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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并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白的,很復雜,以管理范圍來說,總督管理的地方最多,提督和巡撫管理的地方小一點;以品級來說,提督的是從一品,總督是正二品(加銜可以為從一品),巡撫為正二品。 但是,這并不能說誰的權(quán)利大,相互之間沒有理論上的上下級關系,職能上又有交叉,關系很微妙,實際上這也清朝中央對地方采取的相互牽制的方式,然而清朝總督、提督、巡撫這幾個職務在清朝不同時期,關系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誰大誰小。 在清朝前期,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政權(quán),地方是沒有多大能力和中央叫板的,正因為如此,清朝在評定三藩之亂后很少有地方反對中央的戰(zhàn)爭,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標志中央集權(quán)和專制皇權(quán)都達到了巔峰,地方總督的罷免往往就是皇帝的一紙詔書,《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堯就是這樣的代表,雍正一句話就給罷免了,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琦善等人說拿辦就拿辦,一點不給面子,可見鴉片戰(zhàn)爭之前,清朝統(tǒng)治者對地方擁有絕對的權(quán)威。 這種權(quán)威就是來源于地方大員總督、提督、巡撫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提督掌管的綠營的兵,是軍事主官,總督是幾個省的老大,什么事都管,巡撫是一個省的官員,也算是什么事都管,但是總督和巡撫并不是上下級的關系,都是直接隸屬于中央。 然而,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后,情況就有了改變,過度的強調(diào)中央集權(quán),往往導致地方的抵抗能力差,清政府為了調(diào)動地方對抗太平天國的積極性,開始下放權(quán)力,允許地方組織團練,從而涌現(xiàn)出了湘軍及淮軍等地方軍事組織,軍事權(quán)力逐漸開始地方化,一批地方大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太平天國運動結(jié)束后,地方團練形成的湘軍和淮軍完全形成了和中央分庭抗禮的局面,如果曾國藩想要造反,單從軍事實力上來說是足夠的,為了避免猜忌,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盡管朝廷后期將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湘軍和淮軍半中央化,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 到這個時期,其實已經(jīng)能看出來,因為八旗和綠營不行了,提督的地位明顯下降,在清朝后期的政治活動中,總督和巡撫能叫得出名字的,比比皆是,而能叫得出提督的,則很少了。 從這一點來說,提督也代表了中央的軍事權(quán)威,隨著一種軍事制度的終結(jié),提督自然也就是個虛銜了,但是總督和巡撫就不一樣了。 太平天國運動后,從湘軍、淮軍中脫穎而出的地方大員,那都是有軍權(quán)的,湘軍、淮軍即是清朝的軍隊,也是將領的私軍,整個淮軍都聽李鴻章指揮,這個時候你再看李鴻章的直隸總督權(quán)力大不大,介紹李鴻章的時候第一個官職就是直隸總督。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之際,東南地方大員,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骙、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宣布成立東南互保,是地方對抗中央最有力的表現(xiàn)。 這個時候,總督和巡撫的職能幾乎重疊,但依然不能忽視巡撫這個職務,袁世凱小站練兵后,外調(diào)到山東擔任巡撫,和這些地方總督是同框的,也就是分量幾乎是一樣的。 到清末,總督和巡撫也進行了整合,簡單來說,有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就不能待在廣東,而只能待在廣西,如果兩廣總督待在廣東,那廣東就不用設巡撫,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那么湖北就沒有巡撫。 然而只要是有巡撫的地方,總督也就管不著了,比如李鴻章時期的直隸總督是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的,后來山東、河南巡撫權(quán)力擴大后,直隸總督就剩下河北了,最后一任直隸總督就差名沒改成河北巡撫了。 總結(jié)一下,清朝前期的時候提督的地位比總督、巡撫更超然一些,太平天國運動后,總督和巡撫因為掌握了更大的地方權(quán)力地位比提督更高一些,而總督和巡撫之間,前期是總督的地位遠遠超過巡撫,隨著地方割據(jù)的形成,巡撫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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