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面解釋中，“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帝曹芳的“正始”時期，司馬氏逐漸勢大，他們代表的士人集團和曹魏宗親集團的沖突就慢慢凸顯。上層的士人、門閥也到了必須要站隊的時候。高層文人大部分是曹魏門生或宗親，不愿意出仕司馬集團，但是又不得不面對司馬氏的威壓邀請。

于是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瘋子文人、行為藝術家，如著名的“竹林七賢”。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崇尚的“魏晉風度”，當時那些高級文人都是逼于形勢，不得已而為之。這些人嗑藥、醉酒、濫交、裸奔，各種瞎胡鬧，其實是故意作給司馬集團看的。

司馬氏上位前后，出于穩(wěn)定局面想邀請這些高人出仕，結果一看都是瘋子，只能不了了之。這些名士也得以避禍保命。

這正是魏、晉的過渡時期，所以后人稱這些特立獨行的名士風格為“魏晉風度”、“魏晉風流”，在不是很熟悉詩歌、文學發(fā)展史的人眼中，容易和“魏晉風骨”混淆起來，甚至和“漢魏風骨”相混淆。

“漢魏風骨”是陳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的概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

寫文章的正道被拋棄，已經五百年了。漢魏風骨，晉和劉宋都沒有傳承到，但是有足夠的文獻可以體察前人的正道風格。

在陳子昂心里，晉朝之前的文章風格才是正道，而這個時期實際上是指兩漢和曹魏時期的文學。兩漢，文學（詩、文）掌握在上層知識分子手中，秉承《詩經》以降，文治天下的功用，詩文必然是以論治國之道為主，而相對的個人感情抒發(fā)作品都是從民間收集的樂府作品。

有目的創(chuàng)作的詩文，上層功用是國事，主要是言事，是樸實無華的。

而樸實無華的表達方式、內容豐滿的主題敘述就是文章的正道。漢魏的詩文正是這種風格，才會被中國歷代文人奉為圭臬。

而“魏晉風流”、“魏晉風度”雖然在詩文的文采修辭上更進一步，卻正是“文章道弊”的開始，是魏晉南北朝整體詩風最終走入空洞浮華宮體詩的始作俑者。

這個時期的高層文人理想破滅，沒有了經國濟世、建功立業(yè)的想法，只求平平安安、隱居活命。思想決定風格，所以詩風就不再關注社會民生，而更多地開始進行個人追求——肉體追求和精神追求。

玄學由此誕生。

從“漢魏風骨”到“建安風骨”，再到“魏晉風度”，再到后來的“左思風力”，是經歷了“建安時期”、“正始時期”、“太康時期”的不同時代政治權利變更傾軋之下的結果。

所以“魏晉風度”對唐詩的影響是有的，但實際上是有限的。

它的最主要作用是玄學思想發(fā)展，在詩風中形成“玄言詩”派，并且產生了“游仙詩”，進而產生“山水田園詩”這個流派——這都是從“竹林七賢”之首阮籍的隱晦、幽怨的詩風衍生而來。

玄學思想后期在北宋進化為理學的肥料，衍生的讖緯學于隋朝被當作禍國之術禁止，“魏晉風度”這種避世逍遙的行為和作風實際上在唐宋并沒有起到楷模作用——家國之興盛，個人功業(yè)的追求，遠比那些離群隱居、標新立異、特立獨行更加符合大眾的邏輯思維和社會的進步需求。

無論是盛唐、文宋，只要社會趨于穩(wěn)定，政治趨于清明，所謂“魏晉風度”都只是不得志官員的心理后花園，只要仕途上稍微有點起色，都不會有真正效法的行為。

“漢魏風骨”是文章正道，“魏晉風度”卻是失意人生的自我慰藉?！斑_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后來中國文人的處世方式，實際上就表明了對“魏晉風度”的葉公好龍。

決定唐詩內容意境的是“漢魏風骨”，決定唐詩平仄格律的是南北朝時期的“四聲八病”、“徐庾體”，乃至“齊梁體”——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和“魏晉風度”關系不大。

盛唐詩歌在形式上承襲并發(fā)展宮體，在寫作上效仿兩漢曹魏，融入大唐奮發(fā)向上的意象，終于成就了中國詩歌史上最輝煌的盛世飛歌。

“魏晉風度”可以羨慕，可以追思，但是根本不值得提倡。

咱們千萬不能讀古書讀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