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 楊早（著名學者）

*據(jù)作者直播分享文字稿整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叫做“三代讀汪——讀汪曾祺的高郵”。選擇這個題目是一個非常有壓力的做法，如果我現(xiàn)在是在屏幕的那邊，我是一個看直播的人，單憑這個題目，我就能給楊早貼三個標簽。哪三個？

一個是“讀書唯親”。我1990年代初期上大學，那時候汪曾祺還沒有這么有名，我經(jīng)常給大家安利汪曾祺，說多了人家就煩，說你老這么安利汪曾祺，不就是因為他是你們家親戚嗎？你怎么不安利一下汪國真呢？人家還是我們隔壁學校的校友呢。因為有這層親戚關系，說多了感覺是在“讀書唯親”。

第二個標簽是“自吹自擂”。汪先生成名有四十年了，三代讀汪了不起嗎？很多家庭都是一代一代這么讀下來的，憑什么你要拿你們家來說事呢？這個涉嫌自吹自擂。

第三個標簽是“粉絲心態(tài)”。既然你又是親戚，你們家又一直在讀，是不是你抱著一種粉絲心態(tài)看汪曾祺？所謂粉絲心態(tài)，最近我學了一個詞叫“圈地自萌”，我們?nèi)ζ饋恚蠹以谝黄鹩懻摰那疤?，是偶像不能批評的，偶像十全十美的，我們的任務，是怎么樣把他的十全十美用更完美的方式表達出來。

這些標簽一旦貼上去，講述就變得沒有意義了，怎么說都是在一個“商業(yè)互吹”的帽子底下。所以我來談“三代讀汪”，請你先不貼標簽，可以聽一聽我講完，再判斷這三個標簽符不符合。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拒絕去研究和討論汪曾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避嫌，另一方面是覺得我要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視角去研究汪曾祺。1999年我在北大上研究生，有一門課教四十年代的作家，老師列了好幾位作家名字，說可以選擇任一作家來寫課程論文，其中有汪曾祺，我沒有選他，我選的是穆旦，原因就是我覺得還找不到一個特別好的角度和方法去討論汪曾祺。2007年我為花城出版社選了《汪曾祺集》之后，我們一個同事逮住我說，你憑什么選汪曾祺？汪曾祺應該我來選，我才是研究他的。當時我確實也無言以對，因為當時我也沒有寫過關于汪曾祺的多少東西。

所以今天我來講“三代讀汪”，是想從這個歷程當中，能不能看到解讀汪曾祺不一樣的可能，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目的。

下面正式開始：“三代讀汪”是我這一輩、我父親那一輩，還有我祖父那一輩。我得從頭說起——

去年3月2日，也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春三月，我們懷念汪曾祺”的講座上，我的題目是“為什么汪曾祺無可替代”，當時也是以講我的這位祖輩親戚怎么讀汪曾祺開頭的。今天我要再稍微詳細地跟大家講一講這位讀者的故事。不是為了給自己的長輩掙臉，而是我們要看看從這個讀者身上，能不能反觀一下汪曾祺的成長，探討他的生平和他的作品的重心所在。

我先來介紹一下我這位長輩，他叫做楊汝絅。楊汝絅是我祖父的三弟，我叫他三爺爺。楊汝絅出生于1930年，剛好比汪曾祺小10歲。很多汪迷都知道，汪曾祺先生3歲的時候生母楊氏去世，汪曾祺小時候都是在舅舅家玩，這個舅舅家就是楊家。我祖父也是1920年生人，跟汪曾祺是同一年，他們倆當時大概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一起玩兒。我這位叔祖父楊汝絅因為小了10歲，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小時候面對比自己大10歲的大哥哥，除了崇敬以外，是不太可能有交集的，所以我估計他倆小時候見過面，但是并沒有太多的交往。

我們知道1931年有一次大洪水，對高郵影響很大，水災之后我曾祖父帶著家人到南京去了。但是可能才一歲的楊汝絅沒有離開高郵——從他日后的回憶來看，他對高郵蠻熟悉的，可能跟著別的長輩留在高郵。我們只知道1938年楊汝絅八歲的時候，因為曾祖父當時在南京政府交通部，全家隨著交通部的機關內(nèi)遷，從南京去了重慶。他在重慶上初中，上的是南開中學。到了抗戰(zhàn)后期，我曾祖父在重慶病故，家里面特別貧困，全家8口人靠我祖父一個人的工資贍養(yǎng)。抗戰(zhàn)勝利以后，1946年全家從重慶回到南京。初中畢業(yè)以后，楊汝絅上了金陵大學附中，如果是正常社會，大概會跟我祖父一樣，考上金陵大學本科。

然而，1948年楊汝絅上高中二年級時，因為家中貧困，實在無力支撐，所以他輟學了，也就是說，他的最高學歷停止在高中二年級。剩下時間怎么辦呢？在家里自學。那個時候剛剛抗戰(zhàn)勝利，家里也沒什么書，楊汝絅有一個方式，就是去南京的各家書店里面站著看書，這種做法廣東話有一個專有名詞，叫“打書釘”，南京當時叫“看站書”，他在每天去書店看站書。

在南京的書店里，楊汝絅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本小說集，這本小說集就是《邂逅集》，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楊汝絅當時看了以后很驚奇，他當然知道這位大表哥的名字，可能也知道他離開高郵去了昆明上大學，但是沒想到幾年以后，居然在書店里能夠看見他寫的這本小說。也可能之前楊汝絅在當時的一些報刊上面也看到過汪曾祺發(fā)表的作品。因為據(jù)近年的史料挖掘，汪曾祺1940年代在報刊上發(fā)表的作品還蠻多的，是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我估計楊汝絅當時不會有錢買下這本小說，可能就是站在那把這本書看完了。

看到就看到了，也不可能聯(lián)系上表哥，大家知道1948年的時候汪曾祺已經(jīng)到了北京，在午門博物館也干過活，后來被收編到北京文聯(lián)，去編《說說唱唱》，編《民間文學》。

1949年春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北平。已報名參加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

楊汝絅1949年跟著大哥一家到了四川富順，他那時候還不到20歲，但是因為他文科學得不錯，以高二學生的資歷被富順的中學聘為初中語文教師，后來就一直當老師。楊汝絅初中時就在后方刊物上發(fā)表詩歌和散文作品，解放以后也是一直在寫作、發(fā)表。到了1956年的時候，他在四川詩壇已經(jīng)小有名氣，出版社也打算給他出一本詩集。但是，大家都知道1957年反右運動，楊汝絅因為替某教師鳴不平而被打成右派，跟他妻子一起雙雙降級，下放勞動改造，這時候正好是汪曾祺被補劃成右派放到張家口去勞動改造的同時。

1961年楊汝絅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學校重新任教。在汪曾祺被調(diào)到樣板戲團寫《沙家浜》的那段時間，1970年，楊汝絅當時在隆昌一中，因為他所在中學有一位老師在“文革”初期被迫自殺，楊汝絅和一些教師想聯(lián)名揭露這個真相，結(jié)果被扣上了莫須有的罪名，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到一個煤礦去勞動改造。一直到1974年才釋放，但不給分配工作，這時候楊汝絅特別苦悶，曾一度產(chǎn)生過輕生的念頭。

1978年冤假錯案改正以后，1980年楊汝絅又回到隆昌一中重執(zhí)教鞭，這時他又在雜志上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那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在這一年前后連續(xù)發(fā)表了《受戒》《異秉》《大淖記事》這幾篇小說，這就是汪曾祺在當代文壇的復出。

人生的河流各自流淌，到了一定時候又開始出現(xiàn)交集。

汪曾祺部分作品書影

楊汝絅看到汪曾祺的小說以后很激動。當時沒有微博，沒有公號，他不可能去私信汪曾祺留言，于是他直接給發(fā)表《受戒》的《北京文學》編輯部寫了一封信。當時的雜志編輯也確實很負責——估計也沒有那么多讀者來信，擱到現(xiàn)在肯定不行?！侗本┪膶W》的編輯把這封信轉(zhuǎn)給了汪曾祺，汪曾祺看到這封信以后，按照上面的地址給楊汝絅回信，就這樣他們開始通信。

汪曾祺寫給楊汝絅的信，我們還能夠找到四封，今年《新文學史料》第一輯會發(fā)表這四封信的整理稿，在這些信里面，汪曾祺談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學問題，而楊汝絅的回信，有兩封他當時就已經(jīng)整理成文章，發(fā)表在四川的刊物上，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對照地知道他們之間的通信往來，談了什么問題。

楊汝絅寫給《北京文學》的第一封信已經(jīng)找不到了，但是從汪曾祺的回信當中可以看出，楊汝絅在信里面談到他1949年閱讀《邂逅集》以及1980年看到汪曾祺新發(fā)表小說的感想，應該寫了不少對《邂逅集》的印象，所以汪曾祺在回信里面說：“你對《邂逅集》記得那樣清楚，使我感動?！?/p>

這時候是1982年底，《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剛剛出版，汪曾祺的幾篇舊作，比如《復仇》《老魯》《落魄》《雞鴨名家》，剛剛重新被翻出來面世，但很顯然楊汝絅記憶中的《邂逅集》不止這些，還包括《綠貓》《藝術(shù)家》這些根本沒有重新發(fā)表的作品，所以汪曾祺才會說“你對《邂逅集》記得那樣清楚，使我感動”。

汪曾祺在回信當中提到外間對《汪曾祺短篇小說選》的篇目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年輕人問我為什么不照第一篇《復仇》那樣寫下去？有的文藝界的長者則認為，第一篇（《復仇》）不該入選。有人喜歡《受戒》《大淖記事》，而有的人認為寫得最好的是《異秉》和《七里茶坊》?！蓖粼髡f：“我有點被他們搞糊涂了，前日子北京作協(xié)舉行了我的作品討論會，討論了一篇，讀了幾篇論文，有人是全程肯定，有人頗為憂慮，甚褒微貶，我都表示衷心感謝。不過，如果我還繼續(xù)寫下去，也還是只能按照我想寫的那樣寫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允許，那我就不寫?！?/p>

汪曾祺后來談到《受戒》、《大淖記事》和《異秉》這幾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背景，那時候汪曾祺在北京京劇院，因為“文革”當中編寫樣板戲的問題，他被“掛”起來，不給工作，也沒有什么事，心情相當苦悶。而且在這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不管是“文革”還是再往前推到“十七年”，他的大部分創(chuàng)作都是職務作品，在文聯(lián)也好，在京劇院也好，都是組織讓你寫什么你就寫什么。這時候，因為被“掛”起來，也沒人管了，他甚至覺得他寫的小說沒人敢發(fā)表（他說過發(fā)表《受戒》“是需要一些勇氣的”）。所以汪曾祺寫的這些算是“抽屜文學”（寫給自己看的）。他后來說，我寫這些小說的時候能感到一種“鳶飛魚躍的快樂”，像鳥在飛翔、魚在跳躍一樣的快樂，因為這是我想寫的東西。所以他在給楊汝絅的信里說：“只能按照我想寫的那樣寫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允許，那我就不寫?！贝蠹抑?982年，政治氣候還屬于乍暖還寒，所以汪曾祺有這種心理準備。他說：“我現(xiàn)在變成一個為人矚目的作家很不舒服，我希望不要有人注意我，我就是悄悄地寫寫，悄悄地發(fā)表，讀者們悄悄地看看，這樣最好?！边@個觀點，汪曾祺先生一直比較堅持。

收到這封信以后，楊汝絅給汪曾祺回了一封信，主要談對剛剛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選》的看法。他把《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分成四組，第一組只有一篇，就是《復仇》，剛才說到爭議比較大的這一篇。第二篇是《邂逅集》里面選入的另外幾篇，《老魯》《落魄》《雞鴨名家》。第三組是汪曾祺新寫的這一批，《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第四組是其它，包括像《寂寞和溫暖》《黃油烙餅》等描寫共和國人事的小說。

這幾組楊汝絅都有評價，他認為《復仇》很棒，像《老魯》《落魄》這樣的小說喚起了他當年大后方逃難記憶，而像《寂寞和溫暖》，汪曾祺和楊汝絅兩個人都有右派經(jīng)歷，這篇小說對于經(jīng)歷過反右運動、當過右派的人來說，可以說是感同身受。但是即使如此，楊汝絅還是堅持說：“不管是不是出于偏見，我覺得這些都不是你的本色當行的小說?！?/p>

所謂本色當行小說專指的是《異秉》《受戒》《大淖記事》和《歲寒三友》。楊汝絅說：“你是熟悉京劇的，我覺得正可以借用梨園行的習慣說法，這些小說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

然后他提出關于鄉(xiāng)土的問題。大家知道高郵出過文學家也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的詞人秦少游，但是楊汝絅說：秦少游也沒有怎么寫過高郵，寫高郵不僅僅在于寫一個小小的蘇北縣城，而是在于我們國土上任何一個哪怕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地方，也都有它發(fā)掘不盡的特有的魅力，越是寫出它的個性，就越有普遍的意義。很難想象老舍最好的小說會不帶北京味，李劼人最好的小說會不吹揚著成都平原的風，孫犁最好的小說會不彌散著白洋淀水鄉(xiāng)的氣息。

楊汝絅說：“我自己離開高郵四十多年，離開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對家鄉(xiāng)的記憶已經(jīng)很模糊了，但你寫我們家鄉(xiāng)小說中那份濃郁的氣氛仍然能夠撥動我心上的鄉(xiāng)情之弦，你筆下的余老五、陸鴨（《雞鴨名家》）、陳相公、陶先生（《異秉》）、小明子、小英子（《受戒》），巧云、十一子（《大淖記事》），以及《歲寒三友》，都仿佛是我自小就親愛過的鄉(xiāng)親，這種魅力只能來自你對家鄉(xiāng)、對家鄉(xiāng)人的摯愛和稔熟，正如你的老師沈從文先生小說中的魅力來自他對湘西和湘西人的摯愛和稔熟一樣……《異秉》里面那個擺熏燒攤子的王二，這樣的人和這樣的行業(yè)，許多縣城都有，但只有王二身上帶有高郵熏燒攤的五香味和青蒜味，且因為生意興旺，熏燒攤子從保全藥店的廊檐下搬進隔壁源昌煙店的空店堂去了，他身上還奇妙的粘著高郵中藥店的氣味和刨旱煙的氣味——我敢說不是隨便哪一位作家都敢于輕易這么一擔三挑，同時把一支筆伸到熏燒攤、中藥鋪和旱煙店里去的。”

最后楊汝絅說：寫那些東西，寫那些店面，其實都是為了寫一種“味兒”，這種味兒就是“氣氛即人物”——這是《汪曾祺短篇小說選》的《自序》里面提出的概念。寫氣氛就是寫人物。楊汝絅說“你這個看法可以說是讀你小說的一把鑰匙”。他接著發(fā)揮了一下，他說：“寫氣氛并不是就是寫人物，氣氛可以是跟人物相游離的，鄉(xiāng)風土俗寫起來可以是孤立的，不受注意的，與人物命運無依無傍的。但你的小說里不是這樣，在你那里鄉(xiāng)風土俗就是人物活動，是借以展現(xiàn)人物靈魂的東西，它們不僅因人而活泛起來，也給小說人物悄悄的增添活力和血肉?！睏钊杲N還舉了《大淖記事》里面的一些段落等等，以這些舉例說明寫氣氛不一定就是寫人物，但是在汪曾祺筆下，寫氣氛就是在寫人物。

這封長信發(fā)給汪曾祺以后，汪曾祺在1983年9月份回了一封信。一開始他先贊揚了楊汝絅，他說：“這種Essay式的文論現(xiàn)在很少有人寫了，一般的評論硬得像一塊陳面包，我的牙不好，實在咬不動（我們知道汪曾祺的牙疼跟了他一輩子），至少咬起來很累。文筆也很秀?，F(xiàn)在評論文的文章多不好，缺少可讀性，我建議你多寫寫這樣的Essay。唐弢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很缺隨筆式談論文藝和文化問題的小品，這種東西很不好寫，一要學養(yǎng)，二要氣質(zhì)——一種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氣質(zhì)，你是具備這樣條件的?！?/p>

我們看《汪曾祺全集》里面有《談藝卷》兩卷，這些文論，我經(jīng)常分不開與他的散文的區(qū)別。我覺得汪曾祺寫文論就是能達到這個程度：像Essay一樣，學養(yǎng)、氣質(zhì)，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能夠這么寫文論的人確實很少，大概現(xiàn)代文學批評家里面李健吾先生算是一個，整個一百年以來，這種人并不多。

在這封信里面，汪曾祺還講了一個很好玩的軼事，他說：“王蒙當了《人民文學》主編，新官上任別出心裁，要集中發(fā)一堆五千字以內(nèi)的短小說，幾次逼上門來，讓我趕出一篇，我于酷暑之中給他趕了出來——不是一篇，是三篇。三篇還不到八千字，題目是《故里三陳》。王蒙這位老兄一沖動，竟想用其中一篇作為頭題，他到我的住處來商量，時值我到密云開會未遇，他怕我不同意（因為用第一篇打頭的話其他兩篇不發(fā)），所以只好三篇一起發(fā)了，放在稍后。現(xiàn)在還在跟印刷廠商量能不能重調(diào)版面，仍然用那一篇做頭題。如果辦成，這是一個有點爆炸性的大膽做法，因為我那篇是寫舊社會的，與四化無關?！?/span>

這很有意思，汪曾祺的小說出來以后，并不是那么招人待見，尤其像《異秉》（《受戒》可能好一點），《異秉》當時是林斤瀾推薦給南京的《雨花》雜志，主編是葉至誠和高曉聲?！懂惐纺眠^去以后，很長時間沒有回音，后來林斤瀾去問那個小說怎么樣，回說編輯部有意見，有人說發(fā)這樣的小說，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可發(fā)似的——這簡直是認為《異秉》不是小說。所以汪曾祺的寫作方式，在八十年代初期是相當另類的，這也導致了一個結(jié)果：汪曾祺的小說至少在八十年代，幾乎沒有發(fā)過頭條。大家知道中國的文藝期刊，一篇小說發(fā)頭條、二條是很不一樣的待遇。如果不是看這封信，我們還不知道，《陳小手》曾經(jīng)有機會發(fā)在《人民文學》的頭條，但是很可惜，因為王蒙上門的時候不對，也是因為當時沒有手機的緣故，所以這篇也沒有發(fā)成頭條。汪曾祺一輩子很少發(fā)頭條，全國短篇小說獎也只是《大淖記事》拿過一次，從這件事里也能看出汪曾祺小說的命運吧。

在這封信之后，汪曾祺與楊汝絅應該還有不止一次通信，我們能找到的還有一封，楊汝絅重讀了小說《異秉》，給汪曾祺提出好多細節(jié)上的問題，全都是關于吃的，比如：牛肉、兔肉，你寫的“五香加鹽煮好，外面染了通紅的紅曲”是高郵做法嗎？還有入冬以后賣一種美味的“羊糕”，這個有，楊汝絅說我早先在家鄉(xiāng)吃過，記得是紅湯，不是《異秉》里面說的白煮。然后談到王二攤子上還賣豬頭肉，里面有一句話說“拱嘴、耳朵、臉子——臉子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大肥”。楊汝絅說：“何止是臉子有專門名詞，豬頭上的各部分，我想汪曾祺大概不曉得，各部分如在四川都是各自有專門名詞的。”楊汝絅說：“我興之所至地寫了以上三條，心想汪曾祺看了一笑置之可矣，但是不料很快來了回信，而且回信里面有半封信是回答我的質(zhì)疑?！?/p>

汪曾祺的回信一開始就鄭重聲明：“王二的熏燒制法確實如我寫的那樣?！比缓笏劦脚Ｈ?、兔肉加鹽白煮、染紅曲等問題，但他后來補充一句：“這種做法現(xiàn)在似已改變，前年我回高郵看到熏燒攤上的鹵味，一律都是由醬油鹵過的。”所以汪曾祺也不否認現(xiàn)在的肉不會再染紅曲，但他堅持說他小時候就是這樣的。

關于羊糕，他說：一種確實是紅燒以后凍成的羊羔，高郵人家制的就是這種，你記的不錯，上海、蘇州、北京的稻香村賣的也是這種。但是還有一種是白煮凍實的，這種羊羔也叫做“冰羊”，有別于白煮熱吃的湯羊。這樣一直寫下來，簡直可以叫一篇“羊糕小品”。

寫到第三點更加放開了，說豬頭肉各部分都是有專名的，不過高郵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就叫耳朵，舌頭的“舌”跟腐蝕的“蝕”古音是同音的，很多地方都避諱，所以無錫的陸稿薦叫做“賺頭”（音），跟四川把舌頭叫“利子”是一樣的，都是反其意而用之。廣東人也叫做“利”，不過他們創(chuàng)造一個詞叫做“脷”。汪曾祺說我初到廣東館子看到“牛脷”不知道為何物，端上來一看是牛舌頭，而昆明的牛肉館給牛舌起一個很費思索的名稱叫做“撩青”，不過高郵人對動物的舌頭沒有這樣一些曲里拐彎的說法，一概稱之為“口條”。

楊汝絅在文章里說：“汪曾祺的這封回信給我的暗自得意澆了一點冷水，但是我很高興于這場問難的失敗，也高興于自己的若有所悟——

當然，汪曾祺的小說使許多讀者感到風味別具的原因不只是這個。但是，這種雜學旁搜的廣泛的生活興趣和知識，不也是使汪曾祺小說“有味道”的一個重要原因嗎？作家的這門學問，不是單靠讀書就能得到，讀書當然也可以補一點這些知識之不足。”“我看汪曾祺寫縣城小店，寫寺廟生活，寫夫妻放鴨、迎神賽會、民間繪畫，寫‘閑挑野菜和根煮’，寫舊時南京城外趕驢子的光腳小姑娘‘戴得一頭的花’，……寫與此相關的下層社會的各色人等，他不僅是‘知之’，而且是‘好之’‘樂之’的，不然的話，怎么會寫得那么情趣盎然？”

但是楊汝絅也說：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可能天上的事情知一半，地下的事情全知，寫什么都能寫好的。楊汝絅舉例說：“汪曾祺要是寫引灤入津，他寫不過李延國。要是寫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他寫不過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huán)》作者），就是舊社會的事，要是寫苗民、寫水手、寫大兵，他恐怕也寫不過他的老師沈從文……但是他有一個獨特的庫藏，有他自己的地盤，在他熟悉的那個天地里，他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使我這個忝為同鄉(xiāng)的讀者存心挑漏眼也終于挑不出。在他那個反映生活的領域里，他是主人。”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楊汝絅寫的最后一篇對汪曾祺信的回復，楊汝絅因為長期患病，所以1985年在成都去世了，他跟汪曾祺的文字因緣也沒能夠再延續(xù)。

汪曾祺曾經(jīng)寫過好些篇談沈從文的文字，汪曾祺寫沈從文的很多話，都在說自己。他說魯迅痛苦，因為他深刻。沈先生不痛苦，但是沈先生很寂寞。寂寞在于沒有多少人能懂得他的內(nèi)心真的在想什么、他要追求什么，包括后來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在他去世后，整理沈先生作品的時候，也曾經(jīng)發(fā)出過這種感想，說一輩子都沒有人真正了解他。所以沈從文是寂寞的。反過來說，汪曾祺先生是不是也是寂寞的呢？我覺得八十年代以后，就當時整個文壇氛圍和文學潮流來說，他肯定是潮流之外獨自探索的一個人。我們看八十年代以后，汪曾祺有很多文學活動，也參加過很多考察、講座、研討會等等，但是之前孫郁老師寫過一段，說其實汪先生晚年的時候，跟他交流的人并不多，能夠真正從精神層面上跟他達到契合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很多人是被他的某種名氣或者是某種特質(zhì)所吸引，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在同等的層面上跟他交流。尤其汪曾祺當年接受采訪的時候說我的創(chuàng)作上銜接四十年代，可是大家根本看不懂他四十年代的作品，除了他自己整理出來的那幾篇以外。怎么去理解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呢？在這個問題上，八十年代有大量的誤讀，尤其是我很討厭的稱呼“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完全談不上是士大夫，更不要說最后了。他是一個現(xiàn)代派，龍冬老師最近也在強調(diào)這一點：“汪曾祺是一個現(xiàn)代派。”但是從當時到現(xiàn)在，有多少人會這么去看汪曾祺呢？誰會就這個問題跟他交流呢？所以我說汪曾祺自己也是非常寂寞的。有楊汝絅這樣一個從《邂逅集》開始就一直看他作品的讀者，跟他有這樣的交流，也是汪曾祺晚年很難得的一個機遇吧。

楊汝絅就說到這里，下面來說說我父親。我父親跟汪老的交流主要有兩個段落，第一個是1981年夏，我父親楊鼎川那時候剛剛研究生三年級。他們那時候研究生畢業(yè)前有300塊錢的學術(shù)經(jīng)費，可以到處去找資料、探訪、考察都可以，他就從紹興、烏鎮(zhèn)這些現(xiàn)代文學大家的故鄉(xiāng)一路往北，最后到了北京，見了好幾位學者和作家，其中包括汪曾祺。

具體談什么，不是很清楚，只有兩點細節(jié)留了下來，一是汪曾祺在談話當中提到當時正時興的“意識流”這個手法，王蒙的意識流小說當時是最有名的，但是汪曾祺說王蒙的意識流“流得還不夠美”。現(xiàn)在我們看到汪曾祺四十年代發(fā)表的好多小說和散文，你可能可以理解為什么他覺得王蒙“流得還不夠美”，這里不詳說。

另外一點是1981年的時候汪曾祺剛剛重出文壇，還挺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小心翼翼的，我父親跟他聊好些事，他估計都是含含糊糊的，所以我父親在日記里面后來記了一句說，“汪是一個老狐貍”。我想到賈平凹后來有一句評價說：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實際上你仔細觀察汪先生的話，會發(fā)現(xiàn)他的表情非常生動，我以前有過一段記錄說他長的有“猴相”，笑的時候讓人想起孫悟空，但是說他是老狐貍也沒錯，就是特別特別聰明的一個人。

1990年代初期的汪曾祺

后來到了1994年，我父親到北大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曾經(jīng)幾次訪問汪曾祺，尤其是1994年12月13日下午4到8點，他對汪曾祺做了長達四個小時的訪談，主要談的是四十年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但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別的挺有意思的問題，比如說一直爭議特別大的《復仇》，我父親問汪先生到底《復仇》是受誰的影響？汪曾祺明確說他是受一個日本新感覺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影響。他不說這話，之前好像沒有一個人看出這篇小說是受谷崎潤一郎的影響。

再往后聊到高郵家鄉(xiāng)，楊家巷什么的。我父親問他：“有人問你還寫不寫戲，你說不寫了。戲不寫了，小說還在寫。慢慢地重心會不會移到散文那邊去？”1990年代汪曾祺寫散文比較多，小說相對少一些，所以問他重心會不會移到散文。汪曾祺明確說：“不會。我的看法是文學里面的主人還是小說，散文不能成為主要的什么東西?！彼终f：“我寫過一篇文章得罪過一些人，我說有新潮的詩，有新潮的小說，還沒有見過有新潮的散文，但是我現(xiàn)在認為散文還是可以用現(xiàn)代派的方法來寫的?！?/p>

而在散文的內(nèi)容方面，汪曾祺反對什么呢？他說：現(xiàn)在的女作家們（大家可以想想八十年代走紅的是哪些女作家），她的散文就是寫他們自己的事，這個東西我覺得不行。這個事情有兩種，一種女作家，一種叫老頭。我覺得對作家的散文這么做（寫自己的事），可以原諒，但是對老頭這樣寫，（讀者）就不感興趣。

最后他們聊到的一個話題是：能不能編一個汪曾祺研究專集？汪曾祺說了四個字：我不同意。我父親說：“不同意啊？為什么？覺得沒有必要編嗎？”汪曾祺說：“我這個人沒有什么研究頭兒，不值得，我這是很真誠的，不希望有人去寫研究我的書?！彼f我已經(jīng)寫了，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好好一個人，研究他干什么？

后來汪曾祺還有一個說法，說他是一條活魚，不希望被人切成頭中尾三段來看待。他對批評和研究是持一種拒斥的態(tài)度，而這種拒斥的理由在哪里？就像他說“氛圍即人物”一樣，他不認為這個東西可以拆開來討論，比如你光討論小說的語言藝術(shù)，光討論里面的女性形象，光討論里面的高郵特色等等。我覺得難就難在這里，汪曾祺是一個這樣的作家：

第一，他看上去很好模仿，他的調(diào)子看多了你都能哼兩句，但是你會發(fā)現(xiàn)那么多人學汪曾祺寫東西，真正能夠?qū)W得像的，到現(xiàn)在我還沒有看到特別好的，很難學。著名汪曾祺研究專家蘇北兄，最近也經(jīng)常說“這個人沒法學的”。

第二，他的作品非常難研究。我之前說為什么很長時間不去研究汪曾祺，除了避嫌以外，就是因為我沒有找到一種超越性的研究方法去討論汪曾祺，而當時已經(jīng)出來的各種研究成果，有些話已經(jīng)被前輩說盡了，再往下做你就會陷入一種無法說出新意的困境，與其如此，我們何必要去浪費紙張和筆墨呢？關于怎么研究汪曾祺，其實也是很困難的。

后來我父親寫了一篇論文，叫做《汪曾祺四十年代小說的兩種調(diào)子》，這里我主要強調(diào)其中一點，就是汪曾祺對“京派”的繼承。汪曾祺很反感好多流派標簽，比如說他是鄉(xiāng)土派、市井小說、文化小說，這些他都反對，他唯一認可的一個標簽、一個派別就是“京派”，他的文學基本是在沈從文、林徽因、周作人這樣一些京派作家的滋養(yǎng)之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可以說是京派作家。

1961年汪曾祺與沈從文先生在中山公園

汪曾祺二十七歲的時候，1947年，他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論叫做《短篇小說的本質(zhì)》，我推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在這篇文論里面，他把他自己的追求已經(jīng)說得非常清楚，他說：“日光之下無新事，就看你如何以故為新，如何看，如何撈網(wǎng)捕捉，如何留住過眼煙云，如何有心中的佛，花上的天堂?！睋Q句話說，可能有人覺得汪曾祺小說題材比較狹窄，但如果你獲得這樣一種藝術(shù)變形的能力，你不需要寫特別宏大的題材，也不需要尋覓特別多樣化的題材，你就寫一個高郵，像郵票一樣大小的地方，沒關系，你可以把它寫得：第一，為人所不及，第二，可以讓它從個性里面又透出普遍性。

1991年在家鄉(xiāng)高郵的蘆葦蕩

汪曾祺有一個說法，他說我特別關心小人物“吃什么”和“想什么”。我們不多說，就說汪曾祺的高郵系列，我經(jīng)過那么多年思考，慢慢地找到一點想法。包括這些年我五次回高郵，不斷地去探訪他筆下的人和事，還有地點，我現(xiàn)在有一個思路：把汪曾祺當成高郵的“傳記作家”。

我在汪曾祺去世二十周年的時候?qū)戇^一篇文章，叫做《有一本書叫高郵傳，作者是汪曾祺》。去年有兩部《南京傳》出版，一本是葉兆言的，一本是張新奇的。但是這兩本書，都沒有抓到給城市做傳，尤其是文學家給城市做傳的根本要點。如果你是一位史學家，或者是一個歷史地理學家，你給城市做傳，可以從歷史源流，從地理位置等等這些方面探討，但是作為文學家不能以之為主要出發(fā)點。文學的特性、長處，在于對人情、心態(tài)、世道的把握，所以文學家給城市做傳，不管是魯迅寫紹興，沈從文寫鳳凰，蕭紅寫呼蘭河，其實有兩條線，一條線是汪曾祺說的，要關心那些小人物他們平時在吃什么和想什么，因為小人物才是組成這座城市主體的部分，而不是說這個城市出過哪些大家、哪些名人、哪些高官、哪些權(quán)貴。吃什么和想什么，前面是物質(zhì)生活，后面是精神生活。這是一條線。把握一座城市的話，你去吃吃它最地道的小吃，了解一下面對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不同的境況，每個地方的人想法有哪些不一樣。包括楊汝絅信里面說高郵人叫舌頭就叫“口條”，沒有那么多別的名稱，那為什么廣東人那么叫，四川這么叫，云南人又怎么叫，等等，這其實是一個地方的常規(guī)思維模式體現(xiàn)在吃食的名稱當中。小人物們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去想這些事情，這是一個地方、一座城市最基本的文化表現(xiàn)。

我看好多地方的鄉(xiāng)土教材，往往會羅列景觀：我們有什么樣的古跡風景，有什么樣的名特產(chǎn)，這些可能對提高當?shù)厝说淖宰鹦挠泻锰帲撬娴牟荒芊从吵鲆粋€城市的基本性格。

吃什么和想什么，這是靜態(tài)的。之外還要加一道線，就是一座城市在“?！焙汀白儭眱煞N狀態(tài)下的反應。比如說“常”，王二擺熏燒攤子數(shù)年如一日，這是常。變呢？《歲寒三友》里面不管是做草繩、打草帽，還是做炮仗，這些匠人都要面對這些行業(yè)正在死去的危機，這時候這些人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映？汪曾祺正是因為抓住了高郵這個小縣城在近代的“?！焙汀白儭敝g的轉(zhuǎn)換，他才能夠?qū)懗鲞@個地方特殊的世態(tài)和人情。

關于我這個說法，可以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大家可以想想今年的武漢。武漢平時是一個什么樣的城市，他們在吃什么、想什么，但是面對封城、面對疫情的時候，武漢人有什么樣的表現(xiàn)，他們中間的寫作者會寫下什么樣的記錄。從這里進一步思考，一個作家怎樣面對自己長期生活的城市，把自己的認同投射到這座城市，從而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這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做到的，能夠做好的作家，在整個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汪曾祺與高郵之間，很顯然做到了這一點。

汪曾祺先生珍貴視頻資料

我昨天看收集起來的汪曾祺的視頻，其中他也說到“我認為我創(chuàng)作的源泉還是在高郵”。汪曾祺不走出高郵不行，如果他留在高郵，就會變成他說的“吾鄉(xiāng)固多才俊之士，而聲名不出里巷”。而汪曾祺走出去以后，再回看高郵，他這種回看，跟對鄉(xiāng)土的批判式書寫、啟蒙式書寫、介入式書寫都不一樣，甚至跟沈從文那樣把它變得更異域化一點，也不太一樣。汪曾祺這種回望式的鄉(xiāng)土寫作，抱有對小人物的溫愛，又能夠看到他們面對時代大潮沖擊的艱難和無奈，但在這些艱難無奈里，又能找到人性的光輝和可愛之處，這是汪曾祺獨一份的本事，這是他的特點。

所以我為什么說今天是講“讀汪曾祺的高郵”，就像我叔祖父說的“忝為同鄉(xiāng)”，雖然我也沒有在高郵住過，但是我們盡量通過汪曾祺的成長、通過汪曾祺的寫作，去理解他心目中的高郵——不是說現(xiàn)實中的高郵，很多人跑去高郵，覺得大淖怎么是那個樣子，特別失望。重點不在于這里，而在于你怎么樣把汪曾祺心目中的高郵，他筆下那個高郵的常和變、吃和想，兩種不同的線索能夠結(jié)合起來，再回頭看他的作品。高郵只是汪曾祺最熟悉的地方，他對其他地方的書寫，比如后期在北京寫的一系列所謂的“京味小說”，還包括到各地采風等等，其實都是一以貫之的，他是同樣的一種筆法，或者說一種關照，在寫他認知的鄉(xiāng)土、他認知的中國。正是因為這樣，我覺得汪曾祺筆下的中國故事，跟別人筆下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故事。從這個角度去研究汪曾祺，才能從他那些看上去很窄小，就寫了一個地方，看上去不那么深刻，顯得很和諧，很容易被人摘引成雞湯的作品當中，真正看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包括中國文學）的波瀾起伏、潮起潮涌，這才是我們說的，為什么汪曾祺是一個“貫通性”的作家，從他那里，我們可以看見大半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緣故。

謝謝各位，我們今天就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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