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上，歷來的社會政治改革似乎都以悲劇收場。如漢代的王莽改制，中唐時期雙星改革，宋代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正改革，晚清的洋務(wù)運動及清末新政，最終無一不是以失敗告終?？上攵母锏钠D難。商鞅的變法確實給秦國帶來了成功并顯著的增強了國力，也給他帶來了很高的地位。但處于頂端的時候恰恰也是最易成為眾矢之的時候，他似乎全然忘記了他的衛(wèi)國老鄉(xiāng)——軍事家、改革家吳起的命運。

魏文侯死后，吳起受到魏武侯猜疑，不得已而去了楚國，受到楚悼王器重，被任命為相。吳起在楚國嚴明法令，裁汰冗官，廢除較疏遠的公族，照樣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然而，楚悼王一死，滿懷怨恨的貴族就發(fā)動叛亂，射殺了吳起。而這件事情就發(fā)生在商鞅赴秦之前30年。

可當(dāng)時處在歷史巔峰時期的商鞅卻想不起這些。他目力所及的目標(biāo)，是下一個更輝煌的成功。《商君書》透露出來的思想，商鞅的治國理念，有濃重的軍事主義色彩，他認為解決戰(zhàn)斗力的問題，才是根本的問題。在他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有這樣的想法也不無道理。 他對百姓的管理，是“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 ”，也就是說，通過賞賜使百姓不怕死；通過嚴厲的統(tǒng)治，使百姓不貪生（活著也沒多大意思）。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境界是“民聞戰(zhàn)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zhàn)也。” 在這種極端化的治理下，秦民不貪生不怕死，秦軍的戰(zhàn)斗力肯定是大大加強了。這樣下來秦國就要進行自穆公以來未能完成的東擴計劃了， 東擴目標(biāo)之?dāng)尘褪菑娛⒌奈簢?/span> 商鞅始終清楚，秦的“心腹疾”就在于魏。他曾對秦孝公說過：“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他認為，如果魏國得勢，它就會“西侵秦”，如果魏不得勢，那就是秦國收復(fù)河西的機會了。

當(dāng)時魏國是強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據(jù)《戰(zhàn)國策·齊策》里蘇秦的說法，當(dāng)時秦孝公“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內(nèi)，盡堞中為戰(zhàn)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 但是商鞅并不恐慌，他與秦孝公商量：“魏國現(xiàn)在勢大，令行于天下，跟隨他們的人太多。以秦一國之力，去應(yīng)對大魏聯(lián)盟，恐怕不行。請君上派我出使魏國，我必有敗魏的妙招。”     

商鞅見到魏惠王之后，先把魏國的力量恭維了一番，并稱秦國暫時愿意臣服于魏國，并慫恿魏國君主稱王。魏惠王果然聽了受用，立刻“去侯稱王”，過起了周天子才能稱王的癮。魏惠王稱王后，在逢澤(今河南開封南)舉行會盟，邀請宋、衛(wèi)、鄒、魯、秦等國。此事激怒了同為三晉的韓國，對魏惠王的會盟進行抵制。魏惠王于是派龐涓聯(lián)合趙國伐韓，包圍了韓都新鄭。韓求救于齊國，齊國立刻派兵來救，軍師就是著名的軍事家孫臏。 孫臏在馬陵（今山東范縣西南）設(shè)伏，死死困住了魏軍，萬箭齊發(fā)。著名魏將龐涓仰天大叫一聲“遂使豎子成名”，之后拔劍自刎，魏太子申也被齊軍生擒。魏惠王無奈，只能向齊國求和。奸詐的商鞅就在此時，奉孝公之命，要來取河西之地了。 魏惠王不懂“出頭的椽子先爛”的道理，貿(mào)然稱王，只換來了一群強敵。齊、趙那一邊壓力已經(jīng)夠大，這時秦國又與楚國通（狼）力（狽）合（為）作（奸）一起趁火打劫，魏再次陷入腹背受敵。 經(jīng)過一系列戰(zhàn)爭與和談，秦國終于奪取了河西之地。魏國丟了河西之地，終結(jié)了它居于列國之首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個人功業(yè)，也由于此役而達于巔峰。

秦孝公為了嘉獎商鞅軍事和外交上的大功，封商鞅為列侯，把以前所奪取的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為商鞅的食邑（該地向商鞅納稅），號為商君——后世稱衛(wèi)鞅為商鞅，就是由此而來。 這個封賞，使商鞅落入了一個歷史悖謬。商鞅本是以“強公權(quán)、削分封”起家的，到頭來，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領(lǐng)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對的那一類人。 這個悖謬，在不久的將來就將讓他陷入絕境。

不過此時的商鞅卻渾然不知，謝恩后回到府第，對家臣說：“我不過是衛(wèi)國宗室的一個支庶出，挾滿腹謀略歸秦，為秦提出改革治國之道，立致富強。今又奪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極矣。” 然而，自古高處不勝寒。況且商鞅這樣一個客卿，在秦國毫無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與信任，才獲得如此成功，那么他的榮辱，也就與秦孝公的狀況密切相關(guān)。這不單是“封建社會”才有的人際關(guān)系，這種依附式、授權(quán)式的人際關(guān)系，有著非常大的不穩(wěn)定性。 他的成功，也潛在著對他本人的極大不利。他在變法期間，對秦國的宗室管束極嚴，到了每天都要約束秦國宗室的地步，以至“宗室貴戚多怨望者”，這就基本上把秦國的上層都給得罪了。

而下層普通百姓是否可以對他有所支持呢？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說小民究竟能有多少力量，悲劇性就在于，商鞅變法同樣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從不少記載看，商鞅既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個目的論者，且為人刻薄寡恩急功近利，為了推行變法絕對不講任何溫情。他的新法中，有連坐之法，相當(dāng)嚴厲，變法增加了鑿頂、抽肋、鑊烹等許多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來的習(xí)慣法，但在戰(zhàn)國時期各國都已漸漸淡化，到了商鞅這里又重新加強，老百姓豈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經(jīng)幾乎沒有任何屏障了。 司馬遷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之人”，劉向《新序》里也說商鞅“內(nèi)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也就是說，他加強了周朝肉刑的嚴酷性。據(jù)說商鞅曾在渭河邊對觸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內(nèi)就殺了700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而他絲毫沒有憐憫之心。 當(dāng)然后世對商鞅的記載，也許有夸張的地方，但所有資料中，均不見商鞅有什么私敵，因此可以斷言，他對秦宗室的壓制，也許完全是出于公義。

曾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趙良，曾經(jīng)去見商鞅。 商鞅問他：“請你說說我之治秦，與秦穆公時期五羖大夫哪個更高明？”

趙良說：“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一，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五羖大夫做相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見到秦王，是通過嬖人（宦官）景監(jiān)，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筑宮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師傅，以峻刑殘傷百姓，是積怨畜禍也。您還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這詩來看，你這么做，怕是要折壽。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好多年矣，您可要小心。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您做的這幾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門，后車十?dāng)?shù)，從車載甲，高頭大馬做您的車駕，持矛拿戟者隨車小跑。這些東西，假如少了一樣，您就不出門?！渡袝吩唬?span>'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經(jīng)危若朝露了，還想延年益壽乎？您何不歸還十五城，在郊區(qū)灌園種菜，勸君上尊崇隱居之士，養(yǎng)老存孤，敬父兄，獎有功，尊有德，您也許可以稍稍安全一點。您要是貪商、於之富，獨斷秦國之教化，積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秦國想收拾掉您的，人數(shù)還能少嗎？您的敗亡，可翹足而待哩。”

也不知這趙良是何方神圣，這一大篇聲討詞，居然沒引得商鞅大怒而動刑罰，只是一個不采納，就算完了。但是不幸的是，趙良所說的后來全都應(yīng)驗了。

秦孝公這個時代，實際上是商鞅的時代。秦國的很多東西，都深深烙下了一個大大的“鞅”字。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個秦國都托付給商鞅去運作，從史料上找不出一點孝公對商鞅生疑的跡象。秦孝公確實是把商鞅視為異姓兄弟，封其為“商君”，是給予他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比秦孝公年紀(jì)大，按照自然規(guī)律，他這一生，是有孝公君權(quán)做保障的，可以順順當(dāng)當(dāng)?shù)刈咄辍?/span>

可是，天有不測風(fēng)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頭。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壯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僅44歲。 商鞅頓失護佑！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業(yè)，只有靠自己心愛的兒子了。他臨死前，把太子駟一人留在身邊，命兒子給他背誦《黃鳥》詩，可能是意在讓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駟繼任，是為秦惠文公。 太子駟的兩位受過商君之法處罰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已經(jīng)深居宮內(nèi)12年不見人了。這是何等空前的險境，商鞅竟然一點也沒意識到。他自負的認為自己是先朝舊臣，出入仍然傲慢如初。人們可以忘恩，但是幾乎沒有可以忘記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準(zhǔn)了這一轉(zhuǎn)機。秦國通過變法強大了，他們不會因身為秦國人而高興。他們是利益受損者，他們寧肯國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歷史中去，也要否定變法，爭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視朝時，商鞅不知為何沒有出席。第一個出來稟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孫賈。兩人說：“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國雖治，然而婦女兒童都說商君之法，沒人說是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quán)重，后必謀叛。”新君年輕，商鞅和對立派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商鞅完全看錯了，以為君主年輕就不敢輕易變更父親的既定方針；而老世族卻能看得很準(zhǔn)，他們要用“某人功高震主”來嚇唬年輕的君主。這兩派的態(tài)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兩種感受。天平傾向哪一邊，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對兩位老師說：“吾恨此賊久矣。但他是先王之臣，謀反的形跡未彰顯，所以暫且容忍他。”惠文公雖然年少，但做事還不是沒原則的，他很懂得處理問題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顧，舊臣的氣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歸商、於。 

商鞅不覺得大禍臨頭，反而覺得這樣也好，辭朝之后，就收拾好車駕出城。他雖去職，但爵位沒變，其儀仗隊伍猶比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無不出自他門下，見老主人走了，百官都來餞送，朝署為之一空。 這又給了反對派以口實。 

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過，僭用王者儀仗，如歸商、於，必然謀叛。” 當(dāng)年與商鞅辯論輸了的甘龍、杜摯，也沒忘20年前的恥辱，出面作證，將商鞅儀仗違規(guī)的事證實。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孫賈率武士三千去追趕商鞅，必要時提他的頭來見。 

一個威權(quán)人物的倒臺，不管后續(xù)的影響如何，對當(dāng)時的普通民眾都是開心的事。當(dāng)時百姓知道商鞅走了，都跑了出來，滿街滿巷，全在抱怨商鞅。一聽說公孫賈要領(lǐng)兵去追趕，攘臂相從者，竟有數(shù)千余人之多。當(dāng)時商鞅車駕出城已有百余里，忽聞后面喊聲大作，忙派人去探聽，回報說：“是國君發(fā)兵追趕。” 

商鞅大驚，知道是新君翻了臉，怕是難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車，扮作卒隸，帶著妻兒老母逃亡。 一行人倉促奔至函谷關(guān)，見天色將黑，便往旅店投宿。誰知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證）。 商鞅推說沒有，店主遂閉門不納，說：“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連坐，要與你一并處斬，我可不敢留。” 商鞅嘆道：“唉，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作弄人。

他們一行人只得頂著夜色前行，混出函谷關(guān)門，徑直投奔魏國去了。當(dāng)年，商鞅在魏國游歷多年，他眼下心存僥幸，希望在魏國能找到一二至交，或許還能東山再起。來到魏國邊關(guān)之下，守令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閱歷頗多，居然認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詐魏國公子卬而敗魏軍，拒絕接納。 

商鞅請求從魏國轉(zhuǎn)道別國，并不在魏國逗留。關(guān)上的魏人說：“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不把你送歸，我們怕要惹禍上身。”隨后，就將商鞅遣送回秦境內(nèi)。 這真是應(yīng)了“作法自斃”那句話！商鞅走投無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糾集徒屬，發(fā)動邑兵，向北攻擊鄭地，以謀求一塊立足之地。 現(xiàn)在，商鞅的身份變得很尷尬，雖然秦國目前的中央體制，沒有一處不烙著“鞅”字，可是他作為一個個體，已被這體制排除出政治中樞，現(xiàn)在不過是一個與中央政權(quán)作對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親手締造的中央體制，只要稍稍動動手指頭，就能把他捏得粉碎。 秦惠文公當(dāng)然不可能放跑他，下令發(fā)大軍進攻商鞅，在鄭的澠池將商鞅的隊伍擊潰，生擒了商鞅。 20年的舊仇，今日終于可得報。秦惠文公下令，將商鞅車裂（五馬分尸），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沒有誰像商鞅這樣敢造反的！”隨后，又殺掉商鞅全家。 

這就是舊時許多權(quán)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遭滅頂之災(zāi)。據(jù)說“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 這就是激進政治家的悲劇。 在繩索將他的四肢和脖頸勒緊時，曾經(jīng)偉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極端孤獨的。 沒有人憐憫，沒有人惋惜，沒有人為他作《黃鳥》之歌。 

他所締造的事業(yè)，將延展至廣大的華夏之土，并將延續(xù)至千秋萬代；可是他只是孤零零的一個犯人，連一個知音都沒有了。 一個偉大人物的孤獨隕滅，沒有誰比商鞅更凄慘的了。 不過，作為肉體的商鞅雖然悲慘地毀滅了，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初即位時，尚且年少，殺商鞅是有些意氣用事了；但他是頭腦清醒之人，很快擺脫了甘龍、杜摯之流的影響，承襲了商鞅變法的所有成果，老世族并沒有重新得志。 這就是所謂的“商鞅雖死，秦法未敗”。 新法的許多規(guī)定，在秦國一直延續(xù)了下去，直至最終。 

當(dāng)然，商鞅本人的覆滅，不少歷史學(xué)者將原因歸結(jié)于他的極端化，過于急功近利。他所主張的“貶抑工商”、“棄絕文化”、“倡主獨裁”、“輕罪重刑”，這些都違背了一個正常社會的規(guī)范。 他讓自己是陷入兩難中——如果不激進，秦國便不能迅速富強；如果太激進，他將陷于千夫所指。 他選擇了千夫所指，以自己的毀滅，換來了一個雄風(fēng)引領(lǐng)百代的大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