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公遷魯

《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場公筑茅朔門。”集解

引《世本》曰：“場公徒魯?！蔽粗以唬骸敖耵攪??！边@條材

料，不知困感過多少學者，且成為解釋伯禽封魯?shù)牧?/p>

一大難題。如果僅從字面上理解，相信場公始徙魯，

那豈不等于說，伯禽就封時還根本沒有到過魯？如果

馬上對此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場公徒魯又從何談起

呢？問題真是越搞越復雜了。

筆者認為，以往的討論還是面于魯國西來說，而

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所在：奄、魯原本為二而非一。

不弄清奄、魯關系，不可能對場公徙魯?shù)贸龊侠淼慕?/p>

釋。

奄為商殷侯國，周人稱為商奄。其侯國地位可由

甲骨卜辭的“王入于奄”等材料得到確證，禽 銘文

所稱之“蓋侯”亦即奄侯。奄國的建立者是運奄氏，源

出東夷少昊集團的后裔贏（）姓伯益部落。東夷集

群的最高圖騰是燕（及由燕子神化而創(chuàng)生的鳳），“運

奄”二字即“燕”之初音的緩讀，與贏姓之得稱出于同

一個語源，亦即贏姓之分化。奄族的詳確歷史不可

考，但它很早就已入居今魯西南地區(qū)可以無疑，同出

贏姓的秦、徐、莒、苑裘及終黎、黃、江、白冥、修魚等

族，夏商之際都曾在這一帶活動。這一地區(qū)以曲阜為

中心，古稱“少昊之墟”，整個上古時代都是東夷、西

夏、北狄三大集群文化的交匯區(qū)，并且不時有南蠻文

化滲入。傳說黃帝(北狄首領)生于曲阜魯東門之北

的壽丘，炎帝（西夏宗神）亦曾“初都陳，又徙魯”，雖

不可視為信實材料，而從民族遷徙與融合的角度看，

也并非全是無影的造說?？隙ㄔ谀承r期，遷徙到這

一帶的西北民族錯落雜居，其宗神之把的規(guī)格并不

亞于東夷之把少昊。所以到夏、商、西周時，這里仍然

方國林立，奄、魯皆是其一。奄族大約在商代中期已

立國，至遲在盤庚遷殷后上升為諸侯。此后它勢力膨

脹，奄有今汶、泗流域的大范圍，可能與后來魯國的

疆域相去不遠。不過當時包括魯在內(nèi)的小方國依舊

并存，并未被消滅。周滅商，奄人聯(lián)結(jié)徐、淮夷，仍保

存著強大的實力，隨后成為武庚復國的重要同盟軍，

至周公東征始滅國。

商奄的地望，傳統(tǒng)的說法幾乎都混同于魯。如

《左傳》昭公元年孔疏引服皮曰：“商奄，魯也?！薄逗鬂h

書·郡國志二》亦云：“魯國，古奄國?！薄痘视[》及《讀

史方輿紀要》等書，甚至具體指證奇都故址即在魯故

城內(nèi)，根據(jù)便是曲阜舊縣東數(shù)里有地名曰里?？墒?/p>

近些年來的考古調(diào)查卻不能證實此說：不但在已知

魯故城的范圍之內(nèi)尚未發(fā)現(xiàn)與奄國歷史地位相應的

居住遺跡和墓地；甚至在曲阜全境，也未找到奄都故址的蹤跡。倒是在曲阜東南的一些地方，已發(fā)現(xiàn)多處

大型商代遺址，如滕州前掌大遺址。因此胡秉華推

測，在商朝的某個階段，奄人可能以前掌大為中心統(tǒng)

領其國”。也有學者推測奄都在今曲阜以東的泗水、

平色一帶。僅就現(xiàn)有資料分析，在曲阜一帶再現(xiàn)奄

都故址的可能性還不能完全排除；但有更多的跡象

表明，奄都可能在魯故城東南，并且距離不會很近。

將奄、魯故城離析為二，是解決場公魯問題的

唯一可行途徑。清人龔景瀚《靜齋文鈔》卷一《魯都

考》，提出魯本有兩城，一為曲阜，一為奄城，大概是

幸而微言有中。但他又說魯公蓋達居兩城，二者相距

不過三四里，閆閻相接，后又聯(lián)而為一。這顯見是沿

用后世說法，堅持以奄里為奄城，故仍令人摸不著頭

腦。又將“場公魯”顛倒來理解，說是場公“克淵克

夷”后，乃將魯國由曲阜遷至奄人所居之城。此說尤

難講通，正如炎帝之“初都陳，又徙魯”，“徙魯”只能

是徒于魯，以“魯”為賓詞，不妥。

細究其實，伯禽就封之魯是一事，定都又是一

事。古時的“定都”概念亦與后世不同，遷徙是常有的

事。伯禽初隨周公東征，軍事方殷，其時既未正式受

封，更談不上定都問題。《左傳》定公四年說魯之建

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吳之虛”?？?/p>

疏以為“言封魯于少吳之，則商奄非魯也”，猜對

了。事實上，載籍屢言成王“踐奄”、“入奄”、“至自

奄”，說的都是奄城，因此伯禽始就封必定亦在奄都，

遷其君于蒲姑而不據(jù)其城，斷無是理。從《竹書紀年》

的記載來看，周人之初入奄似未受到多少抵抗(此當，因周人滅武庚時已打垮西進的奄人勢力），故能當年

又東進滅蒲姑；次年回師南進伐淮夷，事平，乃復入

奄，遷其君。此當即初擬封邦定都奄城之意,唯其時

成王尚未親政。

歷時三年的周公東征·初步平定了東夷地區(qū)，故

《竹書紀年》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甲兵）措四

十年不用”之說，然至康王晚年，王道缺微，東夷復

起，周人又被迫進行第二次東征。傳世班 銘文記毛

公率軍“伐東國戎”，“三年靜東國”，照黃盛璋的看

法，這便是指周人的再次東征。他還話計事在昭王前

期，并考證宿我可能在厭次(今山東惠民東）一帶，地

近渤海灣”。聯(lián)系商奄之興滅來看，此役發(fā)生在康王

晚年的可能性更大，“病”似亦只是“奄”之借字?。魯

侯毆（諸家金文書或稱明公級、色毆）銘文說：“唯王

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稱。魯侯有 功，用作擎

葬?！蔽闹忻鞴疵?，魯侯當指魯場公，莘即旅、即

魯。是知此器乃魯人為毛公慶功之作，以定名為魯侯

毀為宜。又文中地名稱即腫，即費，《尚書·費誓序》

所謂“魯侯伯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實為毛公東征時事，若指第一次東征，則當時

伯禽尚未正式封魯，亦不得稱魯侯。確切地說，序中

“伯禽”二字亦是膀測所加，毛公東征時伯食已去世。

毛公是西周前期的一位大人物，在金文和載籍

中稱呼繁多，如稱毛伯、明伯、明保、保、毛伯明、毛

父、伯憋父、中髦父、中族父等。其人為誰，迄今無定

說，或以為指周文王子、周公之弟毛叔鄭，或以為

指周公之子伯禽、君陳，又有以為指昭王時周公之子

者。本文傾向于指毛叔鄭。鄭之字為明，官為保，因食

采于毛，故稱毛叔。金文中或稱“周公子明保”，意即

“周之公子明保”（用李平心說），不宜理解為“周公之

子明?！?，因為周公之子的名與實，可考者難與“毛

公”之稱相合。毛公在成王時已為三公之一，故康王

末得專征伐。涉及他的金文有成王時的，也有康王時

的，未可一概而論。保鹵銘稱“王令保及殷東國王

侯”，伯愁父敦蓋稱“王命伯戀父以殷八師征東夷”，

應該都是康王時器?！兑葜軙ぷ黯谩贩Q“俾中父字

于東”，當亦是第二次東征以后事。計其年歲，毛公東

征時殆已在60歲以上，故有父之稱。

與場公徙魯關系最密切的金文記錄是沈子毀銘

文。文中既記沈子本人克蔑事，又頌其父場公“克淵

克夷”之功，淵即奄，二字音通，可知奄人直到此時仍

未被徹底征服。場公父子所為，應都是配合毛公東征

的行動，魯侯段銘文是最好的證據(jù)。不過其時奄人大

都已南逃徐淮（商末徐夷尚在今山東境內(nèi)），并非盡

居舊地。以地理求之，場公所克之淵當指古漕淵，亦

稱繁淵。其地有二：一在今河南東北角濮陽西；一在

今安徽北端碩山、蕭縣間。兩地都可能曾是奄人滅國

后的散居之地，而場公所克當指后者。沈子所克之蔑

即姑蔑，地在今山東泗水東；然沈子的封地在今河南

平與北（或說在今安徽阜陽西北），則其克蔑后亦曾

西進，或者姑蔑之族在奄國滅亡后本已逃至豫東。由

此推測，奄人大概在伯禽去世后（《竹書紀年》載其卒 萬力

在康王十九年），又與徐淮夷卷土重來，結(jié)果被煩公

及周人的東征大軍打敗。而戰(zhàn)事亦歷三年，足見當時

東夷勢力之大。

場公為伯禽子、考公弟，考公在位僅四年，大約

正是毛公靜東國的時期。此時魯國統(tǒng)治中心仍在舊

奄都，向為徐淮夷出入之地；“克淵克爽”后，場公以

戰(zhàn)功取代其兄為魯公，乃為避敵及立意興魯而遷居

舊魯?shù)?。于是加筑城垣，并筑茅閥門（《竹書紀年》載

其事在場公即位元年），從此開始了建都曲阜的規(guī)

模。名實相副的強大姬魯封邦，蓋亦由此而奠基。竊

以為所謂“場公徒魯”，此為正解。茅瞬門的“茅”字，

歷來學者多訓為“夷”（《史記》集解引徐廣日“又作

夷”），可能過分注重了茅夷之稱，春秋時邾大夫尚有

稱茅夷鴻者。然夷考其實，“茅”似乎最宜視為毛、髦

或族的替代字，場公作茅瞬門（實為正面城垣上的高

臺建筑），蓋以象征中髦父毛公東征的勝利(或許還

有望風侯斥的軍事意義）。毛公因此役而“宇于東”，

即依舊例分封于東土，其國即典籍所見之茅（或作

茆），地在今山東金鄉(xiāng)縣西南，后為魯國所吞并。古時

胤嗣不嚴，載籍又難分辨，或者久而傳，以致把茅

和凡、蔣、邢、昨、祭等都看成是“周公之胤”了，其實

成、康之際為公者，不止周公旦一人。

場公徒魯，當有少部分奄國舊族隨遷，此即曲阜

I舊縣東奄里地名的來歷。奄都故城，商時可能不止一

處，其規(guī)模也不會太大；舊魯城是否也曾為奄都，不

得考知，而估計其規(guī)模更較商末奄城為狹小?，F(xiàn)今發(fā)

掘所知曲阜魯故城的城垣，年代最早的也只能約略

推斷始建在西周前期，大約不會延伸到場公以前。場

公益號不佳，且在位僅6年，看來未得善終。但他是

一位開拓性的君主，魯疆的擴展恐怕多半要歸功于

他，故如《詩·悶宮》所示，后來魯人仍給以隆重的崇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