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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是新舊交替的時代是社會大轉型的發(fā)端。所以，此間既有許多古代社會遺留下來的老問題，還出現(xiàn)了一些令思維方式尚停留在古代的道光君臣們困惑不已的新問題，在財政方面也是如此。

 第一，鴉片走私，白銀外流，銀貴錢賤。

這是一個道光帝的前輩未曾遇到過的新問題。從道光十年開始，鴉片走私蔓延于整個東南沿海，輸入量逐年上升，近10年間，從每年2萬余箱增加到35000余箱，價值近2000萬元，這對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首先，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不僅獲得了巨額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以此扭轉了對華貿(mào)易的逆差，中國在對外貿(mào)易中由“出超”變?yōu)椤叭顺?；其次，“人超”的不利地位迫使中國不得不以現(xiàn)金彌補逆差，以致白銀大量外流，由于白銀外流是因走私而造成的，缺乏精確的統(tǒng)計，但每年當有幾百萬兩(元)之巨；最后，白銀外流造成的危害在經(jīng)濟領域的表現(xiàn)就是銀貴錢賤，人民負擔加重。

在鴉片戰(zhàn)爭后，經(jīng)過戰(zhàn)敗的大挫折，政府對鴉片的禁令已名存實亡，統(tǒng)治集團厭談禁煙往事，故缺乏這方面的材料，但鴉片走私依然猖獗，白銀外流，銀貴錢賤問題依舊，這成了道光朝經(jīng)濟上的一大漏卮，令統(tǒng)治者痛心疾首而又束手無策。

第二，鴉片戰(zhàn)爭的軍費、賠款支出。

鴉片戰(zhàn)爭斷斷續(xù)續(xù)持續(xù)兩年之久，由于事后清政府未對戰(zhàn)爭的軍費支出做過決算，故其數(shù)額有幾種說法，一般認為大體在2000余萬左右。后經(jīng)茅海建先生深入研究，認定為約3000萬兩。此外，由于戰(zhàn)敗，清政府尚須向英國支付賠款2100萬元，合白銀1470萬兩，加上戰(zhàn)爭期間英軍在占領區(qū)掠奪、勒索達10882844兩之多，以上各項合計白銀5500萬兩有余。

其數(shù)額之巨在有清一代的軍事史上僅次于乾隆朝的第二次金川之役與嘉慶初年平定白蓮教起義的軍費，但那時尚有“盛世”的經(jīng)濟背景，考慮到此時清政府的財政窘迫，就可知這簡直是一場災難。另外，對清政府來說，這5000余萬兩的支出還是一場“無妄之災”，因為其統(tǒng)治者做夢也未想到會發(fā)生這場戰(zhàn)爭，故軍費支出完全屬“計劃外”開支，也令其措手不及。

 第三，防堵黃河的支出。

俗話說禍不單行，就在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之中，黃河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接連發(fā)生了大的水患。本來，二十一年六月底是道光帝頗為愉快的時光，奕山奏報香港臺風大作，英夷痛遭“天譴”，損失慘重，無處棲身，道光帝沾沾自喜，并發(fā)大藏香20柱，令奕山赴各廟宇行禮答謝天神。

不料次日就接到了安徽巡撫轉來的河南巡撫牛鑒的奏報：黃河在河南祥符漫堤，河水以高屋建瓴之勢，直沖省城，開封已成孤島，附近州縣均成澤國。道光帝急忙籌劃防堵決口，賑濟災民事宜。而這一切都需要大筆的金錢。次年，黃河再決于江蘇桃園。

再次年，黃河決于河南中牟。這其中除二十二年的河患較輕外，另兩次都是黃河變遷史上的大水災，黃河漫過大堤，所經(jīng)之處，災害嚴重，其入潁河、渦河，改道泛濫，還擾亂了其他水系，貽害無窮，治理起來難度和投資自然均需加大。如中牟決口直到二十五年方才合龍，花費1190余萬兩之巨。而二十一、二十二年兩次決口也分別花費了610萬和574萬兩之多。這堪稱是清代治河史上空前的巨額投資，國家財政難堪重負，實屬必然。

 4、地方官拖欠、虧空嚴重。

歷史上每當王朝沒落之時，國家機器也往往效能低下，以致賦稅不能按時人撥報解。早在鴉片戰(zhàn)爭前，這種情況就很嚴重，道光十九年六月初，經(jīng)戶部核查，各地積欠達1153件，共10800余萬兩，這相當于清政府兩年半的國庫收入，當然，這其中有些拖欠是經(jīng)國家認可的，但排除這些經(jīng)同意暫緩解報者外，拖欠尚達2940余萬兩之巨。

管理戶部事務的潘世恩忍無可忍，上奏道光帝。

道光帝閱后通諭各省督撫：

國家經(jīng)費有常，度支有節(jié)，凡各省應納之賦，及其余稅課，均于征收后隨時入撥報解，不容絲毫短少…著各直省督撫將軍府尹鹽政監(jiān)督暨該管司道等認真稽考，將未完各款逐一清厘，應解者，按限起解；應撥者，趕令入撥。如查有州縣彌縫掩飾等弊，迅即嚴參示懲，斷不準通融隱飾，將就目前。經(jīng)此次查辦之后，儻仍延宕不完，一經(jīng)發(fā)覺，定將各該管大吏重懲不貸。

但是，道光帝的雷霆震怒很快淹沒于鴉片戰(zhàn)爭的滾滾炮聲之中，這場清查拖欠的“運動”也就不了了之了。

地方政權如此，天子腳下的中央職能部門也好不到哪里去。道光二十三年春，正當鴉片戰(zhàn)爭消耗了巨額國帑，清政府為向英國賠款和籌措河防巨款憂心如焚之際，又揭露出了開國以來未見的驚天大案——戶部銀庫虧空案。

戶部銀庫雖戒備森嚴，但弊端叢叢。譬如搬運銀兩的庫丁由滿人擔任，輪換入值，在搬運過程中夾帶偷盜銀兩，已是公開的秘密。庫丁一職，往往須六七千兩銀子活動方可謀得，就已說明問題。歷任管庫、查庫官員或被大利所誘，或憚于大獄之興，從未認真稽查。

“二十三年，庫吏分銀不均，內(nèi)自攻訐，其事不能復蔽，達于天庭”。道光帝聞后驚駭不已，派刑部尚書親往較兌查驗，結果發(fā)現(xiàn)賬面上數(shù)字與庫存實際銀兩相差竟達925萬余兩之多，本以為1000萬的國庫余存一經(jīng)查驗就成泡影，國庫簡直就是一貧如洗，可以想見節(jié)儉得近乎吝嗇的道光帝該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日，他痛責諸臣說：

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余兩之多，實屬從來未有之事，覽奏曷勝念恨。以國家正項錢糧，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行同背國盜賊……歷次管庫及歷次派出查庫王大臣，皆系親信大員，亦復相率因循，毫無覺察，并無一人能發(fā)其奸，甚負委任，不知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無知人之明!

但是，鑒于這巨額虧空絕非一人一時所為，再考慮到嘉慶五年(1800年)曾大規(guī)模地核查過一次銀庫，此后的例行查庫往往是走過場，43年間弊端叢叢，若要將其查得水落石出似不可能，同時國家度支緊張，急需用錢，故道光帝在四月初七日即做出決定，將這925萬兩虧空的賬算到1800年以來歷任銀庫負責者的頭上，按其任期長短，責令分攤賠償。

其中庫官、查庫御史每月1200兩；管庫王大臣每月500兩，查庫王大臣每查庫一次6000兩。上述已故各員減半罰賠，由子孫代賠，個別責任重大者按標準加倍追賠。不久又規(guī)定了繳納賠款的期限，逾期者監(jiān)追，并對歷任管庫者普遍進行了嚴厲的處分。至于后來這筆巨額款項到底追繳得如何，限于材料不得確知，但考慮到款項之巨和此時國家機器的效能低下等因素，其結果不理想當在預料之中。

事實上到二十五年四月，道光帝就同意將被追監(jiān)的未交清罰賠庫款者一律釋放，下月又決定將由子孫代賠的如子孫未成年者一律寬免。

總之，由于道光朝初期財政整頓效果不彰，又遭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重創(chuàng)，一系列經(jīng)濟漏后的出現(xiàn)，清政府的財政不得不面對空前的窘境。而且，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道光帝勤政圖治時代也告結束，統(tǒng)治者終于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沒落的現(xiàn)實。

雖然早在鴉片戰(zhàn)爭前清政府中央財政就被虧空、拖欠所困擾，國庫存銀也遠非乾隆盛世可比，但至少在戶部的賬面上尚未出現(xiàn)開支大于收入的現(xiàn)象。而到了鴉片戰(zhàn)爭后，則發(fā)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據(jù)周育民先生研究，道光二十至二十九年的10年間，財政結余的年份只有兩個，即二十年和二十九年，合計盈余100余萬兩，其余八個年份均為入不敷出，虧空額合計近1200萬兩。當然，此間海關稅收未統(tǒng)計在內(nèi)，如扣除這筆收入，將會勉強維持收支平衡，但考慮到乾隆盛世年年節(jié)余，幫藏充盈達數(shù)千萬兩的歷史，則不得不承認此時清王朝的財政危機是空前的。

終道光朝，危機日甚一日，從未緩解，當?shù)拦獾廴鍪治鳉w之時，留給其子咸豐帝的僅僅是不到200萬兩的國庫存銀，這是有清一代迄當時為止最少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