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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懂中國傳統(tǒng)文化，要讀懂四書五經(jīng)，關鍵要弄懂“禮”的含義。但是，無論是是夏商周三代，還是自西漢至民國，不同的時代，對“禮”都施加了錯誤的理解，給其賦予了錯誤的內(nèi)涵，所以導致現(xiàn)在的中國人要真正搞懂“禮”真的不容易。需要把中國歷史和文化在整體上搞通、搞透，能夠看穿各個時代的局限和迷霧，然后超越時代蔽障，直達深層和本質(zhì)。 孔子非常尊重“三代”的禮樂制度，但是，夏商周時期的禮，實際上和祭祀、宗教聯(lián)系得很緊密，可以說祭祀儀式成為“禮樂”的核心制度，包括天子的祭天，以及普通人家的祭祖。這給現(xiàn)代學者一種誤導，讓他們認為，中國的禮源于宗教中的祭祀儀式，然后將夏商周當成一個宗教時代，然后認為從三代到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去宗教化的、世俗化的進步過程。 這樣中國的歷史也是和西方一樣，都是由宗教向世俗演進。只是似乎中國的這個世俗化過程比西方早很多。西方只是到現(xiàn)代才實現(xiàn)這一點。 但是，孔子不僅沒有把春秋時期開始的“禮崩樂壞”視作歷史的進步，反而恰恰相反，而是視作大混亂和大倒退。 其實，“三代”在中國的歷史框架中，遠非起點和源頭，而是很晚的一個階段，在其之前，還有一個漫長的“三皇五帝”時代，而且“三皇”和“五帝”又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宗教因素是在五帝時期突然出現(xiàn)的，其源頭可以明確追溯至黃帝時期的蚩尤，《尚書 呂刑》有很準確地記載，就是“絕地天通”的故事。 五帝之前的三皇時期，反而是沒有宗教的，甚至連政府也沒有。沒有宗教，沒有政府，也沒有文字，現(xiàn)代人會想當然地認為這是一個原始、黑暗、無序的時代。不過我們古代的學者并不這么認為。我們的諸子百家盡管分歧很大，但有一點卻高度一致，中國最上古時代，反而是一個最理想的時代。這種理想程度隨著歷史演進而降低。儒家、道家、法家莫不如此。 盡管沒有政府、沒有宗教、沒有文字，但是作為中國歷史最上古的三皇時期，卻不僅有良好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是這種秩序和治理模式最最理想的，是“結繩而治”的契約時代和契約模式。《周易》、《老子》、《莊子》都對這種理想的契約時代進行了記載。 結繩是中國最早期的契約形態(tài)，同時也是人類最早。而且，這種契約的基石是義理和共識，是義理式契約和共識性契約，其簽訂和基石都是基于雙方的共識和誠信的。現(xiàn)代的契約是西式的異化的契約形態(tài)，其基石是法律，而法律背后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強制。 宗教和政府，其實都是治理社會的重要工具，其實，在有另外一種更早的治理工具被忽略了，就是中國歷史早期的義理式契約。在那時的中國社會，是契約，而非宗教和政府，是社會治理的工具。 同時，契約也是中國最早的制度形態(tài)，其實也是人類最早的世俗化的制度形態(tài)。 進入五帝時期，宗教才在中國突然出現(xiàn)，他們是隨著蚩尤、九黎文化文化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而蚩尤、九黎文化則是自西方傳入中國。 當西方的多神教文化在黃帝時期傳入中國后，也引起極大混亂和沖突，然后中國就開始對其進行中國化，進行義理化的改造。這個改造的核心就是在顓頊時代完成的”絕地天通“，其實質(zhì)就是將具象的多神教，改造成抽象的一神教，可以稱之為“天教”。然后，到了堯舜時期，基于這種義理化的“天教”，設計出中國最早的政府。政府開始出現(xiàn)。隨后，中國進入了“三代”的禮樂社會。 所以，政府、禮樂的出現(xiàn)，實際上中國固有的義理文化和外來的西方多神教融合的結果，是“中體西用”的。中國固有的義理是其“體”，西方外來的多神教是其用。 所以《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樂”是繼契約之后，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制度范式、制度形態(tài)，其基石依然是義理。 在“禮樂”范式中，其實上是將西方的宗教祭祀元素引入了社會治理之中。此時，宗教和政府是融為一體的，社會的治理實際上主要是傳統(tǒng)的契約加上祭祀，政府的強制因素很少。 經(jīng)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禮崩樂壞”，就是三代時期的禮樂范式的崩潰，導致兩個結果，一個是政府的集權化，出現(xiàn)集權、專制的中央政府。這也使得政府在社會秩序的維持中，開始處于中心地位。第二個則是去宗教化、去祭祀化，宗教祭祀不再是政府的主要支撐因素之一，取而代之的則是儒家的學術和教育。 因此，“禮”的核心是義理，也就是更口語化的講理的理。契約、禮樂、禮教則是義理在三個不同歷史時代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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