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三急，本是天經(jīng)地義，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之常情，但因為涉及到個人穢物排泄的問題，在國人眼里一直是一件略顯尷尬的事情，尤其是在會客、訪友的時候，突然來情況，一句“我上個廁所”赫然而出，說者自然是尷尬萬分，聽者也不免啞然失笑。隨著時代的進步，大家越來越愿意用一些雅稱來代替“上廁所”，比如說“解手”一詞，意即“上廁所”，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世人皆知的常用通用俗語，說出來清新脫俗，給人一種文雅之美，但是，如果你知道“解手”一詞背后那段不堪回事的歷史故事，估計就不會有那種美感了。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痹谌A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qū)，流傳著大槐樹的傳說，其背后的歷史指的就是從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樂十五年（1417年）前后，明朝政府在山西進行了歷時五十年，人數(shù)達數(shù)十萬，遷出范圍涉及河北、河南，江蘇，福建甚至臺灣的一次大規(guī)模的強制性移民。這次移民是有史料記載以來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長、范圍最廣、意義最深遠的大移民事件，其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對于當時的明王朝以及后來的社會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由于當時明政府把這些移民都集中在洪洞縣古大槐樹下，進行登記注冊后強制帶走，所以絕大部分移民后裔都把祖先出發(fā)的最后之地洪洞作為外遷之前的祖籍，將這棵大槐樹作為祖籍的標志。后世也因此把這次遷徙俗稱為“山西大槐樹遷徙”。

元朝末年，由于元朝統(tǒng)治者對底層百姓的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天災(zāi)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qū)“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tǒng)治，在這些戰(zhàn)斗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nóng)民軍所據(jù)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的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又長期在長江下游大戰(zhàn)，搞得中原地區(qū)一片狼藉。

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shù)，村莊城邑多成荒墟?！睋?jù)《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zāi)，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qū)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中原地區(qū)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zāi)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zāi)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中原地區(qū)從元統(tǒng)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饑。十八年“京師大饑，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饑，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xiàn)“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東、河北、陜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qū)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qū)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tǒng)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wù)”（《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

當元末中原地區(qū)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qū)的兵亂及各種災(zāi)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qū)也沒有發(fā)生大的水旱蟲災(zāi)，風調(diào)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人丁興盛，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jù)《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朱元璋也認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 于是，朱元璋采納了大臣們的建議，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zhàn)路決策，決定將山西百姓遷往鄰近幾個省份移民屯田。而當時的洪洞縣又是晉南最大、人口最多的縣，擔負民眾外移自然首當其沖。于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歷經(jīng)數(shù)朝歷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

對此，明朝僅有的動員手段就是頂在后心上的槍刀，有時甚至是欺騙手段。偃師縣《滑氏溯源》一文談到：人們傳說山西遷民，唯不遷洪洞，所以人們都紛紛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驟然行文，獨遷洪洞……當時，明政府完全不顧移民地區(qū)百姓的想法，貼出告示:“愿意移民的人，在家等待。不愿移民的人，三天內(nèi)趕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集合。”于是，三天內(nèi)大約有十來萬不愿離鄉(xiāng)背井的人聚集到樹下，大批官兵突然將他們通通圍住，全部捆綁起來，在百姓一片哭喊叫罵中開始登記造冊。據(jù)說當時官兵怕有人逃跑，就在移民們的小腳趾上砍了一刀來識別身份。因此，移民后裔的小腳趾甲都是復(fù)形的，也因此留下了“誰是古槐遷來人，脫履足趾驗甲形”的話。更甚者，當時的移民政策不近人情，苛刻到近乎泯滅人性。朱元璋下旨要求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遷移。具體來說，就是移民中若是同姓同宗的，不可以遷往同一個地方。如果一戶人家里有四口人，則留下一口人不遷；如果一戶有六口人，則留下兩口；如果一戶八口，就留下三口人……以此類推。這種移民條件硬生生地拆解了一個完整的家庭，使得骨肉分離，痛不欲生。

官兵強迫百姓登記后，為防止逃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聯(lián)結(jié)成一串，押解著移民上路。移民們被反綁著雙手長途遷移，在漫漫長途上他們免不了要屙屎灑尿，內(nèi)急時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shù)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于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所以華北各地，都把上廁所叫作解手。由于移民的手臂長時間被捆著，以后遷民們大多習(xí)慣背著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襲了這種習(xí)慣……

總結(jié)：其實“解手”一詞早在元代就已出現(xiàn)。如《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中說：“敘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可見“解手”的由來跟明朝各地的移民沒什么關(guān)聯(lián)。雖然“解手”一詞的由來并非起自明初移民的歷史，可是，我們現(xiàn)在讀到的關(guān)于明初移民的記載，卻依然充滿了悲苦和辛酸。這段歷史故事終將伴隨著時間的長河，娟娟不息的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年輪中，曾經(jīng)、現(xiàn)在和未來影響著這偉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