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毛主席回憶起最初的入黨時刻，提到最關(guān)鍵的入黨介紹人時，他說“我沒有介紹人?！?/span>
按理說每個人入黨都需要有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員推薦，為何毛主席如此例外？
一、先人一步
毛主席入黨形式的特殊性與他入黨的特殊時期密切相關(guān)。
1919年，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以及國內(nèi)群眾的覺醒，中國社會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與此同時，馬列主義的種子也隨著這陣春風來到了中國土地上，落地生根。
緊接著，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自發(fā)將火種凝聚起來，形成了擁護蘇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
馬列主義的風潮同樣也影響到了湖南。
1920年，在毛澤東的引領(lǐng)下，原本的新民學會延伸出一個新的分支小組，小組成員大多對于共產(chǎn)主義有著強烈的興趣。
由于當時政府對于共產(chǎn)主義的不容，小組成員的活動一直是秘密進行的，這便是湖南地區(qū)早期共產(chǎn)黨的雛形。
1920年7月，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湖南地區(qū)成立了長沙文化書社。
長沙文化書社立志成為承接新文化運動的接力棒，以文字、語言等方式促進更多有志青年的覺醒。
在當時，長沙文化書社名氣很大，以至于連當時的湖南省省長都參加了剪彩儀式。
那么，長沙文化書社要維持下去，需要源源不斷的資金，資金該從何處籌集？在大家集思廣益之后，決定以入股的形式，來吸引大批投資。
1920年8月13日，正當長沙文化書社蒸蒸日上的時候，毛澤東的至交蔡和森將一封有關(guān)建黨的信從遙遠的法國寄了過來。
要知道，蔡和森除了是毛澤東的好友之外，也是湖南新民學會的成員。
他曾與毛澤東一同受過馬列主義的熏陶，有著先進的思想，所以在建黨問題上有一定的見地。
8月22日，由毛澤東帶頭發(fā)起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正式成立。
雖然，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并沒有明確冠名“共產(chǎn)主義小組”，但是，這個由五位有名教育界名人參與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將馬列主義的種子播種在無數(shù)有志青年的心田。
身為馬列主義的擁護者，蔡和森在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沉淀之后，于9月16日給身在湖南的毛澤東寄出了第二封信。
在這一次的信中，他對于建黨事宜有了更加具體的刻畫。甚至從明確建黨的重要性，延伸到入黨的紀律、條件、方法。
幾經(jīng)輾轉(zhuǎn)，這封來自海外、心系祖國的學子的信，終于來到了毛澤東的手上。
但是，由于交通條件等客觀因素的制約，毛澤東回復信件的時候已經(jīng)是次年一月份。
毛主席在1921年1月份給予蔡和森的回信中，曾毫不吝嗇地夸贊陳獨秀在建黨問題上的努力。
他揮筆寫下：“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chǎn)黨》?！币簿褪钦f，此時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展的核心地段在上海，陳獨秀是當時較為權(quán)威的“領(lǐng)軍人物”。
而毛澤東對于蔡和森的回復，一方面表達了自己同他一樣擁護共產(chǎn)黨，另一方面贊賞陳獨秀的所作所為，向蔡和森“匯報”了國內(nèi)建黨的進程。
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并沒有明確表達自己想要建黨的想法。
中共“一大”前，當時負責邀請相關(guān)同志的李達將發(fā)往長沙共產(chǎn)黨組織的信件寄到了長沙新文化出版社，收信人便是毛澤東。
收到信后，毛澤東激動萬分，他立即與好友何叔衡分享這個驚喜，隨后二人結(jié)伴前往上海參加會議。
在當時，由于共產(chǎn)黨與社會主義青年團過于敏感，大家一般以英文縮寫“CP”和“SY”稱呼彼此。
所以，當被李達問道：“你們是CP，還是SY？”時，毛澤東謹慎回答了“SY”。
因為中共“一大”是共產(chǎn)黨黨員，即“CP”的會議，所以在自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毛澤東與何叔衡參加會議期間，李達提出讓他們會議結(jié)束后，回到家鄉(xiāng)組織CP的要求。
在湖南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這個要求一下子刻在了毛澤東的腦海中，讓他在中共一大的表現(xiàn)頗為反常。
二、毛澤東的特殊待遇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順利召開。一開始會議的地點暫定在李漢俊的寓所中。
但是，由于參加會議的人員并非都是上海本地人，如何安置與會人員的住宿成了組織者的“心頭大患”。
由于中共“一大”是秘密進行的，選擇的住宿地點最先考慮的是安全問題，要避開國民黨特務對我黨人員的迫害。
幾經(jīng)考量，最終將這些外地人員安排到博文女校的臨時寓所。
但是，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只租了三間屋子且都在博文女校的樓上。要知道，這次前往會議的先進分子有9個人三間屋子怎么分呢？
當然不是強制分組，9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脾氣秉性自由組合。
但是，在自由組合之后，出現(xiàn)了一個啼笑皆非的現(xiàn)象，有一個人在不爭不搶的前提下住到了單間，他便是毛澤東。
誠然，毛澤東是位有名的進步青年，但是，能從全國各地來到上海參加會議的人哪個不是人群中的佼佼者？為何毛澤東會被如此特殊的照顧？
在細究之后才明白，毛澤東被如此特殊照顧的原因竟然是因為眾人“嫌棄”。
一方面，大家“嫌棄”這個小屋子光線不好，心中會有意識地規(guī)避了這個選擇。另一方面，毛澤東這個室友過于“奇葩”，大家很難招架住。
畢竟，在人人一張席子睡地板的時刻，毛澤東偏要“高人一等”，他用兩條長凳架起了一個單人板床，在改善自己睡眠條件的同時，不由招人眼紅。
隱隱被“孤立”的毛澤東竟然沒有發(fā)覺。
因為當時參會的人員普遍都是青年人，大家對于感情生活的交流頗為感興趣，所以常常以諸如婚姻和愛情等話題來聊天，以促進彼此的交流。
每當這個時刻，毛澤東總是沉默的，他總是出神地思考其他事情，仿佛和大家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在眾人閑談時，毛澤東會出神也就罷了，畢竟人各有志，他對于大家聊天的話題不感興趣也可以理解。
但是，當他在自己居住的屋子里走走停停地徘徊時，總是會忽略前往他窗前向他打招呼的友人。
按理說，毛澤東如此求索，本該在會議上有所“爆發(fā)”才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這次理論研討會上，只有李達等人對于馬列主義慷慨激昂地演說。
毛澤東除了傾聽、記錄，就是沉默。為此，他得到了一份很適合他的工作，即記錄會議、保管文獻等。
雖說毛澤東在為人處世、與生活習慣上有些異于常人，但是，他在工作時將慎重、謙虛貫穿始終，記錄的資料客觀且真實。
可以說，他的記錄工作完成得頗為優(yōu)秀。
當然，毛澤東并非一直表現(xiàn)平平。遇到合胃口的人，他也是巧言善辯得“鬼才”。對此，當時曾擔任中共“一大”會議主席的張國燾對其贊口不絕。
他承認一口湖南話的毛澤東，帶著與大上海有些不符的土氣，而且由于接觸時間尚且短，毛澤東對于馬列主義沒有多么深層次的認知，未曾在“一大”會議上提出什么相關(guān)看法。
但是，善于學習的毛澤東已經(jīng)掌握了相當豐富的關(guān)于共產(chǎn)黨的常識。
此外，毛澤東并非大家所認為的那般無趣。
他在閑暇時刻會與友人進行交流，偶爾設(shè)置的一些有趣陷阱，會讓對方情不自禁地落入無法自圓其說的“圈套”，每當這個時候，他便會不厚道的哈哈大笑。
毛澤東的“靈動”并沒有止步于此，在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會議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不速之客來到了會議現(xiàn)場。
這是一名可疑的中年男子，他先是環(huán)顧一周，后表達歉意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
雖然中年男子迅速離開，但是當時參加會議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很是警覺，他以：“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后再開?！?/span>
來安撫眾人。而后，與會代表們一臉凝重地前往相對安全的《新青年》編輯部，商談會議下步該如何召開時。
而毛澤東秘密回到代表住處的博文女校，只是為了觀察住所有沒有處于監(jiān)視之中。
這份對于危險的警覺，絕對不是一個“書呆子”所能擁有的。那么，為何毛澤東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表現(xiàn)得那么另類呢？
一方面，在當時毛澤東對于馬列主義的理解確實處于剛剛接觸的階段，他用更多的時間來學習、記錄。
另一方面，中共“一大”中的很多新思想、新理念讓青年毛澤東心潮澎湃，他開始思索如何將理論落地成現(xiàn)實，時刻計劃著回到湖南后開展相關(guān)工作。
三、毛澤東建黨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結(jié)束了，毛澤東等外鄉(xiāng)人紛紛啟程離開上海。
8月初，剛抵達長沙的毛澤東還沒有安頓好，就迫不及待地來到朝宗街文化書社找易禮容。
易禮容是何許人也？原來，易禮容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xiāng)，他既是新民學會的會員，也是長沙文化出版社的經(jīng)理，后曾當過湖南省的代理書記，同樣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毛澤東懷著一腔熱忱來到朝宗街文化書社，卻不想，今日文化書社的生意格外火爆，來往的人很多。
只能將易禮容邀請出文化書社，找到僻靜的相對安全的角落，鄭重且堅定地對易禮容說：“我要成立黨！”
面對毛澤東的堅持，易禮容有些躊躇，他說：“我聽說俄國1917年列寧領(lǐng)導的革命死了三千萬人，中國現(xiàn)在要成立共產(chǎn)黨，要是死30人救70人，損失太大，我就不干。”
黨和革命息息相關(guān)，而革命注定會有犧牲，所以，易禮容的擔憂和顧慮并不是沒有依據(jù)的。面對好友的顧慮，毛澤東說：“你錯了，社會主義革命瓜熟蒂落?！?/span>
面對毛澤東的果決和堅持，易禮容回應道：“瓜熟蒂落，那就干吧！”
在毛澤東與易禮容商議好幾天后，他們相約去找了曾參加過中共“一大”的何叔衡。
他們漫步在清水塘后面的鐵草坪上，若無其事地交談著涉及到生死以及國家命運的建黨問題，最終，三個人決定共同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
而后，三人開始發(fā)動周圍的先進分子一起參與建黨偉業(yè)。
金秋十月，他們幾人時常穿梭在長沙城郊協(xié)操坪旁邊的小叢林中，一邊散步，一邊討論建黨問題。
1921年10月10日，湖南黨支部正式建立起來，毛澤東與妻子楊開慧一同搬了過來。
按理說，湖南黨支部是1921年10月成立的，中共“一大”召開是在1920年7月。
所以李達曾說，毛澤東在參加中共“一大”時，并非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而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有一定的依據(jù)。
那么，為何毛澤東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召開時，曾將自己的入黨時間一欄寫上了1920？
原來，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前，遠在上海的陳獨秀同志就創(chuàng)建了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組織以上海為核心逐步輻射地方。
而湖南長沙地區(qū)也包含在陳獨秀的建黨計劃之內(nèi)。而負責湖南長沙建黨區(qū)域的人，正是毛澤東。
所以，哪怕此時湖南地區(qū)并沒有建立共產(chǎn)黨，毛澤東依舊是上海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的外圍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