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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作家影像|汗漫

 新華書店好書榜 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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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汗漫,詩人,散文家。六十年代生于中原,現(xiàn)居上海。

詩集出版有《片段的春天》《水之書》。

散文集有《漫游的燈盞》《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解詞與造句》。

曾獲《星星》跨世紀年度詩歌獎(1998年度)、河南文學獎(2000年)、《詩刊》新世紀(2000-2009)十佳青年詩人、人民文學獎(2007年度、2014年度)、西部文學獎(2013—2014雙年獎)、孫犁散文獎(2015—2016雙年獎)、琦君散文獎(2018年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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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在故鄉(xiāng)伏牛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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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汗漫(書者)與作家李敬澤、肖復興、商震、鐘求是等在同里南園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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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與兒子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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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在南京鐘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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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散文文體革命,肇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新散文”“大散文”等等寫作實驗,進入新世紀以來,散文已經(jīng)“置之死地而后生”。

這一文體革命的“導火索”,是對長期以來充滿惰性、缺乏誠意的社論式、公文式散文的不滿;對新時期之后閑適型、自娛性、消費性散文的“繁榮”,同樣不滿。于是,詩人、小說家、批評家們,紛紛進入這一文體,攻城拔寨,開疆拓土。而散文文體革命的“動力”,正來源于當時詩歌界、小說界已經(jīng)開始的先鋒主義寫作潮流。革命的“資本”,則可經(jīng)由唐宋八大家上溯至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那些中國文章的莊重與自由,賦予我們新一代寫作者賡續(xù)漢語美感與力量的使命及信心。

當代中國散文已經(jīng)蟬蛻蝶化,從縱(古文傳統(tǒng))、橫(西方散文傳統(tǒng))兩個維度匯合與混血,面目一新:一篇散文,可寥寥數(shù)語,也可洋洋萬言、數(shù)十萬言。寥寥數(shù)語,接近于詩的規(guī)制,就必須一語中的、言簡意長;洋洋萬言、數(shù)十萬言,接近于長篇小說的格局,就必須擁有大風卷水、萬象在旁的彌漫感、蒼茫感。

因此,散文、詩歌、小說,這三種文體,我關心它們的交融,更甚于它們的分野。

“詩的活動源于因詞語低效而產(chǎn)生的絕望?!蹦鞲缭娙伺了惯@句話中的“詩”,可以代之以“散文”。必須以詩的標準來要求散文——保持精準和獨到,才能罕見、卓越,呈現(xiàn)出一種事實的詩意。在俄羅斯,小說、散文兩種文體的界限非常模糊——《白凈草原》是小說、還是散文?在中國,同樣如此,《史記》可以看成散文集,也可以看成小說集。

中國散文的當代性建設,永遠在途中——我們只能作為當代人,辨認自我和當下,一個疑難、一種困境都不放過。復制、沿襲前人經(jīng)驗,很安全,無意義。知識搬運工式的、心靈雞湯式的、化裝舞會式的寫作,無價值。

如果有助于上述“辨認”,作為方法論意義上的虛構與非虛構,都需要。

意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往往被稱為超現(xiàn)實主義寫作大師,但他卻自認為是一個寫實主義者,認為:“唯有從文體的堅實感中才能誕生創(chuàng)造力:幻想如同果醬,你必須把它涂在一片實在的面包上?!边@里的“果醬”,可以看做虛構,而非虛構,就是那“一片實在的面包”。果醬與面包,一樣都不可少。

散文作為文學作品,同樣是承載于寫作者個人經(jīng)驗之上想象力的、虛構的產(chǎn)物。莊子的散文,就充滿“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一類的奇景幻象。當然,散文中的虛構,依然存在邊界:不能去偽造一個自我——那是小說家們的飯碗,散文家就不要去搶了。

在散文中,不管寫什么、怎樣寫,那一個沉思、敘述、抒情的主人公,只能是“我”,當然,也可以隱身于“你”“他”這些第二、第三人稱之后,但依舊是“我”內(nèi)心的蒸蒸日上、“我”生活的欲蓋彌彰。正因為如此,散文對于復原一個時代的景觀,具有歷史學寫作所不具備的價值,比如,《浮生六記》,就是沈復留給我們認識清代江南世俗生活的“清明上河圖”,比《清史稿》更有誠意、更可信賴。

所以,散文對于一個寫作者的基本要求就是:“修辭立其誠”(孔子),直面?zhèn)€人處境遭際,在場、省思、言說,否則無效。散文文體革命,本質(zhì)就是建設散文寫作的當代性——對當下生活省思、發(fā)言。我希望自己的寫作,從“我”開始的體察與言說,能擁有抵達“我們”的能力和意義;于“我們”之中生息和表達,使一個寫作者、閱讀者,能成為美國作家梭羅畢生追求的、第一人稱單數(shù)“我”。

作家、批評家李敬澤曾經(jīng)在發(fā)表于《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張銳峰、周曉楓、龐培、黑陶、汗漫等人為文學散文的觀念變革進行了卓絕、孤獨的探索。'革命’正在發(fā)生,只不過不在預想的地方。然后,散文將自由,將真正地繁榮。”我希望自己始終是一個這樣的“語言革命者”,在種種預想之外,在多云多雨、繁榮自由的一張書桌上——

從文體到自我,如果都能做到“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惟陳言之務去”(韓愈),像“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白),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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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與詩人高興、作家王雁翎在新疆伊犁草原

蛇蛻皮與巖石般生活

波蘭詩人米沃什,多次用“蛇蛻皮”來隱喻寫詩:“這意味著放棄舊的形式和假定。這是寫作令人激動的地方。”蛻皮的時候,蛇也激動不已吧?化為蝴蝶的時候,蛹,也應該激動不已。

我希望自己的寫作不斷蛻皮,脫離前人及自身的陳舊表達,對劇變中的生活保持省察力,而不是只能在夜晚蛻去一層衣裳,毫無喜悅感。

忽想起《春深脫衣》這一首李商隱的詩。并非好詩。但喜歡詩的題目——不像李商隱的,像李白的,那么灑脫、通脫——脫吧,李商隱;蛻皮吧,米沃什。脫吧、蛻皮吧,寫作的人們。

山東詩人路也曾經(jīng)這樣談我的寫作:“多年來,汗漫濃厚的人文氣息始終不變,有著用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復活某個版圖的夢想。”她在辨認一個晃蕩在南方的外省人身份——某一個版圖的喪失者,以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組成自己參差不齊的軍隊。“復活某個版圖”的戰(zhàn)爭,在每天深夜打響,屢敗屢戰(zhàn)——書桌上的墨水瓶,有戰(zhàn)壕的灼燙和激烈。白紙,覆雪的戰(zhàn)場,句號的彈坑里積聚著春天的雨水、草粒和蟲鳴。這些文字,次第通向精神的前線去增援、進攻,讓一個人在清晨得以生還,穿上西服去上班。

“要改變你的語言,必須改變你的命運?!薄爸矣谒畹募永毡群?、英語和非洲祖先”(一九九二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的詩人沃爾科特,這一句話,令人絕望。在上海生活與寫作,我領受微弱的命運,寫郊區(qū)野草一樣的詩,隨風吹而青枯為泥,也好。沃爾科特因混血而開闊,因忠實而準確。他詩歌中的愛、死亡、記憶,是所有詩人寫作的基本母題,我也在體驗并顫栗。

在《朝向終結》一詩結尾,沃爾科特寫到:“在泛濫著平庸與垃圾的一生,/ 如巖石般生活。/ 我將忘卻情感,忘卻天賦。/ 這比生命中經(jīng)歷的一切都更偉大、更艱難?!痹姼杞o予了沃爾科特“忘卻與孤守”的能力,也給予我一種“巖石般生活”的參照系。

蛻皮的蛇,海邊的巖石,相互質(zhì)疑與反駁,而“遭到生活反駁的經(jīng)驗,是比其他一切更為詩人所喜愛的東西?!保ɡ諆?nèi)·夏爾)——上海生活在反駁我、更新我,而寫作也在支撐我、修正我。像“蛇蛻皮”那樣求變求異,像“巖石般生活”那樣不懼不移,并達成二者之間的貫通與一致,有難度,考驗一個人的智慧和勇氣。

二〇一七年,沃爾科特去世,“每一個島嶼,都在竭力回憶往事”,回憶這一個贊美巖石、熱愛大海的人。懷想這一位詩人,我捏著筆桿,像撐桿跳高運動員一樣,助跑,高高躍出外灘與東?!?/span>

在重重跌落之前,我可以短暫地俯瞰一次人間煙火、往事前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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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在紹興青藤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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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在無錫太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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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在美國紐約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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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在溫州領取《十月》“琦君散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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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在溫州琦君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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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漫散文評論摘錄


彭程(作家,評論家)
汗漫的《一卷星辰》展現(xiàn)了另外一種散文路徑的勘探。作者此刻置身何處不再重要,他矚目的是曾經(jīng)的精神時空?!肚f子》,馮至《杜甫傳》,林語堂《蘇東坡傳》,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李漁《閑情偶寄》,袁枚《隨園食單》……古老中國精神生活的價值、準則還有美學魅力,一些獨特超拔的靈魂性情,被勾勒得云蒸霞蔚、滿紙煙云。
依托典籍生發(fā)靈感,在當今散文寫作中并非罕見,但《一卷星辰》的優(yōu)長處,在于作者強調(diào)個體生命的體驗要與周遭的闊大現(xiàn)實勾連呼應,沉醉于古人筆下的世界并非是為了逃避真實生存,而是要從時間的另一端獲得這些啟示。
劉軍 (評論家) 
《南方云集》《一卷星辰》是汗漫新近出版的兩部散文集??梢源_認的是,憑借這兩部書,汗漫就足以躋身一流散文家的行列。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汗漫、于堅、北島等詩人,為散文的寫作帶來了更多的可能。北島提供了豐富性,這種豐富性是由經(jīng)歷和視野奠定的;于堅在表達上則突破了散文的窠臼,日常性的語言如同激流沖洗過的石頭;而汗漫則為近年來的散文帶來了詩與思的品質(zhì),語流綿延而又洞見迭出,使其文本呈現(xiàn)出寬闊、奇崛的氣象。
胡塞爾曾指出,詩與思以同一方式面對同一問題。汗漫多年的詩歌寫作操練,使其散文語言的運用得心應手、別開生面。他總是努力打磨掉詞語的公共性陳跡,虛實相間,各成經(jīng)緯,恰如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揭示的那樣:“沿著我們不曾走過的通道/ 打開那扇我們不曾打開的門”。
尤佑(詩人,評論家)
思想隨筆在世紀交接時期頗為盛行。最早看摩羅的《恥辱者手記》,驚嘆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難。又從摩羅著作里輾轉(zhuǎn)接觸到劉小楓。他們對世界文學,尤其是蘇聯(lián)文學的研究與發(fā)現(xiàn),顯然影響到了一代人。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讀書隨筆這一文體淡化了。
汗漫的《一卷星辰》這部書在2017年橫空出世,有可能改變讀書隨筆寫作的沉寂狀態(tài)和陳俗模式。關鍵是,汗漫的寫作是不卑不亢的漢語寫作,不論對東西方的先賢大家,都懷持同樣的敬重之心,而不妄自菲薄。他是孤獨而寂寞的,遠離文壇喧囂,自覺選擇“人跡稀少的一途”(弗羅斯特)。難能可貴的是:汗漫的閱讀與寫作,依舊屬于中國抒情傳統(tǒng)的承續(xù),在接受西方現(xiàn)代文學滋養(yǎng)的同時,維護漢語的榮光與尊嚴。
汗漫在這一部書中多次提到“狂喜與尊嚴”,既指閱讀、寫作,更指向被閱讀、被寫作的世界。他撿拾散落在歷史長河里的珍珠,仰望布滿天空的群星,使閱讀者與作者各自孤單的心靈,得以慰藉、彼此溫暖,從此長夜不冷。
或許與詩人身份有關,汗漫的散文是詩性的,充滿了東方式的陰陽幻變、萬物生發(fā)的美感與力量。像他那樣閱讀和寫作,維護漢語狂喜與尊嚴,是當下寫作者們的責任。我喜歡并感動于汗漫的一句話:“在漢語中,就是在人間?!?/span>

周春英(評論家)

汗漫是從創(chuàng)作詩歌走上文學道路的,把詩歌寫作手法運用到散文創(chuàng)作中,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慣,從而增強了散文的詩意內(nèi)蘊,并“讓凡俗的日常生活涌動出詩性和智慧”(“人民文學獎”頒獎辭),文體上呈現(xiàn)出跨界的、混血的美感。他的散文像一把折扇的扇骨,以其上海為原點,以自己的行蹤為連接線,呈半圓形向周邊擴散,不斷進行空間上的轉(zhuǎn)換,呈現(xiàn)出了一個詩性的、深刻的“小南方”。

汗漫散文中彌漫著一種文化上的鄉(xiāng)愁,這并非地理意義上的漂泊感,而是對精神故鄉(xiāng)的追尋,為了“在他鄉(xiāng)建立故鄉(xiāng)”(汗漫語)。他在上海生活中、在南方山水間,對自我與時代進行辨認與糾正,從而使文字獲得了沉思的品質(zhì)和觸動讀者內(nèi)心的力量,并使其散文區(qū)別于同代人的寫作,成為一個人的精神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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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與朋友們在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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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在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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