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內(nèi)容簡介：陶尊文字發(fā)現(xiàn)半個世紀以來，至今依然處于釋讀階段。此文旨在通過中華彩陶文化渠道，以內(nèi)涵著漢字基因的象形紋飾為鑰匙，去破譯陶尊文字的結(jié)構(gòu)密碼。其方法獨辟蹊徑，觀點頗具新意。

關(guān)鍵詞：陶尊文字密碼；雙鳥石鬹；彩陶象形紋飾；禮儀文明；漢字五千年信史

（正文）

漢字源自彩陶紋飾的象形基因。

彩陶與漢字，看似兩個毫不相干的概念，實則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因果關(guān)系。中國彩陶從誕生之日起，就打上了象形紋飾的印記，繼而經(jīng)過五千年的發(fā)展演化后，質(zhì)變為中國漢字。

畫面中的符號，即為漢字之源——誕生于距今5000左右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符號。（見圖1）

              圖1 大汶口文化 陶尊文字符號

1959年，在出土于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的一件陶器上，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了一個涂朱符號，從此拉開了大汶口文化圖像文字橫空出世的序幕。之后，陸續(xù)在山東安丘景芝、諸城前寨、莒縣陵陽河等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陶尊文字后，史學界引發(fā)了經(jīng)久不息的釋讀熱潮。但半個世紀過去了，至今被解讀后沒有爭議的文字僅有二三。不過，此為正常的文化現(xiàn)象，蘇美爾楔形文字就經(jīng)歷了長達數(shù)百年的的解讀過程。

破解陶尊文字的難點何在呢？在于還沒有找到開啟密碼的鑰匙。若一旦明晰了玄機所在，其水落石出后的答案揭曉，就是一個或早或晚的時間問題了?，F(xiàn)在，我們正站在這個節(jié)點上。

    一   象形紋飾、太陽文化、祭祀行為 

     ——破譯陶尊文字的三把鑰匙

筆者解讀陶尊文字的過程分為五步：“研究雙鳥石鬶——解析象形紋飾——發(fā)現(xiàn)文字屬性——確定破譯方法——進入釋讀階段”。若究其過程的來龍去脈，須從雙鳥陶鬹說起。

陶鬹，這種被漢代許慎《說文解字》釋為“有柄喙”的“三足釜”，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誕生于黃河下游的經(jīng)典禮器。在筆者發(fā)表于《收藏》的“再說陶鬹”一文中，曾將這種抽象于鳥類形象的禮器，稱之為“東夷民族大小部落的圖騰”。（見圖2）

  圖2  大汶口文化陶鬹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

關(guān)于陶鬹來源問題，史學界大致形成了共識，認為它源自三足炊煮陶器。不過，筆者最近卻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雙鳥石鬹應該是陶鬹的母體。

雙鳥石鬹為新石器時代具有著“雙鳥負日”形象的圓雕石器，之所以視為鬶類器物，在于它具備了雙鬹合一的形態(tài)，且鬶之柄、喙、胸、腹、足等元素一應俱全，如遮去其中的一首，便瞬間生動出陶鬹的側(cè)面形象。（見圖3）

             圖3   大汶口文化 雙鳥石鬹   

為考究其年代問題，筆者在《石破天驚逗秋雨——雙鳥石鬹的收藏與發(fā)現(xiàn)》一文中，曾在“從制作工藝中發(fā)現(xiàn)'年輪’軌跡、從器型差異中探尋時間坐標、從同類器物中尋覓'地層關(guān)系’，從器型演變中明確發(fā)展順序”等幾個方面進行了探究，認為它出現(xiàn)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且在器物形態(tài)、文化內(nèi)涵、時代氣息諸方面，與同時代的河姆渡文化“雙鳥太陽紋象牙蝶形器”等題材相同的禮器一脈同氣。（見圖4）

圖4  河姆渡文化 雙鳥太陽紋象牙蝶形器

與素面陶鬶不同，雙鳥石鬶遍體刻畫著圖案紋飾，且在中心位置繪制了“天堂樂園”圖畫，此來自遠古時代的神秘畫面，既為今人展示了一幅農(nóng)業(yè)革命的宏偉藍圖，亦為破譯陶尊文字提供了諸多信息：

 （一）雙鳥石鬹昭顯了陶尊文字的文化內(nèi)涵

陶尊文字數(shù)量不多，但在其中一個圖像符號的下部，完整的顯示了雙鳥石鬹的“肖像”，惟妙惟肖中，但見其頭部昂揚，翼足俱顯，造型優(yōu)美，形體飽滿。正是它堂而皇之的躋身于陶尊文字，才讓筆者捕捉到兩者之間存在于禮儀文化之間的“血緣”關(guān)系。

（二）象形紋飾揭示了陶尊文字的結(jié)構(gòu)“密碼”

雙鳥石鬹的“天堂樂園”中，交織著若干圖像紋飾，除去獨有的祭壇紋、神鳥紋、天葩紋、植物紋之外，天梯紋、太陽紋、網(wǎng)格紋等來自仰韶文化彩陶的紋飾歷歷在目。無論那種紋飾，均具有著或?qū)憣崱⒒驅(qū)懸?，或具體、或抽象的象形特征。恰恰是這些具有著漢字基因的紋飾，最終成為陶尊文字的“偏旁部首”。 

 （三）祭祀禮器確定了陶尊文字的本質(zhì)屬性

作為承載著祭臺功能的器物，雙鳥石鬹之所以出現(xiàn)在陶尊文字中，是因為和已被解讀的“斤”“戉”一樣，同樣具有著禮器身份。這個現(xiàn)象啟示我們：其他未被破譯的陶尊文字，其文字性質(zhì)應該同樣隸屬于禮儀范疇。（見圖5）

             圖5  大汶口文化 雙鳥石鬹紋飾 

將上述信息整合后，便可以從中獲得解鎖文字密碼的三把鑰匙，即象形紋飾、太陽文化、祭祀行為。這三把鑰匙，會分別作用于釋讀過程：象形紋飾指明了解讀路徑，太陽文化規(guī)定了性質(zhì)屬性，祭祀行為界定了范圍外延。三者合一后，就會沿著既定思路循序漸進，推而演之。

 二  陶尊文字的釋讀與解析

 陶尊文字為大汶口文化語言符號，是東夷部落集團禮制文明的產(chǎn)物?；卺屪x的需要，須以使用功能為準則，將其分為部落標識、祭祀場所、崇拜對象、禮儀主旨、儀仗禮器、社稷內(nèi)容、政治綱領(lǐng)等七個類別，并從釋讀現(xiàn)狀、解讀要津、甲骨文演化等幾個層面，對目前已經(jīng)確定的10個文字符號逐一解析。

（一）部落標識：夷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氏族圖騰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

部首元素：鳥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注：釋讀系數(shù)難度按照易難程度，分為1——5星級。下同）

 （見圖6--5）

                  圖6 (1--10)   陶尊文字釋讀對照（5）

1、釋讀現(xiàn)狀：

曾幾何時，這個圖像符號被排除在陶尊文字之外，因為它出現(xiàn)在陶質(zhì)背壺上，且迄今為止，系唯一用朱砂繪寫的圖像文字。今天，這個特殊符號也被納入陶尊文字系統(tǒng)中。唐蘭先生將之隸釋為“皋”類的文字符號，也有學者視其為不具備文字特征的繪畫圖像，答案至今紛紜。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夷”。

大汶口文化時期，泰岱文化區(qū)居住著以鳥為圖騰的東夷民族。在考古學中，東夷是指從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起，先后生活在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氏族群體?！?/span>后漢書·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可見，他們屬于中華民族中以鳥為圖騰的氏族部落集團。 

初識，這個結(jié)構(gòu)近似于“五橫一豎上下有鉤”的符號特征不顯，細察，方見在自上而下的筆劃里，竟寫意著鳥之喙、腹、足，翼：喙為上方的左彎鉤，腹為實心橢圓，足系腹下的一橫，翼則立于底端?？v觀，寥寥數(shù)筆便勾勒出飛鳥的沖天神姿。若將之作為夷族的圖騰標志，既具文化內(nèi)涵的深奧精微，又顯審美境界的奇思妙想。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也有“夷”，且基本保留了陶尊文字“五橫一豎上下有鉤”的原始框架。區(qū)別之處，在于前者“寫實”，后者“寫意”。基于筆劃結(jié)構(gòu)的特殊性，甲骨文將原本實心的橢圓變?yōu)榭招慕Y(jié)構(gòu)，并將尾翼部分演變?yōu)槿切螤睿教砹?/span>展翅欲飛的動勢?？梢?，陶尊文字“夷”的所有基因，依然保留在甲骨文的象形元素中。（見圖7）

                          圖7  甲骨文 夷 

（二）祭祀場所：祊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祭祀之地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

部首元素：網(wǎng)絡(luò)紋；“地方”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6）

1、釋讀現(xiàn)狀：

陶尊文字中，有一個由四條內(nèi)弧邊線連成的方形符號，學者們釋讀為“凡”“風”“鳳”等，亦被釋為“人名”“族名”抑或“吹奏樂器”類圖像等。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祊”。

“祊”的結(jié)構(gòu)元素有二：一為網(wǎng)格紋，象形著“地”的概念。在這里，陶尊文字雖把密密麻麻的網(wǎng)格紋簡化為一個方格，但內(nèi)涵不變。第二，抽象著天圓地方的“地方”概念。古人眼中，位于山巒起伏中的“地方”，其邊線不會筆直，因此，便刻意將符號的輪廓線條彎曲化。此舉，也屬于“寫實”的范疇。

在陶尊文字中，這個符號發(fā)現(xiàn)了三四例之多，乃至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良渚文化玉琮上，也刻有這樣一個弧邊四角的“祊”。說明它在宏觀的禮儀文化中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祊”的結(jié)構(gòu)特征與文字本義，可以在甲骨文中得到驗證。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祊”是一個巨大的“口”字。其讀音有二：bēng(音崩）和fāng（音方）。

“祊”的概念屬于祭祀文化范疇，身上貼著兩個來自《說文解字》的標簽：

（1）古代在宗廟門內(nèi)舉行的祭祀，如 “設(shè)祭于堂，為祊乎外”。

（2）古代在宗廟門內(nèi)設(shè)祭的地方，如詩經(jīng)《楚茨》中“祝祭于祊”。

再者，古通“方”，指四方之祭。這個字的使用屬性非常專一，屬于在祭祀文化中表達場所、方位的專用概念。（見圖8）

                       圖8  甲骨文  祊 

（三）崇拜對象：日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太陽崇拜的明確目標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

部首元素：太陽紋；雙鳥馱日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1）

 1、釋讀現(xiàn)狀：陶尊文字中，有一個貌似“日火”結(jié)構(gòu)的符號引人矚目，不少學者將之釋為表示日光的“炅”字，并引申為“炯”“熱”之類的文字。目前，以“炅”為釋讀答案的觀點已成為共識，為此，在新聞媒體有關(guān)報道中，也屢屢稱之為“炅”，但筆者觀點相左。常識告訴我們，昭示于酒尊的文字，必定表達著某種具體事物的具體形象或具體行為，而“炅”“炯”“熱”類文字，均屬用于描寫或修飾名詞的形容詞，作為虛詞，不可能單獨出現(xiàn)在陶尊符號中。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日”。

太陽崇拜系東夷民族精神信仰的支柱與祭祀文化的主題，雙鳥石鬹就是其理念的文化載體。在已發(fā)現(xiàn)的陶尊符號中，它先后出現(xiàn)了五例之多，可見其地位非同凡響。近日，它再次被發(fā)現(xiàn)于萊州市平里鎮(zhèn)呂村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

之所以讀為“日”，基于其祭祀文化的內(nèi)涵所在。在解讀過程中，其立足點不能錯位，既不能以殷商甲骨文去反證陶鬹文字結(jié)構(gòu)是否合理，更不能以現(xiàn)代漢字的象形、會意等原理去“今為古用”，此為釋讀邏輯的本末倒置。唯一的正確途徑，是讓我們穿越至5000年前的陶尊文字時代，演繹一番古人造字之道。

陶尊文字“日”，是由太陽紋在上、“彎月”紋在下的兩個符號會意出的象形字。關(guān)鍵之處，在于這個概念并非簡單的“1＋1=2”的拼圖游戲，而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要正確解讀，須經(jīng)過幾個步驟：

（1）“四不像”符號的解讀。破譯這個文字的關(guān)鍵之處，在于下方的那個被視為火、風、山、月類的“四不像”符號。為此，讓我們首先走進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廳，去一覽“仰韶文化彩陶鳥紋演變示意圖”。圖中，演繹著太陽鳥紋飾由繁而簡的演變軌跡。起點為太陽與神鳥的寫實，經(jīng)過幾番寫意后，其中的雙鳥紋也逐漸不見了原始形貌，將鳥首簡化為月牙狀符號上的兩個實心圓點。再來仔細觀察陶尊文字中這個符號的細節(jié)：它雖然省略了雙點，但于月牙狀符號中凸起一折。恰恰是這條曲線的存在，才揭秘了其真實身份——抽象的“雙鳥馱日”符號。（見圖9）

圖9  仰韶文化彩陶鳥紋演變示意圖 （中國歷史博物館繪制）

（2）雙重結(jié)構(gòu)的會意。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象形符號中，圓圈紋飾為“日”的概念已約定俗成。但在東夷民族心目中，太陽是一個超越自然概念的哲學命題。具體說來，它具有著太陽與太陽鳥合二為一的完整形象，且兩大因素缺一不可。再者，在雙鳥石鬹的“天堂樂園”中，太陽紋與太陽鳥紋本來也是相輔相成、形影不離。 

（3）天人合一的理念。陶尊文字所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為大汶口文化繁榮昌盛的農(nóng)業(yè)革命時期，農(nóng)業(yè)發(fā)展需要工具、技術(shù)的進步，更需要陽光普照大地的自然條件。大汶口先民是一個自強不息的優(yōu)秀民族，太陽鳥亦為東夷精神的自我寫照，“雙鳥馱日”就抽象出“天人合一”的概念。

綜上所述，其“日火”結(jié)構(gòu)的圖像符號具有著“日”的文字特征。

“日”的傳播、影響范圍很大，在收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良渚文化玉琮上、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的良渚文化玉鐲上，也刻畫著與陶尊文字相同的符號。 

3、甲骨文演化：（見圖10）

            圖10  甲骨文 ”日“的演化

甲骨文中，“日”的形態(tài)幾乎千篇一律，均為在或圓或方的空心圖案中，添加一點或一橫。甲骨文為什么不見了陶尊文字的雙重結(jié)構(gòu)？此系古人將原來的鳥紋符號精簡為橫、點后，將之添加到空心圓中間，使“日”的概念更具形象化的哲學意境。  

（四）禮儀主旨：陽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通過祭天形式，祈望農(nóng)業(yè)豐收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

部首元素：太陽紋；鳥紋；天梯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2）

1、釋讀現(xiàn)狀：

在陶尊文字中，這個被新聞界稱之為“日火山”“日月山”乃至“日云山”的符號知名度最高，走進濰坊市博物館通史廳，迎面而來的也是這個氣勢磅礴的圖像雕塑?；蛟S，基于遠古之宇宙洪荒的天地玄黃，其關(guān)注度越來越高，解讀者也與日俱增。眼下，此符號除了被讀為“岔”“昌”“島”類之外，主要集中在“旦”“炟”“炅”“炯”等與“日”相關(guān)的概念上。譬如最早對陶尊文字進行研究的于省吾先生，將之釋為“旦”，認為是“用三個偏旁構(gòu)成的會意字”。之后，雖各抒己見，但脫離不了“炅”“旦”的范疇。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陽” 。

在“日火”結(jié)構(gòu)的符號被破譯后，這個比“日”多出一個部首的象形文字，解讀難度相應降低。“陽”的解讀關(guān)鍵，在于對“日”下“五峰山”類符號的理性認識：

（1）解惑“五峰山”。迷戀于“五峰山”符號的考證，諸多人至今樂此不疲。但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發(fā)現(xiàn)于蒙城尉遲寺等文化遺址中的“日火山”符號里，也有“三峰”存在。所以，至今依然熱衷于究竟是“泰山”還是“五蓮山”“寺崮山”類的爭論者，是在走彎路。（見圖11）

               圖11  尉遲寺陶尊中的“五峰山”“三峰山”符號 

（2）搬走“太行山”。《愚公移山》里，愚公要移走太行山、王屋山，“日火山”的部首中，也有幾座阻攔理性解讀的山。不過，史前彩陶與雙鳥石鬹紋飾告訴我們，這些山并非峰巒的連橫，而為紋飾的合縱——鋸齒形天梯紋的演化。

（3）聳立“部首山”。當天梯紋演繹為甲骨文符號后，就成為了“左耳旁”，而且對應著一個漢字：“阜”。李克勤先生《字源》曰：“阜”者，“一為無石之大土山，二為山之側(cè)視影，三為象山之山坡階梯之形。當以第三說為是。”可見，作為漢字偏旁時，“阜”之“左耳旁”象征的是“階梯之形”，即筆者所描繪的“形如鋸齒，實為群山連綿、層巒疊嶂的天梯紋寫意符號”。本來，陶尊文字“陽”的“日”下橫亙著天梯紋的形象。不過，當進入甲骨文系統(tǒng)后，“阜”被聳立起來，寫為了具有“三峰山”形態(tài)的“阝”。甲骨文中但凡表示與登高、行走等動作相關(guān)的文字，如“徙”“陡”“陵”“降”等漢字，也有“阝”的存在——陶尊文字“日火山”的“山”形符號，便為“阝”之雛形。

至此，可以明確陶尊文字“陽”的結(jié)構(gòu)為：阝＋日=陽。

在陶尊文字中，“陽”為一個博大精深的歷史概念，值得認真探討。古人為什么將這個文字創(chuàng)造的如此精彩絕倫、輝煌燦爛，如此卓爾不群、風光獨占？此舉茲事體大，有著秉要執(zhí)本的特別意義：

A：主題重大。對于“陽”的文字內(nèi)涵，《說文》曰：“陽，高明也”，造字本義為日光照射的意思。而陶尊文字本義不僅涵蓋了“高明”的要素，更在于通過太陽崇拜的形式，祈望歲豐年稔的愿景。

B：圖騰顯赫。如果說“夷”“日”的圖騰意義不很明顯的話，那么，“陽”作為昭顯東夷民族經(jīng)緯天地境界的第一圖騰，系眾望所歸。況且，之結(jié)構(gòu)的獨具匠心、巧奪天工，之形象的輝煌燦爛、美輪美奐，可謂千秋萬代唯我獨尊。

C：天下馳名。“陽”之圖騰，它的影響范圍與大汶口文化陶鬶一樣，已經(jīng)超越了狹義的山東區(qū)域，蹤跡遍及黃河兩岸、大江南北。這個現(xiàn)象說明了一個事實，它作為夷族文化的“形象大使”，或許在外交上擔負著文化傳播與部落聯(lián)盟的重要使命。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陽”是一個典型的象形、會意字，其文字結(jié)構(gòu)也一目了然：“阝”之右，上為“日”，下為新添加的“T”形符號，很多學者將“T”解讀為祭臺的象形，此論頗有見地。（見圖12）

 圖12  甲骨文 “陽”的圖解

（五）儀仗禮器（1）：斧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手持的斧形禮器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

部首元素：斧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3）

1、釋讀現(xiàn)狀：目前，學者們將這個文字釋讀為“斤”或“鋤的象形字”，但多傾向于“斤”的概念，且認識比較統(tǒng)一。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斧”。

“斤”“斧”可視為漢字中的同義詞，但兩者同中有異：

（1）年代背景有別。“斤”字出現(xiàn)于商代甲骨文中，“斧”則誕生在陶尊文字里，前者為青銅時代的文字，后者系石器時代的符號。（見圖13）

            圖13 史前石斧照片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

（2）原始形態(tài)有別。陶尊文字中并未顯示“斤”之“形似曲柄”的形狀，相反，“斧”卻傲然聳立；再者，在甲骨文的象形字中，“斤”的核心部分猶如一個很小的箭鏃，而陶尊文字中的“斧”則形體碩大，況且，甲骨文中既有“斤”又有“斧”, 《墨子》中也將“斤、斧、鋸、鑿、钁”五者并列，可見斤和斧確有不同。 

（3）使用原料有別。誕生于甲骨文中的“斤”，制作原料多為金屬，《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記載的“皆執(zhí)利兵，無者執(zhí)斤”乃至成語“運斤成風”中的“斤”，便為金屬材質(zhì)的“斤”。而在新石器時代，陶尊文字“斧”所使用的材質(zhì)，必為玉、石。作為“斧”的近親，“斤”的血液中更多青銅時代的基因，“斧”則相反。

（4）功能性質(zhì)有別。《說文》曰：“斤,斫木也”。段注中附加了特別說明:“凡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則謂之斤?！?/span>可見，兩者在使用功能上不盡相同。 

基于陶尊文字的語境，釋之為“斧”比較準確，也更符合其原始形態(tài)。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斧“的象形字是“父”，呈現(xiàn)出人手持斧的形象。之后，“父”下添加了“斤”，逐漸演變?yōu)?/span>我們所熟悉的結(jié)構(gòu)。（見圖14）

圖14 甲骨文  斧（父）的演化

（六）儀仗禮器（2）：戉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禮器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

部首元素：戉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4）

1、釋讀現(xiàn)狀：

在陶尊文字中，此字為“戉”（音yuè）的觀點比較一致，至今未見爭議。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戉”（通“鉞”）。

在新石器時代氏族部落的社稷活動中，巫師或部落首領(lǐng)手持或佩帶的斧形禮器多為“戉”。與同時代的玉琮、玉璧相比，“戉”能出現(xiàn)在祭祀文化乃至陶尊文字中，說明其禮器身份更勝一籌。（見圖15）

      圖15  史前玉鉞照片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

陶尊圖像符號中，“戉”為帶柄的象形文字。“戉”與“斧”的形象差別在于前者為面方如田的方形，后者則不甚規(guī)整。在國家歷史博物館通史廳內(nèi)，陳列著一尊仰韶文化的“鸛魚石斧圖彩陶缸”，雖名曰“石斧”，實為“戉”的形態(tài)。可見，較之“斧”，“戉”更顯卓犖不凡。“戉”的解讀難度不大，與“斧”一樣，屬于陶尊文字中通俗易懂的語言符號。（見圖16）

圖16  大汶口文化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戉”依然為象形字，不過，其象形之源多為青銅大鉞。在商周時代，昔日“戉”的性質(zhì)已失去工具性能，成為象征王權(quán)的重要禮器。《司馬法》中記載的“夏執(zhí)玄戉，殷執(zhí)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場景，便大寫著“戉”的禮器性質(zhì)，且于“白旄黃鉞”之類征戰(zhàn)題材的成語中，平添了金戈鐵馬的殺伐之氣。（見圖17）

          圖17  甲骨文 “戉”的演化 

（七）社稷內(nèi)容（1）：封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社稷中的祭天行為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

部首元素：天梯紋；“祊”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7）

1、釋讀現(xiàn)狀：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內(nèi)，陳列著一尊巨大的陶器：大汶口文化刻符陶尊。陶尊腹部上方，“神樹紋”符號清晰可見，此為最早被認識的文字之一。其釋讀結(jié)果主要有二：一為“封”，特指社壇植樹的禮儀行為；二為“南”，喻“化育萬物”之意，系現(xiàn)行漢字“南”的原型。目前，多數(shù)學者觀點傾向于前者。 （見圖18）

     圖18  大汶口文化 陶尊符號“封”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封”。

辭典中，“封”的原始意義被賦予“下像土堆，上為樹木，全字為植樹于土上之形”的概念。但在陶尊文字中，“封”的本義并非“社壇植樹”，而是禮天的祭祀行為。此“禮天”概念的根據(jù)，寫在“封”的象形紋飾中。

（1）天梯紋在上。“封”為上、下兩個部首組合的文字。上者紋飾并非栽樹意義的“樹木”，而為雙鳥石鬹中屢屢出現(xiàn)的階梯型天梯紋，即后來神話傳說中的“建木”，據(jù)說太昊伏羲氏和黃帝都曾沿著“建木”上下于天。

（2）“祊”紋在下。按照《說文解字》的概念，“封”下面的紋飾為“土堆”，此解與陶尊文字本義相悖。它的本文為已經(jīng)解讀過的“祊”，即祭祀之地。

（3）祭天為封。天梯紋與“祊”結(jié)合在一起，便會意出祭天的概念。這個概念，出自《管子·封禪篇》：“封為祭天，禪為祭地”。

 3、甲骨文演化：（見圖19）

圖19  甲骨文 “封”的演化 

甲骨文的“封”，基本保留了陶尊文字的框架，依然為兩種象形紋飾的上下合體，可見“封”的漢字基因特別強大。不同之處，在于甲骨文將兩個符號的筆劃予以了簡化。

（八）社稷內(nèi)容（2）：酒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禮天的祭品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指事

部首元素：酒尊紋；液體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8）

1、釋讀現(xiàn)狀：

陶尊文字中，有一個“酋”字狀的符號被發(fā)現(xiàn)了四例，且在涂朱的圖像里刻有數(shù)量不等的空心圓。對這個符號，專家們釋其為“享”等，有的認為它并非文字。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酒”。

中國是酒文化的故鄉(xiāng)，早在距今約9000―7500年的新石器時代賈湖文化遺址中，賈湖先民便已經(jīng)掌握了釀酒技術(shù)。同樣，東夷民族的酒文化也是非常發(fā)達。 

在大汶口先民祭祀活動中，有兩類東西不可或缺，一為器皿類禮器，一為美酒類祭品。陶尊文字的“酒”，即為酒具與美酒的結(jié)合體：其形，應來自酒尊器皿的象形，貌似帶有封蓋、提酒器的酒尊；而數(shù)量不等的空心圓，則象形著液體美酒的水滴狀符號。

作為祭品的“酒”，其作用主要有二：

一為奉酒禮天。將美酒作為向上天神靈表達虔誠之心的信物。

二為致幻劑。主持祭祀的巫師飲酒之后，便逐漸進入迷醉狀態(tài)，繼而在“神魂附體”的幻覺中“與神溝通”，希冀其賜福于人。

陶尊符號中，有一幅特別的圖畫“再現(xiàn)”了這一瑰意奇行的場面：畫面中間的圖像為“酒”的符號，上方12個空心圓象征美酒在天；下方的10個寓意美酒在地。畫面主題，旨在營造出人神共享、天人合一的幻妙境界，可稱之為“美酒禮天圖”。從中可見，在禮天中，酒為首席祭品。（見圖20）

      圖20 大汶口文化陶尊圖像“美酒禮天圖”（拓片）

在陶尊文字中，“酒”是一個非常的象形字，其形，被抽象于“如醉如癡”的圖畫中；它也是一個特別的會意字，其意，大寫在酒文化的瓊漿玉液中。

3、甲骨文演化：（見圖21）

                    圖21 甲骨文 酒

與陶尊文字相比，甲骨文之“酒”同樣具備著“酋”的形狀，尤其是它的五官特征，明顯復制了前者的遺傳基因。甲骨文“酒”的寫法有兩種，一是“酉”的單體象形字，二為“酉”與水滴狀符號的合體，前者即為“酒”的原始文字，也是陶尊文字的有機演化。此后凡跟酒有關(guān)系的釀、醉、酌等漢字，也多以“酉”為部首。

（九）社稷內(nèi)容（3）：盟 

漢語詞性：動詞

本義：結(jié)盟立誓；歃血為盟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指事、假借

部首元素：冠冕紋；人形紋；血液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 --9）

1、釋讀現(xiàn)狀：

陶尊文字中，這個“甲”字狀圖像符號比“酒”更加神秘，乍看，貌似“酒”中填充著奇怪的空心圓符號的圖像?；谄渌剖嵌堑男螒B(tài)，學者們視其為“飾有羽毛的冠”與“冠徽”者有之，“酒神圖像”者有之，“臺形祭祀場所的摹畫”者有之，“耒耜類工具象形”者有之。也有的讀為“皇”“享”等文字，或視為陶尊文字“酒”的異體符號。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盟”（通“血”）。

在史前大型祭祀活動中，為表示虔誠之意，往往出現(xiàn)歃血為盟的行為。古人認為血是生命的象征，將各自的鮮血滴入同一個盛器的水或酒中，對天地發(fā)誓后喝下融合彼此鮮血的水或酒，以示生命相連，命運與共。這個非常的舉動，也被稱之為盟誓，即對天發(fā)誓，它是禮儀文化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大汶口文化的祭祀文化中，有沒有這樣的舉動呢？“盟”的概念告訴我們，它不但存在，而且是祭天儀程的重要事項。要解讀這個頗具神秘色彩的文字，須首先對符號元素進行剖析。

（1）輪廓是人形符號。這個符號看似和“酉”狀的“酒”字大同小異，實則迥然不同?！熬啤钡耐庑螢?/span>器皿的象形，而這個符號則是對人體輪廓的勾畫：畫面中，但見其雙肩高聳的方形身軀下，有一象征著雙腿的“底座”。在千里之外的安徽蒙城尉遲寺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陶尊符號，不同之處，在于這個人形符號多出了高高舉起的雙手。可見，其外形為人形輪廓的勾畫。（見圖22）

   圖22  尉遲寺遺址出土的陶尊“人形”符號（右下）

（2）頂端為神人之冕。在人形紋飾的頂端處，凸立著“介”狀的符號，其意何在呢？系王冠類象形符號。在距今4600年左右的長江中游地區(qū)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不少頭戴王冠的玉人頭像，與陶尊上的符號相差無幾。（見圖23）

              圖23  石家河文化玉人頭像

（3）水滴紋是血液的符號。圖像中，四個空心圓符號的內(nèi)涵讓人費解。既然“酒”的水滴紋系酒水的寫實，兩者是否如出一轍？非也。細觀，這些水滴紋呈現(xiàn)出兩兩相通的流動形態(tài)，其寓意何在呢？答案是“血”，特指動態(tài)的抑或是正在流出體外的獻血。尤其需要關(guān)注的是，這些“血”具有著非同一般的高貴品質(zhì)：

第一，“血統(tǒng)”非常。紋飾中的“冠冕堂皇”告訴我們，此血并非普通人的血，而是上流社會的貴族之血，巫師之血，抑或神人之血。

第二，“血源”復雜。人形紋中，四滴血的寓意何在呢？在這里，“四”是一個表示數(shù)量眾多的概念，象征著眾人之血。

第三，“血色”盡染。在出土的陶尊圖像中，這個符號多數(shù)涂滿了鮮紅的朱砂，涂朱之舉，旨在強調(diào)它存在價值的非同尋常。

至此，在明確了象形紋飾的基本概念后，就會通過“人形紋＋冠冕紋＋血液紋＋數(shù)量紋”的四重概念，推演出這個陶尊文字所對應的概念：“盟”。

“盟”，盟誓也。《三蒼》之“歃血誓也”的原始意義，即為它的本義。而發(fā)現(xiàn)于尉遲寺遺址中對天盟誓的人形圖像，就是對于“盟”之本義的形象化詮釋。（見圖24）

              圖24  陶尊文字  盟

（4）“盟”的研究價值。陶尊文字中，“盟”的意義非常重要，它相當于一份來自史前先民的歷史檔案，凸顯著一定的文化價值、資料價值、社會價值、政治價值與歷史價值。它的本義內(nèi)涵揭示了這樣一種現(xiàn)象：遠古時代祭祀行為的宗教意義與隆重程度，都遠遠超出今人的想象。拂去“盟”的歷史迷霧，我們看到的是部落聯(lián)盟的恢弘場景，是農(nóng)業(yè)革命的風起云涌。

尤為重要的是，“盟”所彰顯的社會背景告訴我們，陶尊文字已經(jīng)具有了古國文明的屬性，透過有盟無戰(zhàn)的社會環(huán)境與禮儀文化，展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是史前文明的繁榮景象——“滿天星斗”中的史前古國，已初具規(guī)模，蔚為大觀。

3、甲骨文演化：（見圖25）

圖25  甲骨文  盟（血）

甲骨文中的“盟”，依然保留著陶尊文字的幾多形態(tài)，不同之處，在于昔日的人形符號演變?yōu)槠髅螅廊槐Ａ糁?/span>“四滴血”。甲骨文中，“盟”通“血”，但在陶尊文字的語境中，所具體表達的是“盟”的概念。在這里，也可將“血”理解為“盟”的部首元素。

正因為“盟”是一個象征著“盟誓”之“歃血為盟”的政治概念，且與統(tǒng)治階級利益密切相關(guān)，所以屢屢出現(xiàn)于王室用于占卜記事的甲骨文中，其寫法也變化多端。（見圖26）

            圖26 甲骨文 盟（血）的多種寫法

（十）政治綱領(lǐng)：禮

漢語詞性：名詞

本義：祭臺性質(zhì)的禮器

字形結(jié)構(gòu)特征：象形、會意、指事、假借

部首元素：“酒”紋；雙鳥石鬶紋；

釋讀難度系數(shù)：★★★★★

（見圖6 --10）

1、釋讀現(xiàn)狀：

在陶尊文字中，此為釋讀難度最大的一個符號，因其造型結(jié)構(gòu)形似盆栽植物，便被諸多學者將之歸為不具備文字性質(zhì)的繪畫類圖像。有的將此視為“濾酒圖像”，謂之大汶口人釀酒過程中“瀝酒階段實際操作情景的原始摩畫”，進而，稱圖像上部為“酒神圖像祖形”，下部為“盆式器”。

2、解讀要津：

此字，讀為“禮”（同“豊”）。

“禮”與“盟”一樣，具有著多重象形、多重會意的特征。

 （1）“禮”之偏旁的有機組合。顯而易見，“禮”為一個上下結(jié)構(gòu)的字符，上為已解讀的陶尊文字“酒”，下為雙鳥石鬶的輪廓勾勒，兩者結(jié)合后，便完整詮釋了“禮”的本義。解讀“禮”，須首先弄清楚兩個部首的概念內(nèi)涵及其象形意義。

第一，雙鳥石鬹為重要祭器。“禮”之下方為雙鳥石鬶的象形符號。筆者之所以對陶尊文字情有獨鐘，在于雙鳥石鬹的“投胎奪舍”。因為在陶尊文字中，這一“盆式器”竟然成為了“禮”的主體。筆者也迷惑過，雙鳥石鬹誕生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為什么卻穿越到晚期的陶尊符號中？其實，正是這個事實，才印證了東夷文化承前啟后的強大生命力，此為雙鳥石鬹依然“活”在后世文化中的根基所在。而且，它不僅“活”著，還將“行禮之器”的基因，“克隆”于陶尊文字的概念中。

第二，“酒”為等級最高的祭品。“禮”之上方為“酒”。在上古時期，“酒”為造價昂貴的奢侈品，作為最高等級的禮天祭品，“酒”的至尊地位無與倫比。試想，當一壇壇、一尊尊美酒陳列在祭壇之上，其場面是何等的顯赫，何等的壯觀。

至此，“禮”的造字結(jié)構(gòu)便歷歷在目：酒+祭臺=禮。

（2）特殊部首的大而化之。在甲骨文中，“禮”的寫法有數(shù)十種，不過，變來變?nèi)サ氖羌榔髦械南笮味Y物，禮物中有的象玉串，有的象麥穗，還有的象“豐”“王”類的符號。其中最簡單的禮物，為水滴狀的兩個點，恰恰是這兩個液體狀的象形符號，象征著珍貴的禮天祭品：“酒”。（見圖27）

                   圖27  甲骨文 禮

下部的雙鳥石鬹外形輪廓，也在甲骨文“禮”中若隱若現(xiàn)。不同之處，在于甲骨文將陶尊符號的復雜紋飾刪繁就簡后，簡化為“鬲”狀的器皿，但無論大刀闊斧程度如何，其“酒+祭臺（雙鳥石鬹）=禮”的結(jié)構(gòu)內(nèi)涵不變。

（3）造字藝術(shù)的出神入化。于省吾先生在《關(guān)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有著這樣的觀點：陶尊文字處于“原始文字由發(fā)生而日趨發(fā)展的時期。”對此，李學勤先生、嚴文明先生也認為陶尊文字既象形又有相當程度的抽象化，可將之視為古漢字的基礎(chǔ)。在解讀陶尊文字過程中，專家觀點又一次得到了“禮”的洗禮。

“禮”的造字技巧比“盟”更加出神入化，除了具備著“盟”的造字特征外，還平添了寫意中國畫的風神，在這里，所謂寫實、寫意乃至書畫同源的丹青本質(zhì)，均表現(xiàn)得生氣勃勃，活靈活現(xiàn)。

（4）“禮”與“鬲”的關(guān)系。商代甲骨文中，并不見陶鬹的“鬹”，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xiàn)象。作為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典型禮器，陶鬹流傳時間之久，覆蓋范圍之廣，傳世數(shù)量之大，影響程度之深，可謂首屈一指，為什么甲骨文卻對此視而不見呢？此為后人的誤解所致。

本來，甲骨文“鬲”（音lì，又gé ）就是三足陶鬹之正面輪廓的寫形，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后人卻把“鬲”的本義“轉(zhuǎn)讓”給出現(xiàn)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另外一種炊煮陶器，此為鳩占鵲巢的張冠李戴命名之誤。在這里，我們也發(fā)現(xiàn)了一個特殊的文字現(xiàn)象——“鬲”與“禮”同音。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鬲”“禮”不僅同音，亦為同義。倘若如此，就可以為陶尊文字“禮”的釋讀，提供一個同音同義的“證據(jù)”，也可以讓“禮”的性質(zhì)屬性，對應了“鬲”的物質(zhì)載體。

蘇秉琦先生也注意到漢語中“鬲”的現(xiàn)象：反映人際、事物關(guān)系的“融”與“隔”，都以“鬲”為偏旁，這里的“鬲”也具有著“禮”的內(nèi)涵：“鬲＋蟲=融”，說明的是“禮”與自然界“融”為一體的和諧關(guān)系。而一旦在“鬲”的面前豎起一座“阜”（左耳偏旁）的山，就遮擋了“鬲（禮）”的光輝，橫生出非禮的“隔”——隔閡的“隔”。從中，可一窺“禮”與“鬲”之同音同義的原始意義。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禮”同“豊”（音fēng，后簡化為“豐”），后為“禮”。如果說陶尊文字的“禮”具有著“楷書”的象征意義，那么，它在甲骨文中就演化為了“行書”“草書”。的確，前者的圖畫元素非常明顯，如何將之演變?yōu)橐笊痰恼Z言符號，造字者顯然動過一番心思，尤其在“禮物”的選擇上，可謂機關(guān)算盡。不過，它基本保留了“酒”與祭臺的陶尊文字元素。（見圖28）

     圖28 甲骨文、金文   “禮”的幾種寫法

小結(jié)：

陶尊文字天作之合 珠聯(lián)玉映蔚然成章

綜上所述，陶尊文字系大汶口文化禮儀文明的語言符號，它們在祭天大典的七大領(lǐng)域中，既為分守要津的成員，又系天作之合的伙伴，既具有著名詞、動詞的詞性，又具備了聯(lián)詞成篇的功能。譬如，若將“日、陽、斧、戉、祊、封、酒、盟、夷、禮”等十個文字珠聯(lián)璧合，就是一篇《禮天大典》的“夷文”：

文曰：“日，夷祊，斧、戉，封也。禮，酒、盟者，陽也。”

釋文：日出，夷人設(shè)壇于此，執(zhí)斧秉戉，行禮天大典。祭臺在上，奉之美酒，歃血為盟，以祈盛世。

也可以將10個陶尊文字組合進四言古風《東夷禮贊》，詩曰：

族之要事，在農(nóng)在禮。

斧戉于祊，封天祭日。

奉之美酒，陽育田地。

歃血為盟，壯哉大夷。

                  圖29  陶尊文字大觀

     三  彩陶紋飾——禮器元素——陶尊文字

         ——解析漢字形成的三部曲

 陶尊文字波瀾壯闊的形成過程，既高歌著高山流水的一唱三嘆，又弘揚著華夏文明的中國氣象，其量變而質(zhì)變、孕育而誕生的經(jīng)歷，可視為“彩陶紋飾——禮器元素——陶尊文字”之漢字形成的三部曲：

（一）交響曲：

彩陶文化源遠流長  王因紋飾別開生面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和古埃及象形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一樣，都產(chǎn)生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不過，它們的文化淵源不盡相同，且唯有中國漢字的淵源來自彩陶紋飾的先河——此為“彩陶一萬歲，漢字五千年”的內(nèi)涵所在。

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馬家窯老官臺遺址中發(fā)掘的圓圈紋彩陶，曾一度被視為中國最早的彩陶。不過，這個記錄又被最近發(fā)現(xiàn)的浙江上山文化彩陶刷新。上山文化彩陶遺存距今約11000——8500年，可以說，繪于其上的太陽紋，已灼灼其華一萬年。為此，嚴文明先生謂之上山彩陶年代“世界第一”。（見圖30）

        圖30  浙江上山文化 太陽紋彩陶殘片 

筆者認為，中國彩陶文化系本土文化，具有著民族文化的三個特色：源自客觀世界的象形紋飾、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書畫同源的藝術(shù)品質(zhì)。其中，象形紋飾盤根錯節(jié)于偏旁部首，文化基因潛移默化于方塊結(jié)構(gòu)，藝術(shù)品質(zhì)美輪美奐于文字形態(tài)。正因為彩陶紋飾具有著與生俱來的民族文化基因，才影響、醞釀、培育了陶尊文字的誕生。

大輅椎輪，蟬蛻龍變，在長達五千年之久的從彩陶紋飾到陶尊文字的演變過程中，有過幾次進化的嬗變。 

1、多元一體發(fā)展為中原一統(tǒng)

在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彩陶緊跟陶器產(chǎn)生的節(jié)奏，首先綻開于江南錢塘江畔——上山文化遺址之中。繼而，又經(jīng)過了千年之久多元文化的爭奇斗艷，彩陶主流薈萃于仰韶文化之中。嚴文明先生關(guān)于史前多元文化“重瓣花朵”的理論，在中原花心——仰韶文化彩陶中得到了確認。毫無疑問，仰韶文化為新石器時代中華彩陶文化的集大成者。

仰韶文化彩陶紋飾均具有著象形的元素，譬如以魚紋為代表的半坡類型彩陶紋飾中，便見蛙紋、魚紋、枝葉紋、三角紋、圓點紋等，令人嘆為觀止；以弧線三角、勾葉紋為特征的廟底溝類型彩陶紋飾中，亦有大量的由各種各樣的直線、曲線、弧線構(gòu)成的幾何形紋飾，如花瓣、網(wǎng)格、羽狀等各種植物紋、花卉紋，其艷麗多彩的彩陶紋飾，幾乎包羅了大千世界的萬象。

 2、原始崇拜聚焦至農(nóng)業(yè)文明

彩陶紋飾之初，在仰韶、馬家窯等彩陶文化中，多以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動物崇拜等原始文化為主題，繼而，農(nóng)業(yè)題材后來居上，花卉紋，植物紋等成為了主流紋飾。其中，在漫長的紋飾演變中，太陽文化的性質(zhì)也由朦朧的宗教意識成熟為農(nóng)業(yè)文明的基因，平添了時代精神的主旋律。

3、王因彩陶涅槃出五種紋飾

大汶口文化王因遺址位于山東省兗州市王因鎮(zhèn)王因村，系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考古類型，其彩陶紋飾題材源于仰韶文化。不過，它們對仰韶文化彩陶紋飾并沒有照單全收，而是經(jīng)過幾番因地制宜的脫胎換骨后，在原本的仰韶文化肌體中，注入了大汶口文化的血液。宏觀審視，以王因類型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重點培育了太陽紋、花瓣紋、鋸齒紋、網(wǎng)格紋、神鳥紋等五種紋飾：（見圖31）

       圖31  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紋飾

（1）概念全新的太陽紋。太陽紋依然為王因彩陶的主要紋飾之一。不過，基于文化理念的有別，除了保留著幾許傳統(tǒng)的紋飾之外，還創(chuàng)造了一些具備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新樣式。譬如，有一種八角星紋較為奇特。其中，被收藏在山東省歷史博物館的一件八角星紋彩陶豆，進入了國家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名單。許多學者認為其八角星紋極具大汶口彩陶特色，因為它象征著東方光芒四射的太陽。所謂大汶口文化特征，在于其四射的八角寓意無際的天空和無限的空間，而中間的方形圖案則象征著大地，內(nèi)涵著天圓地方的寓意。可見，在大汶口文化中，太陽崇拜已從傳統(tǒng)的宗教意識中脫離出來，升華為以天地合一為理念的新文化。（見圖32）

       圖32  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紋彩陶豆  山東歷史博物館藏品

（2）主題鮮明的花瓣紋。與太陽紋相映生輝者，是花卉紋。較之形式多樣的仰韶彩陶花瓣紋，大汶口彩陶花卉紋略顯單薄，但其花瓣卻爭奇斗艷，分外肥碩。在這里，大汶口先民重點表現(xiàn)的并非爛漫花開的自然意境，而是綻放著先進思想的奇葩——農(nóng)業(yè)革命的時代理念。（見圖33）

       圖33 王因遺址出土的花瓣紋彩陶 

（3）經(jīng)天緯地的鋸齒紋。在仰韶文化彩陶紋飾中，紛紜著各式各樣的三角形鋸齒紋。大汶口先民將之引進后，成為了太陽紋的輔助性圖案。在這里，鋸齒紋已經(jīng)不見了昔日的幾何紋屬性，成為大汶口彩陶的主題紋飾之一。后來，它不僅出現(xiàn)在雙鳥石鬹的紋飾中，還以天梯紋的身份，成為了陶尊文字的有機組成部分。至大汶口文化中期，各種各樣的鋸齒紋噴涌而出，幾乎占據(jù)了彩陶紋飾的半壁江山。（見圖34）

      圖34 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紋飾

王因類型的這件天梯方格紋彩陶缽，其“天圓地方”的夷人理念十分彰顯：“圓”于光芒四射的缽口上，“方”在天梯縱橫的紋飾中，尤其是后者紋飾是否傳承于陶尊文字“祊”的基因，值得關(guān)注。（見圖35）

     圖35  王因遺址出土的天梯方格紋彩陶缽

（4）象征大地的網(wǎng)格紋。在仰韶文化彩陶紋飾中，網(wǎng)格紋為尋常紋飾之一。至于其是否具有著特別的內(nèi)涵，并沒有答案。不過，進入了大汶口彩陶紋飾系統(tǒng)后，它被賦予了土地紋的新概念。畢竟，在史前方興未艾的農(nóng)業(yè)革命以及太陽文化中，土地紋亦為主題紋飾之一。再者，網(wǎng)格紋經(jīng)常和鋸齒紋交織在一起，放射著太陽文化的光輝?？梢姡絹碓绞艿酱筱肟谖幕那嗖A。

（5）神秘莫測的神鳥紋。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紋飾中，還出現(xiàn)了一種比較復雜的圖案紋飾，其中抽象的雙鳥紋與神秘的花卉紋交織在一起，呈現(xiàn)出似鳥非鳥、似花非花的寫意狀態(tài)。它不象其他紋飾簡單易懂，而略顯幾分恢詭譎怪的神秘感。其實，它所表達的主題很鮮明，即太陽鳥文化與農(nóng)業(yè)文化相映生輝的哲學內(nèi)涵。（見圖36）

          圖36  王因類型雙鳥紋彩陶

上述五種紋飾，均有機組合進陶尊文字的偏旁結(jié)構(gòu)，并最終演化于殷商甲骨文。

（二）主旋律：

象形紋飾發(fā)生質(zhì)變  漢字之父實至名“鬹” 

在彩陶問世至陶尊文字誕生的五千年光陰中，雙鳥石鬹起了一個象形紋飾由量變而質(zhì)變的催化劑作用，其根深蒂固于陶尊文字的影響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五個因素：

1、太陽文化主旨相同

雙鳥石鬹為太陽文化的物質(zhì)載體，陶尊文字系太陽文化的語言符號。來自前者的太陽文化契合了后者祭天行為的主旨，因為東夷民族的祭天行為，崇拜對象就是東升的旭日。尤其是太陽鳥的哲學理念，更為夷人代代相傳。（見圖37）

               圖37  雙鳥石鬹紋飾注釋（拓片）

2、農(nóng)業(yè)革命主題相同

刻畫于雙鳥石鬹中的“天堂樂園”，象征著農(nóng)業(yè)革命的主旨。筆者在《石破天驚逗秋雨——雙鳥石鬹的收藏與發(fā)現(xiàn) 》一文中寫到：“在'天堂樂園’中，通過農(nóng)業(yè)崇拜的事實存在，彰顯出一個先進的時代命題：農(nóng)業(yè)革命。這幅圖畫，就通過原始唯物主義的新視野、新格局，象征著農(nóng)業(yè)革命的宣言書、文明曙光的新火炬、社會進步的里程碑。從中，也可以感受到大汶口先民具有著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創(chuàng)新不止的時代風貌，以至于代表了新石器時代黃河區(qū)域的先進生產(chǎn)力與先進文化，發(fā)展為勢不可擋的強勢文化，最終成為殷商文化的中流砥柱。”陶尊文字所產(chǎn)生的時代，正逢東夷民族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欣欣向榮的黃金時期，在農(nóng)業(yè)文化的主旨上，兩者志同道合。再者，“天堂樂園”與夷人祭祀主題也高度吻合：期冀麥穗兩歧。麥穗兩歧的意思是一根麥長兩個穗，“天堂樂園”中的雙果紋飾，就寄托著這樣的豐收愿景。（見圖38）

      圖38 雙鳥石鬹“天堂樂園”之雙果紋

3、禮儀文化基因相同

無論雙鳥石鬹所代表的文化性質(zhì)，還是陶尊文字所誕生的文化背景，均為禮儀文化的傳統(tǒng)基因，且炳煥于陶尊文字的文明曙光，燦爛于前者的晨曦。 

4、“偏旁部首”結(jié)構(gòu)相同

偏旁是合體字的構(gòu)字部件。古代人把左右結(jié)構(gòu)的合體字的左方稱為“偏”，右方稱為“旁”。在雙鳥石鬹刻畫紋飾中，太陽紋、花瓣紋、天梯紋、網(wǎng)格紋、神紋等五種基本紋飾，均來自以王因類型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有的如祭壇紋，則直接源自仰韶文化彩陶紋飾。其中，正如《大汶口文化》作者高廣仁等認為“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已形成自己的風格和特征，與同時期大河村類型流行的太陽紋，六角星紋，梳形紋，鋸齒紋，X紋，S紋大異其趣。”這些“大異其趣” 的紋飾符號，經(jīng)過雙鳥石鬹的篩選、提煉后，被賦予了特殊的文字元素，如原來的鋸齒紋和神樹紋，都被賦予了天梯紋的新概念，成為了具有著太陽文化哲學理念的“偏旁部首”，而后來的陶尊文字則奉行了拿來主義，將其一并納入了象形文字的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如鋸齒紋直接成為陶尊文字“陽”的天梯紋，橫亙于大地之中，太陽紋與鳥紋則合并為“日”的符號元素。 

5、方塊漢字元素相同

陶尊文字中竟然出現(xiàn)了雙鳥石鬹的寫實圖像，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化現(xiàn)象。陶尊文字中，有的可視為方塊漢字的雛形，尤其是雙鳥石鬹的外形，恰恰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方塊結(jié)構(gòu)，所以被直接“搬”進文字中，并和它所表達的文化內(nèi)涵一起，成為了“禮”的語言概念，“禮”的框架結(jié)構(gòu)。

體現(xiàn)于雙鳥石鬹的文化現(xiàn)象，可視為由象形紋飾而語言紋飾的第一次質(zhì)變，質(zhì)變的成果，是雙鳥石鬹在原本象形紋飾的血統(tǒng)中，注入了漢字語言的基因?；谶@個意義，可將雙鳥石鬹尊為漢字之父，而漢字之宗的桂冠非彩陶莫屬。

總之，在象形紋飾質(zhì)變?yōu)樘兆鹞淖值年P(guān)鍵階段，雙鳥石鬹起到了指點迷津的鏈接、導航作用。若沒有它的發(fā)蒙啟蔽，我們就很難走出以往的“看圖說話”怪圈，步入辨證釋讀之道。

（三）文明頌：

“倉頡造字”天生麗質(zhì)  黃帝時代應運而生   

 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西亞兩河流域、非洲尼羅河畔和亞洲黃河下游，幾乎同時誕生了人類最早的語言文字——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和漢字。但在波濤洶涌的人類文明長河中，蘇美爾楔形文字與古埃及象形文字先后遭遇覆舟之災，唯有中國漢字揚帆至今。漢字傳之不朽的秘密，在于其優(yōu)秀的民族基因和唯美的文字品質(zhì)。而這些其他民族無法復制的先天基因，主要源自陶尊文字的天生麗質(zhì)。

漢字為什么誕生于大汶口文化，它屬于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偶然現(xiàn)象嗎？筆者認為，陶尊文字之所以成為漢字文化的唯一源頭，并非來自陰陽差錯的偶然因素，而是取決于“字”之初，性本善的天生麗質(zhì)。具體說來，導致其春華秋實者，主要包括天時、地利、人和等必要條件在內(nèi)的諸多因素： 

1、禮儀文明厚積薄發(fā)

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禮儀文明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在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之所以后來居上，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禮儀文明制度日趨完善，其盡善盡美的程度，僅從陶尊文字的七大使用功能中，便可窺其一斑。所以說，陶尊文字的應運而生，系禮儀文明厚積薄發(fā)的文化現(xiàn)象。反之，如果沒有禮儀文明的欣欣向榮，沒有祭祀文化的闡揚光大，文字誕生時間或許要滯后一些。（見圖39） 

                  圖39  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 

2、時代精神催化質(zhì)變

新石器時代中期之后，東夷民族以太陽文化為時代理念的農(nóng)業(yè)文明，已經(jīng)進入了大發(fā)展時期。雙鳥石鬹中的“天堂樂園”主題繪畫，所描繪的就是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綱領(lǐng)。農(nóng)業(yè)文明本身就弘揚著大格局、大文化的時代精神，當時代精神與文化發(fā)生碰撞后，便迸發(fā)出燦爛的火花，陶尊文字就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優(yōu)勢環(huán)境中被“火花”催熟的文明成果。假若社會發(fā)展依然處于漁獵采擷的野蠻時代，大寫著人類文明的文字，便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3、美酒文化釀就禮制

對于陶尊文字產(chǎn)生的積極因素，酒文化不可小覷，因為在其背后，是大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大社會背景支撐的繁榮景象，所以在陶尊文字中，“酒”便屬于被反復垂青的文化明星。況且，酒文化是人們看得見、摸得著并可以直接享用的實用文化，作為催生文字誕生的元素，那幅屹立于陶尊符號中的“美酒禮天圖”可以說明一切。倘若沒有酒的存在，洋溢著神秘氣息的祭天氛圍就會大打折扣。

4、美學境界臻于妙境

東夷是一個具有著非凡審美境界的民族，譬如骨雕中的象牙筒、象牙琮、雕花骨匕等，都顯示出造型優(yōu)美、巧奪天工的藝術(shù)魅力。陶尊文字也是如此。從美學角度審視，它們依然傳承著彩陶紋飾的藝術(shù)基因，自有一番與生俱來的“國色天香”，如“夷”之飛鳥英姿的形象美，動態(tài)美，“封”之實虛結(jié)合的情景美，結(jié)構(gòu)美，“日”“陽”之天地動容的造型美，境界美，“斧”“戉”之樸實無華的象形美，質(zhì)樸美，“酒”“盟”之高深莫測的意象美，結(jié)構(gòu)美，即使一個簡單的“祊”，也于四條曲線構(gòu)成的方形結(jié)構(gòu)中，交織著寓意深刻的和諧美、哲理美，而作為陶尊文字的形象大使——“禮”之象形結(jié)構(gòu)中，則情景交融著線條美，具象美，以及天人合一的內(nèi)涵美、意境美與雄深雅健的禮儀美、神秘美……合之，它們就是氣貫長虹的宏文，分之，則為一幅幅渲染著禮儀主題的圖畫。

              圖40  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

相對復雜的結(jié)構(gòu)之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一個個或簡單、或復雜、或風情萬種的圖像符號里，無一不于象形的結(jié)構(gòu)中，會意出超越時空的藝術(shù)魅力，以至于垂范后世，被甲骨文奉為前賢，視為楷模。

5、獨辟蹊徑“彎道超車”

關(guān)于什么是文字的爭論，在史學界屬于一個久懸不決的問題，問題的關(guān)鍵聚焦于眾多的史前刻畫符號。其中，在河南舞陽賈湖、西安半坡、臨潼姜寨、青海柳灣等文化遺址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不同類型的一百多種刻畫符號。不過，多數(shù)學者認為盡管它們具備了文字符號的某些特征，但依然停留在字符階段，且不能連貫構(gòu)筑成文，距離漢字標準相差甚遠。（見圖41）

         圖41 仰韶文化刻畫符號

筆者認為，這些“刻畫符號”始終與彩陶紋飾并行在兩條獨立發(fā)展的直線上，不見彼此融合的交集現(xiàn)象，屬于不同的文化范疇。或者說，它們永遠以象形紋飾的存在形式定格于漢字的“偏旁部首”階段中，缺乏組合為文字的契機。但大汶口文化并非如此。它的發(fā)展軌跡，呈現(xiàn)出兩個特征：

（1）并駕齊驅(qū)盡顯風流。在陶尊文字誕生之前，未發(fā)現(xiàn)大汶口文化獨立存在的陶器刻畫符號，但其彩陶紋飾卻自覺或不自覺地朝著文字符號的方向發(fā)展，且在運行中經(jīng)歷了幾番去蕪存菁過程，以至于在雙鳥石鬹刻畫紋飾中，僅保留了為數(shù)不多的象形紋飾，并賦予其文字符號的基因。然后，在陶尊文字問世之時，這些基因大顯的紋飾符號便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在這里，可以將陶尊文字成長之路，視為彩陶紋飾與文字基因并駕齊驅(qū)的“彎道超車”之舉。此時此刻，舞陽賈湖等陶文符號，或已經(jīng)退出了文字演化的競爭舞臺，或依然奔波在象形紋飾直線運行的軌道上。

（2）呱呱墜地身份顯赫。按照常規(guī)思維，漢字的產(chǎn)生也應該和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樣，源自以記事表意功能為目的種種圖型符號，其發(fā)展是從圖畫到簡化圖形、圖形符號，再到字符，總之是從具體到抽象的發(fā)展過程。不過，陶尊文字卻“另起爐灶”。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它特意“省略”了其中“從圖畫到簡化圖形、圖形符號，再到字符”的某些環(huán)節(jié)，一開始就脫穎于象形紋飾，于禮儀文化中驚艷亮相。這看似“早熟”的特征，其實也有著漫長的潛伏過程——它將從圖畫到字符的演變過程，壓縮在象形紋飾的“十月懷胎”中，待條件成熟時便一朝分娩。所以，其呱呱墜地之日，便具有著禮制文明的血統(tǒng)與身份。

6、“倉頡造字”來自“史實”

“倉頡造字”是一個美妙的傳說，但并非子虛烏有的空穴來風，從中，我們可以掠過其真假難辨的浮云，從歷史的吉光片羽中讀出一些與陶尊文字密切相關(guān)的真實信息。

（1）東夷民族創(chuàng)造文字。倉頡何許人也？《辭?！份d：倉頡，東夷人，舊傳為黃帝史官，漢字的創(chuàng)造者。在這里，我們可以把他理解為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物。今天，倉頡之墓坐落在山東壽光城區(qū)圣城街道。世傳倉頡墓有三：一在陜西白水縣；一在山東東阿縣；一在山東壽光縣。據(jù)酈道元《水經(jīng)注》所述，以在壽光為可信。需要關(guān)注的是，壽光與出土陶尊文字的安丘景芝、諸城前寨，同屬于山東省濰坊市區(qū)域。三者“左鄰右舍”的地緣關(guān)系，是否在提示著我們“倉頡”與陶尊文字之間有著某種必然聯(lián)系，值得研究。透過這些紛紜復雜的信息，可以清楚地讀出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存在：東夷族群創(chuàng)造了文字。

          圖42 壽光倉頡公園倉頡塑像

在這里，還存在著這樣的疑問：倉頡之后的殷商時代，陶尊文字還存在嗎？答案是必然存在。陶尊文字與甲骨文之間并非存在著千年之久的文字空白期，不然，陶尊文字的10個象形字就不可能一一“復活”在甲骨文中。不過，這個事實需要未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

（2）黃帝時代文字誕生。倉頡為黃帝史官的信息告訴我們，文字誕生于黃帝時代。所謂黃帝時代，特指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大汶口文化繁榮昌盛時期，陶尊文字誕生適逢其時。這一信息，印證了中華漢字五千年的史實言之有據(jù)。

（3）漢字形態(tài)源于象形。倉頡造字的傳說由來已久，《淮南子·本經(jīng)》中就記載著“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話情景，但沒有說明其字體如何，按照傳統(tǒng)觀點，一般認為是甲骨文之類，此為誤解。甲骨文所產(chǎn)生的時代為殷商之際，但傳說中的倉頡生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既然如此，所造出的字并非甲骨文，而是東夷文字。至于文字形態(tài)如何，《說文解字序》中記載的比較真實：“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由此可見，其文字形態(tài)即象形文字。這一史實，符合陶尊文字特征，譬如陶尊圖像“美酒禮天圖”所營造出的人神共享、天人合一的幻妙境界，便烘托出“天雨粟，鬼夜哭”的神秘氛圍。

括而言之，上述東夷造字、黃帝時代、象形文字三個關(guān)鍵詞融為一體后，便升華出一個符合史實記載的概念：象形漢字為大汶口文化晚期東夷民族所創(chuàng)造。

7、陶尊文字“東學西漸”

從大汶口文化中期開始，中原文化開始了“東學西漸”的歷程，證據(jù)之一，便是在河南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越來越多的大汶口文化類型的器物。同時被“西進”的，還有龜靈崇拜、龜卜習俗乃至陶鬶、觚形器等被后來夏商周文化繼承的禮器。那么，在大舉“西進”的文化輸出中，包括文字嗎？答案是肯定的。若非如此，皖北蒙城尉遲寺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大口尊上，就不可能出現(xiàn)陶尊文字的“日火山”符號了。總之，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其包括文字在內(nèi)的先進文化對中原地區(qū)施加的影響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于被輸入進殷商禮制文明內(nèi)涵，成為了甲骨文的原始版本。

從彩陶紋飾到陶尊文字的漢字誕生“三部曲”告訴我們：

是時代淬火了華夏精神；

是東夷創(chuàng)造了黃河文明；

是歷史選擇了陶尊文字。

  圖43   陶尊文字“日火山”符號圖徽  濰坊市博物館通史廳

此文旨在透過彩陶文化的“雨過天晴云破處”，印證漢字濫觴的“這般顏色做將來”。謬誤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王信堂 寫于2021年歲末之際

主要參考著作：

《海岱文化與齊魯文明》 江蘇教育出版社 高廣仁 邵望平 著

《大汶口文化》 文物出版社  高光仁  欒豐實 著

《仰韶文化》 文物出版社  鞏啟明 著

《河姆渡文化》 文物出版社 劉 軍 著

《山東文物縱橫談》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牛繼曾等主編

《邵望平史學、考古學文選》 山東大學出版社  邵望平 著

《文物史前史》 中華書局 主編 朱鳳瀚   編者 李 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