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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明初官方移民史記 中國歷代移民，可分為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兩種形式。自然移民乃是百姓為逃避天災(zāi)戰(zhàn)禍或其他原因而致的自發(fā)遷徒；官方移民乃為歷代政府基于軍事、政治、經(jīng)濟諸原因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移民。歷史上曾有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自然移民：一次是兩晉南北朝時三百余年戰(zhàn)亂，中原地區(qū)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帶；一次是北宋滅亡以后中原淪陷，士大夫及廣大百姓隨宋朝宗室紛紛南逃。就我國歷代官方移民的歷史來看，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墾荒以及軍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歷經(jīng)三朝歷時五十年，在我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特別在山西洪洞古槐樹處的移民，無論從時間、地域范圍、組織規(guī)模上講，無疑是移民史上的頂峰，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古大槐樹處移民居之冠，古大槐樹處移民后裔遍神州。 一、移民的原因 明初官方移民的背景和原因，要從元末年間的歷史談起。 元朝在中國的統(tǒng)治只有89年（1279-1368），雖然盛極一時，但“只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nóng)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qū)“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tǒng)治。僅至正元年( 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發(fā)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后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臺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穎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次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元軍決戰(zhàn)于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得到廣大農(nóng)民的紛紛響應(yīng)。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nóng)民軍決戰(zhàn)，攻城掠地，擄掠殺人，干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 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nóng)民軍戰(zhàn)，“兩戰(zhàn)皆敗之，斬首萬余級”(《元史 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 順帝本紀》)，后來元軍正規(guī)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nóng)民起義軍鎮(zhèn)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nóng)民作戰(zhàn)。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陜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陜、魯和兩淮，終于把紅巾軍鎮(zhèn)壓下去。在這些戰(zhàn)斗中 ，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nóng)民軍所據(jù)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dāng)時被殺的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洼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后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fù)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jié)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shù)，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jù)《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zāi)，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qū)8次” (《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爸琳?，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guān)，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 漂沒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無算。三年二月，鞏昌寧遠、伏羌、成紀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算。 五月黃河決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shù)百家。濟寧路兗州、 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穎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東平路東阿、陽谷、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濫。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已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jiān)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 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薊州大水…… 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吣炅拢钣?，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墻，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nèi)、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漂東關(guān)居民數(shù)百家 秋七月薊州四縣、衛(wèi)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是河南地區(qū)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 (《元史.順帝本紀》)。當(dāng)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qū)“連年饑饉，民不聊生”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qū)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zāi)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zāi)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中原地區(qū)從元統(tǒng)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饑；十八年“京師大饑，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饑，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xiàn)“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 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東、河北、陜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qū)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元史.順帝本紀》)。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qū)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tǒng)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wù)”(《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于是采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 國子監(jiān)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zhàn)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guī)模的歷經(jīng)數(shù)朝歷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開始。 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剛剛有所恢復(fù)，又發(fā)生了“靖難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quán)，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復(fù)拉鋸作戰(zhàn)，進行了四年的戰(zhàn)爭，這就是中原地區(qū)盛傳的所謂“燕王掃碑”。當(dāng)時一部分地區(qū)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yè)，恢復(fù)生產(chǎn)的愿望。 根據(jù)《明史》記載，燕軍在戰(zhàn)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明史.恭閔帝本紀》)。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shù)萬，溺死者十余萬人”(《明史.成祖本紀》)。中原地區(qū)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后，對忠于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dāng)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lián)誼會”的抵抗。燕王無標轉(zhuǎn)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gòu)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四年的“靖難之役”中，民非殺即逃，進一步加劇了中原地區(qū)的荒涼局面。由于人糧劇減，也不得不進一步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shù)”，“凡州改縣者十二，縣并者六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余州降為縣(《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為此，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二、移民的歷史記載 當(dāng)元末中原地區(qū)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qū)的兵亂及各種災(zāi)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qū)沒有發(fā)生大的水旱蟲災(zāi)，風(fēng)調(diào)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鐘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dāng)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xùn)|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更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因此，山西是移民的遷出地。 我國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明初移民，從洪武初年至永樂十五年，約有50年的移民歷史。被遷之民以晉南、晉東南為多，晉中只有少數(shù)幾縣。明初山西為五府、三直隸州、十六散州、七十九縣?！睹鲗嶄洝贰ⅰ睹魇贰酚涊d的遷民主要有汾州府(轄七縣)、遼州(轄二縣)、沁州(轄二縣)、澤州(轄四縣)、潞安府(轄八縣)、平陽府(轄二十八縣)。這些地區(qū)共有五十一縣，而平陽府就轄二十八縣。就人口而言，據(jù)《山西通志》記載，列表如下： 年度\地區(qū) 山西 平陽府 澤州 潞州 遼州 汾州 沁州 洪武24年 戶 652408 208211 66846 166147 11581 15987 15671 洪武24年 口 4873946 1847790 474937 1113024 62418 244110 138607 永樂10年 戶 586202 198176 65941 134012 9743 26368 16867 永樂10年 口 4074563 1644285 383710 736179 50217 245397 94263 由此可見，遷民最多的自然是平陽府。 明朝政府移民原則是把農(nóng)民從窄鄉(xiāng)移到寬鄉(xiāng)，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廣地方。洪武三年曾有定制：對北方郡縣荒蕪田地，召鄉(xiāng)民無田者墾辟，每戶給十五畝，又給二畝地種蔬菜，有余力者不限頃畝。同時規(guī)定，皆免三年租稅，鼓勵農(nóng)民積極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據(jù)民國《洪洞縣志》記載：“明洪武、永樂間，屢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保安等處，樹下為薈萃之所”，并在“廣濟寺設(shè)局駐員，發(fā)給憑照川資”(民國《洪洞縣志.古跡》)?！睹鲗嶄洝?、《明史》、《續(xù)文獻通考》等書都有明初移民的記載，明朝洪武年間先后遷民10次，永樂年間遷民8次，共計18次。 1.《明史.食貸志》載：“(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風(fēng)陽?！?br>2.《明太祖實錄》卷一一0載：“(洪武)九年十一月，遷山西及趄定民無產(chǎn)業(yè)者于風(fēng)陽屯田，遣人赍冬衣給之?！?br>3.《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載：“(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千余戶，悉還為民?！?br>4.《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等閑曠之地?！?br>另據(jù)《明史》卷三載：“(洪武)二十年八月，徙澤、潞民無業(yè)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家具，復(fù)三年?！?br>5.《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載：“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軍都督朱榮奏，山西貧民徙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者，凡給田二萬六千七十二頃?！?br>6.《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七載：“(洪武)二十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愿應(yīng)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后都督僉徐禮分田給之。” 7.《明太祖實錄》卷三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馮勝、傅友德帥開國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為軍。屯田于大同、東勝，立十六衛(wèi)?！?br>另據(jù)《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卷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馮勝、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計平陽選民丁九衛(wèi)，太原、遼、沁、汾，選民丁七衛(wèi)。.....每衛(wèi)五千六百人?！?br>8.《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載：“(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后軍都督府僉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恪等往諭山西改過居彰德者聽。者聽。至是還服，彰德、衛(wèi)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戶?！?br>9.《明太祖實錄》卷二三六載：“(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二萬六千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br>10.《明史》卷五載：“(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fù)五年?！?br>另據(jù)《明太宗實尋》卷十二下載：“(洪武)三十年九月，戶部遺官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 、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br>11.《明太宗實錄》卷二十一載：“(永樂)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為民種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編成里甲，并妻、子發(fā)北京、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禮部議奏：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編成里甲......上悉從之?！?br>12.《明史.成祖本紀》卷六載:“(永樂)二年九月，徙山西民萬戶實北平?！?br>另據(jù)《明太宗實錄》卷三十一載：“(永樂)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民萬戶實北平?！?br>13.《明史.成祖本紀》卷六載：“(永樂)三年九月，徙山西民萬戶實北平?！?br>14.《明太宗實錄》卷五十載：“(永樂)四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郡縣吏李＊等二百十四人言愿為民北京。命戶間給道里費遣之?！?br>15.《明太宗實錄》卷五十九載：“(永樂)五年五月，命戶部從山西之平陽、澤、潞、山東之登、萊等府州五千戶隸上林苑監(jiān)，牧養(yǎng)栽種。戶給道里費一百錠，口糧五斗?！?br>16.《明太宗實錄》卷一四九載：“(永樂)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慶)當(dāng)要沖，而土宜稼檣，改為隆慶州......而以有罪當(dāng)遷謫者實之?！?br>除我國一些歷史文獻的記載外，民間移民記載更為豐富，晉、冀、魯、豫、蘇、皖、 陜、甘等地大量的民間譜牒與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縣大槐樹處移民的記載，這些資料說明，明朝洪武、永樂年間的移民，是我國歷史上有組織、有計劃的一項重大決策。 三、遷往山東地區(qū) 元末明初，山東地區(qū)人口同山西不相上下，但可耕土地面積比山西大得多。由于黃河泛濫，災(zāi)疫盛行，再加上“靖難之役”，南北構(gòu)兵，造成人煙稀少,也是移民遷入的重點省之一。山東省移民以明時的東昌府、濟南府、兗州府、萊州府、青州府最多?，F(xiàn)移民于山東有據(jù)可查者達八十余縣。 其分布如下： 山東省移民分布一覽表 濟南 歷城 章丘 長青 青島 膠南 即墨 淄博 棗莊 滕縣 德州 寧津 商河 濟陽 禹城 夏津 陵縣 齊河 武河 廣饒 濱縣 墾利 陽信 無棣 沾化 利津 博興 惠民 濰坊 濰縣 諸城 安丘 臨朐 壽光 高密 益都 煙臺 牟平 文登 萊陽 棲霞 掖縣 榮城 萊西 招遠 黃縣 臨沂 沂水 日照 平邑 沂源 沂南 莒縣 莒南 費縣 泰安 萊芫 新汶 肥城 平陰 寧陽 東平 濟寧 兗州 魚臺 嘉祥 汶上 曲阜 鄒縣 菏澤 鄆城 巨野 單縣 曹縣 鄄城 梁山 定陶 東明 聊城 東阿 臨清 莘縣 金鄉(xiāng) 徽山 陽谷 茌平 冠縣 高唐 定陶縣一千王村民國時期寫的《王氏家譜序》載：我王氏自明洪武二十五年由山西洪洞縣遷居于此，始祖諱良，帶來隨手兵器一件，莊名“一槍王”……宗族甚多、門戶雖別，乃是一家人。后人共稱“一千王”。定陶縣光緒二年續(xù)寫的《張氏家譜》載：“我始祖諱四老字開墓，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遠祖洪洞者不可考，始祖開墓公當(dāng)明定鼎之初，奉詔遷徙山東，籍隸定陶，居城二十六里堂林坡村，即今之陳集奄東南東張莊是也，爾時茲土荒蕪、戶口流亡……”，現(xiàn)已傳二十三世。定陶縣現(xiàn)有村莊1050個。其中有396個村莊居民祖先是明朝由洪洞縣遷移而來，另有18個村是元、清時期由洪洞縣遷來。最多是明洪武時期來定陶者即占241戶。據(jù)調(diào)查，當(dāng)時移民每戶一般為一至三人，個別有四至五人。按此推算，明朝從洪洞縣遷定陶縣約396戶，計800余人。 其它許多縣也有類似的記載。聊城縣《段氏家譜》載：“大明天啟年，自山西洪洞縣北關(guān)遷山東東昌府城北十八里，自立小段莊”。沂南《傅氏墓碑》寫道“始祖居山西省洪洞縣喜鵲窩，于萬歷年間遷此處”。1956年在濟寧發(fā)現(xiàn)一座墳?zāi)梗啄疚葱?，尸衣未腐，被上紙寫道：“明朝郭軒，嘉靖十五年，從山西洪洞縣遷來濟州南關(guān)外住。終年五十六歲?！闭椿h《王氏族譜》載：“我王氏當(dāng)宋、元之際，世居山西省平陽府洪洞縣，古晉人也。迄明初洪武二年，吾祖由洪洞縣遷籍濟南府歷城縣東關(guān)，北臨柳符頭，兩地雖遙，先人之廬宛在也。但我王氏有的遷至濟南龍洞及直省河間府者已失聯(lián)系。遷來沾境者系六世社諱興、萃二老，先住沾境‘王家莊村’，后移鄰近鐵匠家(西孫村)，現(xiàn)另有族人移居濱州“刀子王家”。滕縣《馬氏家譜》載：“始祖三世太、清、壯，原籍山西省洪洞縣，明洪武二年遷山東滕縣，住城西石井村，因子孫繁衍曰‘馬家村’”。臨清縣肖寨村光緒二十一年寫的《李氏族譜序》載：“爾近溯之原籍，山西洪洞縣。明初定鼎之后，東省戶口零落。逐移于清邑居焉”。又于康熙四十年寫的《李氏始祖碑文》記載：“自元末運數(shù)當(dāng)劫，民遭奇患，山左居民幾無孑遺，暨明太祖建國，分民詔下，移民遷眾，我始祖自山西太原市(原文如此)洪洞遷此清邑，披荊斬棘，蒙霜露而居焉。當(dāng)是時，墾田構(gòu)室，幾費艱辛，而不憚煩者，貽劂后也”。臨清縣乾隆二十五年寫的《張氏族譜序》記載：“張氏系出于山西之洪洞……自有明奉敕遷徙清源(臨清)遂族而家焉”。商河縣《王氏祖碑》記載：“祖輩是明朝洪武年間遷來”，歷經(jīng)千難萬險，由山西省洪洞縣蝦蟆灣來此居住，望孝子賢孫世代相傳牢記故鄉(xiāng)。臨朐縣堯山鄉(xiāng)王寨村崖村群眾在墳中曾扒出一石碑，上面記載周圍幾個村莊，都是自洪洞大槐樹下于洪武間遷去的。汶上縣《楊氏墓碑》載：“楊氏遷汶已十余世矣，溯其始世居山西洪洞”。清平縣《周氏家譜》載：“周氏，清邑(清平)望族也……‘于洪武年間，由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居清邑城西北，距城四十五里欲一里八甲居周莊’”。曹縣乾隆七年立《追遠碑.大清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歷來遷居追遠序》載：“溯其淵源，考其履歷，其遷也，奉永樂詔起自洪洞，遷于大梁?！胫稳辍凶嬷M希顏復(fù)遷于魯河?xùn)|岸”。濰坊市《李氏家譜》載：“李氏先祖李唐、李樹兄弟二個，明永樂年間由山西洪洞遷民到山東濰縣，在一邊定居，起名李家寨。” 此外，肥城縣《朱氏家譜》、商河界《王氏家譜》、陽谷縣《姜氏墓碑》、滕縣《徐氏家譜》、惠民縣《咿氏家譜》都記載其先祖是洪武年間從洪洞遷魯?shù)?。嘉祥縣張氏、兗州張氏、禹城劉氏、菏澤縣袁氏，先祖都是永樂年間由洪洞遷去的。無棣縣水灣鄉(xiāng)牛氏始祖是明永樂二年奉旨遷入海奉(無棣)的。據(jù)先輩傳，是在洪洞大槐樹下分路而遷，遷時砸破一口大鍋，每人拿一塊碎鐵為紀念，人稱“打鍋?！?。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鍋牛的傳說。 從資料來看，山東移民以洪武朝為多、永樂朝次之，也有個別為其他朝遷徙者。從家譜、碑文中的記載看，大多記載為從洪洞遷出，也有個別從它縣遷出。據(jù)嘉祥縣地名辦公室調(diào)查，全縣70％的自然村均為明朝洪武、永樂年間由山西洪洞縣遷來定居的。據(jù)山東省莒縣地名辦公室初步調(diào)查，洪洞明初遷民于莒縣情況如下： 原籍及姓氏 遷莒時間 遷莒地點 備 考 洪洞縣馬氏 明洪武 弧山莊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縣僚洼村高氏 明洪武 石嶺子 《重修莒武.氏族》 洪洞縣孝義村郝氏 元末 城西粟園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縣萬氏 明初 萬象山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縣趙氏 明初 山東益 《重修莒志.氏族》 永樂 莒北門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縣趙氏 明洪武初 今棋山鄉(xiāng)趙家莊子 《趙氏族譜》 洪洞縣徐氏 洪武二年 棋山鄉(xiāng)水溝 《徐氏族譜》 山西段氏 洪武初 棋山鄉(xiāng)威服村 《段氏族譜》 洪洞縣孫氏 棋山鄉(xiāng)褚家坡 當(dāng)時遷民執(zhí)照 洪洞縣韓氏 棋山鄉(xiāng)長寧村 傳說 洪洞縣林氏 棋山鄉(xiāng)大林茂 傳說 洪洞縣僚洼村高氏 洪武 招賢鄉(xiāng)高家橋 族譜 山西省祁縣 明 徙阿莊 《重修莒志.氏族》 上表可以看出只有一戶不是洪洞遷出的，也有洪武、永樂前后遷去的。 四、移民的作用 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墾荒以及軍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歷經(jīng)三朝、歷時五十年，在我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移民墾荒振興農(nóng)業(yè)的實施，雖然其目的是鞏固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但在客觀上卻緩和了地主與農(nóng)民的階級矛盾，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chǎn)力，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逐步得到恢復(fù)，社會經(jīng)濟日漸好轉(zhuǎn)。邊防鞏固、賦稅增加、社會安定，使明朝的封建社會迅速發(fā)展，充分顯示了明代移民的歷史作用。 （一）中原地區(qū)人口大量增加，勞動力得到解決 元末明初，由于戰(zhàn)亂瘟疫及自然災(zāi)害，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量荒蕪。移民后，勞動力得到解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迅速發(fā)展，人民生活安定，人口大量增加，特別是移民地區(qū)的人口增加更為顯著。洪武十四年全國有戶一千零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戶，人口有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零五口(《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到洪武二十六年增加為一千六百零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增加為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口《明史.食貨志》。河南省洪武二十六年編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人口為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到了弘治四年，增加為五十七萬五千二百四十九戶，人口增加為四百三十六萬零四百七十六口(《明史.地理志》)。山東省洪武二十六年編戶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口五百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到弘治四年，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五，人口是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明史.地理志》)。陜西省洪武二十六年有戶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六，人口二百三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九；弘治四年，戶三十萬六千六百四十四，人口三百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續(xù)文獻通考》卷十三)。河北、安徽等省人口均有大量的增加，解決了中原地區(qū)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二）耕地面積大量增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迅速恢復(fù)發(fā)展 明初移民使中原大片荒涼地區(qū)的土地有了農(nóng)民耕種，再加上明朝政府實行了發(fā)給移民耕牛、種子、農(nóng)具以及三至五年不征賦的鼓勵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措施，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使墾荒面積迅速增加。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每年墾荒數(shù)字為：洪武元年七百七十余頃；洪武二年八百九十八頃；洪武三年二千一百三十五頃(魯、豫、鄂)；洪武四年十萬六千六百十二頃；洪武六年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十頃；洪武七年九十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頃；洪武八年六萬二千三百零八頃；洪武九年二萬七千五百六十四頃；洪武十年一千五百一十三頃；洪武十三年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一頃。據(jù)《明實錄》載，洪武十四年全國耕地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五頃(《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以上十一年的總墾田面積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一百七十頃。洪武元年全國耕地面積不過一百八十多萬頃(不包括東北、西北未定的地區(qū)以及四川、云南、貴州等地)，荒廢田地的數(shù)量是極為巨大的。到洪武二十四年全國墾田總數(shù)為三百八十七萬頃。兩年后，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土田總數(shù)增加為八百五十萬頃(《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四十)，比洪武元年的墾田總數(shù)增加了四倍。按全國人口平均，當(dāng)時每人可占有耕地十七畝。墾田數(shù)目以北方為最多，特別是山東、河南、河北移民所墾田的數(shù)目為多，這說明中原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得到發(fā)展。 （三）農(nóng)業(yè)豐收、稅糧增加，社會經(jīng)濟繁榮 由于實行移民墾荒，鼓勵發(fā)展生產(chǎn)的措施，使農(nóng)業(yè)不斷豐收，明朝的社會經(jīng)濟迅速繁榮。 洪武十八年，全國收入麥、米、豆、谷二千零八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七石(《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洪武二十三年，歲入稅糧為三千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石(《明太祖實錄》卷二百零六)；二十四年為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石(《是太祖實錄》卷二百一十四)；洪武二十六年，增加為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石(《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比元代全國歲入稅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余石增加二倍?！睹魇贰吩涊d當(dāng)時生產(chǎn)發(fā)展后的情況是：“是時宇內(nèi)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shù)百萬，府倉庫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明史.食貨志》)。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戶部尚書郁新奏稱:“山東濟南府廣儲，廣斗二倉糧七十五萬七千石有奇……二倉蓄積即多，歲歲紅腐...其今秋糧宜折棉布，以備給賜”(《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一)。農(nóng)業(yè)的豐收，與廣大移民的辛勤勞動自然是分不開的。 （四）移民墾荒、實行屯田，鞏固加強了明政府的邊防 明初土地荒蕪，國庫空虛，鞏固邊防解決糧餉是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明太祖為了加強國家的武裝鞏固邊防，在全國各地設(shè)立衛(wèi)所制度，曾遷山西平陽民“選民丁，立都所，置衛(wèi)屯田”。軍士別立戶籍，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屯田自養(yǎng)；平時軍士由衛(wèi)所路官負責(zé)操練、屯田，戰(zhàn)時則歸部派遷的部兵統(tǒng)領(lǐng)。明朝政權(quán)規(guī)定每百名軍士發(fā)給牛40頭以及其他農(nóng)具。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nèi)陸，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士受田五十畝為一份，征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余糧為本衛(wèi)所軍官俸糧。(《明史.食貨志》)由于實行了軍屯，軍糧有了保證，邊防也得到鞏固。洪武二十年七月守大寧前軍都督僉事商＊稱“所筑大寧兩城，見貯糧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guān)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shù)年邊用”(《明史.地理志》)。就連朱元璋也夸獎軍屯之制：“養(yǎng)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三冊170頁》。 （五）由于移民墾荒，生產(chǎn)恢復(fù)，田賦增加，府縣有不少升格 明朝以稅糧收入定府縣的等級，縣府均分三等。由于戰(zhàn)亂及自然災(zāi)害，洪武初，一些府、縣由上、中降為下。由于移民墾荒，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隨著田地和戶口的增加，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得到了恢復(fù)和發(fā)展，田賦逐年增加。到洪武八年，有不少府縣升格。例如：開封原為下府，因為稅糧額超過三十八萬石，八年正月為上府。河南懷慶府稅糧增加到五萬石，陜西平?jīng)龈畱艨?、田賦都有所增加，三月升為中府。十二月太原、鳳陽、河南、西安歲收糧增加，升為上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九十八、 一百○二)。 以上情況可以看出，移民墾荒實行屯田，使各地社會生產(chǎn)力得以迅速恢復(fù)和發(fā)展，特別是中原地區(qū)更為顯著。同時邊防得到鞏固，社會經(jīng)濟繁榮，人民生活安定，使明朝的統(tǒng)治得以鞏固和發(fā)展，從而把我國封建社會推向更高的階段。幾百年來，廣大的古槐移民與當(dāng)?shù)厝嗣窆餐瑠^斗，艱苦創(chuàng)業(yè)，對社會的發(fā)展做出一定貢獻，這些歷史的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附錄四： 燕王掃碑? 河北、河南、山東廣大地區(qū)流傳著“紅蟲”吃人的故事：明朝時，這一帶鬧“紅蟲”，把人吃光了，才從洪洞大槐樹處往這兒遷民。這個故事都和“燕王掃碑”造成人煙稀少有關(guān)。故事中所說的碑實際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宗碑。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為了使朱家天下永固，道德立長子朱標為太子，作為他的繼承人。可惜朱標短命，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又立朱標之子允＊為皇太孫。朱元璋死后，大臣們立允＊為帝，這就是歷史上的建文皇帝。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有勇有謀，跟隨朱元璋打天下屢建功勛。朱元璋立朱標為太子，他已暗中生氣；他侄兒為帝后，他更是不服；加上建文帝看到諸王的勢力強大，中央難以控制，就采納了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建議，決定削藩。這一下燕王就有借口了，他本來早已在北京招兵買馬，想尋機會和借口了。有了機會，他自然不肯輕易放過。于是他援有朱元璋的祖訓(xùn)，聲言朝廷內(nèi)出了奸臣，要為建文帝“靖難”，在北京首先發(fā)難，率軍向南京進攻。他先攻河北，次攻河南，接著攻山東，然后到南京，沿途受到忠于建文帝的明軍和人民群眾的反擊與阻擋。雙方大戰(zhàn)數(shù)年，終于攻下了南京。但由于長期的戰(zhàn)亂，造成江北地區(qū)“千里無人煙”的局面。燕王的軍隊都頭戴紅巾，所以百姓們都稱之為“紅蟲”。“紅蟲”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間有“紅蟲”吃人的傳說。 燕王攻克南京后，建文帝被燒死，自己便當(dāng)了皇帝，這就是明成祖。他即位以后，由于正統(tǒng)觀念根深蒂固的大臣不擁護他，他就狠下毒手，如滅了方孝儒十族，又實行了“瓜蔓抄”，就是把反對他的人也全部殺光。不久又把都城遷到北京，并下令從洪洞大槐樹下移民到山東、河北、河南、浙江一帶開荒種田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附錄五 大槐樹下是故鄉(xiāng) 水有源，樹有根，人有血脈宗親。那么，你來自何方呢？——可曾聽祖輩們念叨過：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數(shù)百年來這些民謠在我國廣大地區(qū)祖輩相傳，婦幼皆知,甚至有只知大槐樹而不識其始祖者。古大槐樹處位于洪洞縣城，是聞名全國的明代遷民遺址,海內(nèi)外數(shù)以億計的古槐后裔尋根祭祖的圣地。幾個世紀以來,古大槐樹被當(dāng)作“家”,被稱作“祖”,被看作“根”,成為億萬人心目中的故鄉(xiāng)。 據(jù)《洪洞縣志》和《明史》記載：元朝末年，元政府連年對外用兵，對內(nèi)實行民族壓迫，加之黃淮流域水災(zāi)不斷，饑荒頻增，終于激起連綿十余年的紅巾軍起義。元政府予以殘暴的鎮(zhèn)壓，爭域奪地的殊死之戰(zhàn)時有發(fā)生，兩淮、山東、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創(chuàng)傷未及醫(yī)治，明初'靖難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魯、豫、皖諸地深受其害，幾成無人之地。在中原戰(zhàn)亂時，蒙古地主武裝察罕貼木兒父子統(tǒng)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相對顯得安定，風(fēng)調(diào)雨順，連年豐收，四境安謐。較之于相鄰諸省，山西經(jīng)濟繁榮，人丁興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難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區(qū)。洪洞等地地沃水足，人煙尤為稠密。明朝滅亡元朝后，為了鞏固新政權(quán)和發(fā)展經(jīng)濟，便大量從山西往外地遷民，凡“丁多田少”及“有丁無田”之家，都在遷移之列。從洪武初年至永樂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間組織了十八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活動。 晉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處，而洪洞又是當(dāng)時晉南最大、人口最多的縣。據(jù)記載，明朝時在洪洞城北二華里的賈村西側(cè)有一座廣濟寺，為唐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眾很多，香客不絕。寺旁有一棵'樹身數(shù)圍，前遮數(shù)畝，蔭藏數(shù)目'的漢槐，車馬大道從樹蔭下通過。汾河灘上的老鴰在樹上構(gòu)窩筑巢，星羅棋布，甚為壯觀。明朝政權(quán)在廣濟寺設(shè)局駐員集中辦理移民，發(fā)放“憑照川資”。大槐樹下就成了移民薈萃之地。于明洪武至永樂十五年間，屢移山西民于京、冀、魯、豫、皖、蘇、鄂、秦、隴等十余省市。六百多年來移民子孫繁衍遍布全國以及海內(nèi)外。 據(jù)說，每次遷民，不管家在何處，都以洪洞為集中地。官家在廣濟寺旁設(shè)機構(gòu)，進行登記，而后才往各地遷送。常言說：“窮家難舍，故土難離”。正因為這樣，老百姓臨離開洪洞時人人痛苦、個個流淚，他們拖兒帶女、扶老攜幼，肩挑籮筐、手拄破棍、抑天長號，其狀極為悲切。晚秋時節(jié)，槐葉凋落，老鴰窩顯得十分醒目。移民們臨行、凝眸高聳的古槐，棲息在樹杈間的老鴰不斷地發(fā)出聲聲哀鳴，令別離故土的移民潸然淚下，頻頻回首，不忍離去，最后只能看見大槐樹上的老鴰窩。每個人都是三步一回頭，五步一轉(zhuǎn)身。望啊望，望不夠家鄉(xiāng)的文濟寺，望不夠廣濟寺旁邊的大槐樹。當(dāng)走到很遠很遠的時候，人們最后一瞥，只能望見聳立云端的槐樹和樹梢上的老鴰窩。大槐樹蒼老挺拔，枝繁葉茂，翠綠色的枝葉上下?lián)u動，就好像是為離別故土的人們送行。于是，大槐樹和老鴰窩就成為移民惜別家鄉(xiāng)的標志，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在遷民們的心中：古槐一—故鄉(xiāng)，從此也就融成了一體。以后，父傳子、子傳孫，“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便成了流傳的歌謠。 明初從山西洪洞等地遷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安徽、江蘇、湖北等地，少部分遷往陜西、甘肅、寧夏地區(qū)。從山西遷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轉(zhuǎn)遷到云南、四川、貴州、新疆及東北諸省。如此長時間大范圍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遷徙，在我國歷史上是罕見的，而將一方之民散移各地，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墾荒振興農(nóng)業(yè)的政策，雖然其目的是鞏固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但客觀上緩和了社會矛盾，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逐步得到恢復(fù)，邊防鞏固，社會安定。 民國初，村民景大啟集資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來的古大槐樹處，亭雖不大，但雕梁畫棟，飛檐斗拱，精巧玲瓏。亭中豎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樹處'五個隸體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簡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側(cè)，建有茶室三間，以備尋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題字為'飲水思源'。碑南20余米處建有牌坊一座，橫額雕刻著'譽延嘉樹'，另一面刻有'蔭庇群生'。祭祖小屋里貼著一張'古槐后裔姓氏表'，該表上共有 450姓，大大超過了百家姓。他們都是 600年前移民到全國各地的，經(jīng)過搜集整理，公諸于墻，以便尋根查詢。近年來，大陸民眾競修家譜，海外同胞尋根祭祖，紛紛查詢自己同大槐樹的血緣關(guān)系。 在這里還流傳著一些有關(guān)遷徙的故事： ——當(dāng)時的遷民是強迫性的。明政府廣帖告示，欺騙百姓說 ：' 不愿遷移者，到大槐樹下集合，須在三天內(nèi)趕到。愿遷移者，可在家等待?！比藗兟牭竭@個消息后紛紛趕往古槐樹下，晉北人來了，晉南、晉東南人也來了。第三天，古大槐樹四周集中了十幾萬人，他們拖家?guī)Э冢跷跞寥?，暗中禱告上蒼祈求保佑他們平安無事。突然，一大隊官兵包圍了大槐樹下手無寸鐵的百姓，數(shù)員將簇擁著一個官員，那官員大聲宣布道 ：“大明皇帝敕命，凡來大槐樹之下者，一律遷走?！?nbsp;這道命令好似青天霹靂，人們都驚呆了，但不久就醒悟過來他們受騙了，人們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罵的、 有呼兒喚女的、有哭爹叫娘的，但這一切都無濟于事。接著官兵強迫人們登記發(fā)給憑照，每登記一個，就讓被遷的人脫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以防逃跑，人們的哭喊聲驚天動地。至今凡大槐樹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復(fù)形（兩瓣）。'誰是古槐遷來人，脫履小趾驗甲形。'你若有興趣，不妨自我查看。河南、山東、河北、陜西、皖北、蘇北、甘肅普遍傳說，凡是從洪洞遷來之民，腳小趾甲中有一裂縫，好像是兩個指甲，不是古槐遷者，均無此特征，時至今日仍為復(fù)形指甲。 ——據(jù)先輩傳，當(dāng)時凡同族近親是在洪洞大槐樹下分路而遷。牛氏兄弟在分遷時砸破一口大鍋，每人拿一塊碎鐵為紀念，人稱“打鍋?！?。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鍋牛的傳說。 ——人們出于對大槐樹的留戀，臨行前都想最后擁抱一次。有一戶十一兄弟手拉手難以合圍，最后由大嫂加入后才得以實現(xiàn)。因此，可以想象大槐樹有多么粗大。 ——在陜西及河南的一部分縣中，還傳說由于是被綁押解遷出的，因而至今人民走路仍有背手習(xí)慣。當(dāng)時，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聯(lián)結(jié)起來，押解著移民上路。人們一步一回頭，大人們看著大槐樹告訴小孩：'這里就是我們的老家，這就是我們的故鄉(xiāng)。'至今移民后裔不論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說古大槐樹處是自己的故鄉(xiāng)。由于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捆著，胳膊逐漸麻木，不久也就習(xí)慣了，以后遷民們大多喜歡背著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襲了這種習(xí)慣。 ——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shù)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于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 ———移民在離開大槐樹時戀戀不舍，到達新的定居地點后，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雙手建屋造房，開荒種地，不論干什么，都會聯(lián)想起故鄉(xiāng)的山山水水。為了寄托對故鄉(xiāng)的苦戀，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門口栽種槐樹，以表對故鄉(xiāng)的留戀和懷念之情。有些移民到遷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區(qū)有趙城營、紅銅（洪洞）營、蒲州營、長子營等，表明這些居民是當(dāng)年從趙城、洪洞等地遷去的。河北省河間縣申魯村高氏在自己家門口栽了一棵槐樹；保定府西關(guān)謝德先開了名叫“老槐茂”的醬菜鋪。河南確山縣有槐樹廟村、大槐樹村、槐樹莊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廟祠堂的楹額上銘記了紀念的文字，以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山東菏澤固堆袁家祠堂墻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題望槐思鄉(xiāng)詩：“昔日從戎驅(qū)韃虜，今朝屯田太行東。洪洞分支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鳳。古崗植槐三五株，銘記晉中父老情。臥雪傳說流千古，后昆霞蔚賽勁松?！焙幽辖棺魇袆⑹响籼秘翌~書：“派衍洪洞。”河南偃師縣牛氏家廟大廳的楹聯(lián)寫著：“十八祖平陽世澤，五百年毫西名門?！焙幽鲜∥溱炜h小東鄉(xiāng)大淘村孫氏牌位對聯(lián)：“祖洪洞支遷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庇行┮泼竦拿指憩F(xiàn)了留戀家鄉(xiāng)的意思，河南偃師縣寇店鄉(xiāng)韓寨村《趙氏宗譜》載：趙氏始祖兄弟四人，名“經(jīng)、營、槐、顯”“念新造之艱窘，伯與仲故諱經(jīng)，而諱營。恐故鄉(xiāng)之遺忘，叔與季則諱槐，而諱顯”。這里“顯”顯然是“鄉(xiāng)”的意思。移民們遷往各地，有一姓分為幾個姓者，并且時常保持來往，至今仍有“回、翟、常，一個娘”、“魏、梁、陳、一家人”、“崇、劉、顧，是一戶”、“山東無二郭”等說法。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命山西巡撫張錫鑾率盧永祥第三鎮(zhèn)兵進攻山西革命軍，所到之處肆意搶掠。到洪洞后，士兵來到古大槐樹處，紛紛下馬羅拜，互相傳言：'回到大槐樹老家了。'不但沒搶掠，而且將財物供施于大槐樹下。大槐樹'御災(zāi)抗患'之功為人們所稱道?！?br> 悠悠 600多年過去了，漢代古槐已不復(fù)存在，消失在歷史的風(fēng)塵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樹，則枝葉繁茂，充滿活力。在祖國的大地上，遍布著古大槐樹處遷民之后裔?；编l(xiāng)的后裔已遍布全國20多個省， 400多個縣，有的還遠在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廣大勞動人民從古槐遷走后，經(jīng)過幾代、十幾代，大都不知道被遷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樹處是我們的故鄉(xiāng)”，這一點至今誰也沒能忘卻。解放后，這里游人不斷，他們千里迢迢，尋根認祖，有的來自南海之濱，有的來自長城腳下，還有來自異國他鄉(xiāng)的海外僑胞。這些炎黃子孫，也像古槐一樣，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地球東西，世界各地。他們牢記父輩昔日背井離鄉(xiāng)，飄流四方之苦，繼承福業(yè)，艱苦奮斗。在國內(nèi)的，正在為社會主義祖國的“四化”宏圖，進行新的“墾荒拓蕪”；在海外的，不忘祖國，不忘根本，盡力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貢獻。 遙想當(dāng)年祖輩們扶老攜幼，被逼離鄉(xiāng)背井，在頻頻回首遙望大槐樹和老鴰窩時，灑下了多少傷心淚。愿大槐樹與海內(nèi)外同胞永遠根連根，心連心。 編者簡介： 郭慶貞，男，1958年1月29日出生于山東省無棣縣常家莊。1964年至1974年在原籍讀小學(xué)、初中；因犯“出身罪”于1974年回村務(wù)農(nóng)；1978年考入常家中學(xué)任民辦教師，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青團，10月考入山東東營勝利石油學(xué)校石油鉆井專業(yè)學(xué)習(xí)，任班長、團支部副書記；1981年畢業(yè)留校，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歷任學(xué)生政治輔導(dǎo)員、教務(wù)處干事、黨支部書記、副主任、主任等職，現(xiàn)任學(xué)校勞動工資科科長；分別于1988年、1996年取得高教自考工業(yè)企業(yè)管理專業(yè)專科學(xué)歷和曲阜師范大學(xué)政治教育專業(yè)本科學(xué)歷；曾在省部級以上學(xué)術(shù)刊物發(fā)表論文二十余篇，2001年晉升高級經(jīng)濟師，并被評為勝利石油管理局專業(yè)技術(shù)拔尖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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