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教授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一出來，就進入各大書店學術歷史類的銷售排行榜；網絡上獨立的薦書平臺，多將這本著作納入。先前理想國已經選摘推薦過，今天不吝再選摘推薦。

文化轉型的史學代價

選自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

1.

強制遺忘普遍存在與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

《魏書》 所描述的崔浩是歷史上罕見的全才，“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對拓跋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發(fā)展發(fā)揮過重大作用，末年卻邂逅酷濫駭人的史獄。魏收慨嘆“何斯人而遭斯酷”，表達了深深的痛惜。后之史家亦無不深致同情。

田余慶先生說：“崔浩以直筆、實錄獲譴，不悖于史德?！迸c先前的研究者不同，田先生考察崔浩國史之獄的目的，在于探討北魏一朝史風污染的根源。在他看來，正是國家權力的惡劣濫用，造成北魏史學的衰落，此后“近一個世紀中史官備位，少有著述”。他總結說 ：“當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時，先人事跡無涉榮辱，無大違礙；而當皇權在握，禮法人倫關切利害，成為衡量準則之時，所謂實錄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權就要剪裁史法，就要約束史家?！边@是有切身人生體驗的沉痛之辭。

不過，如果我們站在內亞的立場來觀察拓跋史，就會看到拓跋政權從內亞征服體制向華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剪裁史法， 約束史家”似乎又是難以避免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華夏傳統(tǒng)的 “史德”為文化轉型的拓跋歷史所作出的妥協(xié)或犧牲。

政治權力主導的集體遺忘，并不僅僅出現(xiàn)在文化轉型的社會里，而是各類政治體發(fā)育過程中的常態(tài)。以內亞的拓跋部早期歷史為例，《魏書·序紀》稱拓跋先世的成皇帝毛 “遠近所推，統(tǒng)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這個說法雖然可以肯定出自后世的想象，但畢竟是拓跋集團由多部族、多人群逐漸融匯形成這一歷史的曲折反映。

然而在《序紀》（也許《代歌》已然）里，我們完全看不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的痕跡，只剩下拓跋部父系直傳的單一譜系，表明在拓跋集團的發(fā)展史上，拓跋系以外的歷史都被遺忘了，只有拓跋的歷史被精選出來（或制造出來）成為唯一的歷史論述。

這種遺忘常常被當作歲月推移造成的記憶喪失，其實是政治力量主導下的記憶刪除，是各部族各人群的歷史論述在競爭中被拓跋政治力量壓制乃至封殺的結果。常見的各類所謂民族史詩，也應看作在這種歷史論述的競爭中的優(yōu)勝者或幸存者。強制遺忘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的各個階段、各個角落，這個認識對我們思考歷史、史料和史學史的復雜關系是非常有幫助的。

2.

文化轉型期的遺忘：

昨日尚不遠，明日已可見

然而，文化轉型時期的遺忘，往往具備了更寬廣的歷史意義。文化轉型，通常是指社會中一部分人放棄該人群原有的文化傳統(tǒng)，轉而接受另一人群的文化傳統(tǒng)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語言、倫理價值、習俗、服飾、飲食等等，都會發(fā)生轉換，當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要經歷很多代人，而最終完成的則是認同的轉換。

從記憶的角度來看這個過程，就是逐漸修改原先的歷史論述，有所舍棄，有所創(chuàng)新，經歷一系列變動后，匯入主流歷史論述中，從前的歷史被徹底或部分放棄，最終形成不可逆的遺忘。文化轉型時期的遺忘，只是這個過程中的某些環(huán)節(jié)，在這些環(huán)節(jié)上，社會徘徊于新舊之間，昨日尚不遠，明日已可見，政治領導者對于文化轉型既強力推動又顧慮重重，這正是歷史論述最易引起關注的時刻。

崔浩國史之獄，就發(fā)生在這樣一個文化轉型的過程之中。從維護史德直筆的理想來說，崔浩之獄當然意味著歷史學的黑暗時刻。不過，從有利于文化轉型的完成來說，這個時期的歷史敘述，在華夏傳統(tǒng)的價值系統(tǒng)內，不僅要有利于拓跋政權合法性的建立，比如歌頌以太武帝為主的北魏歷代統(tǒng)治者，而且有利于拓跋社會建立文化轉型的信心，因而不可把北族社會描述得與華夏社會過于不同，這種不同通常是消極和負面意義上的，也就是野蠻的、不合華夏禮法的。

的確，轉型中的北族社會正在放棄一些古老的北族傳統(tǒng)，可是，從激烈變化中的北族社會的角度看，恰恰就是這些傳統(tǒng)不應該進入歷史論述，或應當從已有的論述中剔除出去，這么做，正是為了幫助北人社會更自信地實現(xiàn)其放棄。如果在歷史論述中強調這些傳統(tǒng)，那不正是要動搖北族社會的自信甚至阻礙其社會轉型嗎？

在無文字時代，放棄或摒除一些記憶，轉換一個或多個歷史論述，相對要容易得多。而拓跋鮮卑面對的卻是有豐富歷史書寫傳統(tǒng)的華夏社會，歷史學早已建立起直筆、實錄的獨立價值標準，這時，在服務于文化轉型的時代要求與維護史學直筆美德的傳統(tǒng)之間，存在著一種難以調和的沖突。有時候，即便是崔浩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經驗的人，也沒有意識到這一沖突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其結果，以犧牲史學為代價，國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遺忘的制造。

3.

史學的“至暗時刻”

文化轉型意味著主動遺忘。如前所說，遺忘過去是為了重新開始，切斷時間的連續(xù)流動，是為了有助于一個期望中的未來更容易呈現(xiàn)。由此我們面臨一個沉重的話題，那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史學作出犧牲似乎變得難以避免。似乎可以進一步說，為了有助于實現(xiàn)文化轉型的歷史，史學直筆和實錄的原則就不免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犧牲。

尼采在 《不合時宜的沉思》中的一章《歷史對于生活的利與弊》里，說過這樣一段話 ：“關于過去的知識只有在服務于未來與現(xiàn)實，而不是削弱現(xiàn)實、破壞未來之時，才是值得獲取的。” 

他強調，對于歷史不應當只看到發(fā)生過，而且要看到“不應當這樣”。只有站在現(xiàn)實的制高點上，了解和闡釋歷史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他還說 ：“對于個體、群體和文化的健康來說，非歷史和歷史是同等必要的。”尼采的話對于我們理解歷史中的歷史學是有警醒作用的?？鬃拥摹拔⒀源罅x”， 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司馬光的“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都是借著說歷史，著眼點卻在當下和未來。

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都有相當數(shù)量的非華夏人群加入華夏社會，這些人群都要通過不同途徑實現(xiàn)其文化轉型，最終轉換其歷史敘述，使得他們的社會面貌與其他華夏人群沒有差別。這個過程中，集團和個體都積極進行了遺忘。

例如，十六國北朝的某些姓氏本來出自非華夏人群，經過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原本形式上的鮮明差異消失了，到了隋唐時代，這些家族的后人敘述家族歷史時，無不溯源至兩漢甚至三代。這種歷史認同的轉換，可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本形態(tài)，現(xiàn)存的家譜、族譜和地方志，都可以提供巨量的例證。

現(xiàn)代史學固然以求真復原為原則，可是這個原則在史學獨立以前并不是隨處可用的。設想一下，當一個鮮卑步六孤氏（孝文帝時改為陸氏）的后裔宣揚自己出于吳四姓之一的陸氏，你會不會去揭發(fā)他編造歷史呢？如果你出于對歷史的忠誠而的確這樣做了，偏巧他又是有權有勢的人物，你會不會被一頓暴打呢？當然，可愛的書呆子代不乏人，被暴打的故事也史不絕書。

……

歷史上的非華夏人群在進入華夏（漢）社會之前，通常處在無文字階段，那時的歷史敘述以口傳形式存在，家有其史，部有其史，國亦有其史。

進入文字書寫階段后，書寫幫助權力集團建立穩(wěn)定的、有利的、唯一的歷史敘述，并因此排擠其他各種歷史敘述，使之漸漸沉寂而最終遺忘。然而書寫的穩(wěn)定性也形成一種牽制，書寫下來的歷史不似口傳歷史那樣可以因應現(xiàn)實需求而隨意更改，無文字時代歷史敘述的流動性所帶來的便利不復存在，歷史敘述服務于現(xiàn)實的靈活性也大打折扣。

這個特點使得權力者在利用歷史的同時，也只好適應和受制于已定型的歷史敘述?？趥鳉v史向書寫歷史轉變的同時，絕大多數(shù)非華夏人群還面臨文化轉型所帶的倫理體系的華夏化（漢化），當處在轉型的某個中間階段時，已寫定的歷史有可能反過來成為包袱，引起重大問題。許多史案和文字獄都可以放在這個背景上理解。

相關圖書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

羅新 著