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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詩歌是以客為主的。不能對詩歌抱著“來了茶杯向天，不來茶杯鋪著”的淡漠態(tài)度，尤其帶著抱怨和無所謂?？陀^，是力求接近真理、真相，不因主觀而出現(xiàn)偏差。詩人對語言的干預幾乎具有天然的沖動。在這方面，有點類似于性。因此自覺而節(jié)制，是詩人的一種美德。 從詩歌聲學的角度講，主體的聲音過大，就會淹沒客體的聲音。奧登提倡一種接近中性的寫作，是和羅蘭·巴特的零度寫作，有著脈流關(guān)系和共通之處的。無論如何，作為藝術(shù)作品，是不可能沒有作者的傾向，一種純粹的“白色寫作”是不存在的，只是相對而言——后現(xiàn)代的寫作相對浪漫主義或象征主義。當一個詩人在內(nèi)心自覺堅持這樣的原則，詩歌的語言組織，就對詩人的技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必須約束語言的運動本身帶來的慣性，另一方面又要服從語言的行動準則。詩人要扮演好一個調(diào)停人的角色，實際上不是一件易事。但是，遵循語言的行動準則，又加以巧妙的、不著痕跡的引導，是實現(xiàn)詩的客觀性的可靠辦法。純粹的“物”的呈現(xiàn)，或者說通過對事物本身分揀而使之陳列、碰撞、呼應等，或者說讓事物“供述”，也許是一種極致的組織方法。從不同風格的寫作實踐來看，這種組織方法是多樣的，因人而異，只要遵循總的原則。 中國的古典詩歌由于受到格律的限制，使作為抒情主體的詩人沒有更多的空間“表演”，形式上的限制使詩歌的客觀性從某種程度上得以強化。當代中文詩的寫作越來越“自由化”，實際上，形式上的限制，對詩歌是有幫助的，尤其是實現(xiàn)詩歌的客觀性。古詩里，“吾”的出鏡率很低，不像現(xiàn)代詩里一堆的“我”，仿佛不我我我就不足以體現(xiàn)我的在場。在場與否，其實主要是看氣息或語境。具體的語境、語調(diào)，不能脫離“我”、“當前”。因此隱性在場，應該是更高妙的。 限制“我”出場，或根本就不許“我”出場，詩人或許會感到拘束。但是正是這種拘束感可以時刻提醒詩人自律。即便以“你”作為“我”的代言人，同樣會受到許多限制。同時，這樣的辦法也會帶來一種好處，那就是作為抒情主體的“我”，始終和事物保持了一點距離?；蛟S正是這一點距離給予了語言聚焦的可能。 以客為主，還是一種對事物和世界的尊重。它會使得詩歌的得體和恰切，有了實現(xiàn)的基礎(chǔ)。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言及客觀性并實現(xiàn)對主體的狂妄、專斷、浮夸和隨意等等惡劣品質(zhì)的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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