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tǒng)治的建構(gòu)（1680—1785）

cat1208 201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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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勉治

翻譯：董建中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與江南。滿洲皇帝及扈從，深入帝國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區(qū)，上演了一場場長達數(shù)月之久的政治劇。

《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tǒng)治的建構(gòu)（1680—1785）》（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主要闡釋帝國核心與江南之間既充滿張力又持續(xù)博弈的關(guān)系。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漢人無可爭議的中心，它還是反清復明的大本營。清廷如何才能在這一地區(qū)建構(gòu)權(quán)威，合法進行統(tǒng)治？盛清時期清廷統(tǒng)治內(nèi)陸的切實條件和歷史機制又是什么？本書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還探討了盛清統(tǒng)治得以建構(gòu)以及各種人物競爭于其間的政治文化。作者認為，南巡在十八世紀清朝統(tǒng)治的歷史形成過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以下內(nèi)容經(jīng)授權(quán)選自該書第2章：

作者: [美]張勉治
出版社: 江蘇人民出版社
譯者: 董建中
出版年: 2019-10

典莫大于時巡。

——康熙起居注官，1684年

巡幸乃事之不可不行者。

——乾隆皇帝，1750年6月21日

在“長十八世紀”，皇帝的游歷并不限于江南也不止發(fā)生在乾隆一朝?？滴鹾颓』实鄣难残叶蓟ㄙM時日，不僅是在江蘇和浙江這兩個最重要的東南省份，也包括直隸（河北）、河南、山西、奉天（遼寧）、吉林、黑龍江。除南巡外，從時間和里程看，最長的是到藏傳佛教圣地五臺山的“西巡”；到滿洲陪都盛京（今天的沈陽）的“東巡”，以及前往東岳泰山和曲阜孔廟的“東巡”，兩者都位于山東；前往塞外熱河避暑山莊的“北巡”。

如下所述，年輕的康熙皇帝1671年秋就開始東巡滿洲舊都盛京，這僅僅是在他親政兩年后；然而，長時間的巡幸只是在1681年平定了三藩后才成為了例行的活動。從1681年至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他總共進行了128次巡幸，平均每年兩到三次。在這四十二年間，康熙皇帝身在路途超過兩百天的有十一年，超過一百天的有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所宣稱的“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都走過”，并非無稽之談。

清·佚名《康熙出巡圖》

康熙皇帝之孫乾隆皇帝，也以喜好出巡聞名，當時的觀察者以及現(xiàn)代學者都對他的不停游歷和長時間不在京城有過評論。有學者統(tǒng)計，乾隆朝六十年間，皇帝的“巡幸”超過150次——平均每年兩到三次。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乾隆皇帝在北京及周邊（例如北京西北的圓明園）居住僅114天（約占該年的三分之一），出巡達到229天（約占該年的三分之二）。

應該說，這些數(shù)字多少不具典型性，因為這一年乾隆皇帝既有南巡又去了熱河避暑山莊。1741—1750年間，乾隆皇帝離開京師，長時間出巡二十三次，且每隔一年就前往熱河，而從1751年開始每年都去熱河，那么對于他不在京師“一年達三分之一以上，且常常不止于此”的估算，也有一定道理。乾隆朝來華的朝鮮使臣注意到了如此頻繁的外出活動，他向國王報告：“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無常，彼中有‘馬上朝廷’之謠矣?！蔽覀?nèi)绾慰创滴鹾颓』实邸榜R上統(tǒng)治”的嗜好呢？

上一章討論過，巡幸因悠久、復雜的歷史，以及“儒家”經(jīng)典的內(nèi)在開放性，使之具有多重意義及意識形態(tài)上的影響力。內(nèi)中意義的多重性是巡幸吸引康熙和乾隆皇帝的部分原因，他們每人都利用巡幸這一活動作為加強清朝統(tǒng)治的一種手段。

本章旨在闡述激勵清廷在1680和1740年代恢復作為民族—王朝原則的巡幸。兩位皇帝恢復巡幸，實際上是強化民族—王朝統(tǒng)治的精心舉措，推崇狩獵既作為“祖制”，又作為出巡中常規(guī)典范形式，同時也不取代源于上古圣君的經(jīng)典模式。為了調(diào)和由于相似（文化的同化）所帶來的合法性與由于不同（民族的區(qū)分）所產(chǎn)生的支配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康熙和乾隆的朝廷運用了王朝孝道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在此過程中，他們將巡幸鼓吹為愛新覺羅家族（以及廣而言之，整個滿洲人的）祖先在文武兩方面的美德。此外，南巡是1680和1740年代更廣泛地恢復巡幸的一部分，它們也是旨在促進清朝民族—王朝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

最開始，康熙皇帝將巡幸作為講武手段。1668年10月，他將巡幸計劃通知吏部和兵部，將在冬季農(nóng)閑季節(jié)視察北部邊防并進行軍事演練。他許諾很快返回京城，但這并不能令官員們安心，“今歲災變甚多，不宜出邊，以致兵民困苦”，這是眾多反對聲音中的一條。

康熙皇帝敢言的漢謀臣熊賜履（1635—1709），立即指責這一出巡計劃，是“盤游田獵，尤從古圣帝明王之所深誡”。他請求皇帝取消計劃，“恐一時輕忽之行，致意外莫測之悔”，并最終將國家置于危險境地：“恭惟皇上一身，上則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巡幸使得皇帝無法履行他在太廟及諸壇廟的禮儀職責，故而直接威脅著王朝的穩(wěn)定，因此熊賜履抗辯：“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萬萬不可也?！痹谛苜n履看來，康熙皇帝所提出的外出，有損于圣明天子，因為它沾染有軍事冒險和不計后果的享樂。他所“大懼”者乃皇上“舍九重萬乘之安，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作為警示，熊賜履認為應以史為鑒：“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尤其是明朝巡游皇帝的事例，如正統(tǒng)和正德皇帝，是熊賜履很看重的。最終，康熙皇帝表揚了進諫官員們的耿直，取消了他的出行。

康熙皇帝面對官僚強烈反對他1688年巡幸的立場，未能占得上風，但這一經(jīng)歷在隨后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中卻對他很有用。盡管熊賜履持有力的反對意見，但他并不完全排斥巡幸的可能。如果康熙皇帝感覺“不得已則從事講武”，熊賜履只能請求康熙皇帝要遵循“古蒐苗狝狩之禮，按期舉行，非時不經(jīng)”，為了鼓勵遵守適合的禮節(jié)，熊賜履建議任命“方正儒臣二員”，這就是后來的起居注官，以記錄皇帝的言行。這實際上是要求康熙皇帝屈從于這種有著歷史悠久的官僚監(jiān)督形式，接受像熊賜履這樣的受過經(jīng)典教育的官員的監(jiān)督。

起居注館建于1671年9月，這是1668年熊賜履上諫的直接結(jié)果。三個星期后，10月5日，康熙皇帝開始了清朝首次重要的巡幸，這不是巧合?；实垡恍械倪@次行程不是到江南，而是經(jīng)由塞北到滿洲陪都盛京。事實上，清朝《起居注》的第一條，就是宣布康熙皇帝將要前往盛京：“上以寰宇一統(tǒng)，親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行告成禮?！?/section>

康熙帝第一次東巡路線圖

這一材料揭示，康熙皇帝前往盛京的理由既非遵循經(jīng)典成例也非行仁政，而是為了孝道——更確切地說，是王朝孝道?！镀鹁幼ⅰ酚涊d，康熙皇帝自己承認，此行是“仰體皇考未竟之志，來發(fā)祥故地，謁太祖、太宗山陵”。只有在“祭禮已成”，他才認為“朕懷大慰”。

孝道的話語，既是安撫官僚的姿態(tài)，也是民族—王朝必勝信念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大臣們盛贊康熙皇帝“精誠至孝，古帝王所未有也”，這反映出康熙皇帝已找到了一種言辭之道，使自己的首次南巡能迎合漢族士大夫，而此等情感也激勵了民族—王朝榮譽?！秾嶄洝分械挠涊d詳盡傳達出了對于孝道和王朝命運的關(guān)切：

太祖高皇帝創(chuàng)建鴻圖，肇興景運。太宗文皇帝丕基式廓，大業(yè)克弘。迨世祖章皇帝誕昭功德，統(tǒng)一寰宇，即欲躬詣太祖太宗山陵以天下一統(tǒng)致告，用展孝思。因盜賊未靖，師旅繁興，暫停往謁。朕以眇躬纘承鴻緒，上托祖宗隆庥，天下底定，盜賊戢寧，兵戈偃息。每念皇考未竟之志，朝夕寢食不遑處，本欲先詣太祖太宗山陵，……今欲仰體皇考前志，躬詣太祖太宗山陵以告成功，展朕孝思。

這一民族—王朝勝利的言辭，是通過公然展現(xiàn)軍事實力得以進一步增強的。在六十天的行程中，康熙皇帝所作的事情常常與軍事有關(guān)，這反映了他全神貫注于塞外的部落政治和邊境完全。在前往盛京途中，他接見結(jié)盟的蒙古部落（其中有喀喇沁、科爾沁、土默特、翁牛特）首領(lǐng)，以及地方文武官員。在盛京，康熙皇帝接見盛京將軍阿穆爾圖、寧古塔將軍巴海（卒于1696年），以及蒙古各部的貢使。他大量賞賚官員和貢使，檢閱他們的射技，也展示自己的高超箭術(shù)。人們不禁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康熙皇帝已實現(xiàn)了他1668年所提出的巡視北部邊防的任務?？傊瑹o論怎樣，圍繞1668年和1671年巡幸事件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都表露無遺。

起居注官聲稱的國家在1671年和平統(tǒng)一，被證明多少有些言之過早。1673年，康熙皇帝陷入曠日持久的平定三藩之亂（1673—1781）以及與以臺灣為基地的鄭成功（1624—1662）勢力的軍事戰(zhàn)爭。在接下來的十多年間，康熙皇帝沒有時間也無能力在京畿以外的地方巡幸。直到1680年代初平定了三藩和收復臺灣之后，康熙皇帝才恢復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巡幸。這一次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tài)策略。

1684年10月20日，禮部鄭重宣布東巡。起居注官使用了更古老的用語，稱之為“東巡狩”。這一術(shù)語暗指《尚書》和《孟子》——巡幸的經(jīng)典出處（見第一章）。這些經(jīng)典描述了，圣君舜最為典型的在四個基準方向上的盛大出巡，始于祭獻泰山的“東巡”?？滴趸实蹅€人完全熟悉這一經(jīng)典模式，1768年6月19日，他親自就相關(guān)的經(jīng)文段落——“歲二月，東巡守”一節(jié)以及“五歲一巡守”一節(jié)，向名義上負責經(jīng)筵的官員，發(fā)表了看法。毫不奇怪，這次皇帝出巡所定的目標——參拜孔子出生地，敬觀那里的古代禮器，接著在泰山祭獻——與經(jīng)典完全一致。

1684年康熙皇帝到泰山“東巡狩”，然而，這次也是為他的首次南巡而找的儀式上的借口。東巡開始后約三個星期，康熙皇帝正式宣布他的南巡計劃，要視察位于江蘇的重要水利設(shè)施?；实垡恍袥]有返回北京，而是徑直南下。這一儀式策略的理據(jù)相當簡單，通過一開始就使用經(jīng)典的“東巡狩”用語，康熙皇帝及其儀式專家們，很顯然尋求將其首次對于江南地區(qū)的巡視遵循真正的經(jīng)典模式。然而，這種對于經(jīng)典先例的遵從，遮掩了康熙皇帝恢復巡幸的意識形態(tài)上的復雜性。

康熙皇帝在1680年代初恢復巡幸，與最為典型的圣君出巡有著重大不同。例如，康熙皇帝將1684年秋向東與向南的行進合并，這實際上已是更大范圍地恢復四個基本方向出巡的最后階段。當然，康熙皇帝對于巡幸的恢復確實是從“東巡”開始的。然而，這所謂的東巡并不是經(jīng)典所認可的1684年秋的致祭泰山，而是他在1682年初第二次前往盛京。這次出巡之后緊接著有兩次西巡，1683年前往位于山西北部的五臺山，以及1683年年中和1684年年中出巡塞北狩獵。更為重要的是，康熙皇帝最早于1680年代的一系列出巡，不僅是遵循漢文經(jīng)典所確立的禮儀，而且也是由日迫的軍事緊急事件以及意識形態(tài)上的民族—王朝統(tǒng)治使命所促成。

三藩之亂結(jié)束于1681年12月7日。最終勝利的消息是在1681年12月23日抵達北京。僅三個星期后，康熙皇帝便開始了精心準備再次出巡盛京。這次出巡的理由與1671年首次巡幸盛京一樣：將最近的政治和軍事勝利歸于王朝的締造者。然而，這次并非首次盛京之行的簡單重復。這次，他預料到了官僚們會反對，就下令圣駕在每年國家典禮完成之后才離京。另一個顯著的不同是，他堅持在第三座祖先陵寢祭獻。此陵寢名永陵，安葬的是愛新覺羅家族最早的四位先人?！扒靶沂⒕r，未至永陵致奠，迄今尚歉于懷。茲若果往，當身歷其處，仰瞻祖宗發(fā)祥舊址?！笨滴趸实垡餐度肓撕艽缶π藿ㄒ粭l從佛阿拉（滿語FeAla字面意義是“舊山岡”，是滿洲人最早的都城，盛京位于它的正西面）到吉林烏喇（位于吉林省西南部）的道路。在一道滿文上諭中，他令盛京將軍安珠瑚：

密遣副都統(tǒng)穆泰及賢能章京等，將御路、行宮、應經(jīng)之地，并自佛阿拉通往烏喇之路，詳察繪圖，由同往章京內(nèi)簡選曉事者一員來奏。惟恐其閱閱淺薄，不能詳記地理山川也。

歐立德指出，康熙皇帝第二次出巡盛京及周邊地方，如吉林烏喇，事實上是一個更宏大計劃的內(nèi)在組成部分：不僅要建立作為“滿洲人身份記憶之地”的被稱為“大盛京”的區(qū)域，而且也要提升整個區(qū)域在禮儀上的地位。

清平定三藩叛亂之戰(zhàn)

將在盛京舉行的民族—王朝性質(zhì)祭典與在北京正式的國家祭祀等而同之，這絕非微不足道，尤其對于漢族官僚而言更為如此。這解釋了康熙皇帝為什么堅持保守秘密。宣稱進行這第二次巡幸已是無可更改：

為此欲公開降旨，但尚未定，故未明示，但念定后再議，又恐不及，故特密諭。

保密的作法，旨在防止招致十多年前熊賜履公開諫言的各種消息泄露或謠言。

康熙皇帝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出現(xiàn)土大夫再度進諫，因為士大夫肯定會認為他1680年代初的巡幸活動少有講武意圖，只是為了更多享樂。圣駕一過長城，康熙皇帝就開始了大規(guī)模狩獵。他及扈從將整個行程時間的四分之一（68天占17天）用于狩獵，捕獲了34只老虎。此外，在盛京附近祭祖后，康熙皇帝繼續(xù)向吉林烏喇進發(fā)，視察北疆。盡管意識到俄國從1670年開始沿北部邊疆吞食土地，但康熙皇帝在1671年首次出巡中未貿(mào)然向盛京以北進發(fā)。然而，1682年這次康熙皇帝前往，為的是加強清朝對滿洲北部的鎮(zhèn)守。他認為這是對先人王朝基業(yè)的拓展。他寫信給留在京城的祖母也就是太皇太后：

茲因大典已畢，敬想祖宗開疆非易，臣至此甚難。故欲躬率諸王貝勒大臣蒙古等，周行邊境，親加撫綏，兼以畋獵講武。

該年晚些時候，康熙皇帝制定計劃，“一年派兵一萬兩千名行獵”塞外，他尤其關(guān)注那些“部院衙門官員不諳騎射者”，命令他們“與以前派往出征者”一并派出，這樣就能夠一同提高騎射技藝。

康熙皇帝堅持所有旗人的全面參與，包括那些身為文官的旗人，這源于他的信仰：皇帝狩獵，作為一種全面動員活動，可以更好地促成全面治理。在1681年的一次北巡中，他宣布：“一年兩次行獵，專為講武，與行兵無異，校獵紀律自當嚴明?！笨滴趸实蹐猿忠螅鞣哔F族負責在旗人間紀律的灌輸。1683年4月，他給裕親王（福全，1653—1703）等諸王公下發(fā)一道諭旨：

其圍獵之制，貴乎整嚴，不可出入?yún)⒉?。宗室公等不得越圍場班次在后逗遛。如或逗遛，則眾人停待，圍場必致錯亂，爾等須嚴加管轄。

康熙皇帝并未將他的軍事活動局限于塞外的正式狩獵，而是將它們?nèi)谌肓怂械难残?。例如，狩獵是西巡山西的一個重要（但經(jīng)常被人忽略）方面。1683年3月11日，康熙皇帝從五臺山菩薩頂返回時，在長城嶺西路殺死一只老虎。山西巡撫穆爾賽和按察使庫爾喀——兩人都是滿洲旗人——將此譽為源自皇帝武功的皇帝寬仁的事例：

長城嶺路原有猛虎潛伏，往來商賈居民嘗受其害，今皇上巡幸，殪除此虎，嗣后永絕傷噬之患，商賈居民皆得安生矣。伏乞皇上賜一地名，臣等刻石立碑，用垂奕世。

這里，穆爾賽和庫爾喀尋求將他們君主最近的獵殺視作寬仁的合法舉措。在多次請求之后，康熙皇帝選擇了“射虎川”的名字，從而就將一個地方轉(zhuǎn)化成了清朝民族—王朝統(tǒng)治美德的紀念地。

1684年東巡泰山過程中，康熙皇帝在正常的儀式中加入了惹眼、讓人想到滿洲人武功的舉動。1684年10月11日，也就是出巡的第6天，起居注官記載：

上召大學士明珠，尚書伊桑阿、介山，學士席爾達、常書，侍讀學士朱馬泰、徐庭璽，卿葛思泰、阿里虎、安泰于圍中射獵。是日，賜山東巡撫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及致仕大學士馮溥等兔。

康熙皇帝賞賜的兔子，無疑是此次獵獲的一部分，賞給文職官員，它是朝廷全神貫注于軍事的提醒物。這一姿態(tài)——是不能拒絕接受的——以及組織大規(guī)模的滿洲人狩獵，也強調(diào)了中國內(nèi)陸的和平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滿洲人的軍事紀律和士氣之上的。在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中，朝臣查昇（1688年進士）寫了一篇《南巡頌》，稱頌“龍馬廵邊，漠北之祲氛盡掃”，這進一步提供了康熙皇帝武功和寬仁的證據(jù)。巡幸尚武的一面是第四章集中探討的內(nèi)容。這里我們僅需指出的是，盡管將軍事活動融入巡幸，多少與官僚精神相對立，但這一直是清朝包括南巡在內(nèi)的出巡的必要組成部分。

查昇畫像取自清俞培繪《查昇寫經(jīng)圖》

因此，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不是通常所認為的，只表明了皇帝關(guān)注治理水澇。它也是1680年代初大規(guī)?；謴脱残业母叻?，也成為康熙朝廷申張民族—王朝統(tǒng)治更大范圍意識形態(tài)努力的一部分。據(jù)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表述，滿洲朝廷是軍事整肅、勤政以及寬仁的典型；巡幸是最重要的儀式，通過巡幸，這種民族—王朝美德可以遍及整個國家。正因如此，康熙朝起居注官在為1684年所寫評論中宣稱：“典莫大于時巡。”乾隆皇帝為努力實踐乃祖的遺產(chǎn)，于1740年代恢復巡幸，將它精心打造成為民族—王朝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支柱。

1750年夏至，乾隆皇帝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守勢。上年秋天，他公布了首次南巡計劃，但現(xiàn)在他極力為自己即位以來的作為辯護：

十五年來，無時不以敬天法祖為心，無時不以勤政愛民為念，無時不思得賢才以共圖政理，此可無慚衾影者。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語言，與京內(nèi)外官員所使用、請求皇帝南巡的語言一樣。這也標志著，乾隆皇帝計劃在1751年初進行他的首次南巡正在引起爭論。然而，從乾隆皇帝相當自衛(wèi)的反應看，有些人所質(zhì)疑的并不限于將要舉行的南巡：“惟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cè)身內(nèi)省，時時耿耿于懷?！闭缛藗兯A料，乾隆皇帝極力為有人可能視作不必要的建設(shè)項目上的公共經(jīng)費的開支辯護。與我們這里的討論關(guān)系更密切的是他為“巡幸時舉”所找的理由。

乾隆皇帝所指的是1740年代廣闊范圍的出巡，包括1741年恢復的兩年一次的木蘭秋狝，1743年前往盛京的長時間出巡，1746西巡山西，1748年前往山東泰山，最后是1750年初的第二次西巡。此外，已經(jīng)計劃在1750年末進行第三次前往山西。乾隆皇帝的第一次南巡，計劃是在1751年，乃發(fā)端于1741年恢復木蘭秋狝的一系列季節(jié)性遷移的殿軍。

完全可以想見，乾隆皇帝要為他“巡幸時舉”的喜好辯解，然而他的辯解則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他沒有引述古代圣君經(jīng)典的先例，而是提醒人們注意本朝的先例：“至巡幸，則圣祖時歲方數(shù)出”，乾隆皇帝對經(jīng)典先例之不屑令人驚異。只在強調(diào)了巡幸在乃祖時是平常之舉后，他才敷衍地提到“不特稽古省方，用彰盛典”。然而他立即回歸至王朝的主題，說巡幸“良亦我國家習勞之舊制”。

乾隆皇帝恢復巡幸，與乃父雍正皇帝的做法不同。即便如此，他承認他的最終目的與乃父一樣：“習勞”。這意味著，首要的是在旗人中培植軍紀和武備。為此乾隆皇帝恢復了狩獵：

雍正四年，皇考曾降旨以武備不可廢馳、官弁不可怠惰為戒。然十三年中，未經(jīng)舉行，八旗人員于扈從行圍諸事，一切生疏，近來稍覺嫻熟。

舉行狩獵以提升旗人和官員的軍紀和士氣，而更為一般意義上的巡幸也被認為是全面整飭吏治，正如它所帶給直隸的效果：“直隸較優(yōu)于外省，豈非經(jīng)常巡省之明效乎？”

乾隆皇帝聲言，巡幸乃“事之不可不行者”，主要源于在文、武領(lǐng)域申張民族—王朝特權(quán)的意識形態(tài)信念。為此目的，具有相當靈活性的“法祖”原則，始終被用來為乾隆皇帝的狩獵以及包括南巡在內(nèi)的所有巡幸辯護。在十八世紀的整個下半葉，乾隆朝廷視巡幸活動為“家法”，證明“我朝列圣相承，以無逸作所為家法”。

上述最后的表述，是皇帝“為我所用”的絕好例證?！盁o逸”是《尚書》中的篇名?！盁o逸”格言與周公有關(guān)，周公是周朝創(chuàng)建人周武王的弟弟，是下一代周成王的叔叔，他在侄子幼年時攝政。作為儒家的典范人物，周公在侄子即合法的嗣君長大成人后，不僅歸政，而且盡職盡責地告誡他曾照看的年輕人要“無逸”。“無逸”的代表人物是文王，他“卑服，即康功田功”，并“懷保小民”。這里，農(nóng)事上的節(jié)儉、勤勞，還有仁慈成為德治和政治長治久安的試金石。更為重要的是，周公強調(diào)，文王“不敢盤于游田”。當乾隆君臣預告巡幸活動乃“無逸”表現(xiàn)時，他們是從根本上重新解讀這一經(jīng)典，以服務于民族—王朝權(quán)威。

乾隆皇帝，與大多數(shù)有修養(yǎng)的精英一樣，稔熟周公“無逸”的訓誡。在1744年之前所寫的一篇名為《讀〈無逸〉》的文章中，乾隆皇帝重復著這一經(jīng)典篇章的傳統(tǒng)智慧：“周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更令人吃驚的是，乾隆皇帝也寫下了周公的“嗣王無淫逸、游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的警句。考慮到乾隆皇帝堅決為他到處出游乃“無逸”之舉而辯護，他早期對于周公反對出巡和狩獵告誡的承認就不同尋常。更有甚者，乾隆皇帝認為《無逸》一篇“皆當奉以為規(guī)則，銘之于座右者”。而且，年輕的乾隆皇帝宣稱，“無逸”的主要意義，不在于周公反對出巡及狩獵的特定內(nèi)容本身，而是在于他擁護更為抽象的“法祖”原則——這在清朝的語境中，獲致了明確的民族涵義。

乾隆皇帝的《論金世宗》一文，對此提供了完美解釋。這里乾隆皇帝將女真人所建立金朝的第五位皇帝——完顏雍（金世宗，即烏祿、大定汗，1161—1189年在位）作為清朝政治上的祖先。在乾隆皇帝看來，金世宗值得崇敬，是因為他“不忘故風，禁習漢俗”。金世宗的文化保守主義源于他的“法祖”使命。因為他“拳拳以法祖宗、戒子孫為棘”，金世宗取代周文王成為榜樣，變成了乾隆皇帝乞求“無逸”及“法祖”的民族—王朝參照人物。通過在意識形態(tài)上將“無逸”和“法祖”合并，乾隆皇帝能夠?qū)⒔鹗雷谔е劣兄褡逡饬x、明確的王朝孝道完人地位：“蓋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業(yè)而興，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淫而亡者，是以《書》稱‘無逸’?！比绱艘粊?，“無逸”的意義就從反對巡幸的一個專門告誡，轉(zhuǎn)化為了遠為抽象的“法祖”要求。我們將會看到，“法祖”意味著，首要的是遵循狩獵以及紀律與節(jié)儉的生活方式的“舊道”（滿文fe doro）——所有的一切都能夠通過巡幸活動得以實現(xiàn)。當經(jīng)典記載的準則和行動被織入清朝民族—王朝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之網(wǎng)時，它們的特定意義改變了。

王朝孝道的民族—王朝意義已顯然不同于皇太極時期（也許更早）。具體地說，清廷對于孝道和“法祖”原則的意識形態(tài)挪用可上溯至1636年，當時皇太極實行了大范圍的制度改革，包括對于八旗上層進行家長制任命以集中皇權(quán)，仿效明朝建立家產(chǎn)制官僚機構(gòu)，將王朝的國號從“后金”改為“大清”，皇太極稱“皇帝”而不再是“汗”，以及改采用一個新的年號“崇德”。

在這一系列改革的同時，皇太極保留了滿洲人的制度。他將金朝未能保持舊有部落習俗與它后來的消亡聯(lián)系起來，這并非偶然?；侍珮O為了避免金朝的命運，拒絕一些漢官采納明朝服飾的建議，告誡諸王及以下部民，保持并傳播滿洲人的服飾和語言，最重要的是，要發(fā)揚騎射的傳統(tǒng)。劉澤華認為，這些“祖制”對于現(xiàn)在高度政治化、文化保守以及嵌入了民族意義的“法祖”概念來說，是第一要義。到了乾隆朝，這些“祖制”包括了巡幸活動。

十八世紀中期，巡幸作為一項民族—王朝事業(yè)，首先源自皇帝狩獵及其他講武行動?！肚宄墨I通考》（1747年下令編纂，約1785年完成）的編纂者認為，清朝巡幸可以上溯至皇太極1629年和1642年的邊境巡視。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將康熙皇帝作為清朝巡幸的旗手。除了上面所討論過的康熙全面、有著軍事表現(xiàn)形式的出巡活動外，乾隆時期所進行的“巡幸”分類中，也包括了1690至1697年間康熙皇帝四次親征厄魯特（漠西）蒙古首領(lǐng)噶爾丹（1632？—1697）之役中的兩次。簡言之，戰(zhàn)爭和巡幸的界限相當不明晰。

因此，毫不奇怪，乾隆皇帝對于巡幸的恢復始于木蘭秋狝，從1741年秋天開始每隔一年舉行一次。并非所有漢族官員都予以贊同。1741年3月，一群科道官員齊聚御前，共同呈請取消木蘭秋狝。乾隆皇帝反應迅速而強烈：

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由平時訓肄嫻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于晏安，騎射漸致生疏矣?；首婷磕瓿隹谛袊?，于軍伍最為有益，而紀綱整飭，政事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歷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懷遠之略，所關(guān)甚巨?！拗抵夹袊?，所以遵循祖制………

同最終會為自己所有巡幸（包括南巡）所做辯護一樣，乾隆皇帝將他1741年恢復狩獵作為一種孝道——也就是說“法祖”，仿效乃祖康熙皇帝的孝行。在乾隆皇帝看來，狩獵不僅是滿洲人武備之所在，而且也是征服者精英間更為普遍的活力以及動力之所在。故而忽視狩獵，危害極大。廷臣將乾隆皇帝親自參加的兩年一次（從1750年開始一年一次）的木蘭秋狝歸類于“恪遵家法”，他們強化了這一民族—王朝原則。

乾隆皇帝恢復巡幸的第二個階段也有著民族—王朝色彩，大部分歸因于它是1743年狩獵的延伸。1743年8月26日，皇帝一行離開京師前往木蘭圍場。1743年9月6日，在完成了與蒙古王公四次簡短的狩獵計劃后，乾隆皇帝并沒有返回京師，而是向盛京進發(fā)。當皇帝一行緩慢北行通過兩個蒙古部落的地界時，乾隆皇帝的活動就像在木蘭的一次圍獵。在昭烏達盟和哲里木盟地界，乾隆皇帝狩獵并召見各部（喀喇沁、翁牛特、敖漢、奈曼、阿魯科爾沁、扎魯特）的扎薩克。

這次出巡的民族—王朝蘊意，在乾隆皇帝抵達盛京后更為明顯。在祭拜了永陵、福陵、昭陵等三陵后，乾隆皇帝寫下了著名的《盛京賦》（滿文Mukden-i fujurun bithe），其中他思考了敦睦與仁慈品性的來源：

嘗聞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

果不其然，通過強調(diào)法祖的原則，乾隆皇帝將這些說辭為己所用：

斯言也，人盡宜勉，而所系于為人君者尤重。然三語之中，又惟以祖宗之心為心居其要焉。蓋以祖宗之心為心，則必思開創(chuàng)之維艱，知守成之不易……予小子纘承丕基，懼德弗嗣，深惟祖宗締構(gòu)之勤，日有孜孜。

對乾隆皇帝來說，“祖宗之心”不僅指王朝的先輩，也指更遙遠的民族祖先。事實上，乾隆皇帝寫《盛京賦》（用滿、漢文），效仿的是當?shù)嘏娓柚{，據(jù)說是金世宗于1185年巡幸同一地方所唱。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將金世宗奉為民族—王朝政策的祖先。既然滿洲人聲稱直接源于十二世紀的女真人，那么乾隆皇帝再次上演（不是特別嚴格意義上的）歷史上世宗的所作所為，這就進一步強化了1743年他前來盛京的民族意義。

御制盛京賦

在乾隆皇帝宣布他首次東巡泰山的聲明中，民族—王朝原則也很明顯。1746年冬天，乾隆皇帝享受五臺山清爽天氣，賦詩紀念。接著他下發(fā)一道上諭給在京官員：“今年巡幸山西，將來當有東巡之事?！?/section>

在乾隆皇帝所有出巡中，東巡位于山東省的泰山似乎最不需要給出理由，因為它與《尚書》中記載的圣君舜典型的巡視最為一致：“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鄙踔翆τ谧顐鹘y(tǒng)的儒家來說，僅這一先例就足以使乾隆東巡泰山和曲阜孔廟具有合法性，然而對于乾隆皇帝來說，一個經(jīng)典模式還不足用。

當然，“先儒訾議，朕所熟聞”，乾隆皇帝也知道有些士大夫所引的漢、宋先例。但這些官員是否真的認為，“朕豈因人言而遽止，又豈因臣下進說而輕行？”如果真的是這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乾隆皇帝已經(jīng)承認，這次出巡的目的之一是在孔廟“觀車服禮器”。然而，他堅持認為1748年東巡安排乃正舉，主要因為“觀風問俗，循圣祖之家法”。如果當“溯禹夏之遺規(guī)”時，又發(fā)現(xiàn)巡幸“亦屬省方巨典”，那是再好不過了。恪遵經(jīng)典所載的先例，至少在乾隆皇帝看來，要遜于“法祖”和“恪遵家法”的民族—王朝原則。

乾隆皇帝將巡幸拿來作為促成民族—王朝豪邁之情的工具，這在1749年宣布他的首次南巡計劃時達到了頂點。乾隆皇帝又一次將乃祖的出巡，而不是古代圣君的巡幸原型，作為先例加以援引：“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謨烈光昭?！?1749年秋，以乾隆皇帝內(nèi)弟、大學士、公傅恒為首的一群朝臣，稱頌作為祖先美德表現(xiàn)的巡幸：

臣等稽史冊之成憲，亙古為昭；誦祖德之鴻休，于今為烈。欽惟我皇上以孝法祖，以惠安民。兩間之德同流，四海之情必達。不自暇逸，時省春秋。

這一聲明的意識形態(tài)涵義明顯：巡幸不僅是寬仁的行動，也是（而且是更為重要的）王朝孝道和勤勉的表述。諸如此類的聲明將乾隆首次南巡轉(zhuǎn)變成了康無為稱之為“實用孝道”——我們可以稱之為“民族—王朝孝道”——的一種活動。

從表面看，蘇州地方精英似乎接受乾隆巡幸是王朝孝道的首要表現(xiàn)?！对涂h志》（約1761年）的編纂人員在整個收錄皇帝作品的卷次（卷31）中有如下敘述：“皇上繩其祖武，兩幸江南?！笨紤]到地方志的半官方性質(zhì)，這一群地方名流（在著名的詩人、文學評論家沈德潛[我們在第六章對他做進一步探討]的指導下）可能別無選擇，只能重復朝廷的論調(diào)。而且他們沒有完全順從朝廷，而是巧妙地力圖“稀釋”乾隆皇帝所稱孝道民族—王朝意義，他們堅持認為：“我圣祖仁皇帝法古時巡，留題虎阜，至今輝暎巖谷?！碑斎?，這些士人的康熙皇帝巡幸乃“法古”的斷言并不完全準確，這一點上面已有明證。然而，若不糾纏于這種聲明是否準確，我們也可以將它們解讀為《元和縣志》編纂者的一次有節(jié)制地抗爭，甚至是破壞乾隆朝廷所積極推進的民族—王朝例外主義的宗旨。通過聲稱康熙皇帝是“法古”而已，這些地方精英就有效地將乾隆皇帝在“法祖”話語中的民族—王朝意義剝?nèi)?。的確，沈德潛及同僚似乎記錄了一些對于乾隆皇帝遠離公認標準的不滿，他們告訴讀者，將地方志的一整卷都用以編纂皇帝的詩作全無先例可循：

考自古邑乘未有以御制分門者。漢高之幸沛，唐元宗之幸魯、幸陜，不乏篇章，未能匯而成集。

綜合考察，這些評論可以看作地方不贊同的隱諱表達。影射康熙皇帝仿效漢、唐皇帝的出巡，而后者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已落為不光彩之舉，這意味著什么呢？由于清朝統(tǒng)治的復雜條件和機制，精英們不滿的表達被徹底抑制了，至多是模糊表達。我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再談朝廷和地方精英的多方面互動。這里，我進一步探討乾隆皇帝恢復巡幸背后的民族—王朝意識形態(tài)。

從巡幸的民族—王朝理據(jù)來看，乾隆皇帝的孝道有兩個首要的所指對象：第一個是紀念乃祖康熙皇帝；第二個是在世的乾隆皇帝母親，即孝圣憲皇后鈕祜祿氏（1692—1777）。事實上，乾隆皇帝受這兩個人物的恩澤不可避免地纏繞在一起。官方的說法是，乾隆皇帝志在效仿康熙皇帝，他將奉母巡幸乃意料中之事：

嘗敬讀圣祖實錄，備載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鑾輿，群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天家孝德，心甚慕焉。

乾隆皇帝援引康熙皇帝作為先例是有選擇性的。事實上，康熙皇帝的嫡母并沒有參加1680年代頭兩次南巡，從1699年開始的后四次南巡，她才加入。而且，關(guān)注這些歷史細節(jié)并不影響乾隆皇帝打算在1751年首次南巡就恭奉生母，以便“交頌天家孝德”。

《乾隆南巡圖卷》卷六'駐蹕姑蘇'

乾隆巡幸中皇太后所起的意識形態(tài)作用究竟是什么？此問題至少有兩個答案，因為我們至少有兩個出巡中的皇太后形象。兩者都提供了我們對于“孝道”的意識形態(tài)的可塑性理解，尤其當它被用在乾隆皇帝大范圍巡幸之時。

乾隆皇帝經(jīng)常將母親稱作是皇家游覽者，她盼望著“游賞”尤其是江南地區(qū)的景色：

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賞。江南名勝甲于天下，誠親掖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良足以娛暢慈懷。

乾隆皇帝利用皇太后皇家游覽者的形象，為的是緩和南巡所產(chǎn)生的基本緊張關(guān)系。各省官員除了引述處理重要行政事務（例如視察河工和地方駐軍）的需要外，也提出“見山川草木”，作為皇帝巡幸江南的一個理由。這一建議暗示江南作為漢族士人游覽文化的一個目的地，多少是有些問題的，因為巡幸動機中皇帝尋求享樂的最輕微暗示，都將破壞乾隆皇帝作為一個勤勉、鄙視漢族精英頹廢習慣的統(tǒng)治者的公眾形象。同時，完全鄙夷江南景色的吸引，會冒犯漢族精英的文化敏感和自尊。（更多關(guān)于乾隆皇帝應對這一意識形態(tài)難題內(nèi)容，見第七章。）乾隆皇帝通過將皇太后巧扮成皇家游客，從而將游覽變成了既是有著性別意義的活動，也是他孝道的體現(xiàn)。乾隆首次南巡的安排與皇太后1751年六十大壽相重合，是這一策略的一部分。

《乾隆南巡圖卷》卷十'江寧閱兵'

然而，在出巡途中，皇太后的作用不僅是作為皇家游覽者，以及其子盡孝的對象。同樣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將皇太后描述為民族—王朝種種規(guī)則的堅定實施之人，尤其是對每年的木蘭秋狝：

近年來，朕每秋狝木蘭，恭奉圣母皇太后安輿。竊念圣躬或致勞勚，懇請駐輦山莊，猶未蒙慈允，屢垂懿訓，示以大義，謂祖制不可少違，安逸不可少圖，惟恐朕之稍有廢弛。

在被指定作為堅持厲行狩獵之人的角色中，皇太后將乾隆皇帝的孝道注入了一種民族—王朝警覺。這一情境之下的孝道要求固守“祖制”。這意味著，首先要堅持木蘭秋狝，作為再造紀律和勤勉等祖先（就是民族—王朝）美德的一種手段。乾隆皇帝宣布從1751年開始木蘭秋狝，將每年舉行而不是1741年以來的每兩年舉行一次。

皇太后在出巡中的這雙重形象，反映并再次強化了一套地緣政治的假設(shè)。在南方時，乾隆皇帝的母親是作為有著性別意義的皇家游覽者出現(xiàn)的。她以這樣的地位出現(xiàn)，是對江南美景以及這一地區(qū)精英們自豪感的一種承認。與此形成對比，在季節(jié)性的塞外遷移中，皇太后是民族—王朝紀律嚴格執(zhí)行者，勸勉其子保持祖制并告誡他不要圖安逸（在滿洲人看來，這明顯是漢人的一個缺點）。皇太后的現(xiàn)身，證實了乾隆皇帝在木蘭圍場的季節(jié)性遷移，確實是恢復民族—王朝活力的活動。那么，皇太后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屏幕”，各種各樣文化上經(jīng)過校正的愛新覺羅家族的形象可以投射上去。她作為意識形態(tài)“解碼器”的效用，最終是源于她無可爭議的、既在漢人也是滿人的意識形態(tài)中作為乾隆皇帝孝道的固有對象的地位，而不論“孝親”在既定環(huán)境中應該意味著什么。

此外，皇太后在乾隆皇帝所有的出巡和狩獵中現(xiàn)身，是對民族—王朝身份的強有力聲明。作為太后的孝圣憲皇后出自聲名顯赫的鈕祜祿氏，是努爾哈赤最親近的支持者額亦都（1562—1621）的后人，并且“整個清朝，皇后中幾乎一半都是出自鈕祜祿氏”。此外，皇太后的現(xiàn)身，也使得乾隆皇帝可以在出巡中遵行他慣常的每日請安的做法。盡管請安的禮節(jié)被認為是“日常盡孝”的一種表達，但很顯然，在中國的南方人那里，這不是被廣泛接受的做法，長期以來被視作帝制晚期民族（或至少是地域）差異的一種標志?！罢埌仓Y源于（契丹人的）遼朝，在整個（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得以沿用”，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這源于北方政治的傳統(tǒng)，是征詢年長女性政治意見的延伸。這一切都證實了康無為的看法：乾隆皇帝的母親，“對于出巡來說，她遠不僅僅是一個方便利用的儒家學說的借口”。乾隆皇帝堅持在他大范圍出巡中“恭奉”皇太后而行，可能不止是孝道的表示，它也是民族—王朝差異的一種主張。確實，在1750和1760年代，乾隆皇帝將巡幸表現(xiàn)為一種民族—王朝原則的政治使命感日益增強。

令乾隆皇帝沮喪的是，他發(fā)現(xiàn)在新疆取得勝利的前夜仍需為巡幸辯解。1758年12月30日，左副都御史、上書房師傅孫灝反對第二年乾隆皇帝為視察邊防和接見進貢使團而出巡索約爾濟的計劃。最初乾隆以為孫灝“無知，罔識事體”，但是當他“繼思孫灝此奏”，越發(fā)感到這關(guān)乎“本朝家法及我滿洲風俗”。孫灝質(zhì)疑乾隆計劃出巡的妥當，已經(jīng)觸及了民族政治的痛處，提出了滿洲民族—王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問題。在乾隆皇帝看來，孫灝的看法關(guān)乎“人心者甚大”，他“有不得不明切宣諭者”。

乾隆反駁孫灝是從專門探討康熙和雍正皇帝遵循巡幸和狩獵等祖制的重要性說起的：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惟恐八旗之眾，承平日久，耽于安樂，不知以講武習勞為務，是以省方問俗、較獵行圍之典，歲頻舉行。圣壽既高，猶不肯稍自暇逸，其所以為萬世子孫計者，意至深遠。迨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十三年，朕與和親王等日聆庭訓，每以皇祖之定制貽謀永當效法，而深以未遑舉行為憾。

雍正皇帝的“深以為憾”可能是乾隆皇帝編造的，但是乾隆皇帝的觀點很清楚：巡幸不可以選擇，它是必做之事，因為它是征服者精英動力和活力的原因和結(jié)果。

乾隆皇帝強調(diào)巡幸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

朕臨御以來，思紹前徽，早夜兢兢，罔敢少懈。如比年來勘定準夷，兩路用兵，我滿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踴躍奉命，克奏膚功，亦由躬親整率，習之有素。是以臨事赴機，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驗矣。

依賴巡幸以求武備，這與官僚們根深蒂固的巡幸只不過是帝王尋歡作樂的成見，形成了鮮明對比。乾隆皇帝駁斥了這種觀點：

徒以恭己養(yǎng)安，藉口于文恬武嬉之說，朕豈少御園別館，足供覽憇而必親御鞍馬、時勤弓矢，轉(zhuǎn)以此為自娛計耶？

“御園別館”可能是指北京南郊的南苑以及位于熱河的避暑山莊。乾隆皇帝的詰問很好地傳達出，他出巡索約爾濟的目的，絕不像孫灝所認為的，是追求“恭己養(yǎng)安”。若是如此，何不直接前往南苑和避暑山莊呢？

正如乾隆皇帝所見，這種錯誤的成見只能來自漢族士大夫的內(nèi)心。孫灝是浙江人，符合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所給出的某些民族特征的描述：

今日適閱圣祖仁皇帝實錄，有“天下雖太平，武備斷不可廢。如滿洲身歷行間，隨圍行獵，素習勤苦，故能服勞，若漢人則不能矣。雖由風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諭。恭讀之余，凜然悚惕，豈敢一日忘之？（粗體字系筆者所強調(diào)）

乾隆皇帝言辭中帶有民族的蔑視。孫灝未能理解（或至少認可）乾隆皇帝所提出的出巡索約爾濟的更廣義戰(zhàn)略和軍事目的，讓人失望但不會令人驚異。畢竟，人們怎會期盼一個漢御史的觀點建立在“平日好自安逸”之上？在乾隆皇帝看來，孫灝的反對，代表的不是一時判斷上的差錯，而是民族與生俱來的無能力備嘗艱辛，缺乏戰(zhàn)略思想。乾隆皇帝最后說，孫灝所患的是一種危險的政治短視癥：

今孫灝折內(nèi)，以為索約爾濟地在京師直北，遠與俄儸斯接界，一似輕率前往，不無意外之慮者。此語猶為笑柄。今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喀爾沁貝子呼圖靈阿、扎拉豐阿，俱在朕前，試問索約爾濟非即伊等之部落家室耶？伊等非國家教養(yǎng)之子孫、臣仆耶？以伊等恭誠望幸迎請猶恐不及，而謂有意外之慮，當亦夢囈所不應出此者矣。

孫灝認為，決定巡幸的，是目的地的美景，乾隆皇帝對此怒不可遏。這樣的一種成見，顯得含有文化和地域的沙文主義意味，最終曲解了他的巡幸動機：

折內(nèi)又稱“索約爾濟非江浙勝地可觀”等語，其語更為荒誕，且南巡之舉僅為山水觀覽之娛？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于南巡的這種解釋似是而非，因為乾隆皇帝自己就對游覽作了安排，既是具有性別意義的活動，也是他向皇太后盡孝的一種標志，這一點前文業(yè)已指出了。盡管如此，乾隆皇帝還是尋求通過強調(diào)他在治水上的管理成就來反擊這種認識：

上年，朕臨徐、邳、淮、泗、沮、洳之地，為之相視求瘼，疏泄修防，次第興舉，今歲農(nóng)事倍收，孫灝寧不聞之乎？

乾隆皇帝的反問又是在純粹玩弄修辭手法：若孫灝對此聽而不聞，那他就是故意為之。

乾隆皇帝集中注意力于巡幸的民族—王朝涵義，他對于孫灝的回應也極大地受他的意識形態(tài)使命影響。孫灝擔心“隨從侍衛(wèi)官員人等長途費重，生計艱難”，對此，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肯定了物質(zhì)匱絀的美德：

從前皇祖時，狝狩之典歲率二三舉行，彼時大臣中或有外來之助，至于侍衛(wèi)、兵丁何嘗不以為苦？然正所以教之節(jié)用知艱也。且今預借俸餉、額外賞給，較昔實厚，豈至苦累轉(zhuǎn)甚于前者？

回答孫灝所提出的有關(guān)財政問題（“隨從侍衛(wèi)官員人等……生計艱難”），乾隆皇帝簡要地與康熙朝巡幸對比（“今預借俸餉、額外賞給，較昔實厚”）是不合邏輯且沒有說服力的。然而，乾隆皇帝并不在意自己表述的邏輯有欠缺，或是巡幸所帶來的財政后果。更為重要的是，不巡幸所招致的對于民族—王朝的影響。

當然，乾隆皇帝不能容忍孫灝反對巡幸索約爾濟，也不能容忍對他的南巡只不過是游玩的含沙射影。兩者最終都破壞巡幸作為一種激勵民族—王朝勤勉和堅毅之美德手段的合法性。最后，乾隆皇帝將孫灝的反對理解為“意將使旗人盡忘淳樸服勤之舊俗，而惟漸染漢人陋習，人人頹廢自安”，此等迂回的計謀鼓動民族顛覆活動，威脅到了削弱文、武領(lǐng)域征服者精英的特權(quán)：

文既不文，武既不武，必如此而后快于孫灝之心，則其心為何心乎？

最后，乾隆皇帝對孫灝反對意見的敵視，源于他自己的內(nèi)在焦慮，他對歷史的閱讀加劇了這種焦慮。更準確地說，元朝衰亡的歷史證明了需要繼續(xù)巡幸。

1768年初，京官上呈乾隆皇帝《御批通鑒輯覽》的最后定本。乾隆皇帝是在1759年指派這一任務的，如書名所示，乾隆皇帝在文旁加上了他的朱筆評論。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乾隆皇帝對于元朝最后一位統(tǒng)治中國內(nèi)陸的大汗順帝（妥懽帖睦爾，1333—1370年在位）的一些表面看來無關(guān)緊要的評論。此段的“綱”如是寫道：“至正元年（1335），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边@是由于御史和大臣的反對：

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圖帖木爾，1328-1332年在位）托付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nóng)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何！

這種對立，預示著將會發(fā)生政治斗爭。巴顏（？—1340），是來自蒙古蔑里乞部的弄權(quán)之人，年輕的妥懽帖睦爾能登上皇帝寶位，他是出了大力，他在1335年發(fā)動了一場反儒家的改革計劃。然而，這里我們主要關(guān)心的，不是1330年代初復雜的政治局勢，而是1760年代乾隆皇帝對這一特別事件的解讀。

元順帝

乾隆皇帝對此事的評論，是關(guān)于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則名副其實的宣言。乾隆皇帝強調(diào)了歷史悠久以及作為民族習俗的季節(jié)性狩獵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這是巡幸的范例）：

蒐苗狝狩，古所不廢，況畋獵足以肄武，在元明亦其國俗。

乾隆皇帝為巡幸辯護，認為它不僅是講武，而且也是對皇帝勤政習勞的要求，以及文治的一種合法性模式：

順帝春秋方盛，正當因此習武，而車駕所經(jīng)，并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

然而，令乾隆皇帝失望的是，順帝并沒有注意到巡幸是民族—王朝原則。相反，他撤回到了他的宮殿，屈從于士大夫們心胸狹隘的觀點以及妄自尊大的抱負：

順帝初元以來，端處深宮，委柄臣下，不聞臺垣抗疏一言，而狃于書生庸瑣之見，摭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

乾隆皇帝似乎從內(nèi)心感到驚訝、失望：妥懽帖睦爾這樣的蒙古大汗如此不負責任：“不知順帝耽于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痹谒磥?，順帝放棄打獵的決定，標志著更為全面的摒棄民族—王朝特權(quán)。但畢竟不是“端處深宮”的晚明皇帝，以及那些本性“好逸而惡勞”的漢人，他在這里只是蔑視那些從這件事的轉(zhuǎn)變上得到快樂的士大夫們：“無知者方嘉其從容轉(zhuǎn)圜。”

人們不禁會想到，乾隆皇帝這里所指的不僅是孫灝等人，而且更可推及那些在歷史上反對巡幸的士大夫。乾隆皇帝還身為皇子習學的時候，毋庸置疑會看到梁襄、趙天麟等強有力的抗議（見第一章）。他們抗議非漢統(tǒng)治者季節(jié)性遷移，比如金朝的世宗皇帝和元朝的忽必烈，他們的言論在287卷的《歷代名臣奏議》（約1416年）中可以見到，而這是乾隆皇帝青少年時代學習的主要用書。鑒于他身為皇子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對主要的非漢王朝的官修史書有極濃厚的興趣，可以肯定，乾隆皇帝對于妥懽帖木爾狩獵流產(chǎn)一事的了解，要早于他自己就類似事件與孫灝的交鋒。無論如何，乾隆皇帝在1758年對孫灝的尖刻回應，以及他對于妥懽帖木爾的評論，兩相呼應，反映出乾隆皇帝將巡幸視為生死攸關(guān)的民族—王朝事業(yè)。

南巡是由康熙皇帝1680年代開創(chuàng)、乾隆皇帝在1740年代重新開始的更廣泛地恢復巡幸的一部分。在1680和1740年代來自清廷的辯護話語中，各種巡幸，包括季節(jié)性狩獵，甚至康熙朝的軍事戰(zhàn)爭，被用于呈現(xiàn)一套相當抽象的美德，包括了法祖、無逸、勤政、習勞、安民。本章關(guān)注這些有著交叉的話語，以闡釋我稱之為巡幸的民族—王朝原則（ethno-dynastic imperative)。

由于皇帝對于巡幸的聲明用的是抽象和靈活性的概念（孝道、勤政、仁慈），因此它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所起的作用，是割裂“所指”。質(zhì)言之，皇帝為巡幸禮節(jié)的辯護，“通過明指一事而暗指另一事，以及通過將這些若干指稱物，以一種有助于維持支配關(guān)系的方式纏繞在一起”，而產(chǎn)生了意識形態(tài)的效果?？滴鹾颓』实坳P(guān)于他們巡幸的意義和目的的聲明，旨在增強征服者精英的政治聲望，從歷史上看，這是清政權(quán)內(nèi)部不斷變化的一小部分。

至此，應該說已很清楚，巡幸是一種高度爭議的禮儀活動，是清朝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康熙和乾隆皇帝都發(fā)現(xiàn)，需要用漢族士大夫可能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民族—王朝特權(quán)的主張。即便如此，還是有對抗的時候?！胺ㄗ妗焙汀般∽窦曳ā彼鶄鬟_的孝道，是作為特別重要以及和解的原則出現(xiàn)的，它極為抽象，足以彌合（至少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官僚的得體禮儀舉止的理想與皇帝強化民族—王朝使命之間的分歧。此外，1680年代和1740年代恢復巡幸，使得推崇民族—王朝的巡幸先例，優(yōu)越于經(jīng)典的巡幸模式。在作為民族—王朝典型表現(xiàn)的帝王巡幸中，季節(jié)性遷移與狩獵作為滿洲人紀律、勤勉、堅毅、習勞的一個源頭，地位突出。這在康熙朝已很明顯，乾隆朝又日益增強。

當然，任何巡幸的標志都是一個移動的朝廷。在下一章，我們將考察與將一個朝廷置于運動之中的復雜的后勤任務相關(guān)的意識形態(tài)涵義和政治博弈，特別是在乾隆南巡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