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的視死如歸并非閹黨得勢后才誕生出來的覺悟。從他踏入朝堂的那一刻起，這種勇氣便初見端倪。

高攀龍，初字云從，更字從之，號景逸，嘉靖四十一年（1562）生人，家學(xué)淵厚，頗有才名，年二十五時領(lǐng)鄉(xiāng)薦，適逢后來的東林領(lǐng)袖顧憲成來錫講學(xué)，高攀龍聞之，始有志于程朱理學(xué)，其學(xué)愈深。萬歷十七年（1589），高攀龍二十七歲，二月間中會試，考功員外郎趙公在其試卷上批朱卷云：“此卷似知學(xué)者，當拔之牝牡驪黃之外?！比峦⒃?，高攀龍被賜同進士出身。

數(shù)年苦讀，一朝登第，正是大展拳腳時，卻忽聞家中喪訊，其嗣父景逸公卒。高攀龍遂返鄉(xiāng)治喪。萬歷二十年（1592），三年丁憂期滿，高攀龍回京謁選，被授行人司行人，掌傳旨、冊封之類的禮儀性事務(wù)，這是一種較為清閑的職務(wù)，正值而立之年的高攀龍自然并不滿足于此，他壯志滿酬，“京職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

如何“做一出頭”？

上任后的第二個月，作為官場新人的高攀龍上了一封疏。當時的四川僉事張世則進己作《大學(xué)初義》，攻擊程朱理學(xué)，請皇帝明神宗將己作頒行天下。高攀龍極力反對，捍衛(wèi)程朱正統(tǒng)，該書遂被廢止。從這一刻起，大臣們也許就該意識到：這一科，選出了個不怕“得罪人”的家伙。

上任后的第三個月，初露鋒芒的高攀龍又上了一封疏，這封疏首次展現(xiàn)出后來貫穿他一生的勇氣：這一次，疏中的矛頭直指神宗本人。

這封疏，叫作《今日第一要務(wù)疏》。當時神宗已長期不理朝政，甚至不見朝臣，致使朝中黨派四起，小人大行其道，百官議論紛紛。高攀龍初入朝堂，便提筆寫下這封疏，他似乎看不到言官們建言后或貶或罰的結(jié)果，疏中直言不諱，劈頭便是一句毫不客氣的“臣觀天下事勢岌岌矣”，然后給神宗提了兩條建議：其一，正君心。萬歷十七年時有大臣上疏神宗，勸其勿要沉湎酒色財氣，神宗不以為然，仍深居后宮，更索性不再接見大臣，決策要務(wù)都以諭旨的形式向下頒發(fā)，臣子不得召對。君臣不能直接溝通，中間便難免滋生許多事故，朝綱也漸漸衰頹。高攀龍言辭懇切，請神宗務(wù)必“圣心沖然和平，圣體泰然安舒，而后天地之和應(yīng)之矣”。其二，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fā)內(nèi)帑。此四者無一不是萬歷朝最為急切事。其言扼要如此，誠心如此，無奈神宗執(zhí)意我行我素，將其留中不發(fā)，冷處理對待。

勸不了皇帝，他的矛頭稍稍下移——這一次，他對準了首輔王錫爵。萬歷二十二年（1594），朝中多名大臣被斥逐，百官議論，以為罪歸于首輔王錫爵。高攀龍率先進言，作《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指斥王錫爵排除異己，神宗“朝講久輟，群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圣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

神宗終于惱怒了。他責怪高攀龍不修本職，專管“是非”，甚至懷疑高攀龍為顧憲成所使，二人有結(jié)黨之嫌?；蛟S有第二份疏的余忿在，盡管有部院為其申請輕罰，神宗仍下旨將其貶去廣東揭陽。

萬歷二十三年（1595），上任揭陽典史七月后，因家中親人病故，高攀龍請事假返鄉(xiāng)，從此整個萬歷朝不再出仕。

從正式踏入朝堂到棄官回鄉(xiāng)，前后不過三年。由正史記載見，這短短三年內(nèi)，高攀龍所做“出頭”事不過三件，正是這三封疏。一疏諫張世則，捍衛(wèi)理學(xué)正統(tǒng)。二疏諫明神宗，匡扶朝綱正義。三疏諫王錫爵，反對排斥異己之風。

這三疏有見《高子遺書》的，有見《高忠憲公年譜》的，如今盡數(shù)收入鳳凰出版社《高攀龍全集》中。三疏三諫，使高攀龍名震士林，也給他帶來了沉重的后果：往后二十五年，無論群臣如何推薦，神宗都不再起用高攀龍。政治家精力最盛的二十五年，高攀龍都被閑置在野，不得召見。

不過，往后的歷史告訴人們，高攀龍并未被貶謫一事壓垮筋骨。他并不后悔，正如昔日在《今日第一要務(wù)疏》中所言：“心有所知而不言，不敬莫大焉?！?/p>

人非圣賢。初遭貶謫時，高攀龍也曾茫然過。他自言“以言事謫官，頗不為念，便多動心”。那段時日，他總是意興闌珊。一個月色澄凈的夜晚，高攀龍與友人漫步江頭，風景如畫，他卻忽忽不樂。待友人走后，他獨自登舟，望著月亮，他忽然自?。骸敖袢诊L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反復(fù)思過，他認為還是自己“于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他頗受打擊，發(fā)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于是第二日在舟中設(shè)席，嚴立規(guī)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從此與書朝夕相對二十五年。

要做鐵骨錚錚的清流，最怕因榮辱沉浮而動心。其實，這種置心于外物的追求也可以視作他的一種天性。高攀龍弱冠時曾與嗣父赴外家宴，外家王家門庭顯赫，宴上貴客如云，只有父子二人衣冠樸素。有態(tài)度輕佻的客人舉止傲慢，竟不對其作揖。歸家途中，嗣父感嘆世情如此，詢問高攀龍看法。高攀龍只道：“此似不足責?！?/p>

被貶后，“不足責”的心理又重回他心中。他棄官歸鄉(xiāng)，在無錫蠡湖東岸蓋了一處“水居”，命名水中小樓為“可樓”，并專門為此作《可樓記》：

……

從《高攀龍全集》看，游記并非高攀龍的主要創(chuàng)作體裁，但《可樓記》尤為有味，較為典型地反映出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審美意趣：沖淡、平和，淡而有味。在水居和可樓的陪伴下，高攀龍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專門治學(xué)生涯。他常常謝客后瞑目焚香，于樓中靜坐，動輒以七日起。長時間的修心使他的格調(diào)意趣如實反映在詩文中。沈德潛稱贊高攀龍作詩為：“無心學(xué)陶，天趣自會?！比缢摹断娜臻e居》：

長夏只靜坐，終日無一言。問君何所為，無事心自閑。細雨漁舟歸，兒童喧樹間。北風忽南來，落日在遠山。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池中鷗飛去，兩兩復(fù)來還。

自然寧和，頗有返璞歸真之詩美，果然甚得陶詩意味了?！陡吲数埲啡孑嬩浟烁吲数埰缴娮?，系統(tǒng)來看，高詩律絕并重，五、七言兼擅，但細論之，可見高攀龍到底偏重古體詩創(chuàng)作。古體詩中，又以山水題材居多。淡雅山水，寄托著高攀龍從幼時便有的“不足責”的人生哲理。

除了寄情山水，這一時期高攀龍最重要的活動還是在士林中。二十五歲結(jié)識顧憲成起，二人遂成莫逆。往后余生，二人未曾斷絕往來?；氐綗o錫后，除了讀書靜坐，高攀龍還參與講學(xué)，常于江浙一帶活動，于士林聲望大振，吸引眾多門生共研程朱理學(xué)。萬歷三十二年（1604），在地方官的支持下，高攀龍和顧憲成一起復(fù)建東林書院。東林書院是宋代大儒楊時主建的講學(xué)之所，乃是理學(xué)先賢修行講學(xué)的圣地。顧、高二人于此重建，意在匡扶正統(tǒng)，呼吁注重實學(xué)，扭轉(zhuǎn)士林風氣。

東林書院復(fù)建后，得到了士林的普遍支持。顧、高等人發(fā)起東林大會，規(guī)定每年舉辦大會一、二次，每月舉辦小會一次。東林書院吸引眾多士子前來聽學(xué)，士子們聚集于此，不僅講學(xué)，所論內(nèi)容也常觸及時政問題。萬歷朝后期，以宦官干政為核心的吏治問題已趨嚴重，內(nèi)有吏治腐敗、財政緊缺，外有敵軍虎視眈眈，國力漸衰頹。東林黨人常在講學(xué)時談到此類問題，要求反對礦稅，整治吏部，革新整治，大體皆如高攀龍初入朝堂時向神宗上疏時所言。這些言論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即使處在江湖之遠，居于廟堂之高的官員們也不得不注意到東林黨人的主張，何況朝堂上也頗有東林聲音。

高攀龍在東林黨人中頗有聲望。這一時期，他頻繁與其他東林黨人互通書信、酬唱應(yīng)和，《高攀龍全集》所收作品中，有大量他與其他東林黨人往來的書、序、論、辯等文章，還有他宏富的治學(xué)成果，如《就正錄》《四書講義》《東林書院會語》《朱子節(jié)要》《程子節(jié)錄》等。

轟轟烈烈的講學(xué)活動中，東林黨人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最終，在萬歷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國本之爭中，東林黨人擁簇的長子朱常洛取得勝利。朱常洛即位后，是為光宗，惜即位不到一月便暴斃，其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漫長的國本之爭終于塵埃落定，昔日受到冷落的高攀龍也將迎來轉(zhuǎn)機。

天啟元年（1621），剛剛即位的熹宗起高攀龍為光祿寺丞。次年，升光祿寺卿。

經(jīng)歷漫長的等待，曾經(jīng)意氣風發(fā)上《今日第一要務(wù)疏》的年輕人已過花甲之歲。六十歲那年的正月，高攀龍作了一篇《壽戒》以勉勵自身?！秹劢洹费裕骸袄先四耆赵觯庐斎諟p。”果然如此么？

復(fù)起上任的第三個月，高攀龍上《破格用人疏》。時關(guān)外戰(zhàn)事吃緊，后金攻下廣寧，山海關(guān)岌岌可危。高攀龍在疏中要求朝廷破格用人，勿使有才之輩被虛耗光陰，推薦孫承宗為防御大臣。熹宗予以采納。孫承宗也不負眾望，對晚明的邊防事業(yè)頗有挽頹之功。

此時魏忠賢已得勢，閹黨羽翼漸豐，朝廷百官也紛紛被卷入黨爭，天啟朝即將愈演愈烈的黨禍已拉開序幕。高攀龍上疏追論明朝著名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將紅丸案歸罪于首輔方從哲。方從哲一派至此與高攀龍對立。但這并非致命一論，真正給高攀龍埋下禍根的，是天啟四年（1624）所上的《糾劾貪污御史疏》。他在疏中嚴厲指斥御史崔呈秀在巡視江南時貪贓枉法、腐敗受賄，遭到了后來的閹黨“五虎”之首崔呈秀的嫉恨。

明熹宗朱由?；恼Q不經(jīng)，酷愛做木工，朝堂上縱容乳母客氏及閹黨一派，在他的放縱下，以魏忠賢為中心的閹黨集團很快占據(jù)了權(quán)力游戲的上風。在魏忠賢的授意下，閹黨官員攻擊高攀龍徇私枉法、排擠同僚，早已不喜高攀龍“多言”的熹宗便將他罷黜，放其回鄉(xiāng)。

二次離朝，時勢卻不再如當年。晚明黨爭已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閹黨大權(quán)在握，恨不能將東林黨人趕盡殺絕，魏忠賢下令將以東林書院為首的全國各地書院盡數(shù)拆毀，豎起了自己的銅像。崔呈秀早在受到高攀龍彈劾時就認魏忠賢作義父，此刻更是編造《天鑒錄》《同志錄》，搜羅天下東林黨人和其他反對閹黨的朝臣學(xué)子，按名單貶黜下獄。東林黨人一時人心惶惶。

回到無錫的高攀龍重新開始了從前的讀書講學(xué)生活。他心知風雨欲來，卻行動如常，似絲毫不以為意。當好友周順昌的死訊傳來，他知道自己的死期也將至了。東林清流，焉能喪生閹黨之手？

他去了趟楊龜山祠，作文告祭楊時。與東林書院創(chuàng)建人楊時的作別，更像是和東林書院、他一生的事業(yè)作別。在官旗到來前，高攀龍寫下兩封信，一封給門人華允誠，另一封《遺疏》給遠在帝都的天子，赫然字字錐心：“臣雖削奪，舊系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jié)愿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zhí)此報皇上。”書罷，囑咐家人明日再啟。遂遣散家人，如往常一樣焚香靜坐。待子孫再進來時，發(fā)現(xiàn)他衣冠齊整，已自沉于后園池中。

崇禎元年，閹黨受到年輕新帝的嚴厲處分，東林黨人也被洗刷罪名。崇禎帝為高攀龍昭雪，追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賜謚“忠憲”，世稱“高忠憲公”。

回顧高攀龍一生，除“忠憲”二字以外，愿引其赴死前與楊時隔代相望時所書文中一句話總括——

進則正言直諫于朝，退則明善淑人于野。

（注：文中所引詩文皆選自鳳凰出版社《高攀龍全集》，寫作所據(jù)史實參考《高攀龍全集·高忠憲公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