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上：芮城廣仁王廟正殿 唐代

左下：晉祠圣母殿  宋代

右上：平順天臺庵大殿  五代

右下：應縣凈土寺大雄寶殿  金代

牛力 繪制

山西地處黃河中游，太行山之西，歷史久遠文化厚重，現存古代建筑遺產遍布全省各地。柴澤俊先生在1989年根據文物保護單位及現場考察，確定了山西宋金木結構建筑106處，占全國同期的72.6%。

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下簡稱“三普”）數據公布后，元代及以前的建筑遺產數量大幅度增加。基于“三普”數據，國家文物局網站2012年7月24日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圓滿完成》一文中，公布了全國不可移動文物總量為766722處（不包括港澳臺地區(qū)），新發(fā)現登記不可移動文物536001處，復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230721處，新發(fā)現登記占登記總量的69.91％，其中古建筑類263885處。

在這之前，山西文物局網站在《山西省向國家文物局數據中心正式移交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電子數據》一文中，也發(fā)布了2010年6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向國家文物局移交山西不可移動文物電子數據，稱全省“共登記不可移動文物55575處，其中新發(fā)現37824處，復查17751處；從文物類別上看，古遺址11205處，古墓葬4249處，古建筑28640處，石窟寺及石刻3365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7640處，其他476處；登記消失文物2588處”。新發(fā)現登記占登記總量的68.06％。其中古建筑占全國10.85％。

本文通過對“三普”相關數據的年代和分布進行篩選，并對現場遺構逐一考察研究，經核對后統計出山西迄今保存元代及以前木結構建筑最為翔實的數量，并從建筑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角度對其進行簡要分析，以供學術界參考。

▲大同善化寺普賢閣  金代  @黑敀

山西省遺存的時代序列完整、品類眾多且地方特征顯明的古建筑，得以保留至今主要取決于山西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

1.1.1 古代的茂密森林及黃土帶

山西省位于黃河中游，黃土高原東部。古代的茂密森林和山脈，以及適應土木工程的黃土，為先民們營造活動“就地取材”提供了豐富的土、木、石等建筑材料資源。地史時期的遠古時代，山西地區(qū)茂密的森林形成了豐富的大煤田。距今250多萬年的第三紀上新世末至第四季初的更新世之交，山西形成了疏松深厚的黃土堆積層。新生代第四紀，進入人類時代，人類先是棲居于森林，圍獵而生，繼而獵、耕并重，毀林墾殖現象始現。當時山西地區(qū)的森林仍遍布山地、丘陵和平川，估測山西地區(qū)森林面積約占總面積的90％之多。

據《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記載，新石器時代晚期山西森林覆蓋率達到63％，戰(zhàn)國后期下降至50％，秦漢至唐宋時期下降至40％；清初下降至18.8％。據翟旺《山西森林變遷史略》約略統計：夏商以前山西森林覆蓋率高達70％以上；西周至戰(zhàn)國（公元前11世紀—前212年）時期，為60％~50％之間；秦漢至隋朝（公元前221—公元168年）時期，為50％ ~40％；唐至元（公元618—1368年）時期，為40％~30％；明初為30％左右，明代中葉后突降至15％以下；清朝5％~10％；民國4％~5％；1949年的森林覆蓋率2.34％。

森林覆蓋逐代減少的主要原因，除干旱、嚴寒，土壤鹽堿化，雷電引起火災等自然因素外，還有毀林拓田、建筑用材和畜牧業(yè)，以及國防軍事等人為因素。古代社會掠奪式地從自然中獲取資源以求發(fā)展，導致資源日益減少，其中以大興土木耗費森林資源尤甚。

山西地區(qū)茂密的森林為歷代建都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建筑材料。據有關資料記載，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興建宮殿便取材于中條山和太行山。秦統一后，興修阿房宮，取材于山西中條山及蜀山等地。北魏最初建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東北)，其宮室住宅建筑所需之木當來自附近山區(qū)；遷都洛陽后，在平城廢墟上大建宮殿、佛寺，所需木材數量驚人，皆來自呂梁山區(qū)，并由黃河、汾河漂流抵運洛陽。東魏在鄴（河北臨漳）建都，取材上黨。隋、唐都長安，建宮殿，其樹木采伐擴大至晉北寧武縣蘆芽山和呂梁山嵐州一帶。北宋在開封修建宮殿，所需木材也取材于呂梁關帝山一帶。元代建西安王府，取材于呂梁山、蘆芽山，順汾河、黃河運出，有“萬筏下汾河”之盛況。明代北京修建紫禁城及宮殿、王府、陵寢等，取材于雁北。

有關應縣木塔的建造，民間有“砍盡黃花梁，修起應縣塔”的傳說。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古代山西地區(qū)的森林和黃土地為先民們營造活動提供了“就地取材”的優(yōu)越條件。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  遼代  @黑敀

1.1.2 “ 表里山河”的地理環(huán)境

“表里山河”的山西，受來自海洋溫濕的夏季風影響較小，受大陸內部冬季風影響較大，氣候干燥，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而環(huán)山帶河及古代森林得天獨厚自然環(huán)境，賦予了山西深山藏古剎的優(yōu)越條件。

山西地形復雜，是一個由許多復雜山脈構成的高臺地，山地占全省總面積的70％以上。東界太行山天然屏障，西、南以黃河為塹，《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形容為“表里山河”。就在這約占全國總面積1.6％的土地上，保留了如今占全國10.85％的古建筑。

▲澤州青蓮寺藏經閣   金代  @黑敀

1.2.1 兼容并蓄的文化，蘊含著敬畏之情和傳承之意

山西，華夏文明古老的發(fā)祥地之一。東鄰河北，西界陜西，南接河南，北連內蒙古。相傳史前人文始祖堯、舜、禹先后在此建都立業(yè)?！兜弁跏兰o》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春秋時期，大部分屬晉國領地，簡稱“晉”；戰(zhàn)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得名“三晉”。

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形成了厚重的三晉文化。兼容并蓄的三晉文化，培育了山西人敦厚樸實、勤勞節(jié)儉、崇禮守信、崇尚正義的品質，也孕育了持重守成、墨守成規(guī)、故步自封的地域文化。三晉文化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哺育了生長在這塊黃土地上的人們對道德、良知及對自然和祖先的敬畏之情、信仰之意。這種“敬畏和信仰”，貫穿在傳承和保護文化遺產的思想意識和所有實踐中。

▲陵川西溪二仙廟梳妝樓  金代  @黑敀

1.2.2 培育了一批能工巧匠

古代山西工匠在15.63萬km2地形復雜的三晉大地上創(chuàng)造了不同類型的建筑作品?？疾焐轿鞲鞯厮掠^廟宇題記及碑碣，多有“本村木匠、石匠”等記載。因對此未進行專項考察整理，故無準確數據。

從佛光寺東大殿的題記中可推斷，這座唐代大殿是寧公遇從京都長安帶來督工與當地工匠共同建造的。陜西西安市藍田縣王順山下的明代水陸庵前殿釋迦牟尼佛蓮花臺，發(fā)現“佛像士喬仲超等山西四人造”題記，證明山西工匠明代已走出山西發(fā)揮技能。傳承至今的山西工匠主要分布于晉南萬榮，晉中榆社，晉北定襄、五臺，近年來晉東南也組建了一些古建筑施工隊伍。

▲高平崔府君廟山門  金代  @黑敀

考察山西木結構建筑技術、手法和文化特點的地域性，大體可劃分為4個區(qū)域：北部區(qū)域，包括忻州、大同、朔州；中部區(qū)域，包括太原、呂梁、晉中、陽泉；東南部區(qū)域，包括長治、晉城；南部區(qū)域，包括臨汾、運城。

北部區(qū)域30座，中部區(qū)域89座，東南區(qū)域274座，南部區(qū)域125座，共518座（表1）。

表1 山西唐至元木結構建筑區(qū)域分布

及占全國比例統計表

表1數據來源有二：一是山西本地的數據，以三普統計的數據為基礎，依據一至八批國保名單、山西省一至五批省保名單及省保第六批公示名單，并是現場逐一核查的結果；二是其他省的數據，根據一至八批國保名單數據，并對個別省現場及網絡資料核對形成的結果。

在核對已公布的山西文物保護單位時，發(fā)現部分建筑有與實物遺存時代不符的現象，對此進行調整后按實物遺存時代統計入表。如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平遙金莊文廟，公布為“元至清”?，F場核查脊檁下東、西端分別遺有“大元延二年修造”和“大明萬歷四十四年四月初四日重建”，隨檁枋下有“民國六年舊歷六月初六日發(fā)起”題記。脊檁下題記書寫風格及陳舊程度相同，為同期所題。與此相同的祁縣東觀興梵寺大雄寶殿，公布為“宋”，脊檁下東、西端分別題有“大宋天圣叁年始建”和“大清康熙二十六年移建”，亦同期所題。

結合山西中部區(qū)域同期建筑梁架結構及制作手法分析，金莊文廟為民國遺構、興梵寺大雄寶殿為明代遺構。故此次沒有錄入本表。1988年1月公布為唐代的第三批國保單位平順天臺庵彌陀殿， 2014年修繕時發(fā)現，在脊與替木間遺有“長興四年九月二日……造建”之題記，結合山西現存唐至宋代木結構建筑構架體系及營造手法分析確定為五代遺構，故列入五代欄。

▲興梵寺大雄寶殿  @晉中發(fā)布

表中全國存儲唐至元木構建筑數量中，敦煌莫高窟、唐代196窟檐、宋代窟檐、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暫未統計入表1。查莫高窟196窟檐有關資料，為唐景福二年（893年）遺存，被認為半座唐代木構建筑。正定開元寺鐘樓，柱頂石刻有唐大中十年（856年）字跡，清代重修時改變了上層結構，1988年鐘樓落架重修時，參照下層唐代遺構和山西五臺南禪寺大殿予以復原為唐代構架。正定府文廟戟門，實物考察，梁架結構及鋪作等構件明代特征顯明，2006年列入國保單位，公布為元代遺存，故記錄本表內。

▲山西五臺南禪寺大殿  唐代

@五臺山黛螺頂

山西現存518座元以前木結構中，有直接或間接年代（文字記載）可考的244座。其中,所遺3座唐代和4座五代遺構均有題記記載；宋代34座遺構中，有年代記載的26座；遼代3座遺構中，有確切年代記載的2座；金代120座遺構中，有年代記載的70座；元代354座遺構中，有年代記載的138座。其中有24座宋、遼建筑早于宋崇寧二年（1103年）《營造法式》刊行之年。這些遺構歷經不同時代的修復，留下了不同時代的歷史信息，形成了不同時代的建筑文化層（圖1），詳見表2。

▲圖1 山西省唐至元木構建筑分布統計圖

（來源：李明濤繪）

表2 山西省唐至元代木構建筑分布統計表

從這些遺構中總結類比分析研究，不但可得出山西唐至元代古木構建筑發(fā)展的4個時期，即唐代技藝成熟期，五代轉型時期，宋、遼完善發(fā)展期，金、元繼承和多樣化探索期；同時可類比出山西木結構建筑4種結構特征，即梁駝峰式、梁駝峰鋪作式、梁蜀柱式、梁蜀柱插梁式。更加重要的是，本研究為探討山西古建筑發(fā)展史和各時代的古建筑修復理念以及預防性保護提供了基礎資料。

山西遺存的古建筑文化內涵豐富多彩，其所承載的文化內容共性與個性特征異常明顯。所謂共性特征，是指寺院、道觀及城隍廟、文廟、關帝廟等聚落性宗教建筑，它們分布于各區(qū)域城市中，文化內涵統一，是一個城市必有的文化音符。所謂個性特征，是指不同歷史時期匠師們在各自不同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人文環(huán)境中所創(chuàng)建的帶有強烈的區(qū)域性文化特質的宗教建筑。這一文化特質，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活習俗和在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各自突出的民俗信仰。

根據不同區(qū)域文化的突出性，可將山西古建筑劃分為4個個性區(qū)系（圖2），即北部區(qū)系的雁門佛教建筑區(qū)，是以佛教為主流形成的“佛教建筑”區(qū)；中部區(qū)系的并州多教建筑區(qū)，是以多教信仰為特質形成的“多神崇拜建筑”區(qū)；東南部區(qū)系的上黨諸神建筑區(qū)，是以地方神教為主流形成的“太行山諸神建筑”區(qū)；南部區(qū)系的河東祭祖建筑區(qū)，是以耕讀文化為主流形成的南部“祭祖建筑”區(qū)。

▲圖2 山西古建筑區(qū)系圖（來源：李明濤繪）

山西省北部地區(qū)，是中國古代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地，是山西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搏擊和民族大融合的前沿陣地，形成了以佛教為主流的“佛教建筑”區(qū)。

兩漢之際，佛教由古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內陸，此時大同地區(qū)開始建有佛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以盛行、發(fā)展。十六國時期，西域僧人佛圖澄（龜茲人）來華傳播佛法，波及大同地區(qū)。東晉道安率眾徒北上雁門弘法建寺。北魏時期，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佛教藝術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平城模式”的藝術風格，對當時中原地區(qū)佛教藝術的發(fā)展起著引導性的作用，形成了雁同地區(qū)的北方佛教中心。隋唐佛教蓬勃發(fā)展，至明清大同經久不衰。據記載：北魏平城京都內有寺院百所，僧尼2000人；平城周圍有寺6 000余所，僧尼近8萬人。

五臺山是忻州佛教文化的代表，與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浙江普陀山共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且居其首，是我國唯一兼有漢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場。

古籍記載，東漢永平年間已有佛寺建筑。北齊時有200余座，唐大中年間可查到名寺64座，宋嘉年間可查到名寺72座。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碑刻記載90座，其中大寺12座，五頂寺5座，諸山中小寺39座，諸山叢林寺34座。北魏孝文帝，隋煬帝，宋太宗，元成宗、英宗，清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都曾駕幸五臺山，自北魏到清朝歷朝皇帝、皇后下詔、遣使朝拜從未間斷。

山西現存寺院規(guī)模之大、單體量之宏偉、時代之早，以北部大同、朔州、忻州為最。如大同華嚴寺、善化寺，應縣佛宮寺、朔州崇福寺，忻州五臺山佛教建筑群等。

▲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  遼代

@大同華嚴寺景區(qū)

山西中部地區(qū)，是華夏民族與草原民族交往和沖突的中心地帶融合之地，也是各種思想劇烈碰撞和社會變革的前沿平臺。從夏商周到宋元明清，先后有群狄、諸戎、匈奴、鮮卑、羯、氐、羌、突厥、回紇、女真、契丹、蒙古、滿等民族在此與漢民族進行過激烈的沖突和斗爭，歷史上該地區(qū)多種宗教相容并存，形成了“多神崇拜建筑”的“并州多教建筑”區(qū)。

所遺多神崇拜的建筑到處可見，除佛教及城隍廟、文廟、關廟等聚落性文化建筑外，尤以圣母、狐突、臺駘、龍王、五岳及春秋時晉國上卿趙武廟為多，介休祆神樓是古代波斯帝國國教“祆教（拜火教）”建筑。遺存于太谷、祁縣、平遙、靈石等縣的明清歷史商業(yè)街區(qū)、院落，是明清時期形成晉商建筑文化的代表性區(qū)域。

▲介休祆神樓  @黑敀

晉東南，“居太行山之巔，與天為黨也”，故古稱上黨。該地區(qū)歷史悠久、地理環(huán)境獨特，人們勤勞和智慧造就了厚重而優(yōu)秀的民族文明和歷史，積淀了我國深厚的史前神話。其密度之集中、內容之詳備遍及上黨地區(qū)各村落。華夏文明典籍中記載的“精衛(wèi)填海”“女媧補天”“羿射九日”“神農嘗百草”，以及二仙、崔府君、靈澤王等神話故事，均起源于太行山上黨區(qū)內。

清初學者畢振姬在《四州文獻》中記述，“神農之興，百獸滋阜，羊頭黍為律，上黨禾為書……稻粱麥菽，粒我蒸民，逐為先代飲食之人”。《澤州府志》載，“炎帝嘗百草至羊頭山得秬黍”?！堕L治縣志》《山西通志》《大清一統志》中對羊頭山和神農炎帝均有記載。諸多神話傳說，凝結并升華為中華民族不畏艱險、頑強拼搏的精神。這些神話的物質文化形態(tài)，形成了太行山“上黨諸神建筑”。

▲陵川西溪二仙廟  @中式營造

河東，即山西晉南一帶，秦時始置河東郡，包括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是華夏傳統文明起源的中心。關于“中國”一詞的來源，有學者認為，夏代以前堯、舜、禹的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故為“中國”；也有學者認為《禹貢》分天下為九州，平陽為冀州之地，冀州處九州之中央，故稱“中國”。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認為，史有“中國”之稱，正當堯、舜、禹之時。堯、舜、禹建都在今河東境內，故河東是最早稱“中國”的地方。《世本》《帝王世紀》等典籍都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記載。

人們在厚重的文化積淀的影響下，形成了對皇天后土的崇拜，對造福人類的君王及民間杰出人物的敬畏和信仰，故歷代建廟而祭之。晉南遺存的道教宮觀與祭祖宗廟之多、規(guī)模之大，為山西之冠。既有全國性祭祖之廟，也有當地祭祀神祠。所遺存的堯廟、后土廟、稷王廟、商山廟、荀大夫（荀息）祠、東岳廟等諸多祭祖、祭祀廟祠中，尤以堯廟、后土廟和稷王廟最具代表性。這些祠廟的物質文化形態(tài)，形成了晉南“河東祭祖建筑”。

▲萬榮汾陰后土廟秋風樓  @黑敀

（附記：筆者1979年知青回城，工作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1980年成立山西省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分配在山西省古建筑保護研究所工作，只作零散研究。1991年調入山西省文物技術中心，開始對山西境內元以前木構建筑系列考察，尤其是2002年就任于山西省古建筑質量監(jiān)督站工作，與同人們共同拓展考察的寬度和深度，基本摸清了山西省域元代及以前木構建筑資源情況。經對這些木構建筑分布數據進行梳理研究，初步總結出山西古建筑的區(qū)域分布及區(qū)域性營造技術、文化特征，深度研究將在今后研究中逐步展開。本文主要是將筆者所在團隊多年來考察結果以列表形式公布于眾，旨在為同人們研究山西木構建筑提供參考。）

作者簡介

1957年生，遼寧瓦房店人。研究館員。曾任山西省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山西省古建筑維修質量監(jiān)督站站長。一直從事文物保護、管理、施工、研究工作，主持10余項文物保護工程，完成文物保護及仿古建筑設計近100項，發(fā)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合著《山西古建筑》（上、下）。

文｜李會智    圖｜見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