊軍幕。他根據(jù)自己游歷歐美所得經(jīng)驗，結(jié)合奉天實際，制定了振興奉天實業(yè)的大綱，并結(jié)合日本北海道移民墾殖的經(jīng)驗，提出了移民開墾滿洲以求農(nóng)業(yè)振興的具體方案，此外，他還就奉天商業(yè)、財政、林業(yè)、河土以及設立各類學堂諸方面，提出了許多富于創(chuàng)建性的意見，推進了奉天的新政建設。

1907年，趙爾巽調(diào)任四川總督，熊希齡隨之離開奉天，繼而又被江蘇巡撫陳啟泰和兩江總督端方爭相委用，同時擔任江蘇農(nóng)工商局總辦、蘇屬諮議局籌辦處會辦、撫轅文案和兩江督蜀總文案、寧屬諮議局籌辦處會辦、南洋印刷官廠監(jiān)督，身兼數(shù)職，奔波于寧、蘇兩地，各項事務均料理得井井有條，足見熊希齡非凡的任事能力和吃苦耐勞精神。 1909年4月，度支部尚書載澤因為兩年前收到熊希齡上他的一個《論財政書》的呈折，深為他所陳述的8條理財意見所嘆服，適清廷清理財政，遂奏請賞給熊希齡四品卿銜，派充東三省清理財政正監(jiān)理官。至此，熊已身負重任，端、陳不敢再留。

1909年7月，熊希齡到奉天履任，開始做清理財政方面的工作。次年，載澤兼任督辦全國鹽務大臣，又奏保熊任奉天鹽運使。1911年4月，趙爾翼回任東三省總督，委任熊兼任東三省屯墾局會辦和奉天造幣廠總辦。三年間，熊希齡經(jīng)歷

了財政、鹽運、制幣等多方面的鍛煉，從一個引人矚目的實業(yè)家，又成了名重一時的鹽政專家和理財能手。

翊戴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面對劇烈變革的形勢，熊希齡開始了從主張立憲到贊成共和的轉(zhuǎn)變。當時，趙爾巽復任東三省總督，手下握有雄厚的兵力。趙作為清廷遺老，對革命持消極態(tài)度。同年11月13日，奉天成立“保安會”，趙任會長，意欲策動奉天獨立。對此熊希齡極不贊成，勸阻趙爾巽。但趙爾巽固執(zhí)己見，熊希齡毅然與趙分道揚鑣，借故回鄉(xiāng)探母，南下到達上海，會見了革命人士黃興、宋教仁等，表示當極力維護共和大局。

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清王朝統(tǒng)治者負隅頑抗，當皇族內(nèi)閣宣布辭職后，又于11月1日任命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為清廷內(nèi)閣總理。袁世凱上任后反動氣焰十分囂張.指揮強大的北洋軍隊猛攻漢口，占領(lǐng)漢口后直搗漢陽，對革命軍的大本營武昌造成兵臨城下的緊張局勢。但他并不立即攻下武昌，故意造成南北對峙局面，向革命黨人討價還價，企圖奪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對于這種局面，熊希齡深為憂慮。12月25日，他以湖南共和協(xié)會正式會長名義率150人致電袁世凱，希望他勸清帝退位。

次年2月，南北雙方經(jīng)過和談，革命黨人作出讓步，終于達成協(xié)議:袁世凱逼使清帝在優(yōu)待條件下退位，同意建立共和政體;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改選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綿延兩千余年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遂告結(jié)束。

3月2日，由章炳麟發(fā)起的中華國民聯(lián)合會改稱統(tǒng)一黨，熊希齡參加了該黨，并被選為該黨理事。

出任總理

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之后，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唐即舉薦熊希齡任財務總長，熊屢辭不就。經(jīng)唐多方較請，熊才于1912年4月就職。因當時財政極端困難，經(jīng)費奇缺，加之袁世凱玩弄權(quán)術(shù)，處處掣肘，佼熊希齡無法施展理財能手的本領(lǐng)。沒過多久，他就以健康不佳為由，三辭財務總長之職。袁世凱只好任命趙秉鈞代理財務總長。同年12月22日，袁世凱又任命熊希齡擔任熱河都統(tǒng)。他在熱河大膽改革，積極籌劃建省，修整避署山莊，整理行宮文物，并送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政聲頗為顯赫。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追查兇手，牽涉到國務總理趙秉鈞，袁世凱也被指為幕后主使，“二次革命”發(fā)生。袁世凱武力鎮(zhèn)壓“二次革命”后，想利用進步黨組閣，借以壓制國民黨，于是，作為進步黨名譽理事的熊希齡，再一次被袁世凱看中。但是，嘗過了財政總長苦頭的熊希齡并不愿意出面組閣，可袁世凱硬是抓住他不放，三番五次電邀。另一方面，利用熊在熱河清理行宮故物一事，派人與熊交涉，說熊有“侵盜嫌疑”，如今“把柄落在總統(tǒng)手里”，如果“不就總理之職，即是看不起總統(tǒng)”云云。熊希齡知道這是袁世凱使的手段，自認晦氣，不得不應允就職。于是，袁世凱向國會正式提出熊希齡組閣，經(jīng)國會表決通過，同年7月31日，袁世凱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

8月26日，熊希齡走馬上任。盡管這個總理當?shù)糜行柢E，但熊希齡仍決心干一番大事業(yè)。他與司法總長梁啟超研究起草了洋洋萬言的《大政方針宣言》，對民國的內(nèi)政、外交、軍事、財政、實業(yè)、交通、司法、教育等各項事業(yè)，均作了規(guī)劃。這一大政方針在政治上，意圖貫徹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個真正共和國”。正如熊希齡所言:“'鄙人之政見，可以簡單言之者，則使中華民國為法制國是也。”在經(jīng)濟上，主張大力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使中華國民逐步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

但是，袁世凱蓄意復辟帝制，視熊希齡的大政方針為“書生之見”，設置種種障礙，使其無法實行。1914年1月，袁世凱加速了獨裁統(tǒng)治的進程，繼宣布解散國民黨之后，又頒布解散國會的命令。國會解散后，又蓄意趕熊希齡下臺。目睹袁世凱的一系列行徑，熊希齡大失所望，毅然辭職。

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僅僅150余天，然而這從政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也是他一生事業(yè)中最為人不能理解而垢病的一段。

反袁干將

1914年3月，在熊希齡卸任國務總理之后，袁世凱又假惺惺地任命他為全國煤油礦督辦，并兼任參政院參政。1915年，臭名昭著的’'籌安會”成立，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陰謀即將得逞。熊希齡與梁啟超、蔡鍔等人秘密策劃反袁活動，引起衰的警覺，并受到暗中監(jiān)視。

1915年8月，熊希齡以返湘省親為由，請假避居天津，設法幫助蔡鍔從北京逃離天津，繞道日本赴云南組織救國軍討袁。12月12日，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宣布“登基”稱帝，改國號為“洪憲”。不久，護國戰(zhàn)爭爆發(fā)。袁世凱為了防止熊希齡參與護國起義，頻頻電促熊希齡回京銷假。因家室留阻在京，熊不得不于1916年1月16日返京，同袁巧妙周旋。

不久，熊希齡又以家鄉(xiāng)戰(zhàn)禍嚴重，需要接母抵京為由，向袁世凱請假回湘。當時，全國各地反袁護國的斗爭已風起云涌，如火如茶。熊希齡剛到常德，還來不及去鳳凰，袁世凱就任命他擔任湘西宣慰使，要他阻止湖南的護國討袁戰(zhàn)爭。他雖未公開抗命，卻暗暗策動湘西的田應詔、張學濟等人宜布獨立，反袁護國。在全國一片護國聲中，袁世凱不得不取消帝制，復稱總統(tǒng)。4月20日，熊希齡電辭宣慰使之職，袁世凱則催其迅速返京。不久，他又借口老母在漢口避難，再度脫身南歸，繼續(xù)策動反袁斗爭。5月l5日，他給袁世凱致一長函，要他以國家為前提，火速犧牲個人，挽回時局”，敦促其立即退位，并警告他再也不要玩弄陰謀詭計和權(quán)術(shù)。6月6日，袁世凱在憂憤中攀病而死，熊希齡聞之大喜，拍手稱快。

慈善功臣

熊希齡從涉足政壇以來，幾次浮沉，歷經(jīng)炎涼，特別是在任國務總理時，被袁世凱挾制利用，受盡世人的譴責與垢病，每念及此，便追悔莫及。尤其是看到軍閥混戰(zhàn)不休，國無寧日，從而對政治感到越來越厭倦，常對朋友們說:“念出仕十余年來，從未直接為民做事，愧對吾民。”于是，他一度隱居天津不出，黎元洪、段棋瑞想請他再當財政總長，他硬是堅辭不就;黎任命他為平政院院長，亦拒不接受，然而一個偶然的契機，徹底改變了他的后半生。

1917年8月，直隸京徽一帶洪水泛濫,103縣嚴重受災，25萬多頃良田全部被淹，災民多達600余萬。當時的代理總統(tǒng)馮國璋任命熊希齡督辦京徽一帶的水災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齡毅然受命，他在各縣設立了170多處留養(yǎng)所，收養(yǎng)了4萬多名受災的老弱病殘;還在北京設立了慈幼局，收養(yǎng)男女災童千余人;最后還有200多名災童無人認領(lǐng)，熊希齡就在香山創(chuàng)辦了一所慈幼院，自任院長。慈幼院管吃、管穿、管住、管醫(yī)療，一切費用全免。香山慈幼院從創(chuàng)辦幼兒園開始，逐

步發(fā)展到創(chuàng)辦小學、中學和師范學校，造就了一大批棟梁之材?，F(xiàn)在，我們黨和國家的一些領(lǐng)導干部中，有很多就是當年熊希齡收養(yǎng)教育過的孤兒。

1931年，夫人朱其惹逝世以后，熊希齡為了紀念終身襄贊自己從事慈善教育事業(yè)的賢妻，為了紀念自己的恩師朱其璐，為了服行自己后半生的諾言，特地成立了”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社”，捐獻出自己的全部財產(chǎn)，包括62000兩白銀、47萬多塊大洋、42處房地產(chǎn)和一家沒有登記面額的股票。

據(jù)統(tǒng)計，香山慈幼院從1917年創(chuàng)辦到1948年，共招收貧困孤兒6000余人，其中還有一部分朝鮮和西藏的兒童。

抗日勇士

熊希齡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1925年上海發(fā)生'’五冊”慘案生后，熊希齡義憤填腐，不僅組織香山慈幼院師生開展宣傳和募捐活動，而且發(fā)起成立“滬案失業(yè)同胞救恤會’，發(fā)動學生在香山附近的村鎮(zhèn)舉行游行示威，并赴長辛店、北平等地參加反帝愛國大游行。

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熊希齡開始接觸和了解共產(chǎn)黨，同情和支特共產(chǎn)黨人。1926年，熊希齡同意在香山慈幼院成立中共支部，反動當局多次派軍普來校搜查，熊希齡總是挺身而出，為師生辯護。1927年4月6日幾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了共產(chǎn)黨人李大釗，并瘋狂地搜捕與李大釗有關(guān)系的革命者，在這千鈞一發(fā)的時刻，熊希齡用自己的汽車把李大釗的夫人和子女接到香山保護起來，后來又協(xié)助黨的組織把他們安全轉(zhuǎn)移出京。1931年李夫人逝世后，熊希齡又將她的兩個兒子李光華和李欣華接到香山慈幼院教養(yǎng)了7年，直到長大成人才離開香山。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中國的東北，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熊希齡在北平組織“國難救洲會”，并致電張學良、馮玉祥等愛國將領(lǐng)，吁請抗日，挽救國難。與此同時，還發(fā)表(抗戰(zhàn)宣言書)，表明了抗日到底，視死如歸的決心。

1932年1月10日，熊希齡應聘擔任國民救國會指導委員，他臂纏黑紗，參加各種集會，積極宣傳抗日救亡。1月13日，他又與馬湘伯聯(lián)銜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楊森，嚴厲指貴他們不積極抗日，不收復失地的投降賣國行徑。上?！耙欢恕笔伦儽l(fā)后，日本侵略軍大舉進犯上海，熊希齡心急如焚，于2月12日發(fā)布《香山慈幼院院長通告》，號召全院師生立即行動起來，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并親自帶領(lǐng)全家和慈幼院師生.200余人，開赴戰(zhàn)區(qū)醫(yī)院，協(xié)助救護抗日傷員。

1933年2月，他被天津地方協(xié)會推選為代表，赴上海與市商會及各方代表商討援助東北義勇軍事宜，并親自赴南京會見國民黨高層人士，較促其迅速采取抗日救亡行動。他還利用北京紅十字會的設備和技術(shù)力量，成立了后方第一醫(yī)院，救護抗日軍民。

1937年”七·七”事變發(fā)生后不久，日軍再次進攻上海，他不顧個人安危，奔走于城鄉(xiāng)各地，設立臨時醫(yī)院4個、難民收容所8處，共救出傷兵1000多人、難民15萬多人。上海淪陷后，他和夫人毛彥文一同赴香港，準備轉(zhuǎn)道回湖南。因長期憂國憂民，積勞成疾，熊希齡不幸于1937年12月25日患腦溢血病逝于香港，享年68歲。當時安葬在香港華人公墓。1992年遷葬于北京香山熊氏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