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向著《<孫子十三篇>竹簡本校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是我國當前《孫子》整理與研究的一部力作。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鉤輯殘簡，補奪刪衍，“盡可能恢復簡本的可讀性或力圖接近簡本原貌”。二是通過篇次調整、文字?？薄⒘x理辨明，糾正傳本錯誤。三是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深入探討孫子理論。

                                                                         ——摘自蘭書臣《我的文檔》

 傳世本《孫子》——世界上文字錯誤最多的軍事教科書

                                        王正向

《孫子》一書在漢代即被推為兵權謀家之首。自宋代元豐年間刊行《武經(jīng)七書》起，《孫子》又被官定為武學教本而雄踞七書之首，迄今業(yè)已歷時九百余年；時至今日，世界上的主要軍事大國，又皆以之列為軍事院校師生的必讀書?？芍^“尊崇至極，歷久不衰”。然而以深埋地下兩千余年之后再現(xiàn)人間的竹簡本《孫子兵法》衡之，當知傳本《孫子》或者就是世界上文字錯誤最多的軍事教科書。除《地形》篇有題無文之外，簡本《孫子兵法》上編計存2700余字，簡本校注據(jù)此指出其與傳本之間的文字差異即有300余處之多；而據(jù)本書的?？苯Y果，包括篇名、篇次的不同在內(nèi)，此種文字差別不少于390余處，其中干系重大、導致文法不通與情理或邏輯不通之處為數(shù)不少，且其錯誤性質之嚴重亦甚觸目驚心。這種情況是不好的，不僅與《孫子》一書的聲譽、地位不相稱，亦且與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30余年來國內(nèi)外在《孫子》?？毖芯款I域所取得的成就不相當。對此，本書作者深感不安，遂不避疏陋，汲取學術界研究成果，以簡本《孫子兵法》上編為基礎，據(jù)三宋本《孫子》及古書引文校補其殘闕，作《<孫子十三篇>竹簡本校理》，以期盡可能恢復簡本《孫子》十三篇之可讀性或全貌。是或有益于對《孫子》本旨的正確理解。茲就有關心得略述如下，幸請專家學者教正。

一 簡本與傳本文字、義理差異述要

如上所述，簡本與傳本《孫子》的文字差異多達390余處，相對于一本不足六千字的書籍而言，可謂數(shù)目龐大；但就其實際情況而言，這還是一個相當粗略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因為情況復雜，一個條目之中往往有數(shù)處文字差異共存，若仔細區(qū)分，則上述統(tǒng)計數(shù)字還將有許多增加。諸多差異之中，相當大的數(shù)量系由下列情況造成：一是古字、通假字和異體字的使用；二是文言虛詞的增減；三是避諱制度的影響。這類文字差異學者們多已述及，此處不再贅述。本文將著重探討文法與文義方面的重大差異，為了從中找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茲將問題歸類如下。

(一). 篇次顛倒例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十三篇篇題木牘表明，在漢代初期，《孫子》一書的篇目次序與后世傳本的篇目次序是不一樣的。根據(jù)本書對篇題木牘的校勘結果（參見附錄一），可知十三篇之中只有《計》、《形》、《軍爭》、《地形》、《九地》五篇的篇次是古今一致的，而其余八篇的篇次則古今差異甚大，茲列表比較如下：

作為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成員之一的吳九龍先生，是唯一自始至終參與銀雀山漢簡的發(fā)掘與整理工作之人，對于《孫子》一書在西漢時期的流傳演變情況及傳本與簡本《孫子》的淵源關系甚為關注，并有深入的研究。他在《簡本與傳本<孫子兵法>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傳本《孫子》十三篇的篇目次序，是由西漢人劉向、任宏在整理《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時排定的；《吳孫子兵法》收藏于當時的國家圖書館，而在漢末曹操“有條件有能力”獲得它；曹操又慧眼獨具，但取其中單獨成編而又析作三卷的《孫子》十三篇作注，遂使其得以流傳至今。南宋時出現(xiàn)的十一家注本，篇名雖然與曹注本有異，但篇次悉依曹注本排定。

從表中可以看出，《作戰(zhàn)》篇從簡本的序次第五而一躍變?yōu)閭鞅镜男虼蔚诙纱讼禎h人以兵權謀家“先計而后戰(zhàn)”為由而臆改。但漢人所據(jù)理由不足為憑：當此攻人之“謀”未定未施、以佐其外之“勢”未造及“先勝”之形未成之際，即輕言《作戰(zhàn)》，實與“敗兵先戰(zhàn)而后求勝”無異，而與孫子“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及“勝兵先勝而后戰(zhàn)”之旨不合；且《作戰(zhàn)》篇之插入《計》與《謀攻》之間，又隔斷了《計》與《謀攻》兩篇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故當以《作戰(zhàn)》次《形》而位居第五為宜。又《計》、《謀攻》、《勢》、《形》四篇系言戰(zhàn)略權謀，而《作戰(zhàn)》篇則把目光伸入到戰(zhàn)爭全過程、甚至觸及戰(zhàn)爭結束之后的政治格局，此下八篇則轉而論述戰(zhàn)術，故《作戰(zhàn)》篇實系戰(zhàn)略論與戰(zhàn)術論之轉換關節(jié)?！蹲鲬?zhàn)》篇既是戰(zhàn)略論與戰(zhàn)術論之轉換關節(jié)，而《行軍》篇所言“處軍、相敵”二事又是戰(zhàn)術行動之開端，據(jù)此亦應以《作戰(zhàn)》處于《行軍》之前而位居第五。

與木牘篇次相較，傳本《勢篇》與《虛實篇》（簡本作《實虛》）兩篇之位次同時發(fā)生變動而致二者前后相次，傳本所為何故？蓋緣此二篇內(nèi)容均涉及“眾寡”與“虛實”兩組概念，漢人整理《吳孫子兵法》時遂以“篇以類聚”之思想編排之。然此種編排思想實屬皮相之見：《勢》篇重在申釋“奇正之變”及“任勢”，與《實虛》篇之重在申釋“眾寡”、“虛實”之用迥異。又傳本《行軍》篇下移在《九變》之下而與《地形》、《九地》并列，蓋因此四篇所言多涉地形之故，亦可用此種“篇以類聚”之編排思想來解釋。凡此皆系似是而非之舉。傳本的使《勢》與《虛實》兩篇以類相聚的結果還導致另一個嚴重后果出現(xiàn)：使篇題木牘的《軍爭》、《實虛》相次被顛倒為傳本的《虛實篇》、《軍爭篇》相次，此種序次與《實虛》篇中“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句所含邏輯關系相悖，非是。編排思想的多元化傾向及編排方式的劇烈變化，嚴重破壞了相關篇目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

又簡本以《用間》、《火攻》相次，而傳本則互易作《火攻》、《用間》相次。或以為此種變化無關緊要，其實不然。孫武主張用兵當如“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逼溆凇妒分形闹\篇亦如是：《計》為首篇，開頭即云“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言重戰(zhàn)；《火攻》為末篇，結尾則云“怒可復喜也，慍可復悅也；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以言慎戰(zhàn)?！妒芬浴爸貞?zhàn)”始、以“慎戰(zhàn)”終，且其“重戰(zhàn)”、“慎戰(zhàn)”之旨貫穿于中間各篇，于是全書“譬如率然”之勢成矣。傳本此二篇序次的顛倒，破壞了全書的首尾相顧之勢。

(二). 語句顛倒、字詞互易例

據(jù)本書所校，簡本《孫子》正文計有5748（重63）字，為數(shù)不足六千；但較之簡本，傳本正文中的語句顛倒、字詞互易之誤竟多達50余處，為數(shù)可觀。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其中語句的前后顛倒雖有一定數(shù)量，但于文義傷害不大，故可不論；然而為數(shù)眾多的字詞互易之誤卻往往對文義造成重大傷害，不可等閑視之。如《形》篇簡文“守則有余，攻則不足”，傳本誤作“守則不足，攻則有余”，二者文義別如天壤，其害不僅涉及下文，而且影響及于對《形》篇主旨的正確理解。又如《實虛》篇簡文“我寡而敵眾，能以寡擊〔眾〕【者】”，傳本誤作“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并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句子，為害非淺。又《九地》篇簡文“【犯之】以害，勿告以利”，傳本誤作“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二者文義亦相反。鑒于“字詞互易”是傳本進行文字改動的重要手段，且其往往與下文所述“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之誤交織在一起，故對此類問題的解說一般結合下文“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例”一并進行。此處只就傳本《軍爭》篇“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句的字詞互易之誤加以說明，以見一斑。

《軍爭》篇簡文“【軍爭之難者】，以益為直，以患【為迂】”，傳本改作“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其“迂”、“利”二字實系簡文“益”、“迂”二字之互易，且又改“益”作“利”。此種篡改手法于傳本中不乏其例，如該篇簡文“夜戰(zhàn)多鼓金”句之“鼓金”二字，傳本即互易作“火鼓”。簡文“以益為直，以患【為迂】”二句以“益”與“患”互文、“直”與“迂”互文，兩句不僅對仗工整，而且為義深長：“直”者，近也，“以益為直”以言近利；“迂”者，遠也，“以患【為迂】”以言遠患。簡文整句意謂“軍爭的困難之處，蓋在于如何近利遠患”。至于傳本之“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后人多以己方主動迂回繞道、走弓背路及幽微難明的禍福轉化之說為解，但此類解說不僅過于迂曲，而且與下句“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意旨相悖：“迂其途”與“誘之以利”均言調動敵人，非謂要使己方迂回繞道；而調動敵人，乃是近利遠患之有效手段，《實虛》篇多所列舉，可參閱。又傳本“以迂為直”句有曹注云：“示以遠，邇其道里，先敵至也?！彼撇懿偎鶕?jù)本即已誤作“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三). 文法不通例

“及物動詞+于”表示被動語態(tài)，于先秦已然，《孫子》中的“故善戰(zhàn)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孟子》中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及《荀子·榮辱》中的“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于人”等名言，就是著名例句。然而后人常因在及物動詞之后濫加“于”字而致誤，并因此而導致嚴重的邏輯矛盾，傳本《孫子》中即有二例：

例一，《謀攻》篇簡文“【故君之】所以患軍【者三】”，傳本作“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患軍”，傳本誤作“患于軍”，使簡文的主動語態(tài)變?yōu)閭鞅镜谋粍诱Z態(tài)，故二者為義相反：“患軍”者，“禍害軍隊”之謂也；“患于軍”者，“被軍隊禍害”之謂也。傳本此句所言與其下文互相矛盾，下文云：“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比渌跃稻鞯満婈犞拢十斠院單淖鳌盎架姟睘槭?。因傳本此句所言與其下文所舉事例互相違背，劉寅《武經(jīng)七書直解》將此句校作“故軍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使“君”、“軍”二字互換，句意可與簡文相通，但其不知刪“于”字則非。

例二，《形》篇簡文“所謂善者，勝易勝者也”，傳本誤作“古之所謂善戰(zhàn)者，勝于易勝者也”?！耙讋僬摺毕得~性詞組，義謂“易被戰(zhàn)勝之敵”；簡文以“易勝者”作為及物動詞“勝”之賓語，“勝易勝者”是主動語態(tài)，全句意為“所謂善者，就是那些能戰(zhàn)勝'易被戰(zhàn)勝之敵’的人?！倍鴤鞅驹诩拔飫釉~“勝”下臆增一“于”字，使“勝于易勝者”變成被動語態(tài)，導致句意與簡文所述相反，不合邏輯。

又《行軍》篇簡文“素〔令〕【不行、以教其民者，民不服】”，傳本作“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除“者”誤作“則”而屬下讀外，又使“素令不行”互易作“令不素行”，非是。此句“素”字為時間副詞，義為“平時”、“日?！保瑐鞅居凇八亍鄙霞痈痹~“不”則有悖于語法規(guī)范，且于義不通。有鑒于傳本“令不素行”之不通于文法，《通典》卷149、《御覽》卷296引此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移“不”字于“素”字之下，甚是。

《用間》篇簡文“間〔與〕【告者皆死】”，傳本作“間與所告者皆死”，“告者”誤作“所告者”。簡文“告者”是名詞，指人；傳本“所告者”是所字結構，義為“所報告的事情”。二者所指不同，傳本于名詞“告者”之上臆加“所”字不合語法規(guī)范。此句之梅堯臣注云：“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逼渥⒓匆浴案嬲摺睘檠?，而不曰“所告者”，甚是。又《六韜·龍韜·陰符》有“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句，“告者”之上亦無“所”字。

上述四例，皆系因不通文法而臆改原文，遂以致誤。此種文法錯誤的存在，表明始作俑者的語言文字水準欠佳。

(四). 因不辨通假字而臆改原文例

“知”、“智”二字古通，簡本多以此二字互相代替，如：《九地》 “四五者，一不知”句，簡本即假“智”作“知”；而《作戰(zhàn)》篇“雖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句，簡本“智者”則作“知者”。但簡本《用間》篇有“【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智者”句，簡文“智者”亦作“知者”，而傳本則改“知者”為“知敵之情者也”。簡文“智者”與傳本“知敵之情者也”句用意相同，均用來對“人”字作注解；后人因不辨“知”系“智”之借字，遂臆改“知者”為“知敵之情者也”?！队瞄g》篇下文有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惟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故簡文之謂“先知”必取于“智者”，于義為長。

上例“智者”之誤作“知敵之情者也”，對文義的傷害不算太大。因不辨通假字而臆改原文、并造成嚴重后果之例則見于《行軍》篇。

《行軍》篇簡文“〔諄諄〕閑閑、〔舉〕言人者，失其眾者也”，傳本改作“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眾也”。傳本之“人言”，簡本作“言人”，其上只殘一字，而傳本則存有“徐與”二字。疑傳本“徐與人言者”句，古本原作“與言人者”，“與（與）”字本借為“舉”；《九地》篇簡文“是故政舉”句即假“與”作“舉”。古書常以“舉言”二字連言，《左傳·宣公十七年》“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是其例?！啊才e〕言人”，意謂“士卒全在紛紛議論將領”。傳本此句致誤之關鍵，蓋在于后人因不曉“與”字本系“舉”之借字，而以“與”字本義讀“與言人者”，覺其義不可解，遂互易“言人”為“人言”、并于“與”上臆增一“徐”字，遂使句意為之大變：所言敵情之行為主體由“士卒”變?yōu)椤皵硨ⅰ?，敵情現(xiàn)象亦隨之由集體之宏觀表現(xiàn)變?yōu)閭€人之微觀言動，蓋非。

《辭?！罚骸罢佌仯哼t鈍貌?！蹲髠鳌は骞荒辍罚?#39;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庇帧伴e閑：從容自得貌?！对姟の猴L·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庇谩罢佌侀e閑”來描述部隊情狀，則當引申作“疲踏而松懈”；“〔舉〕言人”，意謂“士卒都在紛紛議論將領”。故簡文此句蓋謂“士卒疲踏而松懈、都在紛紛議論將領者，是敵將不得人心”。簡文所述敵情現(xiàn)象是集體之宏觀表現(xiàn)，具有可觀察性。古人之相敵，主要靠肉眼在陣前觀察，敵情現(xiàn)象之宏觀可觀察性至為必要，故其所見雖微至塵埃，亦必待其生成顯著的空中圖樣方可知情?！秴瞧鸨āふ搶ⅰ穼硨⒅怯拗袛?，亦以部隊在戰(zhàn)場上的宏觀表現(xiàn)為依據(jù)。

但傳本“諄諄翕翕”句下曹注云：“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焙笕硕鄰钠湔f。曹注與“徐與人言者”相結合，傳本文字就描寫了一個失眾將領的形象：“敵將低聲下氣，慢吞吞地與部下講話，是敵將失去了人心?！保S葵《名著名家導讀·孫子兵法》）此種判斷系以敵將個人的日常言動情態(tài)作為判據(jù)，而此種判據(jù)屬幕后行為而非宏觀現(xiàn)象，如無臥底間諜而僅憑肉眼在陣前相敵即無法察知；但通過臥底間諜獲取此種情報，則非“相敵”之事而屬于“用間”。此乃傳本文字情理不通之處。

(五). “可”多誤作“可以”例

傳本此誤計有十二例?！翱伞薄ⅰ耙浴倍诌B用，在古漢語里有兩種用法：其一，“以”作語助詞、無義，這時“可以”之義與“能”或“可”相當，彼此可以互換；其二，“以”作介詞，取“用、拿”之義而與其賓語連讀，這時“可以”二字雖緊密相連而實分作二詞，“以”字歸屬介賓詞組。隨著語言習慣的變化，第一義的“可以”使用較普遍；積習日久，后人遂不能嚴格區(qū)分這兩種用法，因以致誤。

簡本文字簡古，在第一種情況下，簡文常用“可”字而傳本則多改作“可以”，如：《計》篇簡文“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十一家本即作“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又《火攻》篇簡文“怒可復喜也，慍可復【悅也；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四“可”字均被傳本改作“可以”。此誤雖對文義并無傷害，但傳本有因此而進一步改動原文之例，如《謀攻》篇簡文“知可而戰(zhàn)與不可而戰(zhàn)，勝”句，曹注本、武經(jīng)本改作“知可以與戰(zhàn)不可以與戰(zhàn)者勝”，兩“可而”皆誤作“可以”，并使“戰(zhàn)與”二字互易作“與戰(zhàn)”，又于后“戰(zhàn)”字上臆增“與”字，非是。

傳本在大量更改“可”為“可以”的同時，又對“可”、“以”二字連用的第二種方式不加區(qū)別，依例讀“可”、“以”二字為第一義的“可以”，致使介詞“以”與其賓語的聯(lián)系被割斷，并因此而臆改原文。如《火攻》篇簡文“主不可以怒興軍，將不可以慍戰(zhàn)”二句，兩介詞“以”皆帶有賓語“怒”或“慍”，簡文前句以“不可”否定“以怒興軍”，后句以“不可”否定“以慍戰(zhàn)”；但后人因誤讀“不可”與“以”為“不可以”，遂改此二句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zhàn)”，于前句臆增“而”字，于后句則臆增“而致”二字。

(六). 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例

仔細的比較研究表明，除了上述所舉文字、義理差別之外，傳本《孫子》中還存在著許多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其數(shù)不少于30余處。這些系統(tǒng)性改動，手段多樣，對于文義的傷害程度不一，難以備述。此處僅就對于文義有重大傷害者略舉若干例，按篇次列條分述如下。

《計》篇：

(1). 簡文“【多算勝】少〔算，而況〕無算【乎】”，《御覽》卷322引同；但傳本此句則改作“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因衍“不勝”及“于”三字而使句讀及邏輯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化?！独钚l(wèi)公問對》卷上云：“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該書不僅確認“多算勝少算”為普遍真理，并且指出其中還蘊含著“少算勝無算”這一命題；此外該書還以實際戰(zhàn)例證明“少算勝無算”是戰(zhàn)爭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文繁、不俱引。但傳本卻謂“少算不勝”，不僅于理不通，亦且與事實不符。

該句諸“算”字均系名詞，指古代計數(shù)時所用“籌”或“策”，可引申為“制勝條件”。此句文字雖然各本有別，但“多算”、“少算”、“無算”三個概念卻都同時存在。這表明孫子是以軍事力量之發(fā)展程度或制勝條件之多少為依據(jù)，將并世諸國之軍隊劃分為三個層次：即“多算”之軍、“少算”之軍與“無算”之軍。傳本“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在邏輯上直線遞進，則不知“無算”之軍將遞進至何種處境？而簡本“多算勝少算，而況無算乎”在邏輯上則非直線遞進，而是三角關聯(lián)：就字面而言，“多算勝少算”之遞進必為“多算更勝無算”；就字面背后而言，“多算勝少算”還蘊含著“少算勝無算”這一命題。簡文寥寥十字，就把“多算”、“少算”與“無算”三者之間的相對勝負關系概括得周密細備、略無遺漏。簡文此句邏輯嚴密，文約而義豐，非孫子孰能行文若此之妙？

《謀攻》篇：

(2). 簡文“【攻】城之法：修櫓【轒辒】，〔工必〕三月而止〔之〕；距闉，又三月然【后已】”，傳本改作“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焙單拇司湟浴肮コ侵ā弊鳛榭偲?，用來統(tǒng)攝其下兩個散對型并列分句；其中二并列分句對仗工整，用來分別說明兩項攻城準備工程所需時間。故簡文此句結構緊湊完整，邏輯嚴密。但傳本卻以兩個注釋性的語句插入其間：“為不得已”系因“攻城”被列為下策而臆增，“具器械”則用來對“修櫓轒辒”作性質界定。兩個注釋性語句之插入，不僅使句子結構變得松散而缺乏對稱美，而且又導致簡文“〔工必〕三月而止〔之〕”被改成“三月而后成”。簡文“而止〔之〕”與“然后已”均以工程所需時間為言，但傳本“而后成”與“而后已”所指對象不同：“三月而后成”系言所修之櫓與轒辒本身，而其 “又三月而后已”句則言工程所需時間，因而簡文固有的邏輯關系亦遭破壞。

《形》篇：

(3). 簡文“守則有余，攻則不足。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二句，傳本改作“守則不足，攻則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傳本于前句使“有余”與“不足”互易，與簡本文義別如天壤；于后句則除刪一“昔”字、增二“于”字外，又臆增一主語“善攻者”；而為了照應主語“善攻者”之存在，又臆改下文“故能自保全”句為“故能自保而全勝也”，遂成因誤衍而誤改之文。

此種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在邏輯上存在著嚴重矛盾：前文有“善守者”與“善攻者”兩個主語，則不知下文“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句之“自”當何指？一個“自”字，實難二者兼指。故傳本此句邏輯不通，難以自圓其說。此類邏輯錯誤于傳本他處亦有所見，如《實虛》篇簡文“兵無成勢、無恒形，能與敵化之謂神”句，只有“兵”字一個主語；而傳本此句則改作“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又臆增一主語“水”，難道“水”也“能因敵變化而取勝”嗎？亦屬邏輯不通，有悖于情理。

然而傳本此處之邏輯錯誤尚在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系統(tǒng)性改動還使文義發(fā)生重大變化，甚至影響到對于《形》篇本旨的正確理解?！缎巍菲_頭即言“善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可勝”，與此處所引二句簡文相結合，表明孫子于《形》篇中猶為強調“不可勝”即“防守”的重要性，此乃孫子內(nèi)固根本之旨也?！秴问洗呵铩ぶ偾锛o·決勝》有云：“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笨芍^深得《形》篇精要。簡文“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句，僅就“善守者”防御手段高超、能實現(xiàn)“自保全”之目標而言，無涉進攻取勝之事，所言與本篇上文強調“兵貴不可勝”之主旨一脈相承，義長；而傳本此句卻不僅并言“善攻者”與“善守者”而不分輕重，且又以“自?！迸c“全勝”相提并論，從而導致后人誤以為《形》篇并言攻、守二義而不分輕重，有悖于《形》篇本旨。

《作戰(zhàn)》篇：

(4). 簡文“則外內(nèi)【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內(nèi)〔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然后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zhàn)，勝久則鈍【兵挫銳】”，傳本改作“則內(nèi)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zhàn)也勝，久則鈍兵挫銳”。傳本因下文無“內(nèi)〔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兩句，遂于上文“則外內(nèi)【之費】”句臆改“外內(nèi)”為“內(nèi)外”，顯系有意更改。以古今常理“興師動眾，勞民傷財”衡之，傳本此句所言只及“傷財”之義而不及“勞民”之義，顯然義理不足。

傳本此處文字及義理之誤，其來久遠?！段究澴印⒗怼芳丛疲骸氨ㄔ唬菏f之師出，日費千金?！彼砸阎患啊皞敗敝x而不及“勞民”之義，而其所稱“兵法”當指《孫子》十三篇，可見此句文字及義理之不足在戰(zhàn)國時代的一些抄本中即已發(fā)生，并綿延至今。此種情況表明簡本與孫子《十三篇》原本的關系極為密切，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它在《孫子》校勘方面的特殊歷史價值。它雖然也有“·燕之興也，蘇秦在齊”之類衍文存在，但就錯誤的性質、類別與數(shù)量而言，絕不能把它與在漢人加工整理基礎之上形成的傳本等量齊觀。隨著《孫子》校勘研究的不斷深入，將進一步加深此種認識。

 (5). 簡文“國之貧于師者：遠者遠輸則百姓貧；近市者貴〔賣公家竭〕，則〔必〕及丘役。屈力中原，內(nèi)虛于家”，曹注本改作“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nèi)虛于家”。十一家本“近”下衍“于”字，武經(jīng)本無“財殫”二字。

此處之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可謂觸目驚心。傳本于前句除使“遠輸”、“貴賣”、“財竭”六字有重文外，又改“市”作“師”，改“公家竭”為“則百姓財竭”，改“〔必〕及”為“急于”；于后句除臆增“財殫”二字外，又互倒“屈力”為“力屈”，且以“中原”二字屬下讀。此處簡文以“國之貧于師者”作為總起，用以統(tǒng)攝其下兩個散對型并列句，結構完美。但后人的一系列改動使句讀及文義為之大變，并導致嚴重邏輯矛盾。

傳本“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兩句所云，蓋謂“百姓”自己因財竭而“急于丘役”，此論既有悖于情理，又不合邏輯：“百姓”有權加征丘役嗎？即使有此特權，其征斂對象又是誰？春秋時代處于奴隸社會，“百姓”系指奴隸主貴族，丘井內(nèi)之土地、物產(chǎn)及奴隸均系“百姓”之財產(chǎn)?！鞍傩铡奔热皇乔鹁敭a(chǎn)的所有者，理應也是納稅者或丘役之承擔者。丘役之征斂權只屬于“公家”，其征斂對象只能是“百姓”，但傳本此句卻謂“百姓”即納稅者自己“急于丘役”，實在是匪夷所思。簡文“近市者貴〔賣公家竭〕，則〔必〕及丘役”句所言，蓋謂“公家”因市場物價上漲而財政虛竭，遂有必要、且有權向“百姓”加征丘役。故簡文此句所言既合乎邏輯，又順理通情，義長。

大肆興兵久戰(zhàn)之國，必然導致全局性市場物價上漲，古今中外各國均難例外。但傳本“近師者貴賣”句所云，蓋謂物價上漲只是一種局部現(xiàn)象，僅僅存在于軍隊駐地附近；此義與該篇上下文所言之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造成的全局性災難不合。上文云：“日費千金；內(nèi)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然后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zhàn)，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毕挛脑疲骸扒χ性?，內(nèi)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六；公家之費……十去其七。”兩段文字所言均系全局性災難或創(chuàng)傷，由此導致的物價上漲現(xiàn)象也必然是全局性的，不應僅僅局限于軍隊駐地附近。故傳本“近于師者貴賣”句所云非是，傳本之改“市”作“師”，當系后人臆改；受此影響，簡本釋文又釋“市”作“帀”，非是。據(jù)簡文“市”字之真實形狀，摹本及《銀雀山漢簡釋文》2998號殘片釋文均釋其為“市”；又簡本中“師”字凡四見，而無一作“帀”者。簡文“近市者”與其對句之“遠者”相對成文：“近市者”指商人，“遠者”指遠離前線而又承擔運輸任務之人。

又傳本此處重文累累，論者多推崇其為頂針續(xù)麻修辭法之典范，非是。疑后人誤讀簡本上句為“國之貧于師者遠者，遠輸則百姓貧”，覺其義不可解而臆改之為“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遂致“遠輸”二字有重文；傳本下句“貴賣”、“財竭”四字之有重文，蓋蒙“遠輸”二字重文而衍生，是乃因誤改而誤衍之文也。此句下曹注云：“軍行已出界，近于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庇幸灾獋鞅敬颂幹到y(tǒng)性文字改動當系漢人整理《吳孫子兵法》時所為。

《行軍》篇：

(6). 自“敵近而靜者”起，至下文“必謹察此”止，簡本所列相敵事項為三十事，正合《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數(shù)；但傳本所述相敵事項多有一事別為二事之誤，故致十一家本列有三十二事，而曹注本、武經(jīng)本則列有三十三事。茲述傳本之誤如次。

·簡文“敵遠〔而〕【挑戰(zhàn)、欲人之】進者，其所居者易【利也】”，傳本改作“遠而挑戰(zhàn)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于句首刪“敵”字、“挑戰(zhàn)”下著“者”字，“進者”改作“進也”并在其下斷句；又使“者易”互易為“易者”并在其下逗斷，遂使一句分為二句、一事別為二事。簡文此句蓋由《地形》篇“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zhàn)，戰(zhàn)而不利”句演化而成，實為一事而非二事。“其所居易者，利也”句之孫校本注云：“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為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之上；后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其說甚是，與簡本合。

·簡文“【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倦也”，傳本誤奪“向人”二字，又分簡本此句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與“吏怒者，倦也”二句，且使“吏怒者，倦也”句遠隔在“旌旗動者，亂也”句下。

簡文“向人”，義謂“臨近對手（指我方）”。敵人臨近對手而見利，則必擔心有爭奪，擔心有爭奪而“不進者”，必定“勞倦也”；若敵單獨“見利”而無競爭對手在旁，則敵可以“不進”或“緩進”。故就推理邏輯而言，無“向人”二字，則傳本前句所言理據(jù)不足。又就現(xiàn)象與本質之關系而言，“吏怒”與“倦也”之間沒有必然性聯(lián)系，只有偶然性關聯(lián)，故后句之判斷必不可靠；且“吏怒”系微觀現(xiàn)象，非陣前肉眼相敵（古人如此）可察見者，故此種判斷將難于形成。此處的一事別為二事，使傳本相敵事項又增一事。

以上二條的一事別為二事，使十一家本相敵事項增為三十二事。

·又十一家本“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句所言為一事，但曹注本卻將此句從“軍無”之下中分為二句，改作“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武經(jīng)本作“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此處之一事別為二事，導致曹注本、武經(jīng)本相敵事項又增加一事，計有三十三事。鑒于傳本此句文字及文義與簡本差別過大，特單獨列為下條分述。

(7). 簡文“【粟馬肉食】、甀者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十一家本改作“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曹注本改作“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二句。一個“窮寇”概念，各本的文字表述竟如此不同，值得探討。

簡本校注云：“甀蓋汲水用之尖底瓦器（《淮南子·氾論》：“抱甀而汲”），平時以繩懸之，故曰'懸甀’?！惫省爱I”為名詞?！爱I”雖為名詞，但可名詞動用；作“甀者”，其用法有如現(xiàn)代漢語“筆者”一詞中之“筆”字。故“甀者”一詞，當以“打水之役卒”或“汲役”為解?！爱I者不返其舍”所云，蓋謂“打水的役卒不返回營舍”，語義與“粟馬肉食”直接相承：“粟馬肉食”句以人、馬之精食為言，“甀者不返其舍”所言則事涉飲水；二事并言，于義為長。后人因不明“甀者”之義，遂臆改“甀者”為“軍無懸缻”，致使“不返其舍者”一語因缺少行為主體而語意不明。

因傳本此句語意不明，致使古本與今本界定的“窮寇”概念別如天壤。《辭?！芬患冶敬司渥鳛闀C，謂“窮寇”為“勢窮力竭的敵人”；而簡文所描寫的“窮寇”則是一支有實力、有準備、全力以赴決戰(zhàn)之敵軍：以精料喂馬、以肉食饗士，意在增強持久戰(zhàn)斗力也；汲水之役卒不返回營舍，表示決心送水上陣而無還心也。故張預注云：“……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焙單乃缍ㄖ案F寇”概念，在邏輯上與“窮寇勿迫”原則具有一致性；而《辭?！匪啤案F寇”，則與“窮寇勿迫”原則在邏輯上相悖。這個以十一家本文字作為書證的“窮寇”概念，還反過來被用作批判孫子其人的武器，據(jù)以批評“窮寇勿迫”原則為《孫子》中“過于機械的原則”之一，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至于曹注本、武經(jīng)本的一句分為二句、一事別為二事，更是以誤致誤之文，水平更為低下。

(8). 簡文“兵非多益，毋【惟武進，足以取人而已】”，傳本改作“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除“多益”互易作“益多”、“毋惟”互易作“惟無”外，傳本又于下文臆增“并力、料敵”二事，非是。

《地形》篇云“料敵制勝，計險易、遠近，上將之道也”；《九地》篇云“聚三軍之眾，投之于險，此謂將軍之事也”。有以知“併力、料敵”二事乃將軍之事，實與“兵非多益”之論無關。傳本此句之李筌注謂“惟得人者勝也”，僅就“取人”二字作注而不涉及“併力、料敵”二事，表明“併力、料敵”于義無補、于文為贅；且有此四字將使101號簡有39字，偏離該篇每簡平均字數(shù)33字過遠。又此句下文“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句僅就“武進”之惡果立言，而其下“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一段文字長達七十一字，只就如何“取人”（即“與眾相得”）一事作深入論述，只字不提“併力、料敵”二事，表明此句下文之主題亦與“併力、料敵”二事無關。故據(jù)上下文關系及簡本行款之實際情況，當斷傳本“併力、料敵”四字為后人臆增之文字。簡本此句蓋謂“兵不貴多，只要不輕敵冒進，而能團結部眾為一體就夠了”；李筌解“取人”為“得人”，與篇末“與眾相得也”句所言意旨相合，甚是。

《軍爭》篇：

(9). 簡文“民既已?！疽?，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fā)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傳本改作“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zhàn)多火鼓，晝戰(zhàn)多旌旗，所以變?nèi)酥恳?。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簡本釋文“將軍可奪心□”誤釋“奪”字為“奪心”二字，而“奪”字下的殘字實為“心”字卻不予釋出，此與《銀雀山漢簡釋文》3744號殘片釋文“將軍可奪心”不合，非是。此誤不僅導致78號簡所收殘片未能定位，而且也給此處文字的校理造成了困難。

傳本“此用眾之法也”句與簡本篇末一句犯復，《通典》卷153、《御覽》卷270引此，皆無“此用眾之法也”句；而其“故夜戰(zhàn)多火鼓，晝戰(zhàn)多旌旗”兩句則與簡本上文“是故晝戰(zhàn)多旌旗，夜戰(zhàn)多鼓金”犯復，且語序顛倒；又簡本校注謂“'所以變?nèi)酥俊?，亦疑是?#39;所以一人之耳目’句而誤衍者”。又就文義而言，傳本此25字所言，與其下文“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二句毫無邏輯關系，顯得既孤立又雜亂。上述情況表明傳本此25字當系章句割裂之文，而非《孫子》十三篇古寫本固有文字。

《淮南子·兵略》“怯者不得獨退”句下24字作“止如丘山，發(fā)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不僅字數(shù)與簡本“【怯者不得獨退】”與“【故三軍可奪氣】”之間所缺字數(shù)相合，而且此24字系言三軍之氣勢；且《兵略》又有“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之論，則“動如一體”句又闡明了“心”、“體”之間的密切關系。故這24字與傳本此處上下文銜接恰當：不僅上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直接相連，而且下與“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二句文義相通。因疑此24字本系《孫子》古寫本固有之文。傳本此處章句割裂之文的存在，似表明漢人整理《吳孫子兵法》時所據(jù)寫本亦非完璧。

《實虛》篇：

(10). 簡文“【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者，出于其所必【趨也】” ，曹注本、武經(jīng)本改作“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十一家本唯“饑”誤作“饑”。

傳本文字及句讀與簡本差別甚大：簡本此18字獨立成句，所言因果關系明確，語義完足；傳本于上文“飽能饑之者”句刪去“者”字而臆增“安能動之”四字、并于其下斷句，又于下文改“必趨也”為“不趨”、并臆增“趨其所不意”五字，遂使一句分為二句，并使上下文之因果關系遭到破壞，非是。簡本校注云：“此篇'安能動之’句曹操注：'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梢姴懿偎鶕?jù)本'不趨’亦作'必趨’。孫校本以'不趨’為誤，改作'必趨’，與簡本合。據(jù)簡本及曹注等，'【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者，出于其所必【趨也】’當連為一句讀，與下文'□行千里而不畏，行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也】’諸句并列?！弊⒄Z所言甚是。然曹操既注“安能動之”，似可證傳本此句于漢代已區(qū)別于簡本，疑此種系統(tǒng)性文字改動亦系漢人整理《吳孫子兵法》時所為。

(11). 簡文“我專而為壹，敵分而為十，是以十擊壹也。我寡而敵眾，能以寡擊〔眾〕【者，吾所與戰(zhàn)之日、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静豢芍?，則敵之所備者多；所備者多，則所戰(zhàn)者寡矣”，傳本改作“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zhàn)者，約矣。吾所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zhàn)者，寡矣”。后人對于《孫子》文字的篡改，莫此為甚，導致傳本的句讀及文義為之大變。

戰(zhàn)略上之敵眾我寡，通過戰(zhàn)役、戰(zhàn)斗上之“我專而為壹，敵分而為十”，即可在局部上造成我方的“以十擊壹”態(tài)勢，若再施以“【吾所與戰(zhàn)之日、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之類靈活戰(zhàn)術，即可實現(xiàn)戰(zhàn)略上的以寡勝眾。故簡文“我寡而敵眾，能以寡擊〔眾〕【者，吾所與戰(zhàn)之日、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作為獨立整句，不僅所述因果關系明確、邏輯嚴密，而且與其上下文銜接恰當：該句不僅與上文集中兵力、分敵之說相承，而且與下文“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句所言眾寡之論相通，為義深長。

但傳本則通過一系列系統(tǒng)性改動手法，將簡本“我寡而敵眾，能以寡擊〔眾〕【者，吾所與戰(zhàn)之日、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句截為三截，并使之分屬三句：于上則改“我寡而敵眾”為“則我眾而敵寡”，并以之與上文“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連讀為一句；于中則改“能以寡擊〔眾〕【者】”為“能以眾擊寡者”，并以之與衍文“則吾之所與戰(zhàn)者，約矣”合并而獨立成句，而所衍之文又與其下文“則吾所與戰(zhàn)者，寡矣”句之語義犯復；于下則刪削“【吾所與戰(zhàn)之日、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為“吾所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并以之與下文“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連讀為一句。至于末句“所備者多，則所戰(zhàn)者寡矣”之被改作“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zhàn)者，寡矣”，亦屬系統(tǒng)性改動之一部分。一系列系統(tǒng)性改動，使簡本文字所具有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被破壞殆盡，而傳本之文卻似在說孫子不知“以寡勝眾”為何事，這與孫子本人的戰(zhàn)爭實踐不符。此處有曹注云：“行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故疑此處之系統(tǒng)性改動亦系漢人整理《吳孫子兵法》時所為。

 (12). 簡文“【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勝避實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兵無成勢、無恒形，能與敵化之謂神”，傳本改作“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簡文“水行”與“兵勝”被分別臆改為“水之形”與“兵之形”，遂使簡文“水行避高而走下，兵勝避實擊虛”二句之意蘊喪失殆盡?！氨芨叨呄隆?，謂其為水之“性”則可，而謂其為水之“形”則非；死水一潭亦為“水之形”，其不能“避高而趨下”者顯然。同理，“避實擊虛”，謂其為軍隊制勝之戰(zhàn)術則可，而謂其軍隊之“形”則非。又簡本“兵無成勢、無恒形，能與敵化之謂神”句只以“兵”字作主語，此主語既統(tǒng)攝“無成勢、無恒形”，又統(tǒng)攝其下“能與敵化之謂神”一語；而傳本于“無常形”之上又臆增一主語“水”，則傳本此句所言意謂“水”亦“能因敵變化而取勝”，其不通于事理者甚矣。簡本校注云：“按此處下文云'能與敵化之謂神’，專就軍事而言，'水’字似不當有。”所言甚是。又傳本上文謂“水之形”為“避高而趨下”，而于下文卻謂“水無常形”，其前后抵牾、自相矛盾者竟至于如是。

《九地》篇：

(13). 簡文“所謂古善戰(zhàn)者，能使敵人前后不相及也，〔眾〕【寡不相恃也，卒離而不集也，兵合而不齊也。敢問】：“敵眾以整，將來，待之【若】何”，傳本改作“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后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據(jù)行款及鄰簡字數(shù)估計，簡文“及也，〔眾〕”與下簡“敵眾以整”之間約缺19字；而傳本此間存有37字，為簡本行款所不容。

所引簡文末句云：“敵眾以整，將來，待之【若】何？”該疑問句只就“敵眾以整”設問。故就邏輯關系而言，傳本37字中凡與“敵眾以整”無關者均應系衍文：“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兩句所言與“敵眾以整”無關，且又重見于傳本《火攻》篇，其于此為衍文者顯然；按文義，“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兩句系言“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之原因，而下文設問只與其后果有關，故疑“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兩句本為讀者旁記之辭而傳寫誤入正文。刪除上述21字后，再依簡本文例補入三“也”字，則簡本所缺19字即可補足。簡本中大多數(shù)殘片都有確鑿的定位特征，它們之間的缺文字數(shù)是判斷傳本對應部位文字衍奪情況的可靠依據(jù)，此種校勘價值不可低估。

(14). 簡文“【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發(fā)其機，若驅群【羊】”，十一家本改作“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fā)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衍“而”、“焚舟破釜”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15字；曹注本、武經(jīng)本唯無“焚舟破釜”四字，此與簡本相合。

傳本皆以“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14字獨立成句，并以之作為孫子的愚兵政策之一。但傳本此句所言模棱兩可，隨之而來的疑問是：到底是“羊”莫知所之？還是“驅群羊者”自己莫知所之？莫衷一是。此句之模棱兩可，與上文“易其事，革其謀，使民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慮”諸句所言愚兵政策之明確無誤形成鮮明對照。簡本無此十字，以“若驅群【羊】”四字與上文連讀作“【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發(fā)其機，若驅群【羊】”，該句恰與上句“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構成典型的先秦散對句型，其中“若驅群【羊】”與“如登高而去其梯”相對成文，為義遠勝于傳本文字之章句割裂、語意不明。故疑“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十字本系讀者旁記之辭而傳寫誤入正文。

又十一家本“焚舟破釜”四字，疑因傳本以“若驅群羊”四字屬下讀而臆增。傳本既以“若驅群羊”四字屬下讀，則其上文“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fā)其機”句文義不足；有鑒于此，十一家本遂于“而發(fā)其機”之下臆增“焚舟破釜”四字以足句義。傳世宋本之中，曹注本、武經(jīng)本成書在先而無此四字，十一家本成書在后而有此四字，有以知“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十字之竄入在先，而“焚舟破釜”四字之臆增在后。故曹注本、武經(jīng)本之無“焚舟破釜”四字，當是較古之文字。

《用間》篇：

(15). 簡文“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敵間之來間我者”，曹注本、武經(jīng)本作“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計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九字；十一家本略同，唯“敵”誤作“敵人”，“間之”互易作“之間”。

傳本所衍九字或十字為簡本“謁者”至下簡“用也”間之行款所不容。其中“令吾間必索知之”一句，文義與上文“必先知”犯復，疑其本為讀者旁記之辭而傳寫誤入正文。下句“必索”二字系蒙衍文“令吾間必索知之”而臆增，實乃因誤衍而誤改之文也；《通典》卷151、《御覽》卷292引此，“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句即作“敵間之來間我者”，無“必索”二字。又《史記·燕昭公世家》裴骃《集解》引此，又合并“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二句為一句，讀作“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無“知之”二字，且“必索”二字只一見。古書引文的這種差別，似可證古人早已存疑于“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九字，然困于無可考版本證據(jù)借鑒，遂不能徹底改正傳本謬誤。簡本之出世，其行款及缺文字數(shù)為徹底改正傳本之錯誤提供了可考的版本證據(jù)。

《火攻》篇：

(16). 簡文“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者，風之起日也”，傳本改作“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簡本無“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句，傳本此句所言與下文“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shù)守之”句之語義犯復。此外傳本又臆改“四者”為“四宿者”，“之起”互易作“起之”。

傳本此處之誤，當以“四者”被改作“四宿者”為甚。所增“宿”字久藏于此而未引起關注，各家之注皆曰：“四宿，二十八宿中箕、壁、翼、軫四個星宿?！比舸?，則因該“四個星宿”常在，勢必日日都將成為“風起之日也”，豈不謬乎？且單就字面而言，謂此“四個星宿”就是風起之日，也于義不通。簡文“【凡此】四者”，蓋指月在箕、月在壁、月在翼、月在軫四種天象發(fā)生的日子，而這四種天象不會日日都發(fā)生，從而不會導致天天都刮風，故簡文義長。把起風與月亮運行位置聯(lián)系在一起，是古人所持自然觀念之一種；該觀念是否具有氣象科學意義上的真理性，并非此處所要討論的問題，但此種觀念之文字表述本身是否正確卻值得探討。

綜上所述，可知傳本《孫子》中多有文字、義理方面的嚴重錯誤存在。這不僅妨礙了人們對于《孫子》一書本旨的正確理解，而且多有與事實不合之處，并因此而影響到后人對于孫子思想和為人的正確評價。例如作為兵家鼻祖，孫子不但有“以寡勝眾”的理論和主張，而且還有“以寡勝眾”的實際戰(zhàn)績：上引《實虛》篇“我寡而敵眾，能以寡擊〔眾〕【者，吾所與戰(zhàn)之日、與戰(zhàn)之】地不可知”句所言是其理論；《尉繚子·制談》謂“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武子也”，西破強楚、五戰(zhàn)而入郢者僅以三萬之眾，是其“以寡勝眾”之赫赫戰(zhàn)績。但傳本卻將簡本此句截為三截、分屬三句，中間一句作“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zhàn)者，約矣”，似乎在說孫子不知“以寡勝眾”為何事，此系傳本背離事實之處。又如簡本《行軍》篇“【粟馬肉食】、甀者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句，所界定的“窮寇”概念系指“有實力、有準備、全力以赴決戰(zhàn)之敵軍”，此與《軍爭》篇“窮寇勿迫”原則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但傳本卻將此定義改作“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或“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說“窮寇”是“勢窮力竭的敵人”，導致后人并批評“窮寇勿迫”原則是《孫子》中過于機械的原則之一，認為孫子的思想自相矛盾。這其實是對于孫子思想的曲解。又如孫子乃主張“進不求名，退不避罪”之人，《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其所著兵書“與道同符，內(nèi)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故為之立傳；毛澤東《講堂錄》稱贊說：“孫武子以兵為不得已，以久戰(zhàn)多殺〔為〕非理，以赫赫之功為恥。豈徒談兵之祖，抑庶幾立言君子矣?！比欢鴤鞅尽队嫛菲皩⒙犖嵊?，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句，又于“不聽吾計”之上臆增一“將”字，導致后世多數(shù)注家認為此句“為孫子激吳王闔廬而求用之語”，意在要官，《十三篇》似乎因此而變成了敲門磚。這是對孫子人格的歪曲。如此等等，失之遠矣。性質如此嚴重、數(shù)量與類型如此眾多的文字、義理錯誤存在于傳本之中，故有必要探討其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