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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元朝行省制度看作是殖民地制度遺物的看法是不妥的，元行省只是蒙古進入中原后建立的軍政制度，屬于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內部的產物，而不是所謂“殖民地制度”。況且蒙古本土也設置了嶺北行省以管轄之，那蒙古本土難道也是元朝的殖民地嗎？可見這一說法是不對的。 既然要問“如何看待元朝行省制度”，那么先放結論——行省制不是單純的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而是元朝在當時的多民族并存、疆域遼闊至極的歷史條件下創(chuàng)建的以行省為樞紐，以中央集權為主，輔以地方分權的特色制度。 首先，行省在開始時，是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元世祖沿用金代行尚書省的舊例，在朝廷設立中書省總領全國政務，稱都省。派中書省宰執(zhí)帶相銜臨時到某一地區(qū)負責行政和征伐事務。比如，中統(tǒng)和至元前期的河東行省、北京行省、山東行省、西夏中興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就是這一類型的。 但設立于至元十年的云南行省，已帶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機構的兩重性質。元世祖末和元成宗初，朝廷改置和增設江浙、湖廣、江西、陜西、四川、甘肅、遼陽等行省，行省逐漸演化成常設的、固定的最高地方官府。元朝廷嫌“外重”，一律取消中書省宰執(zhí)“系銜”，把行省品秩降級為從一品，平章政事兩人作為長官。少數(shù)行省特許增置左丞相，但品秩都比都省低一級。江南等處的樞密院被并入行省，實行“絜兵民二枋而臨制于閫外”的政制。這些奠定了行省作為地方常設機構的規(guī)模和權力框架。 行省作為介于路府州縣和腹里之間的地方最高官府，權力為歷代最大。宋朝的地方官，也就做到一個州的長官了，還不能統(tǒng)一政令。行中書省呢，一是大軍區(qū)，長期坐鎮(zhèn)藩服，統(tǒng)轄地方的鎮(zhèn)戍軍，有別于中央的宿衛(wèi)軍；二是大財賦區(qū)，各省幅員甚廣，而且中央地方財賦分割達到了七三開的高比例，使得“藏富之所，聚于諸省”。（明代是八二開，宋代我不清楚，但是朱熹言地方財政窘促，可見宋代地方財政留存很少。）總而言之，行省權力是很大的。 但即便這樣，行省由于仍帶有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不能做到尾大不掉的局面。元朝的地方監(jiān)察是以行省為主要監(jiān)督對象的，而昔日宋朝之州司發(fā)號施令和庶務決策等主要權力，統(tǒng)統(tǒng)被收歸中央。省官由蒙古、色目、漢人交相參用，長官又是怯薛宿衛(wèi)出身的蒙古人、色目人，使得他們沒辦法合謀作亂；行省的庶政由圓署會議議成，內部互相掣肘很常見，省長官只有一定的畫一之權，不能獨斷乾綱，而錢谷、軍務又是中央派專官掌管。這些導致行省是沒辦法形成藩鎮(zhèn)的。 而且元朝廷也很深謀遠慮，把行省劃分得犬牙交錯，形成以北制南的特點。你們可以看看元朝的行省規(guī)劃，它把秦嶺劃給了陜西，那就沒人能割據四川行省稱王了；河南江北行省使得南方省份沒了淮河屏障，大江以南就很容易被北軍拿下。 所以元朝的行省制度很特別，用權大而不專比較適合形容它。不能說它的創(chuàng)建使得中央權力更大，也不能說它的創(chuàng)建使得地方權力更大，元朝基本維持了宋代的中央集權。它比后來的清朝做得要好，清朝后面可是有幾十年地方做大以至于發(fā)生東南互保這樣的事件的。至于說后來的兩都之戰(zhàn)，那是元政府中央內部的矛盾，而不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不能用作元朝中央權力弱小的論據。只有在國勢衰微，紅巾軍挑動黃河天下反后，元順帝才讓行省的左丞相、平章政事們便宜行事，加速了元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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