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與權利的再生產》之臉和面子的同質性以及異質性

“面子”一直是任何一個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或接觸過中國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種文化心理現象。19世紀末,自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Smith)在其轟動西方一時的《中國人的特征》一書中把它看做是中國人性格上的第一特征起,關于面子的研究由此拉開了序幕。1935年,林語堂在他的成名作《吾國與吾民》一書中以極為相似的觀點認為,“面子”是統(tǒng)治中國人的三位女神中最有力量的一個,中國人正是為它而活著云云。

現在，我們都認識到了面子的重要性，然而,面子到底是什么東西，應該怎么去定義，中外學者沒有一致的答案。例如，魯迅認為,它是中國人的一種做戲的本領,是中國人的精神綱領。輪到林語堂界定時,他卻一再聲稱面子這個東西,舉例容易,下定義太難,只能說它是中國人社會交往中最細膩的標準。直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早期留美人類學家胡先晉開始從學理上對臉面分別施予了學術上的定義,認為“臉”和“面子”應該指兩種不同的心理和行為。其中“臉”涉及的是中國人的道德品質，“面子”指的是由社會成就而獲得的聲譽。所以說有臉是自己掙的，面子是別人給的這一說法。

作者提到：“在他人取向下,傳統(tǒng)中國人對別人對自己的批評與意見特別敏感,老是要顧全“面子”,要有“臉”,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同時,也希望與其他的個人(不限于家族以內的親屬)維持和諧而良好的關系,而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同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對不同的人講不同的話即使前后的言談不相一致,甚或互相矛盾,也在所不惜。換句話說,為了在不同的情況下與不同的人都能保持和諧的關系,常不得不說有違自已真實意見或感受的話?！边@段話雖然沒有區(qū)分臉和面子的含義,但實質上已表現了中國人在社會互動中對臉(自我形象)的放棄。

為了更加完整準確地理解臉和面子的區(qū)別和聯系,作者制作了一個四分圖來將中國人性格類型都包含其中：

象限一是儒家力圖塑造的君子理想，它體現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內圣外王”的統(tǒng)一以及對“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希冀。理想同現實的巨大落差,導致了第四象限人的出現，他們懂得面子的帶有圓滑和痞性,善于變通和交際，但是往往也會有違自己的真實意見去迎合他人。與第四類人相反的是第二類人，他們堅守傳統(tǒng)儒家思想,剛正、講原則、充滿正義。但是在現實當中，卻常常被譏諷為“不通人情事故”、“太正經”、“不會做人”等。

作者認為，很多人中國人“臉”與“面子”的分離,實質是儒家價值文化和中國現實文化之間的重大差距造成的。儒家在理想上想把人塑造成臉面觀上的第一類人,但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成為一種人格理想,而其實際作用卻是造就了接受或固守這一價值體系的人在現實社會中成為第二類人,并造成了中國人在價值觀上強烈排斥第三、四類人(如小人和偽君子)。由于中國人情關系結構上的影響,中國人對價值層次上的認同回到行為層次上后卻轉向了第四類人,以此來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結果,從價值觀上看中國人的臉面觀,中國人對第二類人作正面評價對第四類人作負面評價。但從現實社會上看中國人的臉面觀,中國人反而對第二類人作負面評價,對第四類人作正面評價,由此造成第二類人在社會行動中的失落或邊緣化,進而也出現他們中間一些人的痞化的傾向,以求得第四類人的社會優(yōu)勢。這同時也表明了第四類人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日常生活的最大受益者和實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