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下列各項內(nèi)部的矛盾：
(1)馮先生認為在進行工序（a)時己卯曹本上原有朱批，但在過錄己卯恰本時，時間不夠，來不及抄錄朱批。但是到了工序（b)時，所用之庚辰曹本上反而沒有了朱批，所以在工序（b)時，只能據(jù)庚辰曹本把己卯恰本的正文文字校改一遍，而無朱批可抄。抄朱批之事，卻要留到以后，即工序（e),從另外一個不知名的抄本上來過錄。

(2)庚辰恰本上有若干朱筆旁改之文字，其筆跡與正文筆跡一樣，但是己卯恰本上卻沒有這些文字，它們當時是與正文由同一抄手抄的，但來源卻不明（第五十六頁）。
(3)依馮先生說，在工序（b)中恰府據(jù)庚辰曹本校改己卯恰本的正文，將己卯恰本文字或朋或增，使之與庚辰曹本一致。但庚辰恰本正文與己卯恰本的正文還有許多出入之處，這些異文產(chǎn)生的原因沒有交待。馮先生在第五十頁列表舉了幾個兩本正文中異文的例子。馮先生稱之為“改文”。但究竟是誰改誰？根據(jù)什么改？
都沒有說明，恐怕也無法說明。
(4)在工序（f)中，己卯怡本據(jù)說是據(jù)程甲本改的，但又不完全如此，有的改文同程甲本，有的并不同程甲本（第四十四頁）。這也是怪事。
據(jù)我個人看，馮先生之所以得出這些不夠圓滿的結論及推斷，主要是因為他堅執(zhí)了兩項不必要的條件。第一，他認為有避諱寫法的本子是怡府抄藏本，沒有避諱寫法的就不可能是怡府抄藏本。
馮先生發(fā)現(xiàn)己卯怡本上有避諱怡親王允祥及弘曉的寫法，是為紅學找出了一條重大研究線索。但是，我覺得它的意義只能應用于正面，那就是，有避諱寫法者一定是怡府本。如果在反面應用就成問題。沒有避諱寫法者，并不能確定不是怡府抄藏本。對于皇帝名字不避諱是犯不敬之罪，但對于親王以下則沒有這樣嚴格的規(guī)定，開明的王爺可能不計較這些。抄寫人避諱是自動表示敬意，不避諱也未必就獲罪。己卯怡本中就有時避諱，有時不避諱。馮先生已在第九十四頁列表舉出這些未曾避諱之處。如不避諱就會獲不敬之罪，則這些抄手早在抄己卯怡本之時已有罪了。己卯怡本及庚辰怡本上有二抄手筆跡相同，而庚辰怡本上也有一處祥字避諱，已足以證明兩本都是怡府抄藏本，而無須設想兩家抄藏人有親密關系，忽而在通聲氣，忽而不通聲氣的復雜狀況。
第二，馮先生看見兩個抄本抄寫款式一樣，回目一樣，于是推斷庚辰怡本是從己卯恰本過錄而得。其實，這種推論不是唯一合理的推論。如果己卯恰本及庚辰恰本是各別根據(jù)兩個底本抄錄而來，而這兩個底本就是雷同到這種程度，也完全可能產(chǎn)生上述的結果。
如果我們放棄馮先生所堅持的這兩個條件，就可以推斷出一個既簡單而更饒有趣味的抄錄過程，同時又可以免除上述所有的矛盾之點。
首先，我們要從己卯怡本的特殊抄錄方式推想起。怡府動員了九名抄手來抄這本書（這是據(jù)現(xiàn)存這幾十回來看，已遺失的那幾十回是有其他抄本筆跡還很難說）。最多者一人一次抄一回，最少者一人一次抄一面，大多數(shù)是一回書文由數(shù)名抄手合抄。馮先生稱這種抄寫方式為流水作業(yè)法（第二十八頁）?，F(xiàn)在的問題是：在何種環(huán)境下才會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很顯然，這種抄錄方式是為了搶時間。而且原底本一定尚未裝訂起來。每次借來的數(shù)量不會超過八回，否則，九個抄手可以一人負責抄一回。很可能絕大多數(shù)是每次只借來一回或兩回，九個抄手每人分幾頁進行抄錄。如果按馮先生的算法，此本是丁亥年所抄，上距己卯年已有八年之久，曹家的己卯定本，即我所謂的己卯曹本，必然早已裝訂起來，其他外人的過錄本也應該是裝訂好的。此時什么人有散裝的抄本？更重要的是：什么人敢對怡親王這樣不禮貌，每次只借給他二回或三回書文？這里只有一種可能：己卯怡本是按曹家己卯定本的原底稿過錄的，時間是在己卯年冬天，曹家的定本剛謄清一回二回，怡府就拿來一回二回，趕工抄錄。一切都是出于怡府的要求與壓力。這是一個一般抄書者不可能碰到的特殊狀況。曹家未必愿意，卻也無可奈何。曹家與怡王府是世交，雪芹在己卯年可能就住在怡王府郊區(qū)別墅附近。怡王弘曉是個小說迷，他親自評點過《平山冷燕》這部小說。這些線索都可以視為輔助證據(jù)。
這里不免使人聯(lián)想到庚辰怡本第二十回上的一條畸笏批語；茜雪至獄神廟回方呈正文。襲人正文標昌（目曰）花表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謄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嘆嘆。丁亥夏，畸笏臾。
從庚辰恰本及己卯恰本的目錄可以看出，定本的原狀是每十回合裝一冊。此處所謂五六稿，大概是指五六回而言。據(jù)此批，被借閱者迷失的只有五六回，不是裝訂好的十回一整冊。而且，迷失的五六稿互不銜接，不是連續(xù)的五六回。比如說，迷失的衛(wèi)若蘭射圃一回與全書末回花襲人有始有終，絕非相連的。可證這五六回都是在曹家定本未裝訂前，就以單回零星出借，而遭迷失?；艘舱f明是謄清時被借閱者迷失。除了怡王府以外，當時誰還具備上述各條件？所以，我判斷這五六回文稿就是怡府在過錄己卯恰本時所遺失的。試想九個或更多的人手來抄錄，七手八腳加緊趕工，遺失稿件豈非很容易的事。附帶應該說明的是，己卯怡本及庚辰恰本中欠缺的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與上述情形不同。我判斷這兩回是雪芹自動抽出，預備改寫，所以在該冊總目錄上也將這兩回的回目一并取消。這是有計劃的行動，而非偶然的遺失。
馮先生認為己卯曹本上本有己卯冬及以后各年的朱筆眉批，但是在過錄己卯怡本時因為時間不夠，來不及過錄朱批。這種想法不太合情理。當時抄錄此書要趕工是實情，但多抄一些朱批應該不是辦不到的事，只要在九個抄手之外多請一個人即可，每回文稿多費幾小時而已。再說，己卯曹本上有歷年朱批，而庚辰曹本上反而沒有朱批，也是說不通的。如果我們采取上述之新推測，則這兩點矛盾都可迎刃而解。脂硯的慣例是在雪芹每次改訂文稿之后，把全書清抄一遍，所有過去累積的批語都改成雙行小字，夾于正文之中。新稿清抄完畢，脂硯再在新本上書眉行間用朱筆寫下新批。但這次己卯冬的定本是在剛謄清后，就被怡王府一回兩回的索借而去，脂硯尚未來得及細讀新定本，加上自己的新批語。這正是怡府要動員大批抄手趕工的原因。這種強借，本來不太近人情，是一種高壓，當然應該盡快還給原主。原稿交還以后，脂硯立即自己閱讀加評，評注的時間還是“己卯冬”?？梢娂好鼙局`清，出借給恰府趕工抄錄，再拿回來自己評閱，都是已卯冬天兩三個月內(nèi)的事，已卯冬批書以后，陸續(xù)又有庚辰新定本及千年年以后諸次批閱，所以己卯恰本上全無朱批，而庚辰怡本上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