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xué)術(shù)回顧我們先來試圖比較系統(tǒng)地梳理一下東西方相關(guān)研究的脈絡(luò)。〈古今形勝之圖〉在地中海畔的西班牙塞維亞 (Sevilla) 印地亞斯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中沉睡了四百四十年，20世紀(jì)初才為學(xué)界所發(fā)現(xiàn)。西方涉及和研究此圖的學(xué)者與專家有：Pablo Pastels (1)、Ettore Ricci (2)、Santiago Montero Diáz (3)、Lothar Knauth (4)，Carlos Quirino (5)、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6)、John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7)、Marina Alfonso Mola y Carlos Martínez Shaw (8)、海野一隆 (9)、余定國 (10)、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鮑曉歐）(11)、Vera Dorofeeva-Lichtmann (12)、Richard Joseph Smith (司馬富)(13) 等。(14) 東方的研究，當(dāng)以日本中村拓1933年的論述為濫觴。(15) 中國學(xué)術(shù)界，最早提及此地圖的是已故中西交流史大家方豪先生。(16)1952年，他出訪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要檔案館時，曾有幸首次目睹此圖。1962年，時任日本東洋文庫研究部長的榎一雄，對〈古今形勝之圖〉做了較詳細(xì)的研究。(17) 大陸方面的研究則有任金城 (18)、曹婉如、鄭錫煌 (19)、張鎧 (20)、孫果清 (21)、李孝聰 (22)、周振鶴 (23)、金國平、吳志良 (24)、呂理政 (25)、黃時鑒 (26)、王自強(qiáng) (27)、王逸明 (28)、徐曉望 (29)、梁二平 (30) 等人的涉及與論述。臺灣方面，近有李毓中教授所做的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深入研究。(31)

從大陸的收錄情況來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種〈古今形勝之圖〉的副本，均據(jù)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所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福建金沙書院的重刻本復(fù)制。

具體情況如下：一幅攝影本，大小23.6 x 20.8cm；一幅影印本，大小 39.5 x 34cm。(32) 由于當(dāng)時的技術(shù)條件所限制，這些副本僅為原圖的四、五分之一。原圖外框縱113.8cm，橫100.8cm。印刷尺寸為約92.8cmx 100cm。雕版墨印著色。

目前的兩種藏本，雖經(jīng)精心復(fù)制，仍漫漶不清，致使深入的研究無法開展。

在臺灣清華大學(xué)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nóng)院士的主持下，由李毓中教授和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聯(lián)合實施了原尺寸高清度圖的復(fù)制計劃，不僅提供了清晰的圖像，還為識別上面的手書西班牙語筆跡提供了可能。

李毓中教授據(jù)此修復(fù)版所做的研究，尤其是對西班牙文手寫文字的辨讀與翻譯，在深度和廣度上均超越了被中國學(xué)術(shù)界奉若研究圭臬的榎一雄的論文，處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

地圖作者

國外，特別是西班牙學(xué)者對地圖制作的日期有涉及，但缺乏可靠的根據(jù)，如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認(rèn)為：“通過對這份文件(33)的仔細(xì)分析，可以看到，這是一份1452年的地圖在1522年進(jìn)行的翻刻本。”(34) 不知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得出這兩個刻印年代的根據(jù)是甚么。

榎一雄稱：“可以說，它是繼承了喻時 (35) 的〈古今形勝之圖〉(現(xiàn)僅存有嘉靖三十四年 (1555) 的重刻本) 的歷史地理的特色，而且更加以詳盡地發(fā)揮。此圖的直接藍(lán)本正是這一〈古今形勝之圖〉，可以看到，不僅在繪制態(tài)度上，而且就圖形本身來說，兩者都非常類似?！?36)

這一結(jié)論與當(dāng)年榎一雄未能準(zhǔn)確識別關(guān)于編者的題記有關(guān)。他的識讀是“依 (？) 覽編集”(37)。由于中國學(xué)者無條件接觸到原圖，也就更無法識別了，所以任金城得出了“圖上沒有繪制人姓名”(38) 的結(jié)論。

榎一雄的觀點雖然影響了幾乎所有中外研究過此圖的學(xué)者 (39)，但也有不完全肯定的意見。任金城即認(rèn)為：

在鄭若曾《籌海圖編》卷首所列舉的參考地圖目錄中就有“古今形勝圖，都御史喻時”字樣(40)。在《千頃堂書目》卷六中也有“喻時古今形勝圖”的記載。這里喻時的〈古今形勝圖〉與金沙書院重刻的〈古今形勝之圖〉圖名只有一字之差，兩者是否就是一種地圖，尚不能貿(mào)然肯定。(41)

在中國學(xué)術(shù)界，近期錢江和陳佳榮對榎一雄的結(jié)論提出了質(zhì)疑。(42)

榎一雄言之鑿鑿，而任金城的見解則比較謹(jǐn)慎。鑒于喻時的〈古今形勝圖〉早已失傳，因此缺乏〈古今形勝之圖〉便是〈古今形勝圖〉的鐵證。二者為一圖的看法，不過是一種基于標(biāo)題相近的推測而已。

隨著學(xué)術(shù)的進(jìn)步，榎一雄的觀點有了商榷的余地。實際上，〈古今形勝之圖〉本身有關(guān)于其作者的明確信息。不過在高清復(fù)制件問世之前，無法正確識讀，致使編者問題成為了一個疑案。

圖右下角方塊內(nèi)文字為：“依統(tǒng)志 (43) 集此圖，欲便于學(xué)者覽史，易知天下形勝、古今要害之地，其有治邑、原無典故者，不克盡列，信豐甘宮編集。”

信豐為江西省信豐縣。甘宮為一人名。編集是“編輯纂集”的意思。“信豐甘宮編集”一語明確地告訴了我們，“編集”者為“信豐縣人甘宮”。這一題記明確地說明，本圖的作者不是喻時，而是甘宮。

[圖1] 〈古今形勝之圖〉右下角方框內(nèi)文字

 [圖2] 敖文禎《薜荔山房藏稿》卷六〈塘湖甘公傳〉

令人欣慰的是，在明人文集中，我們居然見到了關(guān)于甘宮繪制此圖的確鑿記載。敖文禎(44) 的《薜荔山房藏稿》卷六載〈塘湖甘公傳〉曰：

塘湖甘公宮者虔之，信豐人也，字宗奇，其先徙自丹陽，家于邑之水東坊(45)，遂為水東著姓。[??] 凡所經(jīng)歷名山大川，開徼險易，隨筆橐記。足所不到，則必周訪而博識之。退而訂之往牒，參以時務(wù)，作〈九邊圖說〉、〈古今形勝圖〉。劈畫井井，一覽而輿圖可指諸掌也。(46)

此處不但透露了甘宮繪有〈古今形勝圖〉，而且明確指出，他還作有〈九邊圖說〉。(47)

這是首次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古今形勝圖〉，即現(xiàn)藏于西班牙的金沙書院重刻本〈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的明確文字記載。

既然題記曰“信豐甘宮編集”，而且〈塘湖甘公傳〉亦記“作〈九邊圖說〉、〈古今形勝圖〉”，那么其作者為甘宮應(yīng)該是確鑿無疑的。

 刻印地點

圖左下角刻有“嘉靖乙卯孟冬金沙書院重刻”，說明此圖為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十月金沙書院重刻本。

據(jù)（光緒）《漳州府志》載，此書院由龍溪縣知縣林松在其任內(nèi)所創(chuàng)立。

林希元之《林次崖先生集》卷十有〈金沙書院記〉。文中的“林侯”即指林松。

金沙書院具體在何處？據(jù) (崇禎)《海澄縣志》載：“金沙書院在沙坂。今廢?！?48)同志輿圖上有標(biāo)示。

“沙坂(又名金沙，即今后井)?！?49)“沙坂村原名金沙社，位于角美鎮(zhèn)中南部，九龍江下游，東鄰石美村西門社，西鄰楊厝村丁厝社，南鄰蔡店村和滄里社，北鄰角江路和福龍開發(fā)區(qū)，村道穿過角江路經(jīng)過開發(fā)區(qū)中閩大道通至國道324線?！?50)

  [圖3] 《漳州府志》卷十一〈秩官〉 

 [圖4] 《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金沙書院記〉

 [圖5] 崇禎《澄?？h志》卷二 

 [圖6] 《澄?？h志》〈輿圖〉

中外影響

〈古今形勝之圖〉有數(shù)張題目類似的繁衍圖存世。

我們看到，(明) 章潢的《圖書編》(51) 中有很相似的〈華夷古今形勝之圖〉(52) 和同書四庫版的〈古今天下形勝之圖〉(53)。吳學(xué)儼等編繪于1645年的《地圖綜要》內(nèi)附的〈華夷古今形勝圖〉也是一幅類似的圖籍。(54)

從整體和細(xì)部來分析，這幾張圖很明顯地沿襲了嘉靖版〈古今形勝之圖〉的特點。

此外，據(jù)有關(guān)研究，尚存一清康熙四十年的繪本：

在鄭若曾《籌海圖編》卷首所列舉的參考地圖目錄中就有“古今形勝圖，都御史喻時”字樣。在《千頃堂書目》卷六中也有“喻時古今形勝圖”的記載。這里喻時的〈古今形勝圖〉與金沙書院重刻的〈古今形勝之圖〉圖名只有一字之差，兩者是否就是一種地圖，尚不能貿(mào)然肯定。最近筆者在清康熙四十年繪本的《輿圖畫方》一書中，發(fā)現(xiàn)其最后部分也轉(zhuǎn)繪有一幅〈古今形勝圖〉，內(nèi)容與〈古今形勝之圖〉基本相同。這就有力地證明兩者實為一圖無疑，而圖的作者就是喻時。(55)

前面我們已經(jīng)論證了〈古今形勝之圖〉是甘宮，而不是喻時的作品，那么結(jié)論說《輿圖畫方》中的轉(zhuǎn)繪本〈古今形勝圖〉的作者為喻時，不是顯得有點倉促嗎？

 [圖7] 明版〈華夷古今形勝圖〉

 [圖8] 四庫版〈古今天下形勝圖〉

查《輿圖畫方》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一摹繪本，一冊，大小21 x 21cm。其作者為華士望?！皥D凡十五幅，主要為各省分圖。據(jù)作者自序稱，‘是圖乃元人朱思本所畫也’，但內(nèi)容則與明羅洪先《廣輿圖》中兩京十三省圖基本一致，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摹繪。末附〈古今形勝圖〉一幅，其內(nèi)容與西班牙賽維利亞市印度總檔案館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大致相同?！?56)因中國國家圖書館南館裝修尚未完畢，筆者無法查閱原件。

還有一些題目雖不近似，但在圖形輪廓和文字說明的方法與內(nèi)容上，看得出與〈古今形勝之圖〉有直接的傳承關(guān)系，如萬歷癸巳 (1593) 梁辀鐫刻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57) 和祟禎甲申 (1644) 曹君義刊行的《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58)，以及嘉慶丁丑 (1817) 陶晉刻印的《大清一統(tǒng)天下全圖》(59) 等。

關(guān)于刊刻此圖的目的，Lothar Knauth 認(rèn)為：“毫無疑問，本圖有許多對未來的中華帝國管理者有用的資訊?！?60)

送出者考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xué)術(shù)界曾有一個誤區(qū)，認(rèn)為是由利瑪竇于1854年呈送給訪問澳門的西班牙駐菲律賓二號人物皇家收稅官羅曼 (factor Juan Bautista Román) 的，但這全是“推測研究”。(61)先是在1902年，西班牙的一份屬于耶穌會的宗教雜志《理性與信仰：西班牙美洲文化雜志》(Razón y Fe: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cultura)發(fā)表未署名文章，認(rèn)為此圖是利瑪竇在1854年9月28日 (62) 函中附發(fā)給羅曼的。(63) 1904年，窮畢生精力鉆研印地亞斯總檔案館中存關(guān)于菲律賓檔案的西班牙耶穌會士巴斯特爾斯 (Pablo Pastels) 神父重復(fù)了同樣的觀點。(64) 估計1902年文 (65) 的作者也是巴斯特爾斯神父。

《理性與信仰：西班牙美洲文化雜志》在第465頁上刊出了修復(fù)前的原圖并配有圖例：“住肇慶城耶穌會神父利瑪竇于1854年9月28日致皇家收稅官羅曼 (Juan Bta. Román) 函內(nèi)附中國地圖，印地亞斯檔案館145.-7. -7.”(66)

1911年，Joseph Brucker 持同樣看法。(67)1939年，中村拓也這樣認(rèn)為。(68)

2000年，我們在《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附錄八刊登的便是巴斯特爾斯神父在1904年發(fā)表的圖。(69)

利瑪竇1584年9月13日函內(nèi)并無涉及此圖；有的卻是關(guān)于中國全圖和分省地圖的信息。

這次，我不能給閣下繪整個中國地圖，中國地圖是畫在平版上的，按我們西洋的方式，每省各有地圖，因為尚未排好次序；但希望天主保佑，很快地能將它們寄給閣下。各處都有記載，并可看到各省和其中的城市，非常美觀悅目。(70)

原文是：

Nó puedo por esta vez enbiar á vuestra merced toda la china, pintada en cartas planas, á nuestro modo, y después cada provincia de por sí en su carta, por nó averlas aun puesto en orden,mas espero en Dios de embiarlas muy presto á vuestra merced donde quiera que se hallare y allí verá todas estas provincias y ciudades todas en lindísima vista. (71)

這段話對于澄清這個疑團(tuán)很關(guān)鍵，我們重譯如下：

此次，我不能給您呈送按我們的方式，繪制在平面圖上的全中國地圖，然后還有各省地圖，因為尚未編排好；但希望上帝保佑，無論您身處何處，很快能將它們寄給您。您將可以看到各省及其城市，非常美觀悅目。

利瑪竇函很明確，他要呈送的是在繪制中的中國全境及分省地圖。(72)

 [圖9] 《真理與信仰》所刊修復(fù)前的原圖，1902年

巴斯特爾斯神父未仔細(xì)閱讀此段文字，便倉促得出了〈古今形勝之圖〉是由利瑪竇送出的結(jié)論。這一看法在一定范圍內(nèi)影響了數(shù)位中外學(xué)者。(73)

榎一雄文曾引用謨區(qū)查（C. R. Boxer）的看法，懷疑過巴斯特爾斯神父的說法。(74)

看來，在何人送出這個問題上，巴斯特爾斯神父因閱讀的疏忽，制造了一個誤區(qū)。

Lothar Knauth 則認(rèn)為：“盡管利瑪竇可能送出了一幅相同的圖，毫無疑問的是，今藏于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的地圖就是附在菲律賓第二任總督報告中的那幅?！?75)

〈古今形勝之圖〉的送出者不是利瑪竇，而是由第二任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基多．德．拉維扎列斯 (Guido de Lavezares) 于1574年送呈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 (Felipe II)的。

結(jié)語

總體而論，中國與歐洲的地圖交流，始于16世紀(jì)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遠(yuǎn)東的出現(xiàn)。先是中國人繪制的一幅中國及其毗鄰地區(qū)的地圖，通過閩南人和西班牙人于1575年傳到歐洲。之后，歐洲人繪制的世界地圖，則通過耶穌會士于1582年傳入中國。

〈古今形勝之圖〉傳入歐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迄今為止所知最早輸往歐洲的一幅中國全境圖。

〈古今形勝之圖〉是否對歐洲人后來所繪制的中國及周邊地區(qū)地圖產(chǎn)生過影響？現(xiàn)有的研究表明，由葡萄牙人巴爾布達(dá)繪制、1584年刊行的《中國新圖》(76) 首次畫出了中國各個省份。其信息來源或出自于當(dāng)時已經(jīng)傳至歐洲的《廣輿圖》，或源自于此圖。還有的研究說明，西方人對朝鮮輪廓的繪制，也可能參考過它。(77)

至于如何解釋現(xiàn)知的大部分著名地圖與海圖均出自福建，有學(xué)者指出：“我們從現(xiàn)存海內(nèi)外的明朝刻本地圖還發(fā)現(xiàn)，明代地圖的民間刻印本多出自閩省 (福建)，這恐怕與福建省從南宋以來刻書業(yè)的發(fā)達(dá)不無關(guān)系。此外，福建是中國明朝出海遠(yuǎn)洋貿(mào)易的到發(fā)地，一些閩版輿圖之繪制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外銷?！?78)

本文取得了四大進(jìn)展：

1、首次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西班牙藏〈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為甘宮的明確文字記載。

2、金沙書院在 (崇禎)《海澄縣志》中的具體地點。

3、澄清了〈古今形勝之圖〉的送出者不是利瑪竇。

4、據(jù)嘉靖本《籌海圖編》，〈古今形勝圖〉的最早編者為“宋學(xué)士鄭韶”。

需要考證的是，甘宮在編集〈古今形勝之圖〉時，是否參考了“宋學(xué)士鄭韶”和“都御史喻時”的〈古今形勝圖〉。

如今，我們有了〈古今形勝之圖〉原尺寸的高清復(fù)制件，便有了深入研究此圖的條件。可以相信，在各方面專家的參與和努力下，它所包含的豐富文本及地理信息將會得到進(jìn)一步的闡發(fā)。

【注】

(1) (65)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Razón y Fe: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cultura,tomo IV, Septiembre-Diciembre 1902. pp. 464-477.

(2) Ettore Ricci, “Del valore geografico del Commentarii”;Iconografia ricciana, Onozanze Nazionali Al P. Matteo Ricci 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 (1610-1910) 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orientalisti tenute in Macerata il 25, 26, 27 Settembre 1910, Macerata,Premiato Stabilimento Tipograffico, avv-F. Giorgetti,1911, pp. 176-182.

(3) Santiago Montero Diáz, Aportaciones geográficas del gobernador de Filipinas Guido Lavezares, Madrid: Impr.del P. de H. de Intendencia e Intervención Militares, 1933.

(4) Lothar Knauth,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Asia. Anuario de Estudios Orientales, no. 1, 1968, pp. 99-115 and Lothar Knauth, China, Enigma o Ignorancia?, México:Ediciones Oasis S.A., 1982, p. 47.

(5) Carlos Quirino,“The Lavezares Map of China (1555)”,Philippine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1 (1969),pp. 269-274.

(6)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Un proyecto utópico: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spa?a”. Tesis Doctoral inédita.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72. Resumen en Boletín de la Asociación Espa?ola de Orientalistas. A?os XV/XVIII.Burgos, Asociación Espa?ola de Orientalistas, 1979/82.具體的期數(shù)與頁數(shù)是：A?o 1979, Número 15, pp. 45-69, A?o1980, Número 16, pp. 33-56 (其中第34頁上有簡單論述及地圖的影印件)，A?o 1981, Número 17, pp. 3-38, A?o 1982,Número 18, Fascículo: 1, pp. 3-46. 之前，他在同一雜志上曾發(fā)表“Un documento extraordinario,” Boletin de la Asociación Espa?ola de Orientalistas, A?o VIII, 1972, pp. 194-196.

(7) John B. Harley &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II.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colour plate 1.

(8) Marina Alfonso Mola y Carlos Martínez Shaw, Oriente en Palacio: tesoros asiáticos en las colecciones reales espa?olas, Madrid: Palacio de Oriente, 2003, pp. 97. 地圖之影本在107頁。

(9) 海野一隆著、王妙發(fā)譯《地圖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頁70。

(10) (美)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xué)史》，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頁34-35。

(11)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fù)興時代的志業(yè)及其巴洛克的結(jié)局》，臺北：南天書局，2008年，第7頁及 José Euguenio Bor?o Mateo,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7.

(12)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 history of a spatial relationship: Kunlun Mountain and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from Chinese cosmography through to Western cartography”, Circumscribere, 2012, no11, p. 21.

(13) 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cultural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in Wen-Hsin Yeh,Landscape, Culture, and Power in Chinese Societ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pp. 81-83and 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cultural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in 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 Culture, 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Routdlege, NewYork, 2013, pp. 60-62.

(14)1994年以前的西方研究及刊布情況，可見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東京：汲古書院，第七卷《中國史》，1994年，頁233-236?？上\一雄遺漏了Lothar Knauth重要的論文。

(15) Hirosi Nakamura,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è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é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 no.1(Jan., 1939), p. 104, pp. 120-121, note 19。圖見頁105。

(16) 方豪〈流落于西葡的中國文獻(xiàn)〉，《學(xué)術(shù)季刊》，第一卷，2、3冊，1952年，頁12-42，后收入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作者自刊，1969年，頁1518-1524。

(17)榎一雄〈古今形勝之圖について〉，《東洋學(xué)報》，第58卷，第1、2期，1976年，頁1-48，《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國史》，頁225-268及Kazuo Enoki, On the Ku-chin hsing-sheng chih tu of 1555, Tokyo: Toyo Bunko, 1976, pp. 243-254.

(18) 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文獻(xiàn)》，第17輯，1983年，頁213-221；任金城〈流失在國外的一些中國明代地圖〉，《中國科技史料》，1987年，第1期，頁23-64及任金城〈國外珍藏的一些中國明代地圖〉，《文獻(xiàn)》，1987年，第3期，頁123-134。

(19) 曹婉如、鄭錫煌、任金城〈中國與歐洲地圖交流的開始〉，《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84年，頁346-354。

(20) 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guān)系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86；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guān)系史》，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3年，頁206-213及 Zhang Kai,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Sino-Espa?olas (Nueva edición revisada y ampliada), tradución: Sun Jiakun y Huang Caizheng,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13, pp. 139-140.

(21)任金城、孫果清〈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bǔ)本初探〉，《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12-116頁及孫果清〈古今形勝之圖〉，《地圖》，2006年，第6期，頁106-107。

(22)李孝聰〈歐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圖的調(diào)查與研究〉，北京大學(xué)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國學(xué)研究》，第3卷，1995年，頁28；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33-34；李孝聰〈輿圖與圖像中國古地圖的調(diào)查與地圖學(xué)史領(lǐng)域的國際漢學(xué)交流〉，《國際漢學(xué)研究通訊》，2010年，第1期，頁170-171及李孝聰〈傳世15-17世紀(jì)繪制的中文世界圖之蠡測〉，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中古時代后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175。

(23) 周振鶴〈西洋地圖里的中國〉，收入周敏民編《地圖中國》，香港：香港科技大學(xué)，2003年，頁1-8；周振鶴〈西洋古地圖里的中國〉，鄭培凱主編《九州學(xué)林》2003，秋季，創(chuàng)刊號，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02-224頁及周振鶴〈二○○四，西洋古地圖里的中國——記香港科技大學(xué)西洋古地圖特藏〉，《長水聲聞》，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頁188-200。

(24) 金國平、吳志良〈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繪制背景及年代〉，收入氏著《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xué)會，2004年，頁310-321。

(25) Li-cheng Lu, La frontera entre dos imperios (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guān)文獻(xiàn)及圖像論文集)，Sevilla:Universidade de Sevilla, 2006, p. 96 y 116, nota 10.

(26) 黃時鑒〈巴爾布達(dá)〈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nèi)容〉，《文化雜志》，第67期(2008年夏季刊)，頁69-80，后收入氏著《黃時鑒文集 III》，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60-272。

(27) 王自強(qiáng)編《明代輿圖綜錄》，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年，第1冊，頁6。

(28) 王逸明〈“古今形勝之圖”的朝鮮局部〉，《1609中國古地圖集〈三才圖會·地理卷〉導(dǎo)讀》，北京：首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頁227-228。

(29) 徐曉望〈臺灣：琉球之名的失落〉，陳小沖主編《臺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16-17。

(30) 梁二平著〈第一幅傳入西方的中國全圖——“古今形勝之圖”〉，《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北京：海洋出版社年，2011年，頁140-142。

(31) 李毓中〈“建構(gòu)”中國：西班牙人1574年所獲大明《古今形勝之圖》研究〉，《明代研究》，2013年，第21期，頁1-30。

(32)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36。

(33) 是指《Relación de lo que se contiene en la carta de molde de los chinos que se envia a Su Majestad》。最新的漢譯本，可見〈“建構(gòu)”中國：西班牙人1574年所獲大明“古今形勝之圖”研究〉，頁1-30。

(34)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Un proyecto utópico: 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spa?a”, Boletín de la Asociación Espa?ola de Orientalistas, a?o 1980, Número 16, p. 34.

(35) 〈古今形勝圖〉佚，明喻時撰。喻時 (1506-1570) 字中甫，號吳皋，光州(今潢川)人。嘉靖十七年進(jìn)士，以南京戶部左侍郎告歸。事跡見清順治《光州志·人物考》。是書《千頃堂書目》卷六著錄。今未見傳本。”參見欒星主編《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正編·史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6頁及喻幾凡著《喻姓史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23。

(36) (日) 榎一雄著、馮佐哲譯〈關(guān)于中國古地圖資料的總匯和發(fā)現(xiàn)〉，《科學(xué)史譯叢》，1981年，第1期，頁18。

(37) 《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國史》，頁238。

(38)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頁214。

(39) 最近的例子是Robert K. Batchelor，參見Robert K.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p. 138; Robert K.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 1619”, 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65, no.1,2013, p. 59, note 14.

(40) 之前未曾注意到的是，嘉靖本《籌海圖編》的“參過圖籍”載：“古今形勝圖 宋學(xué)士鄭韶，都御史喻時（鄭若曾撰《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973）”《籌海圖編》的版本諸多。明有嘉靖本、隆慶本、天啟本和通常不認(rèn)為是一種版本的胡燈重校本。清有康熙本和《四庫全書》本以及翻刻的天啟本。流傳最廣的是天啟翻刻本。具體情況可參見范中義著《籌海圖編淺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由于榎一雄使用的不是嘉靖本，所以得出了其編者是“都御史喻時”的結(jié)論(《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國史》，頁242）。暫且不論喻時是否是現(xiàn)存〈古今形勝之圖〉的作者，僅嘉靖本《籌海圖編》說〈古今形勝圖〉的作者還有“宋學(xué)士鄭韶”便值得作進(jìn)一步的研究。

(41)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頁214。

(42) 錢江、陳佳榮〈牛津藏《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姐妹作 —— 耶魯藏《清代東南洋航海圖》推介〉，《海交史研究》， 2013年，第2期，頁1。

(43) 指《大明一統(tǒng)志》。

(44) 敖文禎 (1545-1602)，字嘉猷，號龍華，謚文穆。明高安(今屬江西)人。萬歷進(jìn)士，官至禮部尚書。

(45)參見王右君〈贛縣建置沿革簡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贛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贛縣文史資料》，1991年，第1輯，第4頁及石大金主編、江西省贛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贛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頁5。

(46)敖文禎《辟荔山房藏稿》卷六〈塘湖甘公傳〉，顧廷龍主編《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3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03。

(47)參見趙現(xiàn)?！吹谝环L城地圖《九邊圖說》殘卷：兼論《九邊圖論》的圖版改繪與版本源流〉，《史學(xué)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84-95。

(48) 梁兆陽修、蔡國禎、張燮等纂 (崇禎)《海澄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0年，頁340。

(49) 姚金洪主編《海滄區(qū) 海滄街道卷》，海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叢書，廈門市海滄區(qū)文化館，2009年，頁314。

(50) 龍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龍海村社》，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7年，頁45。

(51) “《圖書編》是一部類書，原名《論世編》，共127卷，撰成于明萬歷五年 (1577)。該書輯錄了歷代書籍中的圖譜及釋文，影響甚廣，官私刻本有好幾個。官刻本有萬歷年間的南昌府刻本，私刻本有萬歷四十一年 (1613) 南昌涂宗浚刻本、新建萬尚烈刊本，以及崇禎間 (1628-1644) 金陵孫良富刻本?！眳⒁姸ㄝx著《明清鄉(xiāng)約：理論演進(jìn)與實踐發(fā)展》，廈門：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頁98。另見鄧愛紅《利瑪竇、章潢、熊明遇與南昌地區(qū)的西學(xué)東漸》，《江西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4年，第4期，頁108。

(52) ( 明) 章潢撰《圖書編》，揚(yáng)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頁76。

(53) (明) 章潢撰《圖書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冊，頁666-667。

(54)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明) 朱國達(dá)等輯《地圖綜要》，明末朗潤堂刻本，《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18》，199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頁538。

(55)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頁214。

(56) 《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頁38。

(57) 〈關(guān)于中國古地圖資料的總匯和發(fā)現(xiàn)〉，頁17-18、孫果清〈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地圖《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地圖》，2007年，第6期，頁106-107、卜正民〈17世紀(jì)中西世界地圖的互動式變革》〉，俞立中主編《智慧的圣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頁146；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頁146；李孝聰〈傳世15-17世紀(jì)繪制的中文世界圖之蠡測〉，頁175及《明代輿圖綜錄》，第1冊，頁2。

(58) 參見陳健〈《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地圖》，1994年，第3期，頁56；李孝聰〈傳世15-17世紀(jì)繪制的中文世界圖之蠡測〉，頁177及《明代輿圖綜錄》，第1冊，頁2-3。

(59) 參見韓振華著《南海諸島史地研究》，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6年，頁26。

(60)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p.115.

(61)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p.110.

(62) 利瑪竇給羅曼函的日期是1584年9月13日，1854年9月28日為羅曼轉(zhuǎn)呈西班牙國王函的日期。

(63)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pp.464-466.

(64) Francisco Colín y Pedro Chirino, Labor evangelica:ministerios apostólicos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ia de Iesvs, fvndacion, y progressos de su provincia en las islas Filipinas, Barcelona: Pablo Pastells edicion, Impr.y litografía de Henrich y compa?ía, 1904, III, p. 365.

(66)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p. 465.

(67) Joseph Brucker, “Note sur une carte supposée du Père Ricci”, Onozanze Nazionali Al P. Matteo Ricci 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 (1610-1910)-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 -orientalisti tenute in Macerata, il 25,26, 27 Settembre 1910, Macerata, Premiato Stabilimenton Tipograffico, avv-F. Giorgetti, 1911, pp. 85-87.

(68)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è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é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pp. 120-121, note 19.

(69) 金國平著《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316。

(70)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上)，臺北：光啟出版社，上，1986年，頁47。

(71)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p. 468.

(72)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從1584年起，耶穌會神父已經(jīng)在肇慶繪制中國地圖集。這本中國地圖集便是存世的羅明堅中國地圖集。關(guān)于這個問題，可參考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a cura di Eugenio Lo Sardo,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 Stato, 1993、歐金尼奧·羅薩度、安東尼娜．帕麗西、拉斐爾．比特拉主編《海國天涯 —— 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上冊（圖錄）、下冊（論文集），澳門：澳門博物館，2013年及羅明堅著、金國平譯《大明國圖志 ——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澳門：澳門文化局，2014年。

(73)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è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é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pp. 120-121, note 19,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 1584”,pp. 464-466.

(74) 《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國史》，頁233及頁260。

(75)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p.111.

(76) 詳見〈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繪制背景及年代〉及〈巴爾布達(dá)〈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nèi)容〉。

(77) 〈《古今形勝之圖》的朝鮮局部〉，頁227-228及〈西洋古地圖里的中國〉，頁207。

(78) 李孝聰〈輿圖與圖像中國古地圖的調(diào)查與地圖學(xué)史領(lǐng)域的國際漢學(xué)交流〉，《國際漢學(xué)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編著《國際漢學(xué)研究通訊》，第1期，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