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邊沁

如果你去參觀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可能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杰里米·邊沁（1748—1832）的身體陳列在一個玻璃柜子里，更準確地說，柜子里是他身體殘存的部分。

他坐在那里看著你，膝蓋上架著最喜歡的拐杖，他給這根拐杖起了個愛稱叫“斑點”（Dapple）。

柜子里的邊沁的頭是用蠟做成的，真正的頭顱被制成了木乃伊，保存在一個木盒子里，以前還展出過。

邊沁認為，用“自身像”（auto-icon），也就是自己的真實身體，比用雕像來紀念他更有意義。

因此，他1832年去世時留下了如何處理自己遺體的指示。

這種做法從未流行開來，不過列寧的遺體也是經(jīng)過防腐處理后，放在了一座特別建造的陵墓里展出的。

邊沁的其他一些想法更有實際功能。

比如，他設(shè)計了被稱為“全視樓”（Panopticon）的圓形監(jiān)獄，并將其稱為“讓惡棍變成老實人的碾壓機”。

在這種監(jiān)獄里，瞭望塔位于中央，可以讓獄警以少數(shù)人力監(jiān)視周圍囚室內(nèi)的大量囚犯，而囚犯卻無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受監(jiān)視，從而永遠處于擔心之中。

該設(shè)計原理在一些現(xiàn)代化監(jiān)獄甚至圖書館中得到應(yīng)用，是邊沁許多社會改革項目中的一個。

但是，比這更重要、更有影響力的是邊沁關(guān)于如何生活的理論，即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或最大幸福原則（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該理論認為，只要是能帶來最大幸福的行為都是正確的。

邊沁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道德理論的人，例如，在他之前的法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就已經(jīng)提出過這一理論，但邊沁是第一個詳細解釋如何將其付諸實踐的人。

他希望改革英國法律，使之可能帶來更大的幸福。

但是，幸福是什么？

不同的人的理解似乎不同。

邊沁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直截了當：一切都取決于你的感受，快樂多、痛苦少即為幸福，或者說快樂在數(shù)量上多于痛苦，即為幸福。

對他來說，人類非常簡單，痛苦和快樂是大自然賦予的、指導人生的標準：我們尋求快樂，避免痛苦。

快樂本身就是好的，也是唯一本身即好的東西，其他的一切，如想要得到，則是因為人們相信這些東西能給自己帶來快樂或減少痛苦。

因此，你如果想吃冰激凌，想要的并不是冰激凌本身，而是吃冰激凌時可能帶來的快樂。

同樣的道理，你不想讓自己燒傷，原因是燒傷會帶來痛苦。

那么，幸福該如何衡量呢？

回想一下你真正幸福的時刻，是什么樣的一種感覺？

你能用一個數(shù)字代表當時的幸福程度嗎？

比如說，假設(shè)滿分是十分的話，是七分還是八分呢？

有一次，我乘坐水上出租車離開威尼斯，司機加快速度，小船在水面飛馳，美麗的景色被落日的余暉染紅，水花濺到臉上，妻子和孩子們興奮地笑著，那一時刻的幸福，感覺可以達到九點五分，甚至十分。

為這樣的經(jīng)歷打分似乎并不荒謬，邊沁相信幸?？梢粤炕猛怀叨?、同一單位衡量，比較不同的幸福。

邊沁把他用來計算幸福的方法叫作幸福計算法（Felicific Calculus）。

首先，計算出一個特定的行為會帶來多少快樂，計算過程中要考慮到快樂持續(xù)的時間和強度，以及帶來進一步快樂的可能性。

然后，減去這一行為可能引起的痛苦。

計算所得即為快樂價值，邊沁稱之為“效用”（utility），因為一個行為帶來的快樂越多，對社會就越有用。

這就是這種理論為什么被稱為“功利主義”。

你可以將一系列可以選擇的行為在效用上進行比較，然后實施帶來最大幸福感的行為。

就這么簡單。

那么，快樂的來源重要嗎？

從一些令人產(chǎn)生美好感覺的事情中獲得快樂，比如讀詩，總比從玩幼稚游戲或者吃冰激凌要好，不是嗎？

邊沁可不這么認為。

快樂如何產(chǎn)生在他看來根本不重要，如果做白日夢和觀看莎士比亞戲劇產(chǎn)生的快樂在量上是一樣的，兩者就沒有什么不同。

他把圖釘游戲（pushpin）和詩歌進行比較，以此為例來說明行為產(chǎn)生的快樂量是最重要的，如果快樂量相同，活動的價值就一樣。

因此，從功利主義角度來看，圖釘游戲在道德上可以和讀詩一樣好。

在如果每個人都這么做中我們看到，康德認為一些責任，比如永不說謊，適用于任何情況。

邊沁卻認為，一件事對錯與否取決于可能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而結(jié)果會因具體情況而不同。

說謊未必總是錯的，有時候說謊也許是正確的。

如果說謊比不說謊能帶來更大的幸福，說謊就是道德上正確的行為。

假設(shè)一個朋友穿著一條新的牛仔褲，問你好不好看，追隨康德理念的人就必須說出真相，即使這不是朋友想聽到的。

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會先判斷一下溫和的謊言是否會帶來更大的幸福，如果會，那說謊就是正確的回答。

功利主義在18世紀末提出時，是一種激進的理論。

其中一個原因是功利主義在計算幸福時，每個人的幸福都是平等的。

用邊沁的話來說，每個人都只能算作一個單位，沒有人能超過一個單位。

沒有人有特殊待遇，貴族的快樂并不比貧窮勞工的快樂更有價值。

這樣的計算方法與當時的社會秩序形成了巨大反差，當時貴族對土地的使用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許多人甚至擁有世襲的上議院議席和制定修改法律的權(quán)利。

因此，當時的一些人對邊沁強調(diào)平等的理念感到不安，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不過，也許在當時的人看來，他更激進的想法是動物也有幸福感，因為動物有感知快樂和痛苦的能力，也適用于幸福計算法。

在邊沁看來，動物不會推理或說話并不重要（盡管這一點對康德的理論很重要），這些并不屬于道德范疇，重要的是它們有感知痛苦和快樂的能力。

這一論點是當今許多動物福利運動的基礎(chǔ)，比如彼得·辛格領(lǐng)導的運動。

不過，邊沁強調(diào)所有可能產(chǎn)生快樂的來源都是平等的論點，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發(fā)起了這樣一個思想實驗：想象有一個虛擬現(xiàn)實的機器，能夠虛擬你的日常生活，但消除了所有痛苦與煩惱。

當你把自己連接到這臺機器上后，只要過一段時間，就會忘記自己并不是在體驗真正的現(xiàn)實，而是完全沉浸于機器制造的幻覺中。

這臺機器能為你帶來一系列愉悅的體驗，就像是一臺夢想發(fā)生器，例如，它可以讓你想象在世界杯上踢入制勝一球，或者正在享受夢幻假期，任何能給你帶來最大愉悅的東西都可以模擬出來。

根據(jù)邊沁的分析，既然這臺機器可以最大化你的幸福狀態(tài)，那么你應(yīng)該一生都連接在這臺機器上，因為這將是快樂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的最佳方式。

然而，許多人可能會想要不時用這臺機器體驗一下，卻不愿永久連在上面，因為還有比持續(xù)的愉悅狀態(tài)更有價值的東西。

這似乎表明，邊沁認為，任何能帶來同樣快樂量的東西都有同樣的價值，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而且并不是每個人的人生驅(qū)動力只是將快樂最大化痛苦最小化。

這一議題后來由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做出了進一步的研究，穆勒是邊沁出類拔萃的學生，后來卻成長為邊沁的批評者。

邊沁沉浸在自己所處的時代中，渴望找到解決現(xiàn)實社會問題的辦法。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ず诟駹枺℅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聲稱自己能夠后退一步，縱觀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找到那些只有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才能看明白的歷史發(fā)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