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并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白的，很復雜，以管理范圍來說，總督管理的地方最多，提督和巡撫管理的地方小一點；以品級來說，提督的是從一品，總督是正二品（加銜可以為從一品），巡撫為正二品。

但是，這并不能說誰的權(quán)利大，相互之間沒有理論上的上下級關系，職能上又有交叉，關系很微妙，實際上這也清朝中央對地方采取的相互牽制的方式，然而清朝總督、提督、巡撫這幾個職務在清朝不同時期，關系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誰大誰小。

在清朝前期，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政權(quán)，地方是沒有多大能力和中央叫板的，正因為如此，清朝在評定三藩之亂后很少有地方反對中央的戰(zhàn)爭，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標志中央集權(quán)和專制皇權(quán)都達到了巔峰，地方總督的罷免往往就是皇帝的一紙詔書，《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堯就是這樣的代表，雍正一句話就給罷免了，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琦善等人說拿辦就拿辦，一點不給面子，可見鴉片戰(zhàn)爭之前，清朝統(tǒng)治者對地方擁有絕對的權(quán)威。

這種權(quán)威就是來源于地方大員總督、提督、巡撫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提督掌管的綠營的兵，是軍事主官，總督是幾個省的老大，什么事都管，巡撫是一個省的官員，也算是什么事都管，但是總督和巡撫并不是上下級的關系，都是直接隸屬于中央。

然而，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后，情況就有了改變，過度的強調(diào)中央集權(quán)，往往導致地方的抵抗能力差，清政府為了調(diào)動地方對抗太平天國的積極性，開始下放權(quán)力，允許地方組織團練，從而涌現(xiàn)出了湘軍及淮軍等地方軍事組織，軍事權(quán)力逐漸開始地方化，一批地方大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太平天國運動結(jié)束后，地方團練形成的湘軍和淮軍完全形成了和中央分庭抗禮的局面，如果曾國藩想要造反，單從軍事實力上來說是足夠的，為了避免猜忌，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盡管朝廷后期將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湘軍和淮軍半中央化，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

到這個時期，其實已經(jīng)能看出來，因為八旗和綠營不行了，提督的地位明顯下降，在清朝后期的政治活動中，總督和巡撫能叫得出名字的，比比皆是，而能叫得出提督的，則很少了。

從這一點來說，提督也代表了中央的軍事權(quán)威，隨著一種軍事制度的終結(jié)，提督自然也就是個虛銜了，但是總督和巡撫就不一樣了。

太平天國運動后，從湘軍、淮軍中脫穎而出的地方大員，那都是有軍權(quán)的，湘軍、淮軍即是清朝的軍隊，也是將領的私軍，整個淮軍都聽李鴻章指揮，這個時候你再看李鴻章的直隸總督權(quán)力大不大，介紹李鴻章的時候第一個官職就是直隸總督。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之際，東南地方大員，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骙、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宣布成立東南互保，是地方對抗中央最有力的表現(xiàn)。

這個時候，總督和巡撫的職能幾乎重疊，但依然不能忽視巡撫這個職務，袁世凱小站練兵后，外調(diào)到山東擔任巡撫，和這些地方總督是同框的，也就是分量幾乎是一樣的。

到清末，總督和巡撫也進行了整合，簡單來說，有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就不能待在廣東，而只能待在廣西，如果兩廣總督待在廣東，那廣東就不用設巡撫，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那么湖北就沒有巡撫。

然而只要是有巡撫的地方，總督也就管不著了，比如李鴻章時期的直隸總督是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的，后來山東、河南巡撫權(quán)力擴大后，直隸總督就剩下河北了，最后一任直隸總督就差名沒改成河北巡撫了。

總結(jié)一下，清朝前期的時候提督的地位比總督、巡撫更超然一些，太平天國運動后，總督和巡撫因為掌握了更大的地方權(quán)力地位比提督更高一些，而總督和巡撫之間，前期是總督的地位遠遠超過巡撫，隨著地方割據(jù)的形成，巡撫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